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在欧洲
秦丰川
记得在重庆解放后，我在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是杨虎城将军被军统特务杀害了。那消息的大意是说：某天黄昏时候，重庆南岸海棠溪，由南开来一辆小汽车，车上坐着一位白发的老人，在等候轮渡过江的时候，那位老人在几个面目狰狞的特务监视之下下了汽车，他手里捧着一个匣子，两目向四周眺望，嘴里不时发出感叹的声音。这位老人就是杨虎城将军，他手里捧的匣子里，装着他爱妻的骨灰。汽车过江之后，一直开到磁器口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祠堂”。杨将军刚一进门，便被几个预先埋伏下的特务，用乱刀刺死。
十几年来，我经常想起这段消息，脑海中也经常出现杨虎城将军的影子。
众所周知，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把蒋介石送回南京，马上被扣起来。不久，杨虎城将军也被迫离开军队，由国民党政府给了一个“军事考察专员”的名义，到欧洲各国去考察军事。大约是在1937年的八九月间，杨虎城将军到了巴黎。和他同行的，只有一个他过去的宪兵营长金闽生，一个照料生活的秘书亢心栽，以及杨夫人谢葆真、幼子杨拯中。
那时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旅欧华侨正在巴黎开第二次抗日救亡大会，旅德华侨也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因此有机会在巴黎认识了杨虎城将军。关于杨虎城将军的为人，我早就听到过一些传说。听说他少时家贫，没有念过书，长大为武，很能打仗，经常打富济贫，有绿林豪杰之风。“双十二”事变后，他和张学良将军的行动，天天在柏林的各种报纸上刊登，有时也介绍一些他们过去的历史情况。那时张、杨齐名，都成了国际新闻人物。我想象中的杨虎城将军，一定是一位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人物。可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却是这样的：年纪四十几岁，身体魁梧壮实，方脸浓眉，两目有神，说话操关中口音，态度和蔼可亲，谈问题头头是道，一听就知道他有相当高的政治思想水平。
杨虎城将军在巴黎的时候，名义上虽然是国家的“军事考察专员”，但他根本得不到法国政府的正式招待，哪有军事可以考察!他也曾给蒋介石打过电报，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是始终没有答复，只能作些个人参观游览的事情而已。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世界展览会，他差不多每天都去参观，对于苏联展览馆特别有兴趣，看了又看。参观以外，抽时间就看苏联电影和法国的进步戏剧。他很虚心好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请人解释。记得有一次，他请几个留法同学去看话剧“母亲”，因为语言和情节都不懂，回到旅馆后，让我们把高尔基的小说内容，给他说了一遍。这样不懂就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杨虎城将军身上是很突出的。
为了避免蓝衣社特务的捣乱，杨虎城将军没有在旅欧华侨抗日救亡大会上讲话，但是和各国华侨代表团举行过几次座谈会。那时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听他谈一谈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但他始终没有详细谈过。他总是矜持地说：西安事变的原因，是要求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要坚持持久抗战，中国一定能够胜利等等。并且，他每次谈话都是比较简短的，我们感到不过瘾，便向他的随员金闽生去打听。从金闽生的谈话中知道，杨虎城将军当时所以不谈西安事变的经过，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因为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的宣传，如果自己再谈真实情况，必然会揭露蒋介石的欺骗，这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第二、因为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西安事变的要求已经实现，自己正在要求回国抗战，再谈西安事变经过，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第三、因为在欧洲各国，到处都有蒋介石的特务，他们对自己一定怀恨在心，尽量设法捣乱，不谈西安事变经过，可以免去不少麻烦。同时，金闽生还告诉我们，杨虎城将军为了争取回国抗战，真是委曲求全，不敢再有得罪蒋介石的地方。
杨虎城将军对西班牙战争非常关心，他几经交涉，得到去西班牙的机会。在西班牙两、三个星期的访问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认识了世界人民团结的力量，增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举了许多亲身遇到的事例，说明中、西两国人民互相支援的热情。他说，在西班牙的国际义勇军里，有几个华侨，代表中国人民，参加反抗佛朗哥的战争，人数虽然不多，起的影响却是很大。旅欧各国华桥，不断地捐款寄给政府，支援反法西斯的斗争，钱数虽然有限，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小。他又说，西班牙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十分同情支援的。他走到哪里，人们欢迎到哪里。有一次，他和两个随员进了一家饭馆，堂倌起初以为他们是日本人，不理会，后来知道是中国人，便热情地招待起来，最后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更是欢天喜地，一再表示致意。在算饭账的时候，他们无论如何不收，硬要自己请客。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对于德国之行，杨虎城将军很是慎重。因为他知道希特勒政府是不会欢迎他的。加之蒋介石的特务，在柏林最多，估计可能和他为难。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柏林不但遇到大使馆的阻挠，没有参观上德国的军事，而且遇到蓝衣社特务捣乱，没有和更多的华侨见面。在杨虎城将军到柏林的时候，车站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人欢迎他：一部分人是我们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的代表，有几个人是蓝衣社的特务分子。火车进站以后，两方面的欢迎人们，都拥到车门口，抗联会的代表给杨虎城将军献了鲜花，欢迎他住在预备的旅馆里，自称大使馆的代表说：“你是国家的军事考察专员，应该住到大使馆。”在这双方争执的关头，杨虎城将军胸有成竹地说：“我就住在旅馆吧，免得给大使增添麻烦，回头有时间，我去看大使。”那个大使馆的代表，还想威胁什么，可是杨虎城将军已经随着抗联会的代表走了。事后杨虎城将军对我们说：“我很清楚，自称大使馆的代表，是想把我骗到大使馆，软禁起来，限制我的行动，我当然不能上当。”
杨虎城将军在柏林住了不到两个星期，除了参观、游览以外，便是和抗联会的朋友们来往。由于蓝衣社特务对于他的活动十分注意，因此抗联会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只是举行了几次小型的座谈会。但是对于这样的活动，特务们也不放松破坏。记得有一次，抗联会要举行一个规模较大的座谈会，请杨虎城将军讲话。为了防止特务，地点选择在一个僻静地方的旅馆里，通知是用人连人的办法进行的。可是在正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二十来个“面生歹人”。他们进了会场，有计划地挤坐在一起，这时抗联会的会员到了七八十人，杨虎城将军已经坐在U字形桌子的正中，既不能宣布座谈会不开，又不能告诉杨虎城将军情况有变。在紧急的关头，我们只有通过彼此的暗示，迅速采取了临时布置：坐在特务周围的人，对他们实行监视；坐在杨虎城将军旁边的人，对他实行保护；坐在门口的人，对以后再来的人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大家在思想上都作了动武的准备。可是机警的杨虎城将军，早已看出了情况的变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团结抗日，根本不谈西安事变。不料不等杨虎城将军讲完，特务们就进行挑衅。有一个特务打断杨虎城将军的讲话问：你为什么不讲西安事变?我们要听西安事变的经过。杨虎城将军知道这是特务捣乱，他既不生气，也不吃惊，心平气和地说：“西安事变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用不着我再讲。”又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问：“《西安半月记》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杨虎城将军微笑着回答说：“西安事变是个要求抗日的请愿，如今抗战已经开始了，当然是真的。”又一个特务跳起来问：“不安内能不能攘外?”杨虎城将军还是很从容地回答：“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是安内抗日，现在已经团结抗日了。”这样答复之后，特务们一时再提不出什么挑衅的问题，坐在那里互相观望。抗联会会员就抓紧机会，接二连三地发言。有的人介绍国内抗战消息；有的人讲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人呼吁旅德华侨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会场里顿时充满了爱国热情，不但是抗联会的会员人人振奋，就是和特务们一同来的人里，也有人表示“不抗日不行”。这一场斗争，显然是以抗日力量胜利，捣乱分子失败而结束。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来的二十来个人里边，有半数以上是特务们临时从华侨小商中雇来的。他们只是来壮声势，并不热心捣乱会场。甚至有的人来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等到开会以后，才知道是欢迎杨虎城将军。他们也想听一听抗战形势，内心里反而讨厌特务捣乱。
杨虎城将军原来很想从德国到苏联去访问，但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没有去成：一方面是由于特务的造谣破坏，使他产生了顾虑，怕蒋介石怀疑他和苏联有什么关系，不让他回国抗战；另方面是由于苏联大使馆在签字以前，得向政府请示，需要耽搁一些时间，他急于回国抗战，不愿意再等。对回国以后如何参加抗战，当时杨虎城将军谈过两套准备：首先是请求蒋介石委派抗日工作，让担任什么工作，就担任什么工作，只要能为抗日出一把力，便是心满意足了。其次，也考虑到蒋介石可能忌恨西安事变，不给工作，那就争取回到陕西，在关中地区组织民兵，至少可以动员十万之众，和日本帝国主义周旋。在这样打算之下，他返回巴黎，积极准备回国。那时蒋介石对他的几次“请缨抗战”，一直没有答复，但他再也等不下去。他说，他是一个军人，过去主张抗战，如今抗战已起，自己怎么还能躲在国外!况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国以后，不愁没有事做。他要求回国抗战，真是急如星火。为了帮助他抗日，他还约了十几位留欧学生，和他一同回国。
在10月底左右，杨虎城将军离开巴黎，从马赛乘法国轮船回国。在一个半月的航程中，他的抗日宣传活动，比在欧洲时还要积极。他虽然坐的是头等舱，但是和大家并不是隔离的，每日三餐，他都和大家在餐厅吃饭。当大家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以后，就有人要求他讲话。他除在餐厅对中国旅客作过一次集体讲话外，还和一些旅客在饭前饭后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及其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二、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胜利的条件；三、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他谈得很活跃，大家听得很兴奋。每天他总是抽出一些时间，和一同回国的留欧学生谈话。有时是个别谈的，有时是两三个人在一起谈的。这种谈话，内容非常广泛，或是问讯个人历史，或是交换政治见解。他特别好提出国际问题，让人分析。
轮船经过西贡，因为上货、卸货的关系，整整地停了三天。有些客人在西贡下船后，向华侨宣传，说是船上有个杨虎城将军，华侨商会知道后，马上派代表来欢迎，并且要求上岸去讲话。记得杨虎城将军在西贡讲了两次话：一次是在七八百人的欢迎大会上讲的，一次是在五六十个华侨代表的宴会上讲的。他讲话的内容，除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问题外，又增加了国际政治形势和华侨抗日救国的问题。他所讲的国际形势的内容，主要是在船上新学来的。虽然他听人分析，没有记过笔记，他对人讲话，也没有写过讲稿，只是站在台上，脱口而出，可是讲得有条有理，生动活泼，这说明他有过人的记忆能力和一定的逻辑天才。
轮船将要靠近新加坡码头的时候，我们在甲板上看到岸上黑压压地站着许多人，手持小旗，向船上招呼。有一个音乐队，站在人们的前头。起先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等到看见一幅写着“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额，才知道是华侨的欢迎行列。这时，杨虎城将军以感奋的目光，注视着人群。轮船刚一靠岸，岸上锣鼓齐鸣，群众高喊欢迎口号，接着唱起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歌声激荡着山河，也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杨虎城将军就在这个在欧洲没有遇到过的场面中走下轮船，含着兴奋的眼泪，和欢迎的人们热烈握手。欢迎的代表说：他们接到西贡华侨的通知，知道杨虎城将军坐这次船来，特别欢迎，现在就请出席欢迎大会。于是大家分乘大小汽车，向市内进发。卡车上的旗帜，迎风飘扬，青年们的歌声，在人们的心中激荡，杨虎城将军的兴奋眼泪，总是含在眼眶里。他连连地点头说：“中国绝对不会亡!”
和在西贡、新加坡的情况相反，轮船到了香港，岸上没有华侨欢迎，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事委员会来欢迎的。这人三十多岁，歪戴礼帽，流里流气，一看便知道不是个正经东西。就在这个“欢迎者”的引导下，大家一同到了九龙。杨虎城将军和他的眷属、随员，被安置在一个旅馆，我们随他回来的学生，被安置在另一个旅馆。距离虽然不远，但是很少往来，这和在船上的情况完全不同。有时我们去找他，他也很少说话，在眉宇之间总是有一种苦思焦虑的表情。就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他找我去说：“我到了香港，就给蒋打去电报，一直等到昨天，才接到回电，说是叫我到赣州和他见面。”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说：“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那你们就来，大家一同干；一种可能是把我扣起，那你们就另找抗日的机会吧。”，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他真会被扣起来，顺口就说：“扣是不会的，全国都在抗战，他扣起一个要求抗日的将领，怎么能向人民交代!”他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张汉卿不是还没有释放吗?”我说：“既然如此，不如不去，另找抗日道路好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并不妥当，那会给他们更多的诬蔑借口。现在是只许他扣我，不许我不去。为了团结抗日，个人纵然有所牺牲，也是值得。”我看他的主意已定，没有再说什么。最后他说：“我明天就走。我走之后，如果三天以内没有消息，你们便不要再等了。”他走之后，三天过了，没有消息；一星期过了，还是没有消息。我们知道他是真的被扣起来了，只好分别乘坐飞机、火车，前往武汉，再作打算。
从那时开始，杨虎城将军一直被蒋介石的特务囚禁着。和他一起被囚的，有他的爱妻谢葆真和幼子杨拯中。拯中生得聪明漂亮，平时很安静规矩，对人很有礼貌。到欧洲时，虽然只有七岁，但有大人的风度。他识字不少，好看书画，在人们谈话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总是坐在旁边看书看画。杨虎城将军对他很宠爱，经常不离左右，看到他的人们，也都十分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谢葆真是一个女师毕业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思想比较进步，性情爽朗，心地公正。在杨虎城将军被囚以后，她自动带着拯中陪丈夫坐牢。不想这样善良的妇女和天真的儿童，也被特务囚死在狱中了。
(1962年)
* 作者当时系旅德华侨。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