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二”事变我的回忆
周光烈
“双十二”事变前，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并兼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五十一军所辖部队，计三个师：一一三师李振唐师，驻兰州附近；一一四师牟中珩师和一一八周光烈师，奉令联合渡河，向永登方向前进，任务仍是择险筑碉堵防。我们距永登约七八十里处，正在赶筑工事时，1936年12月4日晚间忽接兰州军部刘忠干参谋长电话：“令周、牟两师长，即刻回兰州，越快越好。现有张副司令的波音机，来兰州接军长和你们三位师长飞西安，蒋委员长在临潼召见训话。”我与牟师长于次晨动身，当天赶到兰州。于6日下午，于军长和我们三个师长，飞抵西安。于军长和牟师长住西京招待所，我和李师长家在西安，在家宿。并登记预约召见日期。
蒋、张与我们谈话记略
12月10日午前，我和李、牟两师长赴建国路张副司令公馆。他是分别接见我们的。当我看见张副司令时，适遇黎天才向张报告放演电影情形，剧目叫《东北之家》，内容是日寇霸占东北后，横行霸道。一汉奸为了升官发财，达到其欺压剥削乡里之目的，不择手段，出妻献妹，丑态百出，讨好日寇的欢心。这电影对东北人来说，是一极大污辱与刺激。黎报告毕，张怒不可遏地说：“严令取缔，不准放映。”并自言自语道，我们东北人，国破家亡，流离西北，不但不予以同情，反而污辱刺激，岂有此理。怎么不说是“浙江之家”?少顷，引我到另外一室，中央摆一长桌，上铺有陕甘军用地图，他用红蓝铅笔指给我看，共军、东北军、陕军所在位置。后又指中央军所在位置，可以说完全把东北军、陕军包成一圈。他对我说：“这不是剿共，这简直是剿我，他(指蒋介石)是一贯手段，借剿共来消灭杂牌。我这次决不下野，你们好好掌握队伍，即或到万不得已时，必有手令给于军长，你们都要听于军长的指挥，服从他的命令。你们现在即刻去见委员长，不要乱说话。委员长向你们所说的什么话，要回来向我报告。”在当时，我听了张副司令所讲的一番话，莫名其妙，简直摸不着头脑，亦不知何所指，如在雾中。我当时为表示亲近，特向张找话说：“外面的风声很不好，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故似的。这样下去，不妥当，咬人的狗不露齿。”张答：“咬人的狗，连昂唧都不昂唧(‘昂唧’，山东、东北土语，狗叫之声)。”张紧跟着对我说：“你不用替我担什么心，到了时候，我自有办法。你们就去见委员长去吧!”话至此，我也就起立告辞。约李、牟两师长，一块儿乘张公馆已备好的汽车，浩浩荡荡向临潼开去。见沿途两旁，布有一○五师士兵荷枪实弹守卫，意在保护蒋的西安至临潼途中之安全。在我们未到达临潼之前，张公馆早已电话通知蒋之侍从室，故我们一到达侍从室，立即召见。我们三人是一块儿被接见的。蒋先开口询问我们各人家庭状况，并问家中老人还在么?后又问我们常看什么书，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及《曾胡治兵语录》等语。蒋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继又说：“攘外必先安内，内不安，怎能谈到攘外?三年后，我一定打日本，到那时候，你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谈话到此，他又连连点头说：“好吧!”我们也就立刻起立告辞。仍乘原车返回张公馆，回报见蒋经过。张副司令认为满意，并对我们说：“你们马上要坐飞机回兰州，不要在西安逗留。”从晨至午，所有经过，如装在闷葫芦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不但我们不知道，连于军长也不知道。因我和李师长在西安有家，要于军长让我们在西安住几天，再回防地。于军长当时答曰：“长官不能不这样说，叫你们早早回去，牟师长可坐飞机先回去，你们俩可留西安住几天再回防地也可以。”谁也未料到轰轰烈烈的“双十二”事变于翌晨拂晓爆发矣。
“双十二”事变关于兰州方面五十一军之动作
在“双十二”之前夕午夜，五十一军军部接到由兰州绥署转来西安“剿匪”总部拍来的于军长密电，大意约定与西安同时发动，包围朱绍良的绥署及其卫队，对在兰的中央军所有武器，俱行缴械。并即刻调一一四、一一八两师回兰州，协同一一三师巩固兰州防务。五十一军军部接电后，当即调动队伍，部署兵力。正在这个时候，绥署杨祥华副官长，见队伍之调动，征象可疑。立刻走访五十一军刘忠干参谋长，张熙光参谋处长。问：“有什么事?”刘、张笑容可掬地迎面答曰：“没有什么事，来吧，伙计，三缺一，专等你这把手啦。”在这友好气氛中，把杨兄软留下来，而他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他坐在方桌边沿，故作镇静地度过这漫漫长夜。绥署与卫队正在酣睡中，未鸣一枪，武装完全被解除。
事变次晨(即13日)专机送于军长与我和李师长由西安飞兰州。其兵力之部署如下：委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担任城防及城内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梭巡，似防奸徒造谣生非。一一三师在五泉山一带构筑工事，一一四师在白塔寺一带构筑工事。我兼兰州警备司令不久，又调我师开赴定西，与邓宝珊部杜益三团长协防，在定西择险构筑工事，以防中央军之袭击。所遗兰州防务，由一一三师抽调一团接替。
在当时兰州周围中央与其他军驻扎情形：静宁住有毛秉文部，平凉驻有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岷县驻有鲁大昌师，青海、宁夏、河西一带驻有马家军，天水驻有王均部之第七师。其余各军驻地不详，均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偶尔处理失当，阋墙之惨祸，将重演于陕甘区矣。
有一天，邓宝珊军长宴请于军长与我们三位师长，名曰洗尘。于与我先到邓公馆，于对邓说：“大哥，我可急啦，非干不可。您怎么样?”邓当即答曰：“我是一向反蒋的，决不含糊，当然随之。”因邓这几句话，足以表示邓对蒋痛恨的心情。
正在双方对垒戒备森严之际，忽有静宁毛秉文部李英师长(保定军校同学)借电报线挂来电话，要与我谈话，他对我说：“龙坡兄(我的别号)，唉!听说你们红啦，西安、兰州满挂红旗，真么?”我说：“我在定西，不知道这些。我只知道服从命令，枪口决不对内，东北军主张和平，不打内战，一致对外。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联合全国力量，北上抗日。”他又说：“绝不能像你说的那样简单吧?”我说：“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现，你若不信，可派人来，一同到兰州看看，也就明白了。光在电话里说，也说不明白。”这时适有其副师长李某(名忘记，与我有一饭之识)，接过电话机来对我说：“我明日去定西，可以么?”我说：“竭诚欢迎。”我立刻将上项通话情形，报告于军长。立得答复：“若李副师长到定西时，可派人同他一块儿来军部。”次日晨，我和杜益三团长(与我保定同学，系民盟成员，在解放前，被祝绍周惨杀)郊迎十余里。少顷，见该副师长率十名武装弁兵，乘卡车前来。我们偕同一块儿到师部，从优款待。翌晨，派专人护送乘师部卡车去兰州(弁兵留师部)见于军长。于将这次西安兵谏经过，详述一遍，并解释张、杨两将军兵谏之目的，乃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共军合作，成立统一战线。并云：“关于甘肃大局，完全以西安进退为转移，我决无另外主张，若以我现时之观察，中国大局，除和平统一，一致对外，并无其他再好办法可寻。”该副师长因于态度明朗，为人诚恳，感觉满意。他遂发出和缓电报两封，自此后，兰州市面紧张空气，逐渐和缓下来。于军长曾赠送他3000元，为其在兰州零用，此公囊中满溢，大玩而特玩，乐不思蜀矣!
未几日，于学忠、邓宝珊连袂飞西安。
张躬送蒋回南京，蒋背信弃义。
当张伴蒋飞南京后，张总部卫队团团长孙铭九(字革新)及总部秘书应德田、苗剑秋等一些人，秘密集会，并开列黑名单，拟分头刺杀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等三十余人，首蒙其难者为王以哲、及其副官长宋学礼。于学忠、何柱国见风头不对，急速避难新城，托庇于杨虎城将军。数日后难平，孙等逃匿。于、何始由新城安全脱险。事过之后，于对我说：“在当时恶劣恐怖气氛中，也认不清谁是孙铭九一伙的，每见总部一些年轻的，心中总觉得惴惴不安，惟恐中了冷枪，遭受暗算。直到进入新城后，心稍平下来。
(1964年12月)
* 作者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师长。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