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
郭孝先
作为一个老东北军人，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心中总不免感慨万分。
辗转陕北 形势万变
当时，我在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三旅(旅长高鹏云)旅部任少尉文牍副官，也随部队一起从河南信阳调到陕西省会，古城西安。
东北军到了陕北后，屡战不利，直罗镇一战，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被红军彻底消灭，翌年3月，甘泉战役，一一○师(师长何立中)又被红二十七军(刘志丹)部吃掉，大小劳山战役，一○七师又被击溃，在这同时，同样被蒋介石调来“剿共”的西北军(杨虎城部)的两个旅在榆林桥被红二十七军(刘志丹部)击溃。
一时间，两军对垒，箭拔弩张，陕北上空，战云密布。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师接到了命令，出发解救被红军围困在延安城里的赵绍宗团。3月下旬出发，当部队辗转一个多月，赶到延安时，已是4月下旬了，红军早已悄然撤走。这时，陕北战事稍有缓和，我师便驻在延安。
就在进驻延安后的两个月里，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东北军上层领导开始向左转的趋向日益明显。夏初，张学良召集一些人在洛川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东北军军官中间开始流传秘密刊物——西安出刊的《东望》，洛川出刊的《血路》——其内容主要是提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一系列爱国主张。一○五师是张学良的亲信部队，因此，在军官中这两种小册子也秘密流传开来。
不久，我们旅奉命进攻当地红军驻地延长县。部队以战斗姿态行进。到达离甘谷驿(属延长县的一个村子)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旅长传令停止前进。部队停下后，正准备派出警戒，旅长又传来第二道命令，不必警戒，原地休息。当时大家心中纳闷，但也不便多问，我就拉了几个人坐下来打牌消遣。
一会儿，只见匆匆忙忙来了陕北老太太，拿了一封鸡毛信，说要面见旅长。等了一阵，旅长又发出命令，再休息两小时。
这时，旅长的亲信王甲昌参谋悄悄地对我说：“喂，老兄，你知道刚才那信是谁写的?”见我摆头，便压低了声音：“那是共产党边区主席李富春写的，说是那边还没有准备好，要我们再等一等。”
不久，队伍开拔了。一进甘谷驿，喝!可真是新鲜事，只见满街是标语，上头写的是“杀埒求国(杀蒋救国)”，“欢迎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屋檐下，杀洗得干干净净的整猪、整羊，整整齐齐地摆在那里，屋里，睡觉的铺板也搭得整整齐齐。
这一下，大家心里都透亮了，和“老共”合作了。
可是，在对外的战报上，我们还是说，国军攻战了甘谷驿。
进驻甘谷驿后的第三天，旅长把我和他的随从副官刘恩国一块叫了去，说：“等一会儿从村东北方向的那条路上要来一个人，穿黑衣，骑白马，你们去把他接到我这里来。小心，把当兵的都赶走!”
我们奉命出来，来到村东北角，我把那些在外头乱跑的士兵一个个都赶进屋去，刘副官便去接人。不久，他果然带了一个骑白马，穿黑衣，年纪不大，面目清秀的人过来了。我们把他送到旅部，便告辞出来了。
第二天，刘副官神秘地问我：“你知道我们昨天接的人是谁?”
我摆了摆头。
“嗨，他是旅长保定军校的老同学，老共的总参谋长叶剑英!”
我长长地透了一口气，好了，不用打仗了。
不久，我们调回了延安。
到延安后的没几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我们旅七团有三个士兵携械逃跑，估计他们是去当土匪了。可是，没想到过了几天，红军派人把他们送了回来，原来他们是去投红军了。结果，他们回来后，并没有受到处分，只是把该连的连长撤职了事，不过，这也是为了遮人耳目而已。
半个月后，旅长又把我找去，告诉我：“旅部新来了一个联络官，姓刘，你以后就和他在一起。记住了，你们一起吃，一起睡，但不要和他多讲话，也不要多问。”接着，王甲昌参谋把我领到参谋处，介绍给一个个子矮小，脸色庄重的青年“这是郭副官，以后你们就在一起吧。”青年人只是点头笑笑，并没有多说话。
两天以后，部队向平凉出发。一路上，我十分注意这个青年人。看上去他不过二十来岁，可是待人接物都十分老成，平时沉默寡言，但办事利落，如果我们要买什么给养，找点住房，只要他拿着条子出去转一圈，就什么都办好了。
几天后，我们到了甘肃平凉。
抗日实践 耳目一新
1936年秋天，我们驻在平凉。有一天，九团附王禾章私下里对我说：“老弟，过些日子东北军各团、营都要添设一名书记，不是写公文的书记，所以，现在西安总部开办了一个学兵队，里面有东北、西北、红军的人员，纪律十分严，连大便用的草纸也由公家发，要参加需校官两名或将官一名保送，还要考试，你如想去，可托一下人。”
当时的局势是很不稳定的，东北军和蒋介石的矛盾很大，主要焦点是在“安内攘外”问题上。而我当时受百灵庙战役的激动，很想摆脱自己现在的处境，前去投入一个新的生活，加之青年人特有的好奇性，于是我决定辞去现有的职务，前去投考。我的想法得到了副官长刘宴伊的同情，他替我办好了手续，我便搭坐便机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我找到了王甲昌，这时他已由参谋升为团附，正在西安养病，是张学良的一个亲信团体“小参谋团”的成员。他听完我的来意之后，一口答允做我的介绍人，并拿出一本《社会科学论文选集》，要我先看一下，这是一本禁书，我一下子愣住了，他见这样，便说：“好吧，不看也罢，不过你要记住，考试时，要朝相反方向答题，懂吗?”我点点头，心中明白了。
第二天，我带了王甲昌，康鸿泰(原我旅八团长，现是学兵队教官)写的介绍信，到了指定地点——东门城楼，参加考试。
在城楼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中等身材，白皙脸的中年人接待了我。看了我的介绍信，他马上拿出了一张考卷，然后指着边上的一张桌子，要我立即答卷。
原来学兵队成立已四个多月了，以后来报考的，都是随到随考，来几个，考几个的。
考卷上有12个题目，内容很复杂。因此，回答得小心翼翼。
如：照目前形势言，安内乎?攘外乎?
答曰：如一家之人，兄弟间不免有隙，而一旦洪水临门，该当如何?如何?自不言而喻。
又如：你对东北当局和西安实力者之想像如何?
答曰：由觉悟而渐入光明之路。
又如：你最崇敬者为何人?
答曰：凯末尔、卑尔苏斯基、华盛顿、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蒋介石。
如此等等。不经多时，题目答毕。除“什么叫布尔桥亚”未答出外，其余尚属中肯。主考者一看，极为满意，连声说：“你可以来，你可以来。”我当即留下通讯地址：箱子庙街一○五师三旅留守处。便告辞出来。
回到王甲昌处，他问了我考试的情况，告诉我，那考我的人是政治教官陈再厉。
第二天，我便接到了正式通知，前去报到。这时，我才知道，“学兵队”的正式名称是：“抗日实践团”。对外的名称是“西北剿总学兵队”。
学兵队共有四个分队。我被编入二中队(队长王琳瑛)四分队(队长赵天野)。驻地是西安城内平民新房。这时是1936年11月初。
学兵队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有中山大学的学生，有归国华侨，东北中学的学生，还有一些是原来准备考中央军校的学生，放弃了机会，来当学兵，甚至还有一个《烟台日报》的编辑，另外，像我这样人也有几个。
队里的纪律也的确十分严，不能外出，不能接客。每天早上7点起床。说是学兵队，可很少出操，主要是学习、讨论。
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学，主讲人员是李书诚。还有土地革命、减租减息的内容。
也有从外请来的人给我们作报告，其中有曾被红军俘虏，放回后为共产党作了大量工作，“双二”事件后被刘多荃枪杀的一○五师一旅长高福源；一○五师三旅八团长康鸿泰等人。主要是讲时事。他们都是东北人，每当讲到东北的沦陷家乡人民的苦难时，声泪俱下，听课者也无不痛哭流涕。
另外，康鸿泰又经常给我们讲东北军在国民党军队中备受歧视的事实，揭露蒋介石调东北军打红军，自己准备坐收渔利的阴谋实质。
当时，傅作义在百灵庙一战，大败日寇，蒋介石不肯派出一兵一卒，反而用几十万大军进攻红军，这个事实，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的。于是，队里提出了一个口号：“援绥抗日”。配合反对“安内攘外”的主张。
每天的学习、报告会结束后，就召开讨论会，以组为单位，大家辩论。当然，当时大家的政治觉悟是不高的。可是，思想却特别解放。有一次，因为对什么叫“剥削”这个问题两派人相持不下，最后召开了全队大会，进行大辩论!
出操一般是在下午，大家扛着枪，排着队，专拣热闹的地方走，等出城七八里，到了无人的野地，大家又开始讨论。另外，因是野外，大家就可以放开嗓子唱歌了。那慷慨激昂的歌声一起，我们这群热血青年的灵魂似乎在歌声中升华了：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
我们要做解放民族的英雄。
听哪!
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
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吼。
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
叫敌人笑呵呵地袖手取巧，
弟兄们!
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这是《打回老家去》，歌声一落，那面《看哪》的歌声又起来了：
看哪，士兵们，
战斗开始了，
走上前线去，
调转你们的枪口，走上前线去。
喂!
勇敢努力作战，
拥护抗日军。
万众头颅作一拼，
奋斗不顾身。
看哪!……
忽然，《我们》的悲壮歌声又压倒了一切：
我们是一群流浪汉，
我们是一群爱国犯。
家乡，家乡!
一片沃野的家乡，
变成了敌人的屠场。
自由!自由!
救亡图存的自由，
已被汉奸剥夺得丝毫没有，
……
泪水从我们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我们心志坚强，
好比钢和铁，
生在动乱的大时代，
先要战胜工作，
才能战胜敌人。
我们是勇敢并且善战的少年先锋队，
我们是勇敢并且善战的少年先锋队。
震撼人心的《少年先锋队歌》把大家脸上的悲伤一扫而光。
我用尽全身的力量高声唱着，那时心中的惟一想法就是：早日上前线，和日本鬼子干。
在这样的环境气氛中，谁又不是这样想呢?
西安事变 声震中外
当时大家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可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是谁也不能说明白的。
12月初，西安城里发生了一桩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以“赤化分子”的罪名抓了一个学生。
张学良知道后，立即派了手枪营包围了省党部，把学生强行要了回来。
这件事在我们中间引起了反响，大家议论纷纷，这下肯定是要和中央军唱对台戏了。同时，队里的一些干部也都换成了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事队的成员，有可能真的要动武了。可是，大家还没有想对蒋介石本人会怎样。
就在这时，蒋介石因陕北情况不妙，亲自赶到西安来督促张、杨二将军积极“剿共”。
几天后，队里又传出一则消息，蒋介石的宪兵在华清池(不是临潼骊山的华清池，而是城里的一个同名澡堂)里放了炸弹，这是我们的一个包堂，顿时气氛紧张，大家也都不去洗澡了。
12月9日，西安一万五千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请愿运动，蒋介石如临大敌，欲派宪兵镇压，幸亏张学良及时赶到，含泪劝说，才算没有发生惨案。
12月11日，一天平静。
入夜，我们按时熄灯就寝。时至半夜，突然一阵紧急集合的哨子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大家迅速起床，在屋外集合了。排好了队，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一会儿，中队长王琳瑛来到队前，神色严肃，他开门见山，高声说道：“同学们，蒋介石身兼十三职，一党独裁，排除异己，专打内战……”我们的心头为之一震，全神贯注地听他往下说。王队长历数了蒋的罪行，简介了昨天晚上张学良、杨虎城去临潼面见蒋哭谏无效的经过。最后，他挥动着手臂，激昂地说：“我们不要内战，我们要援绥抗日!同学们!救亡的炸弹，革命的火花就要在西安爆发!你们要忠诚地执行任务。现在，出发!”
他的情绪，感染了在场的所有的人，队伍迅速地出发了。
而华清池方面，具体执行任务的是张学良的亲信，孙铭九带的手枪营。
我们中队直奔二十间房，对面就是西京招待所。东北军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住在这里，是夜，于以招待为名，大摆筵席，把当时在西安的国民党大员都请在那里了。我们的任务是封锁西京招待所，实施进攻的是杨虎城的警备旅。
12月的西安，早已寒风刺骨。可是，大家心里都激动得要命。我们的武器不过是一挺机枪和几支步枪，我算是当过几天兵的，因此受命掌握机枪。
临晨3点钟，只听城内鼓楼上一声巨响，顿时全城到处响起了急风暴雨般的枪声。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西京招待所里的战斗不太激烈。一个小时左右，枪声逐渐停下来了。不一会儿，一辆装甲车轰轰地开了过来，国民党要员一个个被押了出来。其中有：卫立煌(上将)、陈诚(上将)、万耀煌(上将)、陈调元、蒋鼎文(上将)，还有蒋百里、邵力子(陕西省主席)、朱绍良(甘肃省主席)、陈继承(中央军五十八军军长)共12个人。
在混乱中，于学忠也被抓了起来，尽管他连连声明，可是西北军士兵不认识他，只好等天亮再说。
这一群大员都被关到了新城大楼(杨虎城的司令部)。
紧接着，我们又被调到东门担任警戒。为慎重起见，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把城门半掩，只留一条缝，随时防备当时尚未被缴械的国民党宪兵一团的增援和城里可能的漏网要员。但还好，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上午8点多种，从临潼方向来了三辆黑色的小轿车，大家立即都把目光投了过去，是……
第一辆小轿车缓缓地开过城门，车里坐的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黎天才。紧接着第二辆车子也开了过来。司机边上坐的是一○五师二旅旅长唐君尧，唐后面还坐了一个人，光头、身穿古铜色的棉袍，白色的衬裤，赤脚穿着一双礼服呢的鞋子。这是蒋介石!我心中暗暗地欢呼了一声，一扭头，几个同学也都相视而笑。
紧接着，新的任务下来了：
上午9时，一切都平静下来了，我们又接受了新任务：检查进出城的行人，一是防止有人携带粮食外流；二是防止漏网要员外逃。
这时，城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呼声，别的句子听不太清，可是，“解放”“胜利”等声音却一声声地钻入了我们的耳朵。
调整组织 蒲城度难
西安事变胜利了，谁不这样想呢?原《西京日报》改作了《解放日报》，刊登了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提出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并通电全国。
我们这批小青年也都兴奋得不得了，纷纷在帽子上写上了“胜利”二字。可是，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对我们说：现在说“胜利”为时太早，以后形势恐怕还会有变。
果然，事变后的第三天，南京方面的三十五架飞机在西安上空示威；16日，南京方面正式组织“讨逆军”，亲日派何应钦自任总司令，准备兵分三路：一路直奔潼关，一路从河南奔青岭，一路由四川奔汉中。形势立即紧张了，我们纷纷取下帽子上的“胜利”布条，准备打仗。
当时，怎样对付目前的形势，对蒋介石到底该怎么处置，东、西北军上层军人各有所见：少壮派主张杀蒋。然后联合红军，“三位一体”跟南京方面干；也有人主张不要杀，把蒋送新疆盛世才处看管，再腾出手来跟南京方面干，还有的干脆说：杀掉再说。
我们也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也不知道上头会做出怎样的决定。
就在这乱纷纷的时候，12月17日，应张、杨二将军的邀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了西安。于是，大家又把目光转到了共产党身上。
就在这一天，经过考核，我和一部分同学受命离开西安，分赴前程。留下的那部分同学另外组成了“民族抗日少年先锋队”，留在西安。
我和八个同学以宣传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何柱国的骑兵军。在何的军部咸阳住了三天，正式分到骑十师(师长檀自新，抗战期间被蒋介石枪毙在河南)。驻地是蒲城(杨虎城的老家)。
我和同学张琳、王某某留在师部，带一部电台，另外六个同学两人一组，到下面的三个团里。
我的任务是掌握该师高级军官的思想动态和对下级军官士兵做说服教育工作。
不久，西安方面传来了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已说服了张、杨及其部下，揭露了亲日派何应钦、张群之流妄图以营救为名，加剧当时双方敌对情绪，从而取而代之的阴谋。同时，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从中往返接触，最后蒋方终于同意八大主张，我方也同意放蒋回南京。张学良为表明心迹，决定亲自陪送。这时，我们也纷纷议论：“副主司令怎么能和老蒋一块儿走。他妈的跟他干一场才好，这次真便宜了他。”同时，我们也曾以组织名义上述张将军，陈说利害，劝说张将军，可惜竟未被采纳，张于12月25日只身陪蒋返京，致使进入虎口，被长期禁锢。
过后，我个人在悲愤之余，曾写了以下词句抒怀：
地冻天寒，
事变起西安，
元凶授首人称赞，
送贼还金陵，
好汉被重关，
八大主张，
援绥抗日，
又恐昙花现!
这时，我的思想觉悟已有所提高，知道如不打破蒋家独裁的局面，中国决无复兴之望。同时，由于我由一个少尉毅然再当新兵，赢得了当时不少人的钦佩。
我们在部队的工作还是努力的，主要精力是在做下层工作，教士兵唱爱国歌曲，和下级军官交朋友。当时，我们佩的胸章是紫边的，这叫“见官不小，见兵不大。”(当时国民党部队是胸章边条的颜色分辨职级的。如：红将、黄校、蓝尉、黑兵等)。士兵们见我们也十分亲切。可是，对上层领导的思想动态，我们都放松了，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过失。
因为我们都看到：自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分裂日益明显，“元老”、“少壮”，一右一左，于学忠(东北军中仅次于张学良的元老)又难以控制。
日子过得飞快，转眼过了旧历年，下了几场大雪。
1937年2月2日，和我比较好的同学郑成(他是分在下面三个团里的六个人之一)到我这里来玩。他难得进城(部队一般驻在城外)，于是，我们几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吃中午饭，我们住在一家药铺后面。四个人正吃得热闹，突然，叭叭传来了一阵枪声，紧接着，前面药铺老板急急忙忙地上起铺板来了。
我们惊诧地站了起来，立即跑到后门，准备出去，可是枪声越来越急，子弹乱飞，根本出不了门。郑成急得团团转，我对他说：“急也没用，现在城门恐怕早已封锁了。”大家一想也对，可是怎么办呢?外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最后，还是我自报奋勇，从前门悄悄地溜了出去，这时，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枪声也稀疏下来了，我贴着墙根走了几十步，隐约看见墙上贴了一张大布告，我凑上去一看，只见墨迹未干，上面写着：“本师奉中央命令，接替蒲城防务……”一看到这里，我就知道大事不好，“奉中央命令”!这说明了什么?
我回到了屋里，向大家一说，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正在这时，有几个人闯了进来，定眼一看，是师部副官处的，他们命令我们卷起铺盖跟他们走。我们也只好照办。
大街上还没有平静，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跑来跑去，气氛紧张。
一开始，我们几个人被关在一所小学校里，下午3点多，又把我们转移到了该师的督察处，一进门，处长黄为就把我们训了一顿说：“诸位，你们想，一座房子，虽然破，但在暴风雨中还可避避风，躲躲雨，如果把这房子拆了，就连个躲身的地方也没有了。”接着，他又说：“现在，西北军第七军冯钦哉(驻潼关)也听中央指挥了。”另外，我们又得知，蒲城专员公署的保安大队也被缴了械，韩专员也被抓起来了。
冯钦哉这一叛变，蒋介石的二十八师(董钊部)、第六师(周岩部)、三十六师(宋希濂部)等部队相继进入潼关，向西安进逼。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但又不甘心束手待毙。因为该师师长檀自新是土匪出身，他对犯人的政策是两条路：要么杀，要么放。但他有一个贴身随从副官，姓王，和我很熟，于是，我便拼命和他拉关系，同时，又因督察处长黄为是我原来的旅长高鹏云的同学，我便又和他大讲好话。希图通过他们的斡旋，使我们早脱险境。
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心中还是不明白。直到四五天后，我们听到了黄为和他部下的一次谈话，才明白了原因。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于学忠无法解决东北军“少壮”、“元老”两派的矛盾，同时，“元老”派通蒋的征迹日益明显。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义愤填膺，他们秘密商定，于2月2日下午发动兵变，参与的都是团级军官，共有37人。但这消息被心怀鬼胎的檀自新有所察觉，因此，于2月2日中午，提前行动，才把我们这一伙抓起来了。
2月2日下午，西安城里枪声大起，两小时内，“少壮”派控制了全城，当场打死了西北“剿总”作战处少将处长徐方，宪兵一团少将团长杨震亚，王以哲的副官处长宋学礼，六十七军中将军长王以哲(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一批高级军官。何柱国、刘多荃则幸以身免。
枪声一停，西安城里一切恢复正常。第二天凌晨，孙铭九便带了由留在西安城里的原“学兵队”一部分成员组成的“抗日少年先锋队”，在西北军警备旅的协助下，投奔陕北了。
西京恐怖 逃出虎口
一个星期后，突然，檀师长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调防河南许昌，一下子，把我们也带去了。
到许昌住了两天，对我们的看管也放松了，可以到外头去走走了。这一天，督察处长黄为又来找我们谈话。他说，你们别害怕，檀师长的意思是请你们留下，下团当个特务长什么的都可以，不要再想回去闹事了。
谈话结束后，我们一商量，不行，得逃!不然的话真可能就留住了。第二天傍晚，我借口散步，出了住所，溜进了离我们驻地只有百公尺的许昌火车站，打听了一下车运情况，又看了一下地形。发现有一辆运木头的火车停在岔道上，离站台也较远，开车时间是晚上9点，正合适。我赶紧跑回来，叫了同伴，又一起溜了出来。
好在当时我们都穿便衣，在火车站上倒也不引人注目。天渐渐黑下来了，到了离9点还差十来分钟的时候，我们偷偷地爬上了那辆货车，躲进了木头堆的空缝里。不一会儿，汽笛长鸣，火车徐徐开动，直到出了许昌，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神经一松弛，人也立即觉得疲倦，打起了瞌睡。不知不觉一觉醒来，发现车子已经停下了，探头出来一看，已经到了洛阳站。停了不久，车子又开动了。几个小时以后，车子到了西安，天蒙蒙亮。我们溜下火车，他们几个散在车站周围，我一个人溜进城里，摸一摸情况。
一上街，一张大布告迎面贴在墙上，我先看底下署名，糟糕，签的是西安警备司令顾祝同。再看看街上走来走去的军人，身穿黄军装，头戴钢盔，都是中央军的士兵。
我悄悄地找到了一位老相识的家里，他一见我大吃一惊，我也顾不得扯别的，急问情况如何，他告诉我：“西安情况危险，和孙铭九一起发动‘双二’事件的康鸿泰、万毅等人都带上了双镣被抓了起来。你也赶快走吧。你们的人现在都在邠州，于学忠的绥署也在那里。”
我出得门来，立即找到那几个同伴，告诉他们分头快走，到邠州见面，大家就这样分了手。
我呢，又回到城里，花一块钱在一家叫珍珠泉的澡堂里包了一个房间，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澡，蒙头睡了一天。
到了天快黑的时候，我从澡堂里出来，一路逛荡，一路想：现在该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到邠州呢?正走着，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老弟!”我吓了一跳，转过身来定神一看，呀，原来是我们旅七团的一个汽车司机，绰号叫“塌鼻子”，技术极好。他悄声对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便把自己眼下的处境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一听呆了：“正好，现在我的车直开平凉，明天就去邠州。搭我的车，保险又快又稳当。”我一听，自然感谢不尽。当晚，就和他一起挤在车子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我很顺利地到了邠州，和“塌鼻子”分了手。根据别人的指点，到了邠州泰山庙。过去我的那些在“学兵队”的同学，除了和孙铭九一起去陕北的以外，绝大部分都在这里了。见了我，他们又惊又喜，方知道我们几个都活着，原来他们以为我们都牺牲了，正准备给我们开追悼会呢。
过了不久，一起从许昌逃出来的几个伙伴也都来了，自然又是一番欢喜，各叙遭遇。
“学兵队”的生活又恢复了。给我们发了生活费。不过组织的名字已改称为“甘肃绥署青年训练班。”
由于当时的邠州地区专员熊飞是前东北军一一五师师长，因此，环境比较安定。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学习、讨论，憧憬着未来。
半个月后，于学忠调任豫皖绥靖主任，我们也一块儿去了，先到咸阳待命。在这里，我们的学习又掀起了一个高潮。原来的政治教官李书诚给我们讲授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另外，又增设了“东洋史”，主要讲日本的历史。可是，没过多久，我们的组织就被国民党中央察觉。于是，我们又改称“甘肃绥署军官队差遣二队”调驻安徽蚌埠西面的怀远县。原队长郭维城因有“共嫌”而被迫离开，队长换了李述庚。另有“差遣一队”是专门收容无法安排的原东北军官。
一个多月后，情况又恶化了。国民党特务常常盯我们队员的梢，队员中也不时有人失踪，以至有一名叫邢英的同学愤而投淮河自杀，我们大张旗鼓开追悼会，并抬棺材游行，以示抗议。这又被国民党特务说成是“抬空棺材游行”“企图暴乱”!
事实，当时于学忠的绥署也已成了空架子，国民党党棍陈立夫从中作梗，甚至不让他进驻原定绥署所在地淮阴。
情况日益恶化，6月中旬，何应钦借“宣传赤化”为辞，以“委座”名义，勒令解散“差遣队”，并限期离境，否则“不保证人身安全”!
组织被迫解散了，于学忠派参谋长董英斌亲自找我们谈话，答应每人发一个月的生活费，并把我们护送到安全地带。
七七事变 何去何从
我们含着眼泪登上了北去的列车。董英斌随车护送。车子顺利地通过了当时国民党嫡系李铁军控制的徐州。到了山东济南，韩复榘派人在车站上摆了几大桶茶水，算是招待。车子继续北上，到了天津，转车去北平，这时，天津站的站长又告诉我们，连日来，日寇不断挑衅，路过日本驻兵的丰台站时，切勿露头，以保安全。
车到丰台，大家都悄然无声，日本兵在火车站上巡逻，“咔咔”的大皮靴声刺人心弦，我的心沉重极了。车子一出丰台，不知谁激动地领头唱起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一时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能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懑!
到了北平，从前门车站下车，没想到当晚住宿又遭到北平实力人物宋哲元部队的刁难……扯下胸章，收缴证件，一时间，大家心中真是感慨不尽!
到底该怎么办?大家又聚到了一起，商量今后何去何从。
这时，有人提出，到东北虎林、佳木斯去，那里有木厂(伐木场)，和苏联有联系，可以想法到苏联去。
也有人提出，干脆到陕北去，投共产党。
大家争了一场，莫衷一是，结果还是各奔前程。
我呢?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最后还是决定回老家再说，因老家就在保定，算起来离家已有六年，全无音讯。
打定了主意，便在第二天离开北平，奔老家而去。
这是1937年的7月2日。
五天以后，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这时，我已回到家里。
作为一个中国人，决不甘当亡国奴的思想时时在我脑中萦回；作为一个军人，我也分析了眼前的形势：留在家乡，不可能有所作为，华北平原，无险可守，还是要出去。正好，这时我接到了原来部队的一封来信，说是现在部队正在河南方城扩编，叫我赶紧归队。
就这样，我抱着抗日救国的决心，又一次离家出走。
没想到这次离家，却是陷入泥坑，八年抗战，四年内战，辗转了大半个中国，枪林弹雨中走了千万里路程，度过了半辈子，直到1949年，在上海战役中起义投诚，这才算是跳出了泥潭，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这些，都是后话了。
(莫夷整理，1980年12月)
*作者系东北军第一○五师第三旅少尉文牍副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