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李直峰
1935年9月，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实行“攘外安内”的政策，在西安成立西北“剿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张学良将军为副司令代理总司令，率领东北军约不到三十万人，杨虎城将军仍为十七路军总指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这时杨已被迫不兼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率领十七路军(西北军)不到十万人，企图用以“剿减”要反蒋要抗日的红军。太原日特闻讯喜出望外，幻想通过阎锡山，向杨虎城将军介绍，欲在西安成立反共的特务机关，CC派的陕西省党部特务室，陕西省政府教育厅督学室：宋志先、杨志俭、杨思诚、李拓夫、班志洲、沈子屏、赵启平、马德斋、童剑秋、原汾、周学昌、郭紫峻、银泽洪、续约斋、张元、张青、李考堂、李培厚、复兴社的陕西省会警察局、西京特务站、西北别动队：马志超、周养浩、曾扩情等(实际人还多，当时未查清)，仍在继续每日反共，甚至反对张杨。除在西安西关设立集中营，关押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外，还在这数年中，他们通过蒋介石先后将张学良将军的西北“剿总”政训处长黎天才和马绍周、关时润、孙达生、刘澜波等，杨虎城将军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十七路军参谋长王一山，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陈子坚，西安绥靖公署驻沪代表李志刚，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陕西省政府民政厅主任秘书米暂沉，西安绥靖公署参议郭增恺，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宋绮云、杨明轩、郭则沉、李致远(即李直峰)，以及西安警察一分局长王世泰，西安汽车站正副站长戴子美、张明仁和任启明等，加以共产党和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撤换、驱逐逮捕。杨主任也被迫，不得不将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一职，让给国民党江浙派邵力子，并改任：耿寿柏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韩威西为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兼十七路军参谋长续式甫为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周梵百为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主任，原政庭为西安绥靖公署密电科长，张学良将军亦被迫改任曾扩情为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再如1935年8月25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室行动股李拓夫，在西北饭店明目张胆地逮捕了张部宋黎，又被杨部巡逻队截回来，杨曾为此激于气愤，摩拳擦掌地对张说：“我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所以张就令其卫队手枪营长孙铭九，带队包围搜查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室，逮捕了李拓夫、班志洲，把他们所逮捕的地下共产党员，宣告无罪释放。1935年2月，蒋介石施行“两败俱伤”计，首先勒令杨虎城将军率十七路军“进剿”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二十五军，当红军打下荆紫关，进入黑山街，袁家口一战，杨的独立一旅，全部被歼减，唐嗣同旅长被活捉。1935年5月，红二十五军打下柞水、九间房一战，杨独立二旅五个营，完全被歼灭，旅长张汉民被活捉，红二十五军突出终南山子午谷，进迫西安城南郊区，震警了杨虎城，威胁了全关中。1935年11月，蒋介石一面命令阎锡山军：孙楚所指挥的五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八十四和八十六两个师，沿绥德向瓦窑堡清涧“进剿”。一面命令张部一○七师，沿洛川、甘泉向延安西北“进剿”，一○六师、一○九师沿环县向铁角岭、吴起镇“进剿”，何柱国骑兵师沿庆阳向太阳镇、直罗镇“进剿”。杨部以新败的十七路军，进驻韩城一线“围剿”，企图一鼓占领安塞、保安党中央抗日革命根据地，歼灭所有中央红军。可是在毛主席亲自布置和指挥下，孙楚的六个旅和八十四、八十六两个师，被红军歼灭数营而溃退，何立中等两个师，被红军歼灭于大小劳山，牛元峰的一个师，被红军歼灭于吴起镇，何柱国狼狈退回，何、牛两师长伤亡，一○七师、六一七团、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俘，其他六名团长，阵亡或被俘，共计歼灭张部东北军五万人。张杨至此才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想借红军消灭他们，觉悟到打红军并无好的出路。因为红军在前，既不能前进打胜仗，蒋军在后，又不能后退求生存，若不自谋出路，只有夹在中间，完全被消灭。当然，张杨也有其爱国救亡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一面，以及热爱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思想，如杨虎城将军出生于陕西蒲城农民家，秉性豪侠，仇恨强暴，富有民主革命思想，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为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的一支劲旅。20年代初期，杨在陕北秘密结识共产党员魏野畴，则请为之政治教育军队。国共第一次合作民主革命时期，杨在皖北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又秘密任用共产党员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以及南汉宸、刘仲华等，再请为之政治教育军队，杨对民族革命，也已受到影响，以后秘密帮助过抗日同盟军共产党员许权中第十八师以武器，并公开向国民党政府请缨自愿率部北上抗日，30年代初期杨还资送共产党员潘自力、王炳南、江隆基，进步青年郭则沉、原政庭、亢心栽、刘佛吾、李敷仁、蒲克敏、李高侠、袁若愚、韩鲁等出国留学，培养人才。还通过进入陕南的红四方面军，不许孙蔚如部阻拦，密订互不侵犯协议，让路给红军去通、南、巴，建立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1932年杨在西安发现一个埋藏白银的大地窑，并不将这项白银饱入私囊，就秘密用以制造大量银元，套购许多外汇，向德国洋行订购十万支钢枪，为其抗日救国作准备，后以运样飞机误认洛阳机场为西安机场而降落，就被蒋帮连枪完全扣留了。1935年11月，杨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南汉宸派申伯纯向杨传达党的《八一宣言》，杨就表示竭诚拥护。再如孙铭九追述，1935年张学良将军在国难家仇的痛恨中，开始接近进步人士，密在上海、南京接触过邹韬奋、杜重远和东北义勇军抗日名将李杜等人，并通过李杜又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鼎。1936年初，刘鼎秘密来到西安，对张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刘鼎曾对张说，你要想去掉不抵抗将军的名声，只有到抗日战场上去洗刷。这句话触动了张的灵魂，从此张就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张杨这些被迫求存在的事实，以及张杨这些接近中共党员的进步，亦已酿成当事的张杨，势在必行的联共反蒋和抗日。
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在榆林桥战斗中，俘获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在瓦窑堡学习后，愿回东北军做张学良的工作，经毛主席批准，释放高到洛川，以经王以哲送给西安张学良，12月高福源秘密回到瓦窑堡，从此红军与东北军，就直接产生统战关系，周恩来副主席负起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责任，专做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同时周副主席还以黎天才密做张学良的工作，南汉宸做杨虎城的工作，因此张部军官中始有共产党员黄显声，杨部军官中先后有共产党员王泰吉、张汉民、阎揆要、孔从周、赵寿山。杨虎城将军还密派代表，到延安与红军取得联系，从此陕北前线已无战争，双方士兵大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枪口向外，一致抗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说过：“首先感到吃惊的是我到西安时，看见几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张学良的官邸里。”这时西安内部也谣传：王炳南和王安娜(德国人)在西安密做杨虎城的工作。邓发在西安给中共做军事情报。罗荣桓在西安中山门城楼上，给张学良训练游击队。秦邦宪住在西安东大街一家牙医诊所楼上，给中共做情报。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亲口对我讲过，有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住在新城西门外绥署军法处，经他负责给杨主任秘密做联系。1936年2月20日，红军过黄河东征抗日，张学良左路军总指挥部驻洛川，杨虎城右路军总指挥部驻韩城，确知张杨军对红军后路并没有发过一枪一弹，证明这是红军与张杨军的军事停战协定。1936年4月11日中午，我在韩城杨主任右路军总指挥部亲眼看见张学良的飞机，从延安方向抵飞韩城上空，给杨主任扔下一个黄色布通讯袋，证实这是经毛主席批准，张学良将军飞到延安，与周恩来副主席进行了秘密会谈的通知。1936年10月下旬，蒋介石根据特务们密报张杨不稳，则以避寿为名，先到西安后转洛阳，带来大批军政人员，筹划遏制张杨消灭红军，我在杨主任新城官邸侦译出蒋介石盛气凌人、通令其全军的无线密码电报说：红军从江西北上到陕甘，原为三十万人，已被消灭成二万五千人，现正派张冲为代表，前往接洽收编为国民革命军中，用以安抚其军心。张杨曾以祝寿为名，先后从西安赴洛阳，请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不但不听，反加训斥，张杨都扫兴而返，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一到西安，就向张杨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甘苏区。第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逼迫张杨选择，然后退缩驻到临潼华清池，由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率领一部分宪兵和复兴社侍卫官警式保卫。张杨以时机迫切，不得不计划：第一步“苦谏”，第二步“兵谏”，最后还是以逼蒋抗日为上策。乃于1936年12月7日下午，又乘国民党军政大员不在蒋的身边，亲赴临潼华清池，张向蒋痛哭流涕、慷慨陈辞：日帝侵略，得寸进尺，鲸吞东北，蚕食华北，国家危亡，就在旦夕，若不停止内战，就不足以言救亡，若不团结一致，就不足以言图存，所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上策。蒋拍案大怒说：你就是开枪打死我，“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杨赶入助张，蒋怒犹不息，张杨愤返西安。1936年12月9日，西安一万五千多青年学生在革命公园开会，纪念“一二·九”爱国运动一周年，向张杨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后，又步行赴临潼华清池，向蒋继续请愿，当行至灞桥十里铺时，已接近黄昏，就被蒋派军警宪阻拦镇压，发生了流血事件。张亲驱车赶至，一面安抚慰问，一面勒返西安，热泪盈眶地说：“我替大家向蒋委员长请愿，他不抗日，我抗日，因为我又不是他的走狗，保证一周之内，敢以事实回答大家。”这些蒋对张杨的摊牌，以及严峻的逼迫，迅速造成西安事变，实行“兵谏”的一付催速药剂。
1932年9月，我在西安绥署新城大楼杨主任官邸，首先破译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交给的天水杨部警备师长马青苑致南京蒋介石的密码电报，知复兴社特务策动，马将叛杨投蒋。1933年3月，开封刘峙第一军胡宗南第一师进入关中前，杨虎城将军就表示反对，胡不得不亲到西安，谒杨缓洽，我又破译机要秘书主任王菊人交给的胡致刘密码电报中说：“所谈尚洽。”胡师始得进入关中。与万耀煌二十五军王耀武师汇合，控制了咸阳经天水至兰州的交通线，迄至1936年形势愈迫愈紧，张杨就在党中央毛主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蒋介石调集30个师，260个团约三十万人进驻平汉，陇海铁路，一直顶至灵宝三角地带，并增调装甲部队驶入豫西，百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分布在洛阳、西安、兰州飞机场，另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部司令，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进“剿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坐镇西安督“剿”调兵遣将，原计划于1936年12月11日零时，发动活捉蒋介石，开始实行“兵谏”，后因张部于学忠五十一军，由甘开陕，未按预定时间赶到，不得不将已在夜里包围西安飞机场的部队撤回，决定推迟一天，改为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2日零时，张杨两位将军登上西安绥署新城大楼瞭望台，三发指挥信号声，开始爆发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杨的十七路军在西安，由赵寿山军长统一指挥，孔从周炮兵团、警备二旅、李振西教导团、宋文梅卫队营迅速解除国民党宪兵第二团，空军战斗轰炸飞机队，复兴社警察大队，复兴社别动大队，王耀武、胡宗南各零星部队的武装，扣住军用飞机50架，飞行、技术、工作人员五百多，逮捕“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枪毙宪兵第二团团长杨镇亚。陕省府主席邵力子，闻枪声受惊，由夫人傅学文，扶之跳省府围墙而伤股，西京招待所党政军要员邵元冲以慌恐爬墙而命亡，陈诚以身藏地下室木箱而保全性命。计俘虏陈诚、陈调元、陈继承、蒋百里、蒋作宾、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张冲等，连家属十数人。CC特务头子，陕省府教育厅督学主任郭紫峻，伪穿绥署总参议军服，先后混出西安城门，逃回南京。CC特务陕省府教育厅督学续约斋，CC特务陕省教育厅秘书兼科长银泽洪，以身藏绥署办公厅主任续式甫家中，而未被逮捕。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室主任王思诚，以隐藏在原张部军需处长闵湘帆家中，而得逃回南京，国民党长安县党部书记长兼特务室主任杨志俭，潜伏在绥署军医处街墙角楼上，逃避了逮捕。兰州西安绥署驻甘行署主任邓宝珊，同时解除兰州复兴社警察大队、空军战斗轰炸飞机队、朱绍良部队的武装。西安至临潼公路上，由东北军刘多荃一○五师警戒，张部卫队手枪营长孙铭九，奉张杨命活捉蒋介石。深夜二时孙铭九率王协一连长，带领两卡车50名卫士，首先冲到华清池大门外，打死抵抗的所有宪兵，然后杀入华清池蒋官邸，俘获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枪毙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流弹打死待从秘书萧乃华。卫队二营士兵一连多由商亚东营附率领，同时加入搜查蒋介石，当蒋被枪声警醒，未及穿外衣戴假牙，只着衬衫睡衣，由侍卫官蒋孝镇扶持和背负，越过华清池围墙，而爬上骊山，不期悬崖绝壁，无路可逃，只得蛰伏在巨石后，乃被孙铭九先捉侍卫官蒋孝镇，后获遍足刺伤全身颤抖的蒋介石。上午10时孙铭九亲自用小汽车押蒋送到西安绥署新城大楼东中室，归杨的卫队营长宋文梅看管，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受的虚惊。当送给蒋吃饭时，蒋表示绝食说：张杨的饭我不吃。张杨说：他不吃我们吃，宋文梅改对蒋说：我是你的军校学生，这是学生的饭，请校长吃吧，蒋就装模作样，从此就吃开饭了。张杨立即把反蒋抗日，改作逼蒋抗日，并把对蒋进行“兵谏”的八大政治主张，通电全国，还印成传单，散发各地：(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立即撤销西北“剿总”，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主委和副主委，董英斌为参谋长。设立：临时参谋团鲍文樾为主任，设计委员会高崇民为主任，西北民众运动委员会王炳南为主任，《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郭维城为主编，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杨明轩为主任，并释放政治犯一百多人。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杨的原参谋长王一山为陕省府代理主席，兼民政厅长，后正式任命杨的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为陕省府主席，杜斌丞为陕省会警察局长，李寿亭为陕省府教育厅长，申伯纯为十七路军政治处长，周梵百为西安绥署侍从室主任兼杨的机要秘书主任，李致远即李直峰为西安绥署侍从室第一组长，郎世桀为西安绥署侍从室第二组长，原政庭为西安绥署密电科长。并组成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总指挥，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这就激起日帝仇恨，阴谋促动南京亲日派何应钦，于当天上午11时，派洛阳战斗轰炸机30架，一架架低飞机掠西安绥署新城大楼屋顶而过，企图以炸张杨为名、实则想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全面投降日帝。亲日派汪精卫，亦受意酋莫索里尼唆使，飞回南京就篡夺蒋政权，企图抢先组织亲日政府。何应钦即对张杨下了“讨伐令”，想进一步促使张杨置蒋于死地，但均为英美派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所反对，未克如其愿。但已形成向关中进军，包围西安态势，张杨不得不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部调集关中东部，准备阻击何应钦“讨伐军”。
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特派飞机到延安，迎接党中央毛主席所派的代表团。党中央毛主席鉴于蒋介石对日帝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丧失了东北。1932年日帝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签订了破坏抗战的《淞沪协定》。1933年日帝侵占热河、古北口、山海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年5月日帝向蒋政府要求华北统治权，7月接受了要求，签订《何梅协定》，丧失河北、察哈尔两省大片土地。是年十月汉奸占领香河县城，11月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华北五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特殊化，最后秘密承认《广田三原则》，将全国大好河山，就要断送给日帝。在这关键时刻，深刻分析，只有对日蒋要分化瓦解，对蒋介石一帮，要联合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挽救祖国免于危亡。当即派周恩来为代表团团长，东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副团长(早在八九月间作为红军驻东北军的代表，秘密来到西安)，率领数十人庞大的代表团，17日起先后飞西安，分别下榻于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将军官邸和通济中坊东口路东原南汉宸同志的一所宅院。代表团先后到的成员我记得有：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罗瑞卿、罗荣桓、邓发、曾希圣、童小鹏、刘鼎、朱理治、刘澜波、王炳南、王安娜、汪锋、南汉宸等，开始与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谈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南京何应钦则不断密派特务、汉奸、托派携带密电本。潜入西安进行造谣破坏活动，大都在城门查获，当即加强对蒋介石的看管。杨的宪兵队长金闽生，到新城大楼关押蒋的窗户外，探头探脑地望了一下，就被杨撤了职。东北军、西北军革命将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西安市革命群众，积极要求组织人民法庭审判蒋介石，把他送上断头台论罪。有的人还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主要是太原阎锡山密派的托派张慕陶、徐维烈、梁村田、张子奇等到西安，并受日特唆使，挑拨张杨管押蒋的关系，企图离间张杨的团结，置蒋介石于死地，杨不得不把蒋转交给张，管押在金家巷一号张官邸附近今建国路15号高桂滋公馆去住时，蒋误以为孙铭九在夜间拉出去枪毙他，就吓得面如土色，颤抖成一团，退到床角，死也不肯走，这是蒋介石第二次受的虚惊。国民党西北“剿总”政训处曾扩情，畏罪通电叛蒋，后被蒋撤职关押。西安绥署驻甘行署总参议续范亭，则在《西京日报》所改的《解放日报》上题词发表声明“如何应钦领导全中国，吾人宁愿蹈东海而死”，我在杨主任侍从室周梵百主任领导下，侦译出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委CC要员的姚容轩，打给杨部驻大荔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的无线密码电报说：“有急事要去见。”杨主任惟恐冯有异动，则通知冯要任用续式甫(冯的亲近人)为陕省府财政厅长兼禁烟局长，借以拉拢和安抚冯，但冯已死心踏地要叛杨，即打长途电话给续式甫说：你不要接他的财政厅和兼禁烟局长，结果姚对冯封官许级，冯则不听杨命，按兵不动，不移兵潼关扼住这个要道，致使何应钦“讨伐军”顺利通过潼关到达渭南赤水，隔鸿江面而与张杨军相对峙，何还派飞机不断轰炸赤水。这时何应钦所指挥的30个师的兵力布置，作战计划，战斗密令，口令信号，陆军联络符号等无线密码电报，均被我在杨主任侍从室周梵百主任领导下，完全侦译出来，杨主任随时交给周恩来副主席审阅。周副主席甚感重要，即通过南汉宸，秘密约我到通济中坊东口路东代表团办事处晋见，我初望之，目光炯炯，神彩奕奕，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就之握手，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周副主席表扬我侦译的成绩很好，教育我密码电报离开密电本，才能保密，当面叫我参加了革命并报请党中央批准。周副主席鉴于何应钦电命令的进攻部署，不得不调中国工农红军开到高陵、泾阳、咸阳、蓝田、商县，作为张杨军的后援，当红二十五军开往蓝田、商县路过咸阳时，国民党王耀武师士兵一见就吓得弃械向渭河而逃，从而使蓝田、商县红军，威胁着潼关要隘，何应钦“讨伐军”才不敢大举入关进攻西安。
周副主席数日来，不顾跋涉辛苦，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天，在金家巷一号张学良将军官邸同张亲切交谈到深夜。周副主席就当前形势，扼要地给张谈：宣布蒋介石祸国殃民罪状，交给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这不仅不能一致抗日，反而会扩大内战，加速国家危亡。为救亡图存计，应先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后要联合蒋介石一致抗日，这就是为图存而促蒋逼蒋，为救亡而释蒋联蒋，这才扭转了张的一些思想，巩固了张释放蒋的一些信心信念，并商谈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对蒋谈判的一些条件。第二天即12月18日，周副主席又到新城杨虎城将军官邸，同杨商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及释蒋的道理，杨初表示“放虎归山，久后伤人”，不能释放。周副主席告以张已同意时，杨旋改口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既然张副司令同意党中央的意见，我就无不服从。”当然张杨对周副主席一致表示，愿意服从党中央毛主席既定的政策，但他们自己的思想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周副主席针对张杨的想法问道：你们八大政治主张的通电，迄到现在是否得到全国拥护?答日：不知。周副主席就说：这说明你们领导不起全中国进行抵抗日帝的战争，势迫我们非打内战不可，打到潼关去，那是轻而易举的。但是打到郑州、徐州、南京去，以致消灭了亲日派和反动派，就得打三年的仗，还得三年恢复元气，四年做好抗日准备，这十年时间，日帝决不会宽容，早已把我们各个击破了。这番话才解决了张杨的思想问题，加强了张杨依靠党中央，坚持“三位一体”释放蒋联蒋抗日的信心。南京端纳受宋美龄之托，得张杨之允，早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分别见到张杨和蒋，保全了蒋的性命，15日飞返洛阳，向宋通了蒋安全的电话，16日又飞到西安，张杨同意派蒋鼎文、端纳，携带蒋给何应钦的手令，又飞返南京，向何应钦、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分别作了汇报。12月20日，宋子文飞到西安，与张杨及蒋进一步取得联系。周副主席就趁机与宋子文进行长谈，21日宋飞回南京，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抵西安，23日代表蒋介石在西安与周副主席、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开始了第一次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周副主席首先提出党中央毛主席的六项主张：1．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2．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3．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4．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5．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6．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12月24日，第二次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即蒋的所谓六项诺言：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方法。周副主席就于12月24日晚上，亲自到高公馆见于蒋介石，这是蒋介石第三次受的虚惊。蒋未想到周副主席先对他说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以及西安事变的真正意义，后又指明目前形势，抗日才能生存，团结才能救国，“攘外必先要安内，安内必先‘剿共’”必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能得到释放，才能得到救国，蒋始稍释恐慌，当以感慨的心情，接受六项和谈的协议，并允许成立西北五省军事统一机构，由张杨负责。西安事变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斗，从此宣告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联蒋抗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的胜利果实，周副主席不避艰险，英勇奋斗的丰功伟绩是本世纪内，中国革命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至于释蒋的问题上，张杨既不能因为怕蒋报复，而率东北军、西北军归附中国共产党，势必还得与拥蒋派打内战，就不可能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又不可能因为恨蒋卖国不抗日，为民除害而杀之，势必还得与亲日派打内战，这均会造成两败俱伤，致使日帝坐收鱼利而俱灭之，所以张杨为了救国救民，甘愿自我牺牲，听从党中央代表团的话，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张还不怕报复，要亲自送蒋回京，张的卫队手枪营和孙铭九，则认为不甚安妥，劝张不如先和杨主任私自商量研究后，再和党中央代表团长周副主席，共同研究商讨，由“三位一体”统一决定，该亲送就亲送，不该亲送就不亲送。张反驳说：我们还要请他作抗日领袖呢，不能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把他一个人打发走了，叫他怎样作人呢?我一定要亲自送他去，你要听从我的话，服从我的命令，不要阻碍我，你要不服从我，就是不忠实我，哪你就掏出枪来，先打死我好了。张又补充说：我去南京，还可以堵住亲日派的口，那有到南京就会把我扣起来的道理，而且我们这里还保留着他的许多人员呢。
1936年12月25日中午，我在杨主任侍从室接到通知说：绥远傅作义将军飞陕，调停西安事变，让我前往西郊飞机场欢迎。当我到达飞机场时，已有数千群众列队等候，只有一架巨形飞机，停留在跑道上，一直等到下午三时，还不见傅作义将军飞来。移时突然出现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杨虎城等，乘小轿车数辆，来到飞机旁停下，蒋见飞机场上人山人海，大有“四面楚歌，草木皆兵”之势，吓得假牙嗑嗑，两眼大瞪，顿时说不出话来，这是蒋介石最后受的虚惊。张杨即请蒋上飞机，蒋才勉强对张杨安慰的说：1、我一回到南京，就马上释放政治犯；2、三个月后一定改组国民政府；3、半年后实行抗日，不想张在飞机旁，用铅笔写下一个给东北军的手令：“余去南京没有不幸，我东北军可由于学忠统帅，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①，随即登上发动起来的飞机。周副主席闻讯，偕孙铭九乘车赶去，飞机已经起飞，机场上的群众相顾惊讶，西安人心从此混乱。傍晚我在杨主任侍从室侦译到一份洛阳播发的明码电报云：“蒋委员长已经脱险，现在安全飞抵洛阳。”同时太原阎锡山电务处，亦侦收到这份电报，致使阎锡山大失所望。这是因为阎锡山早与日帝相勾结，当蒋被擒时，就断定蒋必死，国事将由阎收拾，又闻张杨组织抗日援绥军，就要派傅作义，前往西安欢迎。最后知道蒋已被释放，还想派赵戴文前往西安收拾张杨军。但蒋军已抢先进入关中，控制了东北军西北军，此阎锡山所以要惊慌失策。第二天即12月26日，洛阳无线电台，又播发一份蒋伪造在西安时对张杨训话的明码电报，从而使张学良将军失去了自由。蒋在洛阳痛定思痛，指着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的鼻子骂：“你的眼睛瞎了，你的耳朵聋了，使我吃了这样大的苦头。”所以蒋一回到南京，为了进一步加强其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工作。就即刻将CC派、复兴社、改组派三方面的特务机构，合并统一起来，扩大改组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机关。局长为CC派头子陈立夫，副局长为复兴社头子。首都警察厅长陈焯，局下辖四个处，第一处长为CC派的徐恩曾。第二处长为复兴社的戴笠，第三处长为改组派的丁默村，第四处长为复兴社的郑介民，加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特务工作。并把张学良将军软禁起来，进一步加以政治迫害。1937年1月5日，杨虎城将军义愤填膺，在周副主席、叶总参谋长代表团的领导下，在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的同意下，领衔向蒋介石发出强烈抗议：扣押张学良将军的电报：汉公送委座入都，蹈刑辞而苦甘，示大义于天下，果有人心，能不感动，乃竟扣留汉公，国危至此，总不应有萁豆之争，而唯以同胞之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但蒋背信弃义，置杨电报于不顾，加速分化瓦解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调中央军第六、第十、第十四、第二十二、第二十八、第六十、第七十九、第八十三、第九十五、第一○三各师及教导总队，进至潼关、华阴县一带压迫“三位一体”的部队早日复原。并于压迫东北军将领要杨虎城将军释放陈诚等十数人回京后，蒋就在1月20日，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王树常为兰州绥靖公署主任，对杨虎城将军给予撤职留任处分。据孙铭九追述1937年1月下旬，以孙铭九为首的东北军青年军人，于2月2日晨，爆发了枪杀王以哲、寻杀何柱国的事件。这又引起汉奸、特务、托派卷土重来，进行挑拨离间。周副主席又力挽狂澜，把孙铭九送到旬邑红军驻地。2月8日蒋介石就趁机火急命令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中央军快速进驻西安，违反“一二·二四协议”，发表“陕甘军事善后办法”，用飞机给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投掷了大量银元，用以收买军心，促其尽快向陕北、甘肃、渭河以北复员。2月15日杨虎城、于学忠还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西安事变时的八大政治主张的提案，但杨仍免不了蒋命令其出国，赴欧美考察军事的命运。杨被迫将其长子杨拯民，明托王炳南和王安娜，说是要带到德国去留学，实则秘密送到保安党中央参加了革命。至此杨主任触景生情地对南汉宸说：“我们答应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就是要自我牺牲，而汉卿已经牺牲得差不多了，请南再不要过问西安那边的事，即偕南离开西安九府街住宅，率侍从室退归渭北三原东里堡旧居。”当汽车路过三原县城时，我亲眼看见红军露宿在街头巷尾，炊餐也完全在大街上，不禁肃然起敬。可是杨在西安的成员，也和东北军一样，被分化瓦解，发出了怨言：“既然答应了出国考察，而又赖着不走，真使人不好办事。”有的甚至还说：“蒋委员长已以西安事变成名，将以抗日战争成功。杨的卫队营长宋文梅，经CC派头子姚容轩介绍，秘密靠近国民党CC派，既保全了他陕省府财政厅长兼禁烟局长职位又得以后就任陕省战时货运稽查处长。(属特务组织)和察哈尔省府财政厅长职务。1937年3月，周副主席已经完成代表团任务，将要返回延安前，密示我参加革命的事，党中央已经批准，并命令李克农、曾希圣、南汉宸，布置我通过山东人宋志先，携带一组的武子明二组的郎世杰(武、郎并不知此内情)，打入南京瞻园路132号，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中统前身)秘密给党中央做高级情报工作。1939年6月，我偕妻子儿女到延安，初以革命令我去重庆给党中央秘密做高级情报工作。我在重庆所搜集的重要情报，均当面交给曾家岩五十号，驻重庆党代表叶剑英，还奉到过叶党代表传达党中央来电，表扬我的命令。言念及此，万分感激周恩来副主席教育我走上革命的光明大道。
*作者又名李致远，当时任西安绥靖公署机要秘书。
①《张学良年谱》记载：“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