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以后我与杨虎城的接触
李玉方
1946年，杨虎城将军由贵州息烽县玄天洞被转押到重庆中美合作所。那时，戴笠已死，我搬进戴的杨家山公馆(戴改名为养佳山公馆)办公。我的职务是国防部保密局重庆财产管理处主办会计。杨先生住在我的住房后的半山腰，相距约百米的一幢平房内。这个地方，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的伪驻德大使张治平(安徽人)、上海英文《大美报》编辑马佩衡(上海人)都住过。杨先生每天都在山上散步，山下为警戒区，是不准下来的。我因工作忙，没机会上山，所以没有机会接触。
就在这年八九月间，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前来看望杨先生，由财产组高砚宸(河北丰润县人，高树勋之侄)、张秉午(河北人，刺史量才时开车的司机)、特务队长龚国彦(浙江人)和我接待。那天，朱下车后，先到山上去看杨先生。我因和总务人员一道准备接待朱吃饭，没有同去，朱、杨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大约两个钟头左右，朱就下山，来到杨家山会议室吃饭。饭后，龚国彦向朱汇报杨先生情况，我也在场。龚说：杨认为抗战胜利一年多了，仍然不释放他，表示愤慨。而且他本人近半年来和杨先生关系紧张，至于上级(指毛人凤、蒋介石)交他诱使杨先生吸食大烟之事，完全失败。杨先生不但不吸大烟，就连香烟都不吸。我听了以后才明白，龚国彦除了看押杨先生的任务之外，还有个“孝敬”杨先生吸毒的任务。真是丧心病狂，无所不用其极。
1949年3月份，重庆财产处结束。所谓财产处就是管理着原中美所结束前清理出来的一批物资，如被服、枪支、弹药、通讯器材、汽车零件以及大中小型美式军用汽车等。这些物质除二库被服由当时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主持招标拍卖外，其余都先后运往内战各个战场去了，所剩无几，交副区长周养浩处理了。我也根据处的指示，调往贵阳特务队任该队主办会计。
我于4月份到达贵阳，才知道这里是扣押杨先生的地方，地点在离贵阳市二公里左右的风景区黔灵山。这里有蒋介石在贵阳的公馆，所谓“总统官邸”。办公人员就住在公馆内，队长张鹄(湖南道县人)是白公馆的老所长，其人阴险毒辣，现任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的韩子栋先生曾深受其害。副队长为张静甫(山西太谷人，沈醉《军统内幕》一书中错写为河北人)。杨先生等七人住在黔灵山下麒麟洞，离队部约半公里处。麒麟洞有庙宇六七栋，修建精巧，为贵州名胜之地。杨先生住前面二栋内，后面几栋住了老尼姑一人，还有17岁的女尼姑十多人。这里有三十多名队员日夜轮流看守，宪兵一个排担任外围警戒，驻贵阳市的第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系老牌军统特务)也负保安责任。
这里除了寺内尼姑可以出入外，就连外围的宪兵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记得有一次，八十九军参谋长想到麒麟洞来玩，外围宪兵看到他带着少将领章没敢阻止，但他快到警戒区时，却被一个姓汤的队员走上前来，将他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地上。我们知道后，忙赶去看，那人已经爬起，声称他是八十九军参谋长。姓汤的还说，我知道你是少将，对你还是客气的，下次再来就枪毙你，说着还要打。结果还是我们把姓汤的叫回，那个参谋长才狼狈而去。从这件小事看来，这些特务队员们心中只有蒋介石、毛人凤，其他人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
我到队以后，杨先生知道我是甘肃人，非常亲热，因为他在被囚禁的十多年来，根本没有见过一个西北人。杨先生迫不及待地问我，西安鼓楼、兰州金千观遭日机轰炸没有，还问了陕甘二省地方的情况。他知道我是甘肃定西县人后，马上又问：李振西(国民党师长)你认得吗?我说，他们镇离我们那里还有30华里，只知道他有个妹子名叫李莲秀，至于李振西本人，我没见过。杨先生笑了笑说，原来如此。什么意思，我无法理解。初次见面，在押的七人都围着我问长问短，多半是陕甘风土人情一类的话题。我非常敬佩杨先生记忆超群，连国民党一个师长是哪省哪县人都记得非常清楚。那时他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杨先生每天早睡早起，东方发白就起床散步，如果那天早上吃的是羊肉烩馍，一定叫我去吃。吃完早饭，便由秘书宋绮云先生读报给大家听。杨先生听得很认真，闭目静听，如果前几天报上某个战场上战事很激烈，今天报上不提的话，他就说，那个地方已经在战事激烈的那天丢了，验之事实皆准。我记忆中的杨先生，思维敏捷，记忆力强，分析任何事情相当准确，非常乐观，有说有笑。杨先生还曾对我说：周养浩在贵阳与人合伙修建了一座楼房，当时因钱不足，把我的2000元美金(或马克—笔者注)拿去了。这座楼房，据说是租给贵阳市汽车工会了。
杨拯中(杨虎城之子)、宋绮云先生二人终日紧锁双眉，在我们相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很少见到笑容。宋夫人徐林侠女士成天缝缝补补，裁裁洗洗，照顾着两个孩子(杨幼女拯桂、宋子振中)，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拯桂长两个大眼睛，活泼可爱。副官阎继明(河北人)，身体魁梧健壮；张新民(陕西人)，中等个子，由于不习惯南方生活，加之长时期得不到自由，身体非常单薄。他们两人每天早上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对杨先生倍加尊敬，总是称杨为主任(因杨1936年前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他们对别人说起话来，只要一提到杨先生，便主任长、主任短的，好像和1936年在职时一个样，视与杨先生同甘苦、共患难为理所当然，甚至连自己是个阶下囚也不在乎。
1949年9月5日左右，周养浩从重庆带领一班人马，分乘大小吉普车各一辆、六轮卡车一辆，来到贵阳杨先生住地，伪称蒋介石到了重庆，要召见，很可能获释。周养浩走后，杨先生说，释放希望很渺小，很可能又要转移，这次可能是去台湾，明天周来我提出你和我们一同去重庆转台。我答应了。第二天，周来了，杨先生提出后，周说，只有张鹄一人陪你前去，其他人员由张静甫和他两人率领，到昆明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安置和路上的一切开支费用，都得他(指我)去报账。因此我没有去成。行前，杨先生把收拾好的一个白铁箱子交给我，并说，里边有拯中和拯桂的书籍和一个褥子，叫我带上，由昆转台。这天早饭后，周养浩和张鹄以及杨先生一行七人，和由重庆来的几个警卫，分乘大中小三辆汽车去了。第二天，我即和副队长张静甫带领全队三十多人，分乘二辆卡车，由贵阳前往昆明。沈醉在《军统内幕》一书中说，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有张鹄、张静甫、陈宣琪(少校书记)等二十多人，与事实不符，实际上只有张鹄一人。
我们到昆明后，即往云南绥靖公署保防处报到，处长沈醉当即任命张静甫为该处总务科副科长，我为处的主管会计，去台之事已作罢论。我家住在昆明市警察局电话队长李允全(昆明市人)家二楼。云南起义后，我将杨先生所交的箱子丢在李家中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廖承志先生(在中美所被囚期间认识的)。廖将信转交杨拯民先生(杨先生之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要他到昆明查找遗物下落。一年后，杨复信给我说，没有找到。实属遗憾。
(1984年9月7日)
* 作者系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重庆财产管理处主办会计。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