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忆
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的卫队手枪营任营长，参加了西安事变。我在以前回忆书写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了补充和整理，不隐不扬，目的是把确凿真实的情况提供给历史工作者参考。
一 张学良的思想转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上的大转移，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会合。在这时期，东北军进攻陕北接连打了三次大败仗。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危 民族存亡的时刻所采取的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的正义立场，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也增进了东北军中联共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气氛。
这时张学良已经逐渐认识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不对头了，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急想与红军取得联系，因此对高福源①的归来很高兴，他仍派高回去，并带去一封约共产党负责人相见于洛川的信。张与党中央派来的代表李克农同志在洛川会谈后，又向李克农提出，希望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见面。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叫我随他一同由洛川乘飞机出发，机中还有王以哲军长和刘鼎同志。飞机到达肤施(即延安)后，在一新修整的简陋飞机场上降落下来，然后我们一起走进教堂附近的小院内一间屋子里休息。等到黄昏后，有五个人前后走来，其中有一位脸上胡须很长，双目炯炯有神。我在门口迎接并做守卫工作，没有参加谈话，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胡须很长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五人中还有李克农同志。还知道在这次秘密会晤中，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停战、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定。张学良还特请中共中央派一位能负责解决重大问题的代表来西安，以便及时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他更加认清了停上内战、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因此他对逼蒋联共抗日的工作愈加主动积极了。
九月份，叶剑英同志来到西安，秘密住在我家中，张嘱咐我要特别慎密保护。我知道叶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是重要人物，便特别注意他的完全，假作为我的亲戚，称呼他为“吴先生”，调十几名卫兵保护着，在门外防止杂乱的闲人闯入。
以后叶剑英同志介绍朱理治同志亦住在我家。我后来之所以能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义有所认识，与我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他们两位的帮助是有关的。
二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剿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通电。但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下去，并于十二月四日再次来到了西安，住在西安城东骊山脚下的华清池。
在这以前，蒋介石曾在十月二十二日乘飞机由南京来过西安。当时，蒋是在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决心要继续“剿共”，实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主张。他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游逛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了大举“剿共”的计划。张、杨二人都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十月二十六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②引起了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十一月份，张学良在洛阳借给蒋介石祝寿之机，公开向蒋慷慨陈词，劝他改变“剿共”的政策，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同时也向蒋说明这既是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并说，如果再命令东北军继续打共产党而不去援绥抗日，部下亦不会听从指挥了，等等。这些都被蒋介石认为是叛逆思想的表现，当着阎锡山的面将张痛斥一顿，使张十分难堪。阎锡山曾对张说过：“不要再多讲抗日的话了，以后我们各自准备吧。”这次张学良在蒋介石来到西安以后，在华清池亦不断与他激烈争论。张学良请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等七人(他们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被上海市警察局奉蒋介石之命逮捕的)。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样，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说话，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唠叨。”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手法是逼迫东北军继续“剿共”，否则立即调离陕北、甘肃，逐步解决消灭之。蒋介石一方面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军队共约三十多个师，一齐调到平汉线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集结待命，又调来大批战斗机飞抵西安；另一方面电召各高级官员云集西安，并将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调任西北“剿共”前线总指挥。同时还每天召见东北军各军、师长等高级将领分别进行谈话。蒋一方面说：“将来一定要让你们打回东北去”，另一方面仍要他们“服从命令”，一定要继续“剿共”，暗示如不致力“剿匪”，则将被调走，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军。
这时，西安城内的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三 密议扣蒋
蒋介石虽然是这样地顽固，张学良却仍想劝他改变政策。十二月六日前后，张在华清池向蒋恳切陈词，说明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唯一图存的道路。并说，东北军中全体官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上前线指挥。张再三表示个人全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说话时声泪俱下。而蒋介石听后竟勃然大怒，严斥张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蛊惑，违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反革命”行为。最后拍案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这时，张和蒋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又值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③。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只得“破釜沉舟”了。
有一次，我问张学良：“自从搜查省党部④以后，外面到处传说中央要把东北军调到华南去，说是脱离西北共产党红军的影响，不让我们去抗日，而要把我们消灭掉。听说委员长这次来，就是准备收拾我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中央的特务对我们常想报复，要抓我们卫队营学生队的学生，怎么办?”张学良沉默不语，但眉头却紧皱起来，我见他不说话，便大胆地说：“委员长这次来可是个好机会啊！我看副司令可以请委员长来吃饭，在公馆里把他扣起来，叫他答应我们的要求……”张抬起头来打断我的话，瞪着眼睛说：“你不要胡说。”停了一会，他又小声说：“到时候我自有办法的，对杨麟阁⑥……。”再没往下说，最后冲我说：“你去吧！不要胡说。”
有一次，我又乘机说：“副司令，决定吧，我带卫队营做这件事，包管不误事。别再等了，万一他回南京去，那时就晚了。”张说：“你不要急!这个事是不同打仗的。”我见张说完这话又不言语了，便又急着说：“不然，我带卫队营到华清池去把委员长扣起来，这样一定能行。”张沉思很长时间才低声问：“你对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即回答说：“我有把握！”我任营长后，经常与他们开座谈会，讲抗日和保卫张的事。要他们遇事要勇敢，要奋不顾身，要绝对忠诚，要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等等。大家态度亦坚决，卫队营的官兵皆跟随张多年，感情是深厚的，所以我认为是有把握的。张又对我说：“你到卫队营才有几天，(那时我由机要随从参谋接任卫队营营长职不久)，也没打过仗。”我说：“我虽然没打过大仗，但以前在天津事变中也打过街市战的(在天津海河闸口与日本租界交界处，我亲自指挥用机关枪打退过日本宪兵和他们指使的便衣队的铁甲车，保住了海河东浮桥边的我方公安局)，我有把握做这件事。”张没有接着往下说，好象是在想什么。最后，他在我退出去之前又说：“做这件事要当过土匪能‘掏老窝’的才行。白凤翔在热河当过土匪，‘掏老窝’是拿手。”
四 “一二·九”周年学生请愿
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的组织发动下，举行了“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活动，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出兵抗日。当时的口号有：“陕西是国防最前线”，“援绥抗日是保卫大西北！”“发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精神!有血性的中国人枪口对外!”、“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拥护东北军援绥抗日，打回老家去！”等等。当时负责警备西安的是杨虎城部的赵寿山，他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而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分子、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和宪兵第二团团长杨振亚，却派武装警察和宪兵阻拦学生，阻拦不住便开枪射击，将东望小学的儿童击伤，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一起备力向前，直奔临潼大道向华清池前进，准备向蒋请愿。
西安学生举行纪念活动，要去华清池向蒋请愿的事情，当天早晨我便知道了，并知道有宪兵特务和警察去拦阻和暗中镇压的情况，我感到应该保护学生们的安全，又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有借口派队伍接近华清池。于是即请示张学良派我们卫队营的土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对外讲是配合警察、宪兵共同监视学生行动，以防“意外”。我请求一次派士兵五十名，张不同意派人太多，只同意派二十名。因此，我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学生的请愿行动被蒋介石得知后，即一面用电话命令张学良立即制止学生队伍前来华清池；又一面命令宪兵、特务们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张学良在电话中请求蒋介石不要枪杀爱国青年，但却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严令：“如学生不听劝阻，则对学生开枪，格杀勿论!”
五 张学良十里铺发誓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他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他决不阻挠，我张学良的爱国心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情的。”学生们高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转呈委员长。我是当地负责长官，我绝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最近几天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如果不能实现，我要是不爱国，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我处以死刑！”张学良当时说的确是内心潜藏已久的真话。
学生们听了张学良的发誓，都很感动，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冽的寒风中，经领队负责人的布置，有的回城，也有的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
九月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应该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污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然而归。
六 蒋介石被捉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过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但捉蒋的准确时间他未明确指示。他对我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随即派商亚东营副率领约一排士兵再去十里铺，与王连长等会合，要他们在日落前到达宿营地，并直接用军用电话与我取得联系，以便我随时把现地的情况及时向张报告。
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当时我卫队营只有这两辆载重车。七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载重车去十里铺待命，明令其为卫队营备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张负责临潼捉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们和城内警戒。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着，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十一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各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再一次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允许我去。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回来，直接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遵命到达会客厅时，就看到已召集来的东北军各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宾等紧张地坐在那里。张见到了我，即当着众人面前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叫你和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赶快去找白师长商议吧！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他干过‘掏老窝’。要谨慎小心！”去华清池捉蒋的事，因事先我与张说过多次了，所以临时张对我说的话是很简短的。没等我回答，他又郑重地再三吩咐说：“你千万不可将委员长打死了！你去吧，你快找白师长!”我以前并不知道有白师长，我转身要退出时，张又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有把握吗?！你未打过仗的。”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了，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有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你要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我敬礼后回答说：“我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
王以哲军长在旁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随即带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白凤翔家后，在灯光下见白穿着一件绿色绸花面子的旧皮袍，在迎我坐下后，说想找刘桂五共同商量一下。因张未对我说还有刘桂五，我当即说：“我俩商量决定后，由你转告他吧！”于是我俩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在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按时碰头，由白乘他的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十里铺小学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我急忙赶到家中，胡乱吃了点东西，又悄悄地写了一张简短的遗嘱，放在我的军服上衣右边的小口袋中，上面写着：“静坤：我万一不能回来，请应德田⑧把我兄弟孙明昌设法送到苏联去读书或送到陕北红军中去。”到夜一点钟，我就向妻子刘静坤告别，告诉她说：“今晚我有要紧的事，不回来了，你先睡吧，不要等我了。”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正，我和文英奇、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准时出发，沿去临潼的路上急驶。两点半钟，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等已按我在出发前电话中的指示，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了情况，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今晚的任务。在当时，我在政治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临潼华清池去，是为了营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他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反而要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捉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生命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极其重大的任务，一定要捉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愤激异常。
这时，我按照张学良的指示，请示白凤翔应怎样行动时，白叫我领卫队营首先进去，他们随后跟进。本来我是想和白、刘共同进去把蒋架出来的，因我只知道蒋的卧室是五间厅，具体位置却不清楚。现在白命我先进去，时间紧迫急促，不容再犹豫了，我暗自定下决心带着队伍上。卫队营大约是一百多人，另有两辆载重车，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院外的宪兵不知确数，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多人)，住在禹王庙。虽然敌众我寡，但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冲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令王协一随我带人先乘上卡车，迅速逼近华清池，其余由商亚东率领卫队随后跑步前进。具体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车，负责解除蒋在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器，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武器解除，尽可能不开枪打，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理由是，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蒋委员长的安全，请离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他出华清池，架到汽车上。(3)由商亚东带领卫队余部，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我们的布置虽如此，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那么顺利。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的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这时，白凤翔还没有跟上来)。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开进大门的，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问口令，要片子，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一人(班长王德胜)首先开枪把岗哨打倒，随即一拥而上闯进华清池大门，猛冲到二门口，又将闻枪声从门内冲出来的一个侍卫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喊叫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进行抵抗了。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这时，王协一连长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门额上题有“华清胜境”四字)直奔小桥，想从那里过去，却被斜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左边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蒋的侍卫都是连发手枪，从侧房中射击的子弹很密，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从兵因为拉我，被打伤了，但终于找到了蒋的住房五间厅。可是，当我们进去时，蒋已不在了，我用手摸摸床上的被褥还是温暖的，知道蒋跑出的时间不会太长，便急令搜查周围各处，但仍不见踪影，我转身出来，追问住在蒋邻房的侍从室秘书汪日章，他也不知蒋的去向，此时天色渐明，王连长跑来报告说，贵妃池抵抗甚烈，打枪很多，可能委员长就在那里。于是我们赶到那里并高声喊话：“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这里，就请出来答话，我们保护委员长的生命安全！”对方长时间无人答话，并连连射击。我们火了，喊道：“再不交枪，我们就扔手榴弹了，把你们全都炸死！”我继续喊：“你们把枪交出来，我们保证委员长和你们的安全。”这样，对方才停止抵抗，把枪支扔出来了。经过搜查，没有发现蒋介石。
这时我焦急万分，找不到蒋介石可糟糕了，怎么回去见副司令呢？我同王连长又回到蒋的住房查看，在朦朦曙色中看见蒋的帽子、皮包、假牙等东西都杂乱地摆在桌子上，我命令搜查全院，仔细寻找。忽然有一个卫士跑来报告说：“在后山墙内发现一只鞋。”我想可能蒋就从那里跳过山墙逃到后山去了，急忙说道：“快！我们赶快上山去搜查！”并派人通知后续部队一齐上山。
这时，卫队营后续部队也到达了，满山上下到处都在搜索蒋介石的下落。
在搜查华清池的内院中，从后山窑洞中抓到了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他已负伤。我当时问他：“委员长在哪里？”钱认出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不知道。孙营长，我确实不知道呀!”当时他脸色苍白，受伤了，惊慌失措地依靠在假山石旁。
我正要上去，文英奇跑来报告说：“副司令派刘师长协助卫队营来了，现在二门外面等你去。”文英奇又说：“蒋孝先⑨从西安跑出来送信，在公路上被我们抓住了，后来刘师长告诉我，叫李恩波(我的随从兵)把他押到二门外的厕所内枪毙了。”我即说：“该毙！这小子杀死的共产党和爱国学生太多了！”并叫快把李恩波找来。
我来到二门外右边的门房中，这时才看到刘多荃和白凤翔他俩均在小房内。一见面刘便说：“副司令叫我来看看你。”白对我说：“孙营长，你是好样的”真勇敢”我对刘说：“我们正在搜查委员长的下落。”他俩不再多说什么话，我也无心思多留，转身出来下山，他俩仍留在小房中。
在去山上之前，李恩波领我到二门东南角的厕所中，看到蒋孝先面卧在地，我令把他翻身查看，满脸是血，自来水笔还插在淡灰色中山装的小口袋上，我指着尸体说：“正是这个杀人魔王，该死的东西！”
我从后山墙的小门迅速跑上山，在半山腰看见被截获的蒋的贴身侍卫蒋孝镇，这家伙已经吓得面无人色。我问他：“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他半吞半吐地说：“不知道。”我即拿枪对着他说：“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毙了你！”他听了这话赶紧回头向山上看了一眼，没有说出声来。我便按着他目光指的方向，指挥队伍赶紧往山上搜查，同时叫卫士把这小子押下去。
以后查知蒋孝镇是蒋介石的侄孙儿，就是当夜在蒋的卧室外守夜的值班侍卫。他听到我们在华清池大门口的枪声后，急忙从床上把蒋介石拉起从房中逃出去，因前面枪响，背着蒋介石到后山墙门口，见门锁着，又推着蒋从墙上跳过去，逃到骊山上去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们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卫队营班长)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大石头站在洞口边上，卫队营的卫士四面包围着拥挤左右。首先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又没有了。沿着这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边后，只见有人在洞里蜷伏着，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紧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赶紧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当我快步跑到蒋介石的面前时，只见他全身在哆嗦抖动着，他问：“你们是哪里来的?”我说：“是东北军，我们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会伤害他，便用试探的语气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打日本，不打红军共产党，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向四面瞭望了一下，周围一大堆参差不齐的山石，两大块山石高大矗立，中间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山洞缝隙，再上去就无路可走了，可见，蒋介石刚才是爬到洞缝里藏了起来。⑩
我急着催促蒋下山：“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等你呢。”
蒋忽地斜坐在地上，发怒说：“叫你们副司令来，你们副司令怎么不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倒是真的，他从五间厅跑出来，他在过后山墙时，墙里地势高，墙外却是山脚下的一道沟，他的腰是跳墙时摔痛的。
我见蒋赖着不走，便勉强地劝说道：“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仍不动，要马骑。我说：“此地无马，山下有车。”蒋不动，继续说：“我要马。”这时我真按捺不住了，气愤地说：“我们请你下山，还要给你下跪吗?!”我示意左右的卫士一齐动手，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几个卫士和我一起不由分说地连推带拉地把蒋拥推着往山下走。到山下时，他还不想离开华清池，不肯走又不肯上车到西安去，这时，有人报告我说，张副司令的小汽车开过来了，我便把蒋推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汽车。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这时唐君尧(11)突然从另一边车门进来，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车子向西安奔驰着，蒋不断地用手抚摸胸前，紧闭双眼，口中嘘嘘地呼着长气。我把张学良带来的大衣给他披上,问道：“今天以前的事是过去了，今天以后怎么办?”蒋说：“你们的副司令会有办法的了。”蒋说话声音很低沉，有些羞愧的样子。
“我们副司令是拥护委员长领导东北军抗日呀!”我说。
“我也没有不抗日呀!”蒋小声说。
“那么委员长为什么不叫东北军去打日本，却把我们东北军调来调去，从东北调到华北、华中武汉，又调到西北来专门打共产党红军呢?”我说。
“这是国策，没有错，是我决定的。”蒋显然是动气了。
“国策不可改变吗?以后可以改定一个新的嘛。为什么非要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我那时还不懂“国策”一词的涵义是什么，只知道大家都反对这个“国策”。
“你!……我是国家领袖，我是国家最高统帅。国策是由我决定的，国家没有错，你不懂，你还年青，我不要你再和我谈这个，你不懂!”蒋此时神态大变，怒形于色。
我也气忿地说：“你叫我们东北军无家可归，到处流浪，到处受排挤，中央对东北军的待遇太不公平了……”蒋打断我的话说：“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遂闭上眼睛，不说一句话，又忽然把身上披的大衣扔下来不披了。
我再问话，蒋亦不作答了。
这以后，蒋始终是紧闭双眼，不发一言，抚摸着胸膛呼呼嘘气。可能是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了，也可能是认为我是下级身份，无资格同他说话，有失他的尊严。
车行到灞桥附近，路上军队甚多(后来知道是张学良派来协助卫队营捉蒋的，汽车时行时停。这时蒋眼睛向外看，打破沉寂问我：“这是那里的军队?”我简单答道：“是东北军。”这时车子停下来，唐君尧未说一句话就下车去了。后座只剩下我和蒋，他在沉思着，不知想什么，仍然抚摸胸膛，口嘘长气。
车到西安城门，门口有岗哨值勤。蒋又问：“这是哪里的军队?”我说：“十七路军。”进城门后，车子一直开到绥靖公署新城大楼前停住，我和蒋下车进入预备好的客房内，由杨虎城的部队守卫着。
我同蒋进屋后，把他引到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站立在蒋的右后侧。蒋此时仍闭目坐着呼气，手抚摸胸膛，一言不发。隔了一段时间，他才开口说话，几次要我坐下，并重复地对我说：“你是一个好青年。”我说：“不坐。”
这时有人进来送茶，又有人送来张学良的大衣，以后又送来牛奶，蒋不喝也不穿。他问我：“你们副司令怎么还不来?”我随口答道：“马上就来。”蒋又叫道：“叫你们副司令快来。”
约半小时后，张学良穿着蓝色丝绸棉袍推门进来，对蒋微欠身子，劈头便说：“委员长受惊了!你这回交给我做做看!”蒋说：“我看你有什么好办法!”这时我退了出来。刚出门便听到张与蒋争吵起来，声音很高。
上午十时，我走出了蒋、张争吵的屋子，乘车出了新城大楼，直到这时，方才松了一口气，感到有些疲乏。我沿着寂静的大街，回到东城门楼上卫队营营部。
这时卫队营中的学生队全体人员，由康鸿泰队长带领，在城墙的入口坡道排队欢迎我。我简要地介绍了去临潼捉蒋的情况。
在我们捉蒋的同时，杨虎城将军在城内指挥十七路军把蒋介石带来的十几名军政大员都扣了起来，同时把几十架新式战斗机和机组人员也扣了起来，城内实行戒严。
十二月十三日晚间十一时许，张学良把我找去，对我说：“我想请委员长搬到咱们这里来住，住在新城我很不放心。刘师长去请他不来。我看你与他(指蒋)对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你想办法请他一定搬到这边来。”我即去新城大楼。一进门我见到刘多荃还在外间房中，他说：“孙营长，你来得正好，我没说妥，委员长不搬，你进去试试吧。”
为免除蒋的恐惧，我特意将服装整理一下，把腰间的手枪顺着皮带转到身后。(12)我小心地推门进去，刚向蒋敬礼还未开口，他便惊慌地急问：“你这样晚来做什么?”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请委员长搬家，命令我来接委员长，搬到副司令公馆旁边的新房去住。这里很不舒适，那边很清静。请委员长起来同我一起走吧!”蒋即说：“我不去!我不去!今天这样晚了，你来干什么?明天再说，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说：“请委员长起来走吧，晚间外边无人，方便些。”此时蒋立刻翻滚身子从床中间缩进床里边去，并用手拉扯着被子连声说：“我不去，我死也死在这里，这里是公家的地方，我死也死在公家的地方，我不去私人的地方，我哪里也不去!”一只放在床边上的牛奶碗也被拉翻了，滚在地上摔个粉碎。我压低声音说：“委员长误会了，我是来请你搬家的。”我又靠近床边说：“晚间街上无人看见，这样方便。”蒋此时的神色大变，脸也白了，继续向床里紧缩着身子，摇摆着手说：“你不要再上前来，你不要靠近我!你要打死我就在这里把我打死好了，我死也死在这里，你不要靠近我!”
看到这种情形，我知道蒋是误解了我们的用意，以为我们要在黑夜间把他弄出去枪毙，我便后退一步说：“今天黑夜委员长不愿意搬，我回去报告副司令一下。”蒋松了口气似的说：“好!好!你快回去吧，你快快离开我这里，明天白日再来!”我即转身出来，用电话报告了张学良，张说：“就等明天吧。”我退出时已是近凌晨一点钟了。
蒋介石以后在他编写的《西安半月记》中胡说我双手拿枪逼迫他，这是歪曲事实，完全是为了他自己利益而捏造出来的。历史的事实终究是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次日(十二月十四日)下午，张学良又叫我去看蒋，并询问其需要什么东西，以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便于进行谈判。这次见面，蒋似乎已明白我昨夜来此并无加害之意，我一进门，蒋即说：“你是一个好青年，好青年。”接着又讲了一大套文天祥 史可法不对敌屈服，忠诚爱国的故事和孙中山蒙难得救的经过等等，神色已与昨夜大不相同了。又说：“我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军事最高长官，军人应以服从为天职，军人要对敌不屈服。你是军人，应以服从长官为重。”我看出蒋的用意，便说：“我绝对服从我们副司令的。”蒋见这个办法无效，又转了话题说：“你家中有些什么人?东北家乡还有父母吗?我也是贫家出身的人。”最后他还说；“以后你常到我这里来听故事吧。”
当日(十四日)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飞到西安(13)，他是由宋美龄请来西安的，因为张学良在“双十二”事变当天曾经拍电报给宋和孔祥熙说：“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生平从不负人，担保介公安全。勿念。”端纳是十二月十三日由南京飞抵洛阳，因气候不好而推迟到十四日转来西安的。端纳与张学良见面后，张告知一切经过情况，郑重地声明，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抗日，对蒋并无恶意，只要蒋能够联共抗日，不打内战，还是拥护他的。并请端纳告知蒋，是为了他的安全，才请蒋搬出新城到金家巷附近来住的。
蒋一见到端纳，就象见了亲人一样，又从他口中证实了张学良要他移居是真的，而不是要杀死他。因端纳说清了，蒋亦同意迁居，就随同端纳一起搬到高桂滋公馆。
七 我受命保护周恩来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是张学良派飞机到延安接来的，为了安全问题，张命令我卫队营负责妥慎保护，并告知我和谭海在公馆布置住处。当时张对我说：“周先生的安全要紧，你要负责保护，千万不要在咱们这里出什么漏子!”因此我十分小心谨慎地保护着周恩来同志等的安全。
张公馆是由三座楼组成，分东、中、西楼，也叫A、B、C楼。西楼是一个单院，张自己住在西楼楼上，二楼是客厅和办公室，地下室住值班侍卫副官等等：东楼上一部分是我原来的随从参谋机要办公室和住处，我调卫队营后，遗职交给应德田，改名为参谋秘书办公室，中间楼是侍卫副官住处。周恩来同志当时就在东楼即A楼楼上住。全体代表团人员都在此住。
为了周恩来同志的安全，我对谭海说：“副司令交代我，对周先生的安全要严密保护，最要紧的是不要让闲人进出乱跑。”为此特在东楼预备好一个套间房，外面是大房间，供随同代表团人员办公用；请周恩来同志住在里边的小房间，这样既方便又安全。进出口处，我均派卫队守卫着，闲人不许随便进入。院内侍卫副官值勤，由谭海直接指挥。
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到西安后，形成西北方面的三位一体，共同达成对蒋介石的谈判原则。
在这时期中，张学良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无资格参加。只是以后从张的谈话或其他方面了解到一些情况。
在张未送蒋回南京以前，我仅仅是听从张的指示去做其他事情，因为当时我不是设计委员会的委员(15)，所以未参加过开会，对有关政治上的一些事，只是从张对我的谈话中、或由应德田的口中知道一些片断，听到的一些情况只是蒋介石已接受八项主张，接受抗日，接受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等问题，接着又听到放蒋回南京，继之听到张要亲自送蒋回南京等情况。这时候我知道应德田是不同意无把握就放蒋回南京的，我当时也是极不同意无把握就放回蒋介石的，更不愿意张亲自去送蒋，认为这只能是放虎归山反受其害，但对这个问题究竟如何是好，我心中亦是无数。我曾多次找机会见张，请他对此问题慎重考虑。张接着对我说：“阎锡山发来的电报很坏，要把委员长送到他那里去，咱们不能把放蒋走好象出自别人的意思。”以后我又问张：三位一体研究商量好了吗?张说：“三位一体是共同决定了的。”我这时才安下心来。
以后我知道张要亲自送蒋走，我当时是坚决不同意的。并问张这件事周先生是否同意?请副司令一定要和周先生慎重商议研究。当时张对我含糊其词说：“这事要快呀!”他显出神情很焦急、不耐烦的样子。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于文俊连长报告我说：“副司令同蒋委员长一同乘车到飞机场去了。”我急忙跑到周恩来同志处问：“周先生，副司令和委员长走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惊讶地说：“什么事?我不知道。”我说张已送蒋去飞机场了。他着急地说：“你怎么才来告诉我?”我说：“我是来探问你的，我还以为周先生早已知道了呢。”周叫我马上同他一起乘车赶到飞机场去，可是当我们到达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 注释：
*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将军卫队营营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① 高福源系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一九三五年十月甘泉榆林桥之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② 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学良为仿效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形式，为整训西北“剿总”所属军队的军官的机构，目的是对东北军各级军官灌输进步思想，刷洗陈腐作风。事先曾得到蒋介石的允许。
③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王化一自武昌打电话给张学良，大意说：何成浚秘密告知，他在洛阳时在钱大钧的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电报稿，内容是调东北军到苏皖，然后再调到福建去，使之与共产党及杨虎城分离开，请副司令有所准备等等。“华密”是张与王单独约定来往的电报密码本的称呼。
④ 一九三六年八月，中统特务分子在西北饭店搜捕绑架抗日青年和共产党员，我接到报告赶到那里，进入时看到特务分子持枪守在房门外，我看见玻璃窗户打得粉碎，满屋地上是零乱的纸片。我办公室(当时我在随从参谋办公室工作)的职员关沛苍(又名关时润，现在改名关俊如)又被特务绑架去，关押在国民党的陕西省省党部内。我便在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夜间包围了省党部，进行搜查，由谭海带领卫队营部分战士抢救出了关沛苍和以前被捕的共产党员等，并逮捕了手持手枪的姓李的特务头子，把他押到我们的卫队营中。
⑤ 学生队是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正式成立的，共有四百多人，大多数是参加过在北京“一二·九”运动的人，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有大、中学校的学生，也有一小部分是共产党员，还有四十名卫队营的士兵。卫队营营部设在西安东城门楼上。学生队队部也就设在这里。学生队是原名，以后称学兵队。
⑥ 杨麟阁即杨宇庭。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一日，张学良邀请杨赴宴，设有伏兵，即在张的客厅中，由谭海负责将杨击毙。
⑦ 白凤翔系东北军骑兵师长，刘桂五是骑兵团长。是土匪收编来的。西安事变时，我们三人同车去到灞桥，我带领卫队营先到华清池大门口，出华清池二门时就和刘多荃、白凤翔在一起。
⑧ 应德田系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后在东北军中服务，先后任张的秘书、政治处长等职。当时我们思想上有共同之处，加之我对他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和理论知识很敬佩，因此关系很好，当时我一直是听信他的。一九三六年七月末，东北军成立“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任主席，我任行动部长，应德田任书记。
⑨ 蒋孝先系蒋介石侄儿，著名特务头子之一，宪兵第三团团长。他在北平任职期间，疯狂镇压爱国群众运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国民党党政机关在日本人的压力下从北平撤退，他又被派到西安来。当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事变时，他从西安乘车逃跑出来。要到华清池去报信，在灞桥的途中被正在向临潼急进的卫队营副营长商亚东率队截获，查明后押到华清池枪毙。
⑩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掩盖其丑态，把大堆山石削平，建立所谓“民族复兴亭”。解放后改为“捉蒋亭”。
(11) 唐君尧系东北军一○五师的旅长。他随车到临潼，是因张学良不放心，又派他随刘多荃前来协同卫队营的。
(12) 这是一支左轮手枪，我到陕北后，作为纪念品送给了贺龙司令员。
(13) 端纳系蒋介石的外国顾问。他原是张学良的顾问，以后才到蒋介石那里的，他与张学良的关系很好。
(14) 高桂滋是陕西籍军官，在西安金家巷建有新房一所，空无人住。这座新房住宅就在张学良住宅对面。
(15) “设计委员会”是西安事变后成立的。当时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撤销后，组织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政治设计委员会”是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下设的政治设计机构。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