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与杨虎城
李树华
“西安事变”发生时，我正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当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英国报纸发表后，中国留英学生都感到突然，不胜惊奇，于是便有种种不同的反应。极少数留学生，事不关己，不闻不问；极大多数留学生保持镇静，看事态的发展。一部分黄埔系留学生则万分惊慌，担心蒋的生命安全，对张、杨愤恨异常。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除去牛津、剑桥和爱丁堡)在高尔街开大会，出席人甚多，后来者因无座位，站在楼梯上参加会议。大会主席是黄少谷(后在台湾任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立法院长)，他首先宣布了事变内容，接着要大家关心国事，尽量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有任何顾虑。在会场上拥护蒋介石的留学生，虽属少数，但会议一开始，他们首先情绪激昂地发言，痛责事变发生的主谋人张学良、杨虎城。但言词空洞。並无具体内容，纵然想马上回国为蒋效命，攻打张杨，事实上也不可能。由于这些人气势汹汹，会议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又有人认为痛骂张杨不是好办法，倘若就此发表宣言，恐怕情况会走到反面，激怒张、杨、使蒋的性命难保，不如还是用和平的言词给张学良打电报，力劝和平处理。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黄少谷便拟了个电文草稿向大家宣读：
“西安张学良 杨虎城将军，盼以国事为重!”
当黄氏宣读电文后，会场上又起了风波,拥蒋者指责这个电文是模棱两可，太无具体内容。所谓以国事为重,是让张学良放回蒋委员长呢,还是暗示另有所指?会场上争吵不休,以致会开两小时后，还不能有结果。最后，还是尊重中立的多数人的意见，仍按起草的电文先行发出，以后看情况发展如何,再开会讨论。
西安事变后不久，杨虎城和其随员数人到达英国伦敦，当时中国留英学生为了要了解西安事变的经过，曾热烈开会欢迎杨将军。记得杨在欢迎会上说，现在日寇正在侵略我国，妄图灭亡我中华，我们决不能再有内战。我们曾多次向蒋进言，但他不采纳，我们无法，便和张学良将军商定用武力进谏，我们扣留蒋先生，完全是从国事为重的目的出发，並无恶意，只因蒋先生以前执迷不悟，遂有事变的发生，现在蒋先生重视我们的建议，承认了他过去的错误，愿意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日了。
当时听者很受感动。杨虎城在英国不久，即到西班牙和美国去旅行，同样地宣传西安事变的真象。以后，过了月余，听说杨虎城应重庆“国民政府”邀请回国，共商抗日大事。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回国经香港到达汉口。当时曾遇到方振武将军，我问方将军关于杨将军的近况，方表示出不乐而冷然的神情，当时因汉口遭敌机轰炸，我搭乘一公家空运回重庆的小汽车，路经湖南长沙时，一位刚从美国归国的中年妇人和我们同车。在同行中得知她回国是急于救他的丈夫欧阳××的(欧阳是黄埔一期学生，抗日战争中任水雷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受日本人的贿赂，放走了在湖北马当地方的几条日本小战舰，因此被逮捕，后被枪决)。当我们路经湖南衡阳时，她要求将车子开到郊外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从远处就看到一个有双重铁丝网绕的高大房子，周围布满宪兵。当我们共同走入这个阴森的大院里，那个中年妇女被宪兵带领前往看她的丈夫，我也随着走进这个大院。当时我无意向东边一个房子窗口看望，突然看见杨虎城也在里面。我只见他脸肿眼红，头发蓬乱，满脸胡子，面目已非昔比，几乎认不出来了。我觉得非常惊异，杨虎城不是奉召回国共商抗日大计吗?为何被囚在此处?当时又不便问话，只能一瞥而过。我离开衡阳后，一路还想着这个问题，杨虎城他怎么不多方考虑，便冒然回国，遭此不幸!
我到重庆后，才知杨被召回国时，到香港下飞机后，即一路有专人护送，杨即感到护送人举止可疑，知有意外．但已事到如此，后悔莫及，他哪知被召回国，“共商抗日大计”是个预谋的陷阱。国民党退出大陆时，杨在重庆惨遭杀害，报刊已有详细报道，不再赘述。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第二十一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