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西安事变”
吴锡凯
东北军入关后，东北一下就空虚了。不久就发生了由日本人制造的两起事件，一是“万宝山事件”(一九三一年七月二日)，一是“中村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日本人制造这两个事件作为进攻中国东北的借口。东北已经易帜，外交不能自主，只得听命蒋介石。这时东北军官兵准备调回关外，尚在东北的少量部队也准备抵抗，而蒋介石却下令不准抵抗，也不许往关内的东北军回调，说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当时人们都骂张学良，骂东北出来的人，说他们是“亡国奴”“亡省奴”。日军紧接着又进攻山海关。东北军驻守山海关的是何柱国，他退到关南的石河子，集中到西边兰河一线防御。日本军队再从热河、承德等地进攻，承德驻是汤玉麟部，当日本人长驱直入到古北口军时，他不愿当亡国奴，就爆发了长城抗战。
我东北军武器装备很差，日军想打随时就可乘卡车来打一阵，打不下来就开回去，而中国军队为防备突然袭击，就要长时间地卧伏在雪地里。正当我们东北军准备与日本人作决一死战的时候，蒋介石到保定，对张学良说，问题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并逼迫张下野出国，军权由何应钦接管。不久就签署了“何梅协定”。
东北军主帅没有了，又失去了根据地，粮弹基地都没有了，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雇佣军。流落关内的同胞，到处流浪，何应钦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在北平私设法庭、监狱，随意处死人，目标就是东北爱国人士和学生。当时，我们东北人真是有苦说不出。
蒋介石的所谓外交解决问题，就等于默认了“满洲国”。“何梅协定”将冀东八县的大片土地交给汉奸殷汝耕，广大东北军官兵和人民对“安内攘外”的政策开始怀疑。
西 安 事 变 的 起 因
张学良出国后，国民党要分化消灭东北军，遂调东北军往南方去“剿共”，但东北军驻在平津保地区不动，拒不听蒋的调令。当时东北军的核心人物是王以哲和鲍文越，蒋介石去调万福麟，王就派人到万部，要万按兵不动。并对蒋说，下面不服从调动。蒋看到自己调不动，就催张学良回国。张一上岸，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拥护领袖救国。”不久，国民党在武昌成立了豫鄂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蒋为总司令，张为副总司令。
张学良回来重掌兵权后，蒋开始调动东北军的一部分南下“剿匪”“在组织“剿共”总部时，我曾有机会到武昌见过当时国民党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他对我说，去江西“剿匪”时，他的三个师损失了二个师，只剩下一个四十九师，师长为裴昌会，蒋介石根本就不给补充。有一次，我们同王以哲在一起吃饭时，郝军长也在座，他说：“我们要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我的经验是‘匪存我存，匪亡我亡’。即共产党还存在，蒋介石就要利用我们去“剿共”，如共产党被剿灭了，蒋介石就非要消灭我们不可。”我们在座的人对此都有同感，但都没有多说话。
东北军南调“剿共”的部队有两个军两个师和两个骑兵师。两个军为五十七军和六十七军，两个师为一一二师和一○五师。在南起湖北的蒲圻，羊楼洞过江到宋埠、麻城、沙窝、白雀园、坂桥、商城，直到汤家汇，在这一线上摆下了这么多军队，进行所谓“长围”，但只是围，没有攻。在他们后面还有两个骑兵师(骑六师、骑四师)驻在息县附近。这个状况持续了一年，后红军开始长征，徐海东部由坂桥镇突围到了安徽河南交界处的胡山寨。在安徽，刘茂恩(刘镇华的侄子)率第十一混成旅前来围困，结果一下被消灭了一大半。东北军的一一七师、西北军梁冠英部在新集县附近观望，没有理会。这样，徐海东部顺利地过了京汉铁路，到了河南，又进入了陕北。
不久，东北军奉命转移，到西安甘肃一带进行“剿匪”。国民党又在西安成立了“剿匪”总司令部。东北军曾一度和刘志丹部交过火，追击到保安、吴堡一带，因补给线太长，就退回延安。一一○师在回防途中，于大四劳山被红军击溃，师长何立中重伤死去，后一上校参谋长张连中在此继续抵抗。同时，一二九师在延安也被红军包围，王以哲也困在延安。张学良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在延河东岸建了个简易的机场，派我驾机到延安，把王以哲接了出来。这时，六十七军已没有多大力量，只得向张学良求救。张学良派五十七军一○五师，由西丰顺直罗镇、黑水镇方面从侧面进攻以解延安之围，但在直罗、黑水镇一战中，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被歼，师长刘元峰被击毙。这样，东北军先后损失了二个师．张学良遂指示一二九师于延安突围，路线是东向延长，回到洛川。这时六十七军司令部就设在洛川。
东北军在这一段时间与共产党接触很多，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广泛、深入，广告、小册子、传单到处都是，对东北军士兵产生了一定影响，共产党提出了“统一战线”，“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等建议。这些都很适合我们东北军官兵的愿望。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在鄜县以北榆林桥，红军俘虏了东北军的一个团长高福源，二三个月后又放了回来。高回到了六十七军军部见到了王以哲，这时高的命运完全掌握在王的手中，王说杀就可以杀。但王当时也不相信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遂带高去见张学良，汇报了在共产党那边的情况。一九三六年四月初，周恩来、张学良在洛川王以哲的六十七军司令部会面之后，共产党就派了代表李克农常驻六十七军军部，东北军暗中也开了交通线，从物质上援济共产党。从此，东北军与红军就实行了停火，表面上双方摆开了要打的阵势，但双方都不放一枪。张学良、王以哲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办了军官训练团，团长为张学良、教育长是王以哲，训练人员是从上尉到中、少校军官，形式上同庐山军官训练团一样，但内容却不同，是讲统一战线。还调了东北大学不少学生当了教员、指导员……。训练团共办了二期半，一个月一期，共二个半月。蒋介石发觉不对劲，遂亲自来西安，把“西北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主任曾扩情大骂一顿，同时，封锁了与延安共产党的交通线。后来，张学良只得在西边沿邠州、栒邑另开了一条线。这些，蒋介石当然不能容忍。遂强逼东北军进行“剿匪”。这时的东北军官兵已受了统一战线的影响，谁肯去剿?蒋介石就派大军到了西北，跟在东北军屁股后面督战，强迫“剿共”。先头部队为孔令旬、裴昌会两个师，以后又陆续开来其他一些部队。当时，东北军处于骑虎难下之势。于是，就实行“兵谏”，爆发了“西安事变”。
“西 安 事 变”前 后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在洛阳庆祝五十大寿后，乘兴来到西安，住在临潼，曾任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的蒋孝先率了一个营担任警卫。蒋介石准备在西安召开一次“剿匪”会议。陈诚、卫立煌等二十多个国民党要员也齐集西安中国旅行社西京招待所。
十二日晚上，张学良把留在西安的东北军旅长召到自己的住宅金家巷公馆开会，说是要准备参加蒋介石的“剿匪”会议。会议中，张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把杨虎城请来会场，张学良直接了当地说：“我们要实行兵谏”。杨也表示同意，遂派卫队营长孙铭九率卫队营驰往临潼捉蒋，同时，又派骑六师师长白凤翔、一二九师长周福成、一○五师长刘多荃、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前往督导。
把蒋介石抓到西安后，张学良把他安排在金家巷，同时下令扣留中央军空军在西安一带的飞机。蒋介石的政工人员被禁止活动，西京招待所的陈诚、卫立煌等人也被扣留。这时，国民党方面造谣说西安已经赤化了，连青天白日国旗也不挂了，到处是挂起了镰刀斧头旗。我十四日到西安时，西安仍然到处插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商店照常营业，但有许多学生在街上游行，到处都有标语。
当时，我任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驻甘肃固原。双十二日那天，我正在六十七军军部。当日晚上，我们收到西安方面总部的来电，要我部立即将国民党中央在平凉固原的飞机全部扣下。我们立即执行命令，即刻通知东北军驻机场的部队把平凉固原一带的飞机都扣了下来，飞行员也全部扣押。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得知西安发生了事变。
十四日，我同一空军驾驶员驾驶一架侦察机从固原起飞，三个小时后在西安西门外机场降落。我这次去西安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一下那边的情况。下了飞机，随即赶往张学良的金家巷公馆，到达时正是中午，张学良的老军长刘震东以及高崇民、车向忱等人正在准备开会，见我到了，就招呼我一同坐下吃饭。这时，张学良戴项小毡帽，穿件灰布棉袍，从楼上下来，与我们坐在一张圆桌上吃饭。张学良见到我便说：“你来了正好!你去把他们的空军整理一下吧?”就在饭桌上，决定由我接管被东北军扣下的中央军空军的飞机，并任命我为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航空大队大队长。之后，又给全军下达了命令。在吃饭时，张学良等人还笑着谈起在十二日事变中的一些趣闻。以后，我就按张学良的指示专门经管这件事。蒋介石空军的飞机当时被扣在西安、固源、平凉、兰州等地的共有七十多架。我的具体实行地点在西安，西安机场停有四十多架攻击机、战斗机，饭后我立即率一个步兵团前往西安西门外飞机场，当时飞机已被扣押。我们在这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保养飞机。飞机被扣后，已把汽油倒光。为了准备作战，飞机亟需保养，这主要由被扣的中央军空军的技工来搞。我们一下命令，他们立即就干了起来。他们一般很听话，我们对他们也不错，工资照发，故一个多月中没遇到任何麻烦。五十多名飞行员也没有出乱子，他们可以在营房内自由走动．中央军空军负责人姓张，回族人，是第二大队大队长。第一大队大队长由空军司令张有谷兼。十二月十二日他不在西安。我们再从陆军中挑选了五六十人，准备训练他们作空军驾驶员。开始一段时间，我住在西安机场，后住到城内的通济南场(原晏道刚的住所)，每天乘车到飞机场。
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洛阳，到了南京，张学良就被扣下，一直囚禁着。
在国民党中央军蒋鼎文部进西安前，我就脱离了西安空军，回到了平凉六十七军军部。当时六十七军的军长为吴克云。国民党的空军人员说我虐待了他们，还说我出卖了空军基地的地图，这样一来，我就被通辑了，无 我只得化装逃到上海。因我懂法语，通过上海法租界的支队司令搞到了护照，登船到法国去了。直到抗战爆发后的冬季才回国。
* 时为东北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现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