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亲历记(节录)
李金洲
十六、事变後五日奉派代表张杨飞晋谒阎之经过
事变后五日，即十二月十七日，作者奉令代表张杨乘委座之福特机飞往太原，是为事变后西安方面第一次与外间发生接触。临上机前，先往副座官邸请示机宜，副座曾将在洛阳与阎主任如何向委座联合建议未被采纳，及如何与阎氏密谈之经过。并谓：「你告诉他，现在我已做了，看他怎么办!此事他不要想摆脱干净，必要时我将调华北部队，会师太原云云。」对阎氏态度极为不满。飞机约上午十时左右起飞，同行者有东北大学工学院长金锡如氏转往北平，杨主任派往山东之代表某氏，因非素识，且事隔多年，已不忆其姓氏。另一人即为副座派往广西之代表解如川氏及其夫人。午间飞抵太原，因事前有电通知，阎派交际课长薛福菴兄在机场迎候，不有被中央空军扣留之危险也。航空站长仅索一乘客名单，向中央报告，并未留难。作者当拜托薛课长将同行诸人负责送往正太车站，搭下午车赴石家庄，平汉路北段，为东北军防区，到达石家庄即安全无虑矣。作者由薛氏陪同入城，直赴太原绥署晋见阎主任。阎氏表示自事变发生，日夜不安，急盼西安来人，得知真相，请速将经过见告。作者当将事变之经过原原本本详为陈述，并将副司令意见转达，最主要之点，为委座绝对安全，当时外间传说纷纭，谣言甚多。阎当时即命秘书立时电报中央，太原报纸亦刊行号外，报导张杨代表到并，委座安全无恙，以安定全国人心。谈话时间约一小时，阎表示决本爱护国家，爱护领袖，爱护副司令，爱护东北军四大原则，派赵戴文、徐永昌两先生，於次晨偕作者飞往西安。(本刊第八卷第五期，邓启先生「阎百川与西安事变」一文，称派赵戴文、傅作义、赵丕廉三人为代表，与事实略有出入。)当时拟与作者同机赴陕之代表为赵徐二人，因彼两人均在太原，赵氏素为委座所敬重，而徐氏则为副司令好友也。由赵徐二人代表晋谒委座，与张杨商谈解决当前危机。但命作者电西安请示，须保证到陕后，能与委座单独谈话，候张副司令复电应允，即行起程，作者再三说明，本人既代表张杨前来，可负责保证，绝无问题，电报往返，恐有延误，因飞机师为美国籍，彼只知服从副司令命令，明日必须飞回西安。阎氏主张电报照发，但有无复电明早决定起程，作者不得已电西安请示，次日清晨，作者到达绥署，徐赵两人及随员，已整装待发，但以电台与西安深夜叫通，西安电台答复，立时呈阅，即有回电，于是坐候回电，下午始行收到，答应照办，并表欢迎。但以时间过晚，太原与西安均无夜航设备，不能起飞，乃约定翌晨起程。次日又因南京已派莫德惠、黄绍竑两人由京飞太原，阎欲俟莫黄到后，先了解南京方面意见，再行出发，但飞机驾驶员因已延期一日，坚持不能再候，必须当日飞回西安，经薛课长一再交涉无效，阎氏无奈，乃商请作者先行回陕，向张杨报告，再由作者于次日来太原接赵徐二氏赴西安。时作者亦得南京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氏与朝大同学罗浔兄联名来电，嘱作者稍候，即日飞太原与作者一晤。作者乃拜托薛课长代复一电，即于中午起飞，下午到达西安，机场戒备森严，由杨虎城氏亲率军政人员在机场迎候，尚未知赵徐二氏之未能同来也。作者乃与杨氏同车赴副司令官邸报告经过，奉面谕明早(按为廿一日)九时起飞往太原迎赵徐来陕。次晨官邸派车来接前往晋见，副座正与端纳顾问早餐，当召作者至小客厅内面谕：「今天不用去了，我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你拟电报给阎氏，就说天气不佳，不宜飞行，俟气候好转，再行前往。」盖此时张氏已决心悔过，送委座回京矣。
十七、由太原返西安，副司令已决心送委座回京
委座之能化险为夷，安然回京，全国舆论与人心之背向，虽有影响，而实际则为委座之伟大人格所自救也。先後到陕之端纳顾问、蒋夫人及宋子文氏，不过略尽斡旋之责而已。戴雨农氏以殉难精神前往，令人钦敬，但到後被安置於副司令官邸，一方面是监视，一方面为保护其安全，直至副司令决定送委座回京时，始得晋见委座。至谓副司令受中共俄共之影响而作此决定，尤属无稽之谈。中俄共无任何力量影响张氏，至为显然，不过共党对此举，未加反对，则系事实也。且张氏自廿余岁即主持方面，独断专行，东北之各项建设多为张氏主持，郭松龄之变，张氏以少数老弱残军据守巨流河，双方兵力悬殊，可以说不能成比例，一世之雄的张作霖氏，以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曾数次派人召其回沈阳，一同避居大连。张氏以廿余岁之青年，坚持抵抗到底，并深信郭军皆其部下，只要有渠当前，必能转败为胜，卒能敉平大乱，其自信心之强，可以想见。当其决定送委座回京时，左右左倾分子曾表示反对，张氏誥戒彼等云：「此次兵谏，原为拥蒋抗日，并非反蒋，反蒋则无抗日。余已决定，任何人反对，将受严厉之处分。」事变后，中共虽曾派叶剑英、周恩来先后到达西安，仅为联络性质，既未参加工作，亦无发言权，彼等之不能影响张氏态度，至为明显。杨虎城亦持反对态度，尚不能影响张氏，他人更无论矣。盖张氏此举，纯为自动自发也。再者张副司令之处世原则，为宁使人负己，而己决不负人，与奸雄曹孟德适得其反。兹举数事为例，郭松龄战败被俘，张氏犹向老帅求情，请贷其一死，杨宇霆辈必欲置之死地，乃建议张大元帅就地正法，以绝后患。后杨宇霆、常荫槐之变，亦仅罪及其身，毫无株连，且厚遇其家属，如当时之宪兵司令陈兴亚，兵工厂总办后为辽宁主席之臧式毅，皆杨氏之好友也，张氏皆信任如故，而且加以重用。东北军将领中如于学忠、沈克皆非奉军嫡系，张氏从无歧视之心，且对于沈两部事必优先，信而不疑，是以张氏深得将领信赖，从无二心。当十九年中原大战，阎百川避地大连、山西善后，中央交张氏全权处理，张仅推商震氏任主席，许多人建议调东北军入晋，张氏皆未采纳，已见前文。至阎氏卷土重来，任太原绥靖主任，东北籍之警务处长胡某(忘记名字)，实业厅长常彝(常荫槐之姪)，建设厅长田见龙，先后被迫去职，张氏左右颇有闲言，谓如当时调东北军进驻山西，何至如此。张氏曾谓「让他对不起我好了，我总对得起他就是了。」张氏秉性如此，深悔此次事变过于鲁莽，冒犯领袖尊严，对不起蒋先生，对不起国家，乃毅然决然亲送委座回京以明心迹也。主要因素，为张氏受委座伟大人格之感召，及为时两周之誥诫训诲。另一因素为张氏检阅委座日记，得悉委座谋国之忠，对未来抗日计划及准备皆有记载，而对渠爱护培植，亦时见於日记之中，将来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亦预定由渠担任一路统帅，进而收复东北，始悟渠盲目抗日，鲁莽从事之错误，遂决心送委座回京，以赎前愆。张氏勇於改过之精神，有足多者，非常人所能及也。当委座之离陕也，虽无所谓条件，但对国事，有所商榷，则系事实，如停止剿匪，改编中共军队，由中央统一指挥。共党停止一切活动，服膺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改组行政院，以宋子文氏为院长，及由蒋夫人与宋子文担保，以张氏勇於悔过，维护委座安全，免予处分，令其戴罪立功等。後张氏在京交军法审判，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
(录自《革命文献》，第九十四辑，页二五○)
西安事变史料/朱文原编.—台北：国史馆，民国82[1993]-民国85[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