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西安事变
许述 张冬梅
以“九一八”事变为突破口，日本循着前清的步伐，用钢刀辟开了竹子的中国，由东北而京津，由京津而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西安事变来得既在情理之中既又在意料之外，使不知所措的日本暂时停下了手中的钢刀。但日本政府虽“旁观”却未“袖手”，因为这双手在不停地煽风点火，企图使中国发生内乱或由南京的亲日派掌权。事变迅速得到和平解决，大出日本意料之外。此后，中日关系虽然出现少见的风平浪静，但这不正常的安静仅仅支撑了半年，终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头的枪声打破。
西安事变前：广田内阁实行“南北并进”，军方策划“全面侵华”
从1931年到1935年，人们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民政府的畏缩退让已经见惯不惊了。自从1931年在东北尝到甜头以后，日本人就看准了中国的致命弱点：蒋介石在解决中共之前对日本只会忍气吞声，因此，日军以“九一八”事变为突破口，铁蹄不断南侵。中国这只雄鸡已经无法昂首，因为它的头已经被日本衔在嘴里，但是它却觉得背上在痒，因此拼命抓挠，这显然是一种“不要痒更不要命”的做法。
进入1936年，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或者是表演，或者是言为心声，蒋介石在新年伊始就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告诫国人：“我们国家的形势，现在很危险急迫，时时刻刻都在危急存亡之中。”①形势的确越发对中国不妙，因为在这一年的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二二六”兵变，1400名日军为建立军部独裁政权，突袭首相官邸和东京市内各要地，并杀害了内阁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内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蒋介石预感不祥，在3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其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我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②虽然这次兵变因为军阀集团的内讧在三天后就被挫败，但军部却乘机加强了它在内阁的政治地位。9日，外相广田弘毅取代冈田出任首相组阁时，内阁即沦为“军政府”，外交上也进行了相应的人事调整：日本驻华大使有田入阁为外相，原职由川樾茂(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华北事变策划人)接任。为应此局，蒋介石也起用许世英出任驻日大使，因为许世英20多年前就在奉天(今沈阳)与广田和有田相识，私交甚笃，有利于缓和中日关系，延缓日本侵华步骤，使蒋介石能专心“搔痒”。
新内阁当然就会有新政策。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通过的“国策基准”规定：为实现“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目的，陆军方面，“充实满州和朝鲜的兵力，俾面对苏联在远东的武力，要能于开战之初便予以迎头一击”；海军方面，“整备充实，俾面对美国，能确保在西太平洋的制海权”。③显然，这是“南北并进”的二元化方针，反映了日本国内以苏联为假想敌并主张北进的陆军和以美国为假想敌并主张南进的海军之间的矛盾。那么，日本对处于南北之间的中国又会采取什么新的政策呢?11日，外、藏、陆、海四省之间达成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要纲》两个文件，决定了对中国的外交方针：“使之‘修正’其对日态度，实现以‘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合作)，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④如果说前任冈田内阁对中国的外交重心是防止其亲附美英，那么，广田内阁则把着力点放在拉拢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上。
应该说广田内阁的策略是成功的，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反共”，使日本尽得“华北”之利，但日本军方嫌政府的节奏缓慢了，因此在1936年下半年曾两次企图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是因为内部分歧和准备不足而被迫放弃。第一次意图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是日本海军。由于日本对华北的侵略加剧，导致中国人的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中日民间摩擦频频发生：8月24日的“成都事件”、9月3日的广西“北海事件”、9月19日的“汉口事件”、9月23日的上海“出云号事件”……中日为此开启的谈判又濒于破裂。9月26日，日本海军首先提出，为压迫蒋介石屈服，应对华全面出兵，并为此积极出谋划策：“将内地侨民撤往上海、台湾、青岛，继之，陆军出兵华北，与海军共同占领上海，并封锁华北华南海港”。⑤这一建议得到了外务省和陆军的同意。虽然“九一八”后日本即开始以中国为假想敌拟订对华全面作战计划，但日本政府正式提出对华全面出兵却是首次。然而，“稳健派”认为“对华作战没有自信”，⑥反对全面出兵。正当日本内阁争吵不休的时候，蒋介石又屈从日本的要求，重开中日谈判，这次出兵才暂时告罢。
第二次策划全面侵华的则是陆军。11月14日，日军指使伪蒙军进攻绥远，企图以军事胜利为政治谈判争取筹码，这就是“绥远事件”。但出乎日本意料的是，这一次蒋介石居然进行了坚决反击，派傅作义于当月24日攻占了伪蒙军的根据地百灵庙。日军偷鸡不成蚀把米，恼羞成怒，叫嚣要对华进行全面作战，其中关东军尤为积极，其副参谋长今村均少将回到东京，要求政府“确定方针，以便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⑦这一意见得到了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积极支持。但是，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已做军事准备，而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尚不充分，没敢贸然行事，加之这时西安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希图借此挑起中国内战或使亲日派执掌南京政权，对华出兵才暂被搁置。对此，日本外交评论家本多熊太郎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曾说：“如果不是西安事变发生，也许日本就会进攻中国，中日全面战争从那时就开始了。”⑧
军方的两次计划虽然都胎死腹中，但1936年底的日本政府却在为准备总体战而加速转入高度国防化的国家体制，而且11月27日的内阁会议还确定了1937年的年度预算案，总预算比1936年增加了30％，而其中军费又占了总预算将近50％!
西安半月：日本表面“静观其变”，其实“口蜜腹剑”
西安事变当晚24时，南京连夜举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28次会议，商讨对策，会议开到凌晨2点才形成了两条最重要的决议，一是“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委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二是“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⑨ 13日，南京政府将该决议对外公布。
日本会不会乘西安事变的国内危机落井下石?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如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所说的：“虎视眈眈之帝国主义者，正悬盼中国内战之爆发，裨得藉口以大规模之侵略完成其统制中国之迷梦，则此种现象之造成，自将引起彼方无限制之干涉。”⑩13日晨，日本人就得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天，但日本外务省顾不得休息，当晚6时聚议，10时方散(比国民党还多开一半时间，可见其对中国的“关心”)，最后决定“避免一切无用的刺激手段，监视事变之进行”(11)这一决议得到军方“谅解”，并于15日为日本政府正式批准。日本居然没有象往常那样乘人之危，这简直不可思议，其中有何玄机呢?首先，西安事变本来就事发突然，消息也被严密封锁，日本人又无一在西安，其对事变的了解只能是间接的，事变的原因是什么?真相怎样?结果又如何?在弄清这些之前，日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不断探询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这一点，时任美国驻日大使的约瑟夫·格鲁看得清清楚楚：“日本人显然在停步观望。就形势会不会导致中国抗日运动的加剧，会不会使南京未来的政策转为强硬，强硬到什么程度，仍有待观察。”(12)其次，西安事变使日本人终于认识到，其蛮横不休的侵略已经激起了中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西安事变，就是往已经如火如荼的排日风潮上添柴加薪。《朝日新闻》在15日发表评论文章，对日本政府的静观决策表示“理解”：“日本当局此刻恐怕对于中国民众抗日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故决定不给与任何刺激而静观事态的推移，这不能不说是机宜的处置。”(13)第三，国民党后面站着美国，共产党后面站着苏联，如果国共实现和解，就意味着日本将要同时面对苏、美、中三国，从而导致其征服中国的难度大为增加。日本如果公开干涉西安事变，继续其无休止的侵华举动，很有可能促成这一局面。对此，许世英洞若观火，他在发回南京的电报中说：“兹探得各重要方面，(日本)确有觉悟，以为对华压迫，不啻为渊驱鱼，促成中国赤化，应即改变基本政策。”(14)
16日9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15)并由政府即日公布。何应钦就职后，积极部署对张杨的讨伐，其空军开始轰炸西安近郊，步兵则与西北军对峙于华县。这可谓正中日本下怀，因为在日本国内，“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在推测蒋介石大概不会生返南京，而且也是那样期待的。如果掌握实权的蒋介石被杀，中国因国民党的领导权之争而再次发生内乱，对日本是太好了。”(16)日本人普遍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是张杨及其部下受“赤化的侵润”的结果，它表明了共产主义影响在中国日益扩大，因此“极力主张日本政府进一步对南京方面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加入反共同盟”。(17)日本军部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海日报》在评论西安事变时称：南京政府应该“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对付俄国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蒋介石委员长试图履行他抗日的诺言，那末，日本政府将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态度。”(18)实际上，日本最担心的就是国共两党达成和解，共同对付自己，因此，日本表面上表示静观其变，暗中却积极挑拔南京与西安的关系，企图使中国陷入内乱，自己继续坐收渔利。早在15日，日本驻华总领事拜访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时就威胁说，如果南京接受张学良的八项主张，日本将“不惜采取断然手段，以武力占领京沪”。(19)为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日本甚至做出了难得的“让步”：15日，将派至青岛镇压纱厂罢工工人的海军陆战队撤回；17日，授意伪蒙古政府德王停止进攻绥东，并发电拥护南京政府，与国民党合作反共，共讨张、杨；是日，日本关东军也发表声明称，将对何的行动“不惜给予援助”(20)；日本还唆使冀东汉奸殷汝耕发表加紧剿共，改造时局的宣言……同日，外相有田发表声明，再次要求南京“绝对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21)
17日，蒋介石给代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写了一封亲笔信，指示中央军于17—19日间暂停对西安的轰炸，并称他可能于20号前返回南京。蒋鼎文当日即携信自陕西出发，经洛阳于18日返回南京。看到西安事变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日本急了，其驻华大使馆发言人威胁说：“假如中国对日态度强化而使蒋委员长释放，则形势必将趋于十分严重……我们绝不能把国民政府与张学良之间的任何妥协置之不理。”(22)19日11时，外相有田约见许世英谈话达50分钟之久，探询南京对西安究竟是施行讨伐还是谋求政治解决，并明确表示：“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23)20日晨，宋子文以私人资格飞西安斡旋，次日又飞返南京。日本对宋子文的西安之行自然十分“关心”，在宋返回南京当天，川樾茂就奉有田之命秘密会见张群，进一步探询国民政府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并重申日本的主张。张群(亲日派)答复说：“中央当局并无与张学良进行政治妥协之意图”，并指出军队已向叛乱者推进，还保证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西安事变解决后将毫无变更”，(24)这使日本大为放心。22日，宋子文和宋美龄同赴西安，她们临行前力争将战事展延到25日。23日，广田在枢密院会议做报告时仍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不干涉方针，但“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25)
距停火期限还有两天，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就召开第31次会议，决定由何应钦组织东西两路讨逆军，分别以刘峙和顾祝同为总司令，待停火期限一到就“兼程急进，迅平叛逆”。(26)会后，何应钦与川樾茂进行私人会晤，暗示中央军将于26日全面进攻西安。于是，25日成为西安事变最关键的一天，何应钦的神经兴奋着，日本人的眼睛期待着，而西安的局势则可谓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当蒋介石的专机于26日中午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时，何应钦的兴奋和日本人的期待一齐灰飞烟灭了。
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海面风平浪静，水下暗潮奔涌
西安事变居然和平落幕，这大大出乎日本人的预料，他们显得有点不知所措。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于1937年元旦的日记中这样记述日本国内的政治气氛：“中国突然出人意料地决定不再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了。这似乎使日本举国上下都为之震惊。打个比喻说，这个国家正在搔头皮，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27)但蒋介石生返南京并不意味着西安事变就尘埃落定了，南京和西安继续较量着，杨虎城想维持陕西在事变前的原状，而蒋介石企图将中央军实力伸入陕西，双方僵持不下。日本则隔岸观火，继续期待着西安和南京兵戎相见，其心跳随着西安事变的余波起伏不定。日本军方的态度则“悲观”得多，其海军军令部于1937年1月6日整理的“中国特报第一号”指出：“推察蒋介石对于8项要求，即使是一时权宜办法，但至少已接纳了‘抗日’的意见；剿共战争将会终止；今后，共军及叛军(特别是杨虎城所部)的活动颇成问题。假定彼等合作，则对于与华北、内蒙有密切关系的日本，将会有很大的威胁。”(28)日军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也提出，不再满足于华北分治，当日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给(中国)予致命的痛击”。
由于失去了蒋介石这张王牌，在和国民政府和对抗中，杨虎城明显处于下风，到1月24日，双方最终实现和解。西安彻底平静下来了，东京再次失望了。这时，日本国内政局也发生了急剧变动。在1月23日的议会上，政党势力公开地强烈反对军部干预政治，军部被激怒，要求广田解散国会，结果广田内阁革了自己的命，宣布总辞职。为了平衡军部与政党的矛盾，宇垣一成(前朝鲜总督、陆军元老)被选定为继任首相，但陆军又不满意，因为宇垣在一战后担任陆相时曾大规模裁军，且与政党关系密切。因此，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和教育总监都拒绝推举陆相，而陆相又必须是现役的，导致宇垣无法组阁。结果，元老只好推举林铣十郎担任首相。
1月，川樾茂归国述职，指出：“帝国过去对华所具有的威力，最近日渐减弱”，并认为“中国实际上正趋向统一”，日本如果不检讨和修正过去的对华政策，“抗日派的势力将反而增强”。(29) 25日，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也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如下建议：“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30)，而且，日本应与国民政府实行“提携”，共同反共反苏，建立一个“思想一元化、国防共同化、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化”的“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联盟。”(31)石原的用意再明显不过，正如巴黎《救国时报》评论的：是要在蒋介石尚未最后决定联共抗日的时候，对南京政府作些表面的让步，“而以南京拒绝与共产党合作及继续‘剿共’为条件，这样来阻止国共合作的成功，来破坏中国和平统一的实现，来挑拨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32)
林铣十郎于2月2日组阁后，任命佐藤尚武为外相，为“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33)挽回蒋介石的“心”，开展了所谓的“佐藤外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华北方面做出“牺牲”。日本停止了对华北的“政治分离”活动，并致力于经济建设，还拨给宋哲元一个营的野山炮装备，并邀请张自忠等第29军高级将领赴日参观海陆空联合演习，以缓和华北的反日情绪。二是“以经促政”。1937年3月，日本派出儿玉谦次(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日华贸易协会会长)率经济考察团访问中国，这其实是日本企图离间国共关系的举动，还带有侦察的任务。儿玉谦次曾任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与蒋介石是旧识，因此双方会谈气氛十分融洽。即便如此，该团返国后仍然认为：“中国对既成事实之认识，不足以解决华北问题，作调整一切国交的前提，日除使用武力外，无他途。”(34)
但“佐藤外交”遭到双重失败。西安事变破坏了蒋介石精心布置的牌局，他必然要重新洗牌，在“平定”西安后，他开始重新审视南京与延安及东京的关系。1937年2月15一22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议题就是如何调整对共产党和日本的政策，自然引起了日本的非常关注。会议表示“决不容忍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事实，亦决不签订任何侵害领土主权之协定”，(35)日本人认为这是南京政府对日强硬的开始；会议还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的决议》，日本人又认为这是蒋介石的障眼法。会后，川樾茂急电东京，称三中全会直指华北问题，已经迈出了抗日的第一步。会议闭幕的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三蒲秋义也从武汉行营处探知了三中全会的内容，急电外务省，称中日合作已无可能，中国开始准备抗日。
另一方面，日本的民族性决定了它只会向强者屈服而绝不会向弱者低头，因此，“佐藤外交”也遭到了日本内部“强硬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以陆相杉山元为代表的强硬派认为：“以为我们在华北作些让步蒋就会取消抗日政策，完全是错误的估计。……在对苏行动之前，应对中国加以一击。”(36)连“稳健派”的核心人物石原也认为：“在实行以上工作后，日华关系仍不能调整或更加恶化，经过最大的忍耐，真的到了不得已时，准备给中国以彻底的痛击。”(37) 3月份，日军参谋本部也认为：“蒋介石政权无论表面上还是实际上，正在坚决抗日的大方针下，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靠欧美，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政权(指伪政权)的一元化”，而“日中关系如此恶化，用一般手段就可以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38)到5月初，日本国内普遍认为佐藤外交软弱，而“中国态度强硬与排日侮日是由于日本的让步妥协造成的”。(39)在这种情况下，林内阁又被迫于5月31日总辞职。佐藤在引退时预言：“现在的日华关系若就此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战火就要突然飞起。”(40)
6月2日，居于“五摄家”(日本古代最有资格摄政的五个门第)之首而任贵族院议长的近卫出任首相组阁，内阁保留了林内阁的陆相杉山元和海相米内，因为他们属于“强硬派”。近卫声称这是一个“举国一致”(41)的班子。他说这话是有底气的，因为近卫家族与军部、政党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住友财阀的支持，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吃得开”。对此，当时《大公报》的社评尖锐指出：“新阁确为所谓举国强力之内阁，但仅在新政府之性质更为军事法西斯化之意义上为举国与强力。”(42)近卫组阁时，曾担任林内阁大藏大臣的日本兴业银行总裁结城丰太郎主动辞职，蒋介石认为这是日本财经界与军界不合作的表现，必将造成其经济困难，进而以为“此内阁必较历来强固，对华之政策，亦当更坚决与积极也。”(43)
蒋介石对日态度日渐强硬的目的是让日本知难而退，但他心知肚明，要抗得住日本的侵略，中国还需要“修炼”经年，所以其指导方针为“应战而不求战”。而日本人既不会把已经吃进嘴里的肥肉吐出来，更不会让蒋介石从容地增强国力。实际上，中日关系已是破镜难圆。古屋奎二认为：“日本既然是坚持继东北之后又得造成华北的特殊地位，则中日之间的平等交涉便不可能存在。”(44)张群也回忆说：“双方的立场犹如南辕北辙，调整关系根本无从谈起，会谈自然不会有结果，只是解决一些枝枝节节的问题罢了。”(45)古屋奎二还进一步指出：日本“从事变过程判断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必将越发加强，因而对于侵略华北的速度也更为之加紧”，(46)“‘西安事变’的后果，则是产生了促进日本对于中国正规侵略的行动。”(47)6月9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陆军中央荐言：“如由日本方面主动谋求亲善，则徒然助长其排日、辱日态度，故毋宁说是有加以一击的必要”，(48)并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们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49)
日军在西安事变前能够兵不血刃侵占中国大片领土，是成功利用中国国内矛盾的结果，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这个条件不复存在，日本人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日本人只犹豫了不到半年，当“佐藤外交”失败后，至少军方就决心采用武力了，水下奔涌的战争气氛也很快就弥漫在卢沟桥的水面上。
作者单位：许 述，南京政治学院
张冬梅，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军事教研室
①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96页。
②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阪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398页。
③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07页。
④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07页。
⑤ 《海军省对华时局处理方针》，《日中战争史》卷末附录资料(17)。
⑥ 《山鸟田日志》[日]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 1972年3月日文版，第100页。
⑦ 《驻满海军部参谋长致次长第十号机密电》，[日]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3月日文版，第118页。
⑧ [日]秦郁彦著《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72年3月日文版，第123页。
⑨ (台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午版，第182-183页。
⑩ 《西安事变资料选缉》，第527页，1979年，内部资料。
(11)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44页。
(12) (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第198页。
(13) 《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08页。
(14) 《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11页。
(15) (台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95页。
(16) (日)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第504页。
(17) (美)《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78页。
(18) (美)《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中译本)，知识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279页。
(19) 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第1版，第245页。
(20) 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1989年3月第1版，第334页。
(21)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第67—68页。
(22)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 ，第68页。
(23) 《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11页。
(24) 《西安事变资料选缉》，第473-474页，1979年，内部资料。
(25) 《西安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211页。
(26) (台北)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05页。
(27) 秦风、李继锋：《抗战回望》，2002年3月第1版，第61页。
(28)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61页。
(29)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6页。
(30) 转引自参谋本部《关于对华政策对于陆军省的意见》， (日)《现代史资料》(八)，第384页。
(31) 转引自《石原莞尔中将回想应答录》，(日)《现代史资料》(九)，第303页。
(32) 巴黎《救国时报》，1937年3月15日。
(33)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6页。
(34) (台北)教育部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抗战建国》(一)，第205—206页。
(35)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28页。
(36) 转引自[日]防卫厅战史室著《大本营陆军部》(一)，朝云新闻社，1974年日文版，第426页。
(37) 转引自[日]防卫厅战史室著《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一)，朝云新闻社，1975年日文版，第122页。
(38) 倪健中：《百年恩仇》(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第455页。
(39) 转引自[日]防卫厅战史室著《支那事变陆军作战》(一)，朝云新闻社，1975年日文版，第201页。
(40) 转引自[日]防卫厅战史室著《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一)，朝云新闻社，1975年日文版，第184页。
(41) 转引自[日]防卫厅战史室著《支那事变陆军作战》 (一)，朝云新闻社，1975年日文版，第153页。
(42) 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4日。
(43)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70页。
(44)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70页。
(45) 杨鸿儒、李永铭：《张群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第1版，第92页。
(46)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60页。
(47)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61页。
(48) 古屋奎二：《蒋介石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71页。
(49) 倪健中：《百年恩仇》(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5月第2版，第456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