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回忆
谢华
近来有几处朋友来信，要我写点“西安事变”的回忆文章。事隔四十多年了，回忆确实有困难，而且我所接触的，主要是群众而不是官方，从史实意义上来说，它只是粗略的外貌而已，望与我同辈又是同事的同志加以补充。
(一)陕西一般情况
一九三六年的二月间，接到西安同志的来电，要我“赶快回家，主持家务”(隐语)，并寄来路费三十元。我当时在上海，已得到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文件，“决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我正准备西上开展西北抗日工作，接到此电，立即乘火车到了西安。
当时在西安的同志有徐彬如、李木庵、童陆生和在杨虎城绥靖公署当参谋处长的王根僧、宪兵营营长金闽生以及《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等，他们是党在西北方面的骨干；还有不少的同情者，都是愿为党效力工作的。
我到西安以后，住在挂中医招牌的李正之家中，此人是我前不久在上海才认识的朋友，为人很热忱。我住在李正之家里，简直和在自己家里一样，不仅得到他的掩护，而且在生活上也照顾得很周到。
当时，陕西除驻有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它是一九三四年调来西北的，势力比杨大，随时有吞并杨部的可能，张、杨之间是有猜忌的。张的部队来到西北后，被红军打败了几次：第一次是甘泉的劳山战役，一一○师全部被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第二次是甘泉的榆林桥战役，一○七师的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第三次是鄜县的直罗镇战役，一○九师全部被歼，师长牛元峰被击毙。这三次战役几乎把张学良的精锐部队搞掉一半，张开始感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同时他同东北的进步人士杜重远等有所接触，受到他们的影响，渐渐同我们挂上了钩，以图自存；并向杨虎城表示他决不干预西北的行政，以此杨对张的戒备就放松了，处得很好。
杨部军官中的进步人士比较多，如南汉宸、杜斌丞、王太吉、张汉民、赵寿山、孔从周等都是倾向革命的，还有一些文职人员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虽然杨的警备旅在陕南被我军消灭了，杨并没有因此对我存有敌意，他始终是以应付态度同我作战，所以，西北战局大概是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就已经处在缓和的局面中。
我同杨虎城的政务秘书王菊人在—九三二年就有了接触。一九三二年秋，中央派我来西北负责军运。那时杨部的宪兵营(又叫学兵营)付营长童陆生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营长金闽生在他的影响下，追求进步，后来也是党员，宪兵营便成了军运工作的中心，其中党员较多。王菊人是由金闽生给我介绍认识的，王对杨部的思想状况，几乎毫无隐讳地都能向我谈。他说杨在大革命失败时曾说过，“好共产党员，别处不能立足，都到我这里来，托洛茨基分子不要”。共产党员受到杨掩护的确实不少。那时我在西安整整做了一年工作，因陕西国民党省党部被CC分子夺去了，专做破坏革命的勾当，我就离开西安仍返上海。第二次我去宁夏花马池，是经过杨部掩护过去的。这次，是我第三次来西安，对西安比较熟悉。此时，我向王菊人转达了党的十二月决议的精神。他说：“杨先生的枪是不会真向内开的，请放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扩大到全国范围去，才不致孤掌难鸣。”我说：“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怎能说是孤掌?”我们谈得很好，他愿向杨虎城转达我的一些看法。从此，他就作为杨的代表，经常和我共同研究。我提议要杨的部队在前方与红军建立关系，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大概在这年五月间，党中央派梁明德同志出来，是经过杨的部队的路线过来的。从此，党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开始恢复，宪兵营设了一个秘密招待所。
(二)组织救亡团体
我写了一个简单的工作报告，由梁明德同志带回中央，不久就接到周恩来付主席的指示，对开展杨部上层工作一事给予嘉奖，并要我建立地方党。原陕西地下党在一九三三年因杜蘅叛变，全部组织都破坏了(那时地下党与军运是两个系统，不发生联系，军运工作未受牵连)，中央要我把它重建起来，并指示今后要着重开展群众方面的抗日救国活动。我们便成立了“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徐彬如，李木庵和我三人为支部委员，我担任支部书记。“西北特支”成立后，即开始从学生着手，组织和领导西北的群众救亡活动。
那时，西安没有大学，高中就是最高学府。西安高中的学生代表李连璧、曹冠群(女)，西安师范的学生代表宋××三个青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先后成立该两校的救国会；不久，二中、女师、女中、一中和民立中学以及公立、私立学校都相继成立了救国会。东北军家属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各校教职员也成立了“教职员联合救国会”。西安外的三原三中(校长冯一航，进步人士；教员魏恩明是党员)和女中、汉南的××中学、甘肃兰州的××中学(名字忘记了)，都组织起来了。为统一行动起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
西安的学生很积极，他们在署假期间都不愿回家，城市各界的活动几乎全靠他们，也有到郊外农村去做宣传工作的。此时我们也忙得不可开交，整天都在同各界人士商谈如何组织的问题。大概在七、八两个月期间，组织起来的除上面所说的学生外，还有华丰面粉厂和大华纱厂的工人救国会(当时西安只有这两个现代工厂，规模并不太大)，以《西北文化日报》为主的印刷工人救国会；近郊农民如三桥、灞桥，北面到渭河边，南边到王曲，都有了组织。这都是很短时期的工作成绩。它们都有自己的宣传队，分散在城乡各地做抗日救国宣传工作。东北军和西北军对这些群众活动，从不曾有什么干涉，而且暗中支持，可以说当时西安社会的抗日气氛是相当浓厚的。
(三)抄毁省党部
八月间出了一件惊人的快事，是东北军张学良干的。东北军有两个青年干部住在东大街的一家旅馆里，他们是救亡运动的活动分子，被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队侦悉劫持走了，并守住空房等候来访者。不久另一个青年宋×进来，又被他们用手枪威胁挟走。刚出旅社大门，遇到杨虎城的宪兵巡逻队，宋急中生智，大喊：“绑票，救命，救命。”宪兵上前干涉，群众也围聚拢来了。特务们便说：“我们是奉省党部‘行动队’命令前来逮捕的，请不要干预。”杨的宪兵都是学生出身，其中有不少是共产党员，有意营救被劫者，便说：“什么‘行动队’，乱捕人，他犯了什么罪?”特务们吱吱唔唔地答不出来。又问宋：“你是干什么的?”宋答：“我是东北人，现在东北军工作，找朋友谈打回老家的问题。”大家听了气愤地说：“这是抗日，有什么罪呢?岂有此理!”群众越聚越多，宪兵向特务要逮捕证看。特务们说：“在省党部没带来。”群众又哄然大哗。宪兵恐在街上发生纠纷，便连特务和宋×一并押解到宪兵营去了。宪兵营有人认识宋，当即电告张部。张部马上派人前来把宋领去了。但事情并未结束，因为已被捕去的两个青年是东北救亡总会的成员，了解东北军与红军一些联系的情况，尚押在省党部没召回来，恐明晨会被用飞机押送南京。这样，对张学良是不利的。于是，当天晚上，张学良派刘多荃师把省党部包围起来。省党部拒不交人，彼此争吵起来。刘下令搜索，从暗室中把两人搜出后，刘责问省党部：你们竟敢捕“剿总”(张的司令部)的人，不经过“剿总”同意，实属目无法纪。省党部的人仍抗辩不休，激怒了刘多荃。刘估计省党部一定掌握了什么密件，下令抄毁，把省党部的档案文件尽行抄去。张学良立即电蒋，告以省党部不服从“剿总”命令，故稍给以惩罚，云云。从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活动便停下来了，省党部书记，CC分子宋志先也溜走了。群众非常高兴，把抗日救亡的标语贴满了原省党部门口，甚至把门也封闭起来了。
(四)蒋介石布置大内战
此事发生后，蒋介石对张学良已极不信任了。十月间，蒋介石来到西安，张学良大胆地向蒋进行劝告，说：“东北军都不愿打内战了，华北已名存实亡，国难如此，请委员长考虑考虑。”蒋介石默不作答，认为张学良是受了共产党抗日宣传的迷惑，拟在最后一次“剿共”的布置中，把张学良连杨虎城一起解决。
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蒋介石率领他的大员陈诚、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钱大钧、万耀煌、邵元冲、蒋万里等十几个人，先后来到西安，布置“剿共”。这些大员们都住在西京招待所，蒋介石带着一团卫队住在临潼华清池。为避西安群众的耳目，他们天天到临潼开“剿共”军事会议。他们的军事计划是：东边有阎锡山，西边有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和朱绍良，北边是汤恩伯(汤部借绥远抗战之名，早已进入包头一线，但日军达到百灵庙时，汤部竟往南退)，正面(南方)由张、杨部队打前线。蒋介石的中央军若干师压在张、杨军队的后面，如果张、杨能努力作战，战争的消耗都落在张、杨的头上；如不努力作战，那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惩罚他们了。蒋介石这种排除异己、一箭双雕的计划，当事人张、杨是看得清楚的。我得到这个情报后，便问王菊人：杨先生在这个压力下，将何以自处?王菊人说，杨虎城准备在适当时候和红军一道向东突出，到华北前线去抗日，陕西地盘不要了。但张学良还寄希望于最后劝告，听说他在临潼挨过蒋介石的多次训斥。
(五)反内战的大示威
蒋介石在加紧调兵遣将，新的内战迫在眉睫。这个恶耗，群众早就知道了，“西救”连日也正在研究对策。十二月九日是北平群众“一二·九”运动的周年纪念，“西救”选定此日举行群众示威游行，给蒋介石以回答。
当时恐怖的传闻很多，说蒋介石已知道群众要示威，准备武力镇压，以表示他的“剿共”决心。他认为最后消灭共产党在此一举，决不允许有任何干扰。所以有些人为避免意外，善意地不主张搞集会游行；还有些革命清谈家，平日议论风生，一到实际行动就畏缩不前了，附和前说，争论不休。到十二月八日，在徐彬如家里开会，我事先和学生代表李连璧商谈，稍稍泄漏点机密，并告知他：西安军民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不愿打内战，不要怕。目前的关键要靠群众以行动来作配合，才能表现反战力量，示威的意义非常重要。学生代表便在会上挺身而出，排除异议，才作出示威决定。
九日晨六时，学生都打着救国会的旗帜向南院门“剿总”门口集合了。杨虎城的宪兵以监视的形式跟在后面，实际是起保护作用。群众上了街，省警察厅还不知道，东北竟有小学出发晚一点，遭到警察的阻挠，打伤了一个十二岁的学生，顿时激起群众的愤怒，把那个开枪的警察抓住游行，其他警察都悄悄地溜回去了。
示威的群众向张学良递请愿书，请愿书提得很强硬，说：“东北已沦陷五、六年了，华北自‘何梅协定’后，已名存实亡，你们置国家民族的危亡于不顾，还要到西北来打内战，真是岂有此理!现在要求你们：
一、立即撤销“剿共”计划；
二、立即把陇海西线的军队撤到东线去；
三、立即与各党各派各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立即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五、动员全民抗日；
六、改组现政府，清除亲日派。
七、……”
张学良没有出面，由他的参谋长晏道刚代为接见。他敷敷衍衍说了一阵，群众很不满意。随后示威的群众来到省政府，省长邵力子摆出前辈的架子说：“抗日是国家的事，你们读书的好好读书，做工的好好做工，不要乱闹……”群众听了哗然大吼，向邵围过去。邵以为要打他，吓得冒着一身冷汗进去了。群众开始游行以后，两旁观众也参加了进来。那时西安人口不多，只有二十多万人，游行的队伍差不多达数万之众，很整齐地在街上游了一周，惊天动地的口号声，真是要把全国的人都喊醒来。最后到新城大坪向杨虎城请愿，杨也没有出面，由参谋长李兴中接见。李叠起桌子对群众说：“你们的意见就是我们的意见，我们一定转告委员长(蒋介石)，一定有满意的回答，现在时候不早了，请你们回去休息吧!”群众认为这是没有诚意的漂亮话，这样请愿是得不到结果的，临时动议到临潼去。这时已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决定小学生和没有组织的群众不要去，其他队伍立即出发。开始是想乘火车去，火车司机一个都不见了，只好步行。
这一天群众都没有吃饭，一些买糕点吃食的店子自动拿出糕点，用几辆大卡车送来。这些店户对抗日活动如此支持，实在令人感动。
去临潼的主要是学生，将到灞桥时天已大黑了。张学良用电话告诉蒋介石，希望蒋好好接待。蒋勃然大怒说：“这是你对群众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不允许的”，语气很恶劣。张学良恐发生事故，立即乘车赶到灞桥，向群众进行劝阻。一个学生大声说：“张先生，你的家乡东北已亡了五、六年了，你的祖宗坟墓还在那里，忘记了吗?现在，华北又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的命运是你们拿枪的在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我们要去同蒋介石算账。”他讲完了这几句话就哭起来了，引起了全场人跟着哭。张学良也激动得不能自制，放声大哭。他用沉痛的愤慨的语调说：“我的枪决不打自己人，你们的要求我保证一定实现，一个星期后有事实给你们看，请相信我吧!我没有忘记家乡，也没有忘记祖宗坟墓。”他又重复一句：“请相信我吧!”看来话虽不多，却是诚恳的，群众便折返西安。西安居民，家家挂起门灯迎接。
(六)临潼捉蒋
张学良把群众劝回来后，立即到新城大楼找杨虎城。他把在灞桥的动人情景告诉了杨，并说：“群众的要求我已作了保证，蒋很顽固，善言好语是没有用了，你看怎么办好呢?”杨虎城知道张学良是要拿行动给蒋介石看的，便紧紧握住张学良的手说：“付总司令，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一定跟你来。现在是下决心的时候了，请不要迟疑。”两个人的内心几乎一致，于是决定在十日就蒋介石原定要来西安时，把他扣留下。可是，由于爆发了群众示威，蒋介石有些害怕，这天没敢来西安。张、杨又重新布置，定于十二日清晨行动，西安城内由杨的军队负责逮捕那些人员，临潼捕蒋由张部负责。布置得很机密，局外人毫无所知。人民尚在静候张学良的回答，不料如此之快。
十二日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枪声惊醒了市民的清梦。人们似乎并不惊慌，都在猜这是什么事故。有的猜是红军打来了；有的猜是张、杨发生冲突……
枪声停了，街上是平静的。天色渐明，宣传车上街散发传单，大叫：“蒋介石被抓住了!”“蒋介石被抓住了!”此时家家户户都开门出来抢阅传单。这个惊人的消息，真使人高兴极了。传单上印的是张、杨的通电，其中提出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群众看了传单，高兴得都鼓掌跳起来了，还有的拿着传单在街上边跑边喊，西安霎时变成一个狂欢世界。
蒋介石被捕时，是在华清池后山一个破窑洞里找到的。他听到前院激战的枪声，即起来越后墙往外逃，只穿一件睡衣，假牙也没戴上，连怕带冷，狼狈已极。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大员陈诚，躲到地下室，用一个垃圾箱把自己罩住，是被搜索者一脚踢出来的。邵元冲拒捕被击毙，其余诸人都较安全。住在外面的如晏道刚、马志超(警察厅长)、曾扩情(行营政训处长)，连邵力子等蒋系人员都一个不漏地落了网，真是快人的壮举。
(七)和平定策与放蒋
当天，张学良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宣布此举是接受群众的要求，拯救国家危亡的大事。他从贴身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条说：“在东北不抵抗的罪责，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呢?我受了几年闷气，现在可以说话了。”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纸条上的字，“沈阳军事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蒋中正。”张接着说，“这是九·一八时他给我的电报，他是中央负责人，我当然要服从他，但不抵抗的罪名却落到了我身上!现在要把这个罪名还给他了。请大家公断。”张望了会场一周，到会的有杨虎城、孙蔚如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大家愤慨地说：这件事，国人早已知道，不过未见电报原文。人们对你是能谅解的呵。现在我们要惩治他一下，以平民愤。大家议论开了，大概有三种惩治办法：(一)交人民公审，立即处决；(二)送交红军，他同共产党打了十年仗，残杀许多共产党人，深仇积怨，正好由红军去报复；(三)送苏联，交国际处理。这三种意见，以前两种为多。张学良沉默良久后说：此事关系国家前途太大，我们要听听红军的意见，大家以为如何?大家同意，即派飞机去延安接红军代表，并写了一封较详细的信，说明事变经过。
此时，南京得到张、杨通电，震动很大。宋美龄很着急，正拟派人采西安了解情况，设法救蒋。亲日派何应钦内心是不希望蒋介石生还的，主张大军讨伐，用以激怒西安军民，置蒋介石以死地，他就可以取而代之。听说，宋美龄与何应钦吵起来了，何面斥宋美龄，说：“你们女人知道什么呢?”他立即调动军队约十个师之众，开到陇海西线，压至潼关。大内战的紧张局势，每时每刻都在加剧，西安人心极为不安。
“西救”从这天起公开办公。它的组织扩大了，委员三十人，下设总务部、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青年部、妇女部、工人部、农民部、民众武装部等九个部。为动员全民抗日，它的工作几乎把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包括进去了。我们没有经验，工作比较忙乱，但是人们却把它誉为“救国政权”。
十四日，宋美龄派一个外国顾问名端纳来到西安，并给蒋介石一信，其中有“南京方面戏中有戏”一语，是指何应钦借事变的机会在搞阴谋。
十五日，共产党的代表团来了，西安空气为之一振。代表团以周付主席为首，还有叶剑英、秦邦宪、罗瑞卿等同志。为了改变西北政治形势，组织了“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由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组成，结成了三位一体，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及原国民党的一切军政机关。为防御南京的军事进犯，华、渭一线由东北军驻守，西安至咸阳一线由十七路军负责，红军进至耀县、三原作有力的后盾，并红七军和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进驻商雒和潼关侧翼。这样布置，南京方面就不敢轻进，但它仍在张牙舞爪，虚声恫吓。
在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它原系杨的警备旅被红军击溃的一部，约一营之众，流散在镇安、柞水一带，他们不愿回杨部，想自成为人民武装，与群众相处得很好，但在政治上总感觉有些茫然。其中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名杨文贤，一个名杜瑜华，都是宪兵营出去的。杨文贤来西安宪兵营找党的领导，金闽生告知他，谢某已来西安，要他去找我。杨找到我以后，谈了这支武装的情况，我便给它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名义，以该部首领何振亚为军长，杨文贤为政治委员，杜瑜华为参谋长。告知他目前主要是准备抗日，为争取全民抗日，暂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我把它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得到中央批准，这是当年六月间的事。大概是九月间，这支武装发展到一千多人。“双十二事变”时，秦邦宪、罗瑞卿同志到我的住处传达中央精神，我将该军交中央改编为八路军某部。
周付主席与张、杨商定军事部署以后，张、杨当即召集一个重要会议，请周付主席谈谈处理蒋介石问题的意见。周付主席作了全面分析，其中指出：张、杨两将军这次的非常举动，全国人民都很高兴。这次举动的目的是为挽救国家危亡，逼蒋介石把内战停下来，和我们一起走向抗日前线，这是全国一件大好事。自“九·一八”以来，蒋介石不听国人的呼吁，一心在打内战，尤其是在国难严重的今天，还要来西安布置大的内战。群众要求杀他，不算过分。但，杀了他，内战会停止下来吗?抗日的目的能达到吗?现在亲日派正唯恐我们不杀蒋，我们不能做有利于敌人的事呵!蒋介石现在已落在我们的手里，可能会听我们的意见，他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他自己会有选择的。我们把他扣起来，其目的已如前述，决不是对他要搞什么报复，我们共产党早在去年八月和十二月的宣言中，就提出：要求各党各派各军放弃旧仇宿怨，共同把一切力量——人力、财力、物力、军力用到抗日上来，这个救国方针不会有变更的。我们不能否认蒋拥有的各种力量比我们大，抗日是离不开他的，争取他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对抗日是有好处的。大家以为如何?周付主席讲完后，听众感到意外，十年的血海深仇都不计较了，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呵!我们还有什么话说。但有些人(包括杨虎城)总不大放心，把蒋放回去后，反了脸怎么办?应如何才有保证呢?周付主席说：保证?还是靠我们自己，只要我们三位一体能坚定团结，只要我们抗日救国的方针不动摇，全国军民都会拥护我们的，我们就不怕他反脸；他反了脸，就会孤立。这就是保证。周付主席的讲话，是从救国的大义着眼，绝无党派私见，说得入情入理，听众很佩服。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了和平解决的决议，从而，蒋介石得到重生。
听说，在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之前，张、杨与蒋谈话，蒋仍以领袖自居，话总是谈不好。周付主席来后，他态度变了。周付主席同蒋介石见面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是十年内战的对手，现在在这里见面，很好。”蒋很害怕，周付主席接着说：“我不是来算旧账的，请放心，我是同你来商谈今后救国大计的。”此时宋美龄、宋子文也在座，都表示感激，并重复周付主席的话，指着蒋说：“同你来商谈救国大计，你听清没有?”蒋介石点点头，不那么紧张了。张学良乘机插了一句：只要你抗日，我们仍拥护你作领袖。蒋介石开始稍带笑容说：我的腰骨痛，请宋子文为我代表一切与你们商谈，“我以人格来作保证。”谈判中心就转到二宋。经过几天的谈判，蒋介石大体在口头上都接受了我们的一些意见，但没有作任何文字签署。谈判算是初步获得胜利。
张学良恐夜长梦多，发生意外，拟早放蒋回南京，并拟亲送，为他撑撑面子。但在什么条件下放蒋，尚未商量好，这都是张一个人决定的，周付主席、杨虎城都不知道。在二十五日放蒋时，张学良在机场才宣布亲送，并说三天或五天就可返回西安。杨虎城惊得发呆，只好不作声。周付主席得讯后，立即赶赴机场去阻止，但飞机已起飞了。周付主席黯然说：“放他，已经是够幸运的了；亲送，实在没有必要，汉卿太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政策，总是要吃亏的。”后来的事实确证明了这一点。
(八)蒋介石背信弃义
三天、五天过去了，张学良还不见回，而且还听到南京正在组织什么军事法庭要审判张学良。这样，就激起西安军民无比的愤怒。原来那些不主张放蒋的，都说放蒋是失策，对中共代表团也有烦言。同时，蒋介石在归途抵洛阳时，就要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将那些被捕的大员们全部放回，现在没有一个人可以留作人质，作为营救张学良的条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故意匿居奉化，军事仍由何应钦在摆布一切，对西安作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西安已由优势转为劣势，对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确实没有什么有效办法；而且大军压境，逼人太甚。东北军有一部分少壮军人，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只有用战争来回答他，也只有用战争才能把张学良救回来。于是，在军队中散布主战空气。其实，这是很冒险的。这样做不仅不能把张学良救回来，而且会使事变的目的适得其反，以反内战竟演出一场大内战。中共代表团劝说他们不要凭一时感情冲动，丢掉反战原则。东北军的老派，如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也认为以抓住蒋介石的诺言去进行斗争，较为有利。但少壮派激于义愤，毫不考虑战争的后果，竟在军官中发起什么主战的签名运动，闻参加签名的颇多。这样，苟有不慎，战争即可爆发。“西救”对此召开紧急会，大家认为对主战派固然要做说服工作，但蒋介石和我们达成的口头协定，从未宣布过，国人不知道内容，他食言自肥，受不到国人的谴责。
因此，决定于一月五日举行保卫和平大会，宣布六项协定如下：一，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停止剿共政策；二，召开各党各派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三，联合红军抗日；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五，改组南京政府，清除亲日派；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大会还以杨虎城的名义发出通电，其中有：“张付总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现竟将他留京不返；蒋在陕时曾有‘有我在，决不再起内战’的诺言，今中央军队匪惟未遵诺言东撤，反而大量西进，计有十个师之众，布垒作阵，步步为营。对此，群情激愤，万众忧疑，虎城等欲求对外抗战而不能，亦唯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谁肇内战之端，谁召亡国之祸，举世自有公评”，云云。这个电报确给蒋介石一个有力的回击，让他知道倘若挑起大内战是不能得到国人轻恕的。此后，蒋介石便要顾祝同在潼关就近商谈。和平有了转机，军事委员会派李志刚及前方将领开始与顾祝同商谈。
(九)主战派的暴行
可是，那些少壮派仍不顾一切，如张学良不回，绝不讲和，而且把目前的和平转机，看作是对张学良的出卖，因此对老派竟怀着杀机。当时，听说有个反动分子叫张慕陶，是替少壮派出谋划策的人物。张慕陶是大革命失败后被开除的叛党分子，这个人品质很坏，同托派，汉奸搞在一起，到处投政治之机，想混水摸鱼。他曾经在阎锡山那里鬼混，搞什么“社会新……”(名字我记不准确了)，用以抵制共产主义思想。他是事变时来到西安的，开始是利用群众的心情，推波助澜，主张杀蒋；后来成为主战的策划者。有张慕陶混入，决不会干出好事的。
在前方与顾祝同谈判，快要达成协议了。大概是：(1)东北军撤出二华，移驻甘肃；(2)十七路军撤至渭河北岸和泾河一带，杨虎城出国考察，陕西省政府主席由孙蔚如充任；(3)红军退回陕北；(4)中央军大部东撤，顾祝同只带一个师进驻西安，西安行营主任由顾祝同兼。这个方案尚能保持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联成一片，已得到杨虎城的同意，快要全部调防了。那些少壮派仍然不理睬和议，并向军事委员会要求下作战的动员令，还威胁说：“如不下动员令，我们将要自动打起来!”二月二日，二十多个少壮派军人，先冲到军长王以哲家，时王尚卧病在床，他们竟开枪把王以哲打死；随后又冲到何柱国家，何去新城未归，他们又冲进新城。此时王被凶杀的消息已传开了，杨虎城便出来责问他们是受谁的煽动，胆敢如此非法?由于他们都是东北军军官，所以没有把他们逮捕起来，这些少壮派悻悻而去。
此时，前方东北军已按和平方案西撤，其先头部队到达西安，闻此恶耗，立即将这些凶徒逮捕起来，送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当即将打死王以哲的凶手于文俊(连长)枪毙了。从此，东北军既群龙无首，又老少不和，很快走向崩溃，“三位一体”也就解体了。
(十)和平得到挽救
自从张学良去南京不归后，一切工作都压在杨虎城身上，颇感沉重。杨虎城是很谨慎的，稍为重大的事件都要请周付主席作决定，尤其是和、战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杨虎城对蒋介石为人的认识比较清楚，对此次匆匆忙忙把蒋放回去，他内心很不以为然，蒋介石是在生死关头的时刻许下诺言，现在此关已过，连最容易立即履行的诺言——撤军都置之不顾了，杨虎城未尝不想同他决一胜负，以消除心中积愤，所以当主战派包围他时，他是同情的，但他不能不与周付主席一商。周付主席当即指出：如果打起来，当然我们党不能站在局外，那末，它同国共战争将混在一起，会越打越大，不能收场，不是与你们搞事变的宗旨相违背吗?而且无论胜败属谁，都是国力的消耗，对抗日是不利的。我们不能把破坏和平的罪责自己揽上身来；如果南京方面进迫不已，当然只有出于抵抗一途，那时破坏和平的罪责就不在我们一方了。总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这个原则我们不能动摇。杨虎城听到周付主席这些分析后，才下决心把主战派压下来，这个危机算是渡过了。可是谋杀王以哲一事，谁也不曾预料。王在东北军算是仅次于张学良的，东北军失去了一个张学良，又杀了一个王以哲，敌人所做不到的事，自己做出来了，算是什么义愤?听说主战派对中共代表团还要“兵谏”，果然，他们冲到周付主席的住处来了。周付主席以大无畏的精神，严厉斥责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在破坏团结，分裂东北军，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知道不?你们以救张付总司令为名，实际是在害他……”他们自觉过于鲁莽，几无地自容，转而向周付主席认错。他们原有一个杀人名单，现在不敢再去行凶了。在这一个多月当中，如果不是周付主席坚持原则，给各方面做说服教育工作，事态的发展就不堪设想了。
(十一) “西救”暂停活动
二月二日那天是很紧张的，主和的人士人人自危；同时，南京的军队即将进驻西安，当然政治气候会要大变。许多活动分子都迁居到三原，连社会上那些青年和一些可爱的孩子们都跟着象逃难一样要去延安。
“西救”只留李木庵老人在西安，我和徐彬如同志也撤至三原，后来徐彬如同志在三原大病，我不久就去延安了。听说顾祝同来西安后，李木庵老人被传讯两次，追查“西救”是什么人组织的，有没有共产党人参加?“西救”的纲领是什么?你们不是有个武装部吗，武装有多少?……李答：我们都是爱国者，不分党派，共产党人可能有，只要他是爱国者，我们都欢迎。我们有纲领，就是抗日救国。武装，还没有搞起来。顾祝同又问这次事变，是谁发动的?李答：是群众发动的，群众要抗日，不要打内战，举行十二月九日的示威游行，张、杨两将军接受群众的要求，请蒋先生来西安商谈救国大计……顾祝同没有办法，只好用汽车把李木庵老人送回去。但后来又派人来搜查，把“西救”的文卷全部搜走，送往南京去审查，审查不出任何东西，只好算了。不久，李木庵老人回家准备把孩子送去延安，从此“西救”也就暂时停止了活动。
但是，经过我党团结广大人民进行坚决斗争，西安事变取得了基本胜利，它是中国革命史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