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于学忠
惠德安
1930年张学良就任海陆空军副司令，副司令行营设在北平，成立行营时我是参谋。以后行营先后改为北平绥靖公署、军委会北平分会。直至张学良下野赴欧，我都在他的司令部当作战参谋。1935年张学良被任命为武昌行营主任，调我在主任办公室工作，以后西北总部成立，我仍任参谋职务。西安事变后，我跟随于学忠一直在江苏绥署、第三、第五集团军、鲁苏战区总部参谋处工作。这期间由于工作关系，直接间接了解到许多东北军内部情况。从大别山前往洛阳参加一战区召开的军事会议时，我是于学忠的随员。旅途上于学忠纵谈了许多往事，以及张家父子对他的恩遇和他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以后于在重庆当军事参议院副院长，我在陆军大学工作，彼此时常晤谈，于也讲了不少感想。这篇《张学良与于学忠》，可以说多半是据于学忠对张学良的回忆而整理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为示诚意陪蒋氏亲回南京，临行前，张学良把他的命根子——东北军交给于学忠指挥。于既非东北人，也不是出身于东北军的将领，他具备什么条件来指挥东北军?一般议论事变这段历史的，都可能发此一问。关于张、于两人的关系问题，有许多传说和猜测。有人说张作霖因于学忠的千金于凤至名字吉祥，他就将女聘为儿媳，于学忠与张学良是翁婿关系，才将兵权交他。但于凤至是吉林省怀德县人，生于1897年，十余岁时，去郑家屯读书，父亲名于文斗。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生于奉天省旅顺口。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于年方5岁，随母渡海返回山东蓬莱原籍。屈指算来，于学忠比于凤至只大7岁，故于凤至为于学忠之女一说断然不能成立。还有一说，谓于学忠是吴佩孚的远亲外甥，加之张学良敬重吴佩孚为人正派，特对于学忠有好感，故屡次委以重任。此议也不能令人折服，况于又绝不是吴的遐莩远亲呢。
一
张学良为人品质中，一个良好作风，是爱慕人才，能够破格地擢用贤能。
1927年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回攻涿州，守将晋军师长傅作义誓死坚守，博得各方称赞。战斗结束后，张不念战场上的拼杀，而以朋友之礼待之，聘其为军团参议。以后傅与刘夫人缔婚，张是介绍人，婚礼是在天津英租界借张的房子举行的。西安事变关系国家存亡，傅特由战地百灵庙至陕会张，拟助其妥善解决问题，不意赶到时，张已亲送蒋飞宁了。
戢翼翘，湖北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他到东北是经杨宇霆援引来的。戢早年在云南当旅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将军发动护国讨袁战役，戢在滇川边境上战绩卓越。到东北后张学良一再选任他为旅长、副军长、军长等职。1930年，张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东北方面有些高级将领，颇希望获得副司令行营参谋长一职。张认为戢在南北各方面，著有声誉，是能够打得开局面的适当人选，决任用戢为北平行营参谋长。
1933年3月2日张学良发布军令，任命前广东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翁是广东部队将领，一向在十九路军任职，与东北军一点关系都没有，张学良把一个完整师交给客籍军官带领，大家都感到突然而又不理解。当时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鉴于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取得的辉煌战绩，他很想楚材晋用，吸引外部人才，整饬振兴东北军，以求抗日复土。他请宋子文代为物色十九路军上海抗战卓有战功的军官。恰值上海抗战尤著声誉的翁照垣因不愿随军开往福建，正滞留在上海，宋遂介绍北来晤张。张立即任之为师长。这在旧中国各方，如蒋军、粤军、川军、晋军等军事集团中，是从来没有过的事，谁也不会把自己一师实力，交与从来没有任何关系的非本系统的人去统带。以上种种可见张学良求贤若渴，用人不拘一格的作风了。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张学良亲率奉军最精锐的第二、第六两旅，配属大量山野炮兵，与姜登选部合成一、三联军，担任正面作战重任，猛攻山海关，遭到对方顽强抵抗。他从直军的工事构成、火力编组、战斗力量上，看到对方确是久经战斗训练的一支劲旅，而生赞佩之感。
1928年他任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长，统率大军进入河南。这时直系巨头吴佩孚，由于第二次直奉战的失败，退归豫中，一蹶不振。手中又无粮饷械弹，所部各军，陷于饥困状态，已不听其号令，纷纷另谋出路或依附旁的方面。直系将领中于学忠始终如一，对吴竭诚拥护。于部军队虽在宜昌与湘、川两军经过多次激战，部队仍很完整，战斗力甚强，此时已从宜昌转进河南邓县，吴下令在豫南等地剩余直军统归于学忠指挥。张学良了解到这些情况，遂授意所部师长应振复设法与于学忠取得联系，要求合作共同对敌。应师长以前在湖北当过第八师王汝勤的参谋长，与于学忠相识。应师长特遣江择安(江以后任东北军一〇八师师长)前往豫南邓县与于联系，商谈合作问题。在北平号称陆海军大元帅的张作霖，时与赵倜、米振标一些毅军老将会晤，得知于学忠系故旧于文孚之子，也派参议范浦江、宋学礼等来邓县见于，力述张氏父子爱慕借重之情。同时，日趋没落的吴佩孚，决定入川往依刘湘、杨森等川军将领。于学忠感念受吴知遇与提携的深情，愿随吴共进退，离军下野。于乃偕其二夫人与奉方代表范浦江、宋学礼等转往山东原籍蓬莱。于回抵故乡后，张学良又遣其参议周光烈持张的亲笔信到蓬莱，邀于赴北平洽谈合作问题。于感到他虽离军下野，但为此军谋出路，是义不容辞的。乃应邀前往北平，先见大元帅张作霖于中南海怀仁堂，张态度热诚语言直爽，首先说：“我和令尊当年都在营口田庄台宋老帅大营当差，共事五年，这是赵周人(赵倜字)、米都统(米振标)一般老朋友都清楚的事实。我不是以长辈自居，你是故人子弟不是外人。我知道你对吴子玉的忠义，希望你能像对吴子玉那样对待我就很好了。你可去把军队整顿好，带到北方来。关于武器装备粮饷，一切事情可和张学良商谈。”当即留于共餐，在座的有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和几位蒙古王公。于学忠遂被任为陆军第二十军军长，归三、四方面军团长张学良指挥。
于初见张学良于西单文昌胡同张的官邸，张告知奉军经理制度有两种，一按部队人数实发，二为包干制，由主官包领军费转发。于要求愿同奉军一样实发，不采取如张宗昌、褚玉璞等军的包干办法。当困处河南的于部饥军，得知于学忠已前往北平为谋出路的消息后，直军第七师旅长刘迺昌部、第十八师毛永恩部、第二十五师杨殿云部、第二十六师马廷福部，立即冲出冯玉祥军、孙连仲部的包围，强行横越京汉路东进。当部队到达南宿州，于学忠把部队整编为三个师。官兵们对于归属三、四方面军团，于学忠重当军长，认为有了生机得到新的出路，情绪非常欢畅。
照东北军惯例，就任军长，需要去北平进见大元帅张作霖请训并谢委。于学忠接到张作霖的电示，大意是前方军务吃紧，不必来平，我以家人子弟视汝，望善体余意。于学忠每与人谈到这段往事，流露出对张作霖的真挚深厚感念。
于学忠所部第二十军，编入第三、四方面军团战斗序列后，正值北伐军分路沿津浦、平汉两路北进，到达豫鲁两省地区。冯玉祥的国民军从豫西威胁军团翼侧，阎锡山所部晋军阻断军团后方，态势极其不利，军团已开始作战略的退却。军团长张学良指定于学忠所部第二十军，为军团后卫，掩护大军的撤退。第二十军在豫北、冀南、冀中进行多次的后卫战斗，终于掩护军团到达冀东，占领了滦河防线，完成后卫任务。就在这时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残部已退集冀东，要求收编希望得到热河地盘，被张学良拒绝。张宗昌悍然发起强攻，猛向滦河东岸奉军防线进击，被于部二十军，胡毓坤十六、十七军、汲金纯第十五军，分别将张宗昌部击溃缴械，三、四军团才确保滦榆地区，守住东北门户山海关。
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张学良接续执政，大举整编东北军，废除军、师号，军长中如胡毓坤、戢翼翘、邹作华等，皆解去兵柄，改任军事参议官，唯独于学忠被张学良任为临绥驻军司令，授予镇守山海关的重任。
二
日本军国主义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制造个满洲国后，下步就打算割据华北，再制造个伪政权。一些失意政客及亲日分子，煽动地方当局脱离南京政府，搞华北特殊化。汉奸郝鹏、张璧、李际春诸人，雇用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以天津日租界为巢穴，从1932年8月初，无昼无夜鸣枪闹事四出骚扰。驻在天津的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惟恐事态闹大与日军发生冲突，不敢出动他所指挥的军队(1931年7月间平定石友三的叛变，王树常以河北省主席兼任东北第二军军长)，以致便衣队越闹越猖獗，天津市面极其紧张紊乱，商民非常恐慌。北平军委分会张学良，感到情况如此严重，王树常很难应付天津的局势。他考虑把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与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两人职务对调一下，是个可取的有效办法。因为当年夏季与石友三作战，于学忠的第一军战绩卓越，并认为于作事果决，意志坚强，在非常时期有应变能力。张乃电请南京于1932年8月17日明令发表于、王两人职务对调。于到达天津接任省主席后，即饬驻在津郊的一一三师两个团，换穿保安队服装，更番进入市内加强警戒。同时指示在北平南苑的东北炮兵第七旅旅长高方，“作好临战准备，一接命令，立即派出一团炮兵，驰往天津。如果日军公然发动战争，就将所有炮弹都倾注到海光寺日本兵营里。决不允许日本鬼子兵不血刃像拿沈阳那样，用一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白捡天津。”日方察知于有拼死的决心和准备，也不愿下大本钱重蹈以前去上海和十九路军硬干的覆辙。那些乌合之众的便衣队，也就销声匿迹不敢再出闹事了。
1933年春，日本关东军侵占热河，全国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南京的军事和外交，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蒋介石偕宋子文北来，邀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先向张说：“热河失守，全国舆论攻击我们两人，正如同我俩同乘一只小船，本当同舟共济，但风浪太大，如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必然同遭沉没。”张闻言慷慨表示，东北丢失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沦陷，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保定车上张决定下野赴欧，当时东北军总计有26万人，张拟定编成四个军，于学忠部为第五十一军，万福麟部为第五十三军，何柱国部为第五十七军，王以哲部为第六十七军。除万、何、王三军约计9万人外，其余约十七万人，连他的警卫师一〇五师，张学良统交于学忠指挥。一〇五师是从东北军各军师中挑选出来的，装备精良编制完整，实力比一个军还大，也交于指挥。张还认为东北老家已丢，流亡到平津河北各地的东北军政人员，他出国走了，托付于学忠妥为照拂，谅于是义不容辞的。
1935年7月北平军委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缔结一个所谓《何梅协定》。日方要求必须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并将于部五十一军撤离河北省的条款。不久南京政府明令河北省政府由天津移往保定。于到保定后，又有命令着于率所部五十一军开往陕西。南京在日方胁迫下，免去于的河北省主席，改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三
1936年12月12日，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张学良考虑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有蒋介石具备领导抗日条件，要讲抗日就必须争取把蒋所掌握的中国最大的军事力量，使用在抗日战场上。因此不但要说服他抗日，还得释放他、拥护他领导抗日。在释蒋这个问题上，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西北军各将领，多数是不赞同的。最后张学良断然决定释蒋，并且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不料到了南京，就被拘禁起来，交军法会审裁定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张学良永远失去了自由。人们惋惜张送蒋是失策，认为他政治上不够成熟。其实张何尝没意识到送蒋会有危险，他在12月25日送蒋上飞机以前，亲笔写了一张手谕：“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二十五日。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这张手谕指定杨、于两人，实际则是由于专负东北军之责。杨虎城是西安绥靖主任，由杨代行张的副总司令职权。于学忠对发动事变事先并未与闻，张学良深知于的为人，所以在临潼拘蒋以前，张并未向于先知底蕴。当12日早晨西安绥署的队伍到西京招待所搜捕南京来陕重要人员时，竟将于也当成中央大员，一并拘起，后发现所穿呢大衣里面有丝绣“孝侯”两字，才知道他是于主席。于看到事件已发生，就毫不迟疑，立刻打电报指示兰州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第五十一军副军长牟中珩派队伍把中央派驻兰州的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收缴下来，与西安采取一致行动。对于释蒋回京，他持反对态度，尤其张亲送蒋，他更不同意。抗战时期，他在重庆和他的秘书长周从政、驻渝办事处长郎贯一闲谈往事，他说：“副座当年下野赴欧，把大部东北军交给我带，那时我没有什么顾虑的。一、如果日本军队闹事，我有决心敢在天津和他们拼了。二、对有些当权的亲日派，阴谋吃掉或拆毁东北军，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西安事变送蒋，副座第二次把东北军交我带，这好像南宋岳元帅奉金牌应召去临安，把岳家军交给牛皋带一样。可惜我于某人怎么敢妄和牛大将军相比。特别副座离陕以后，西安情况陷于复杂混乱，以我和张家两代的关系，连安居在金家巷副座的家都不可能，被局势所迫只好躲避在新城大楼(杨虎城将军寓所)。看到主战主和两派，居然以手枪相对，王鼎芳(王以哲)军长竟惨遭杀害，而我却束手无策，真痛心极了。”
张学良被羁留在南京，归期无望。他在西安的住宅，由副官谭海办理结束，张夫妇及赵媞女士的衣服物品图书等，除由谭副官携往天津一部外，其余打成几十件大包，指定保管人员送往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军部保管起来。1984年发现的那张影印张学良手谕，就是从那批保存下来的图书中捡得的。这一历史文件问世，证明张送蒋并非是鲁莽或政治欠成熟，是很有价值的。
1952年周恩来总理为解决京津两地张学良的家属生计问题，指示全国政协将北京西城张家所有的顺承王府，作价购买过来，款按张的家属人数平均分劈，每人得了一万元(惟有张学思夫妇表示放弃)；在海外的把应劈份额，存在银行里以待支取。周总理特指定由于学忠经手办理此事。如果张学良将军闻知此事，也会感念周、于两位友谊的深重。 * 作者曾任张学良的作战参谋。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西安事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