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箱根计划”看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发动
袁文伟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多年来，对其发生原因和历史意义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然而，学术界的目光过多地集中到张学良的身上，对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相关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本文试以杨蒋矛盾为视角，根据史料，对杨虎城与西安事变的决策作一探讨，尤其对杨虎城在日本秘密拟定“箱根计划”、筹建西北反蒋基地的前因后果及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做一番详细考察。
一、“箱根计划”的制定与内容
何谓“箱根计划”?箱根计划就是杨虎城于1928年春在日本箱根与连瑞琦(杨虎城部第七军交际处长)秘密商定的如何回国发展的计划，因为是在游箱根时制定的，故称“箱根计划”。其主要内容有六点：①杨虎城重返部队；②部队脱离冯玉祥，直属南京中央，归蒋介石直接指挥；③尽一切力量，使部队到达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④部队干部要尽量吸收武汉政府退下来的青年干部，主要是未公开的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⑤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扩展革命势力，同时联络友军，互相帮助；⑥部队中的共产党活动，一律采取秘密方式，万一暴露，设法送往安全地带。计划的目的，是建立西北反蒋基地，正如连瑞琦所说：“回国把军队抓到手里，设法到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练10万革命军，同共产党联合起来，推翻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权，万一失败，可以退到苏联，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①除此以外，还涉及如何解决部队中新旧派的矛盾，如何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如何在蒋冯之间搞好关系等问题。计划的关键一步是离冯附蒋，借水行舟，壮大自己，须遵循的原则一是不能脱离共产党，二是不能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箱根计划表明，杨虎城回国后归附蒋介石，参加军阀混战，乃至主政陕西，都是有目的，有步骤实施的，西安事变的爆发更与该计划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史料表明，“箱根计划”确有其事。1986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张波所著《杨虎城将军传》中，有如下记载：“1928年在东京，连瑞琦与杨虎城密谈中国革命、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以及共产党左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危害等。”②这是关于“箱根计划”的较早记载，虽然语焉不详，但连瑞琦与杨虎城曾在日本密谈则是不争之实。1987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丹心素裹》一书，其中收录了连瑞琦的回忆文章《杨虎城部参加中原大战前后》。文章说，1929年夏，连瑞琦在杭州，杨虎城来信叫他去山东莒县，杨说：“已同冯玉祥决裂了，没有服从他的命令西撤，估计他现在还不敢来打。但是，我们要赶快同南京接头，找蒋介石。你同蒋左右的人认识很多，请你来就是为了要很快地同蒋接上头。否则，咱们就成了野的，既脱离了冯，又不属于蒋。”连瑞琦说：“这不是要我帮你投蒋吗?”杨回答：“这是咱们在东京计划中的一条，你忘了吗?”于是，连便以新编十四师上校参议的身份去南京联络。③这段对话提到了“东京计划”，实际上就是“箱根计划”。更为详细的记载是2003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文思主编的《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一书，书中就“箱根计划”制定的经过及具体内容都有比较明确的表述，尤其提到，关于归蒋问题，杨虎城与连瑞琦有分歧。杨认为“凡是新旧军阀都是反革命。蒋反，冯也反，脱离这个反革命，归降那个反革命，都是一样的。归蒋后，可以利用其地位，壮大自己的力量，到西北的机会多些。”又说：“我们打入反革命阵营，就是打进敌人的心脏，使其不疑而又得到敌人的信任，才能回到西北建立根据地。”“目前要在国民党旗帜掩护下做工作，要以国民党的面貌做共产党的工作。”并称这种办法为曲线革命。④由此可知，“箱根计划”是杨虎城实现其宏伟目标的根本大计。
杨虎城回国后的军事、政治活动基本上是按照“箱根计划”的设想而展开。1928年11月，杨虎城重返部队，时任军政部长的冯玉祥令其率部赴胶东剿匪并驻防胶东。1929年4月，蒋冯矛盾激化，冯令杨率部西撤，欲伸先缩，准备与蒋决裂，而蒋则电令杨虎城维持原防，听候中央调遣。在夹缝中，杨虎城对时局进行了缜密的分析，断然决定离冯附蒋，随后便秘密由海路经上海转南京，面见蒋介石。蒋对之慰勉有加，批定杨部预算每月10万元，驻防胶东，受蒋系山东省主席陈调元节制。由于先前杨虎城亲共的政治倾向，有将领问他：“江西朱、毛公开打出红军旗帜，领导农民革命，我们可否在北方也打出比较明显的革命旗帜?”杨回答：“不行。朱毛红军有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骨干都是党员，所以能主张一致，行动一致。咱们的部队骨干大多是历史上的封建义气组合，许多带兵军官思想守旧，所以现在还不能这样干。而且我们的力量也太小，只能在蒋冯阎等互杀互斗的夹缝中争取存在，相机发展。”⑤
在随后的蒋冯大战、讨唐战役、中原大战中，杨虎城守备南阳，奔袭驻马店，夺占洛阳，战功赫赫，遂升任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并于1930年10月打回关中。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主政陕西使杨虎城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于是积极筹备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基地。
一是巩固政权，适度扩展。杨虎城主政陕西的首件要事是组建省政府，杨对干部任用提出五项标准：①不反共；②要反蒋；③要不公开的共产党员，至于脱党者，只要没有受过处分的都要，但托派分子和出卖共产党的叛徒不要；④要国民党左派，不要蒋介石嫡系；⑤技术人员也要有相当的政治水平，反蒋不反共。⑥这几条是秘密的，不对外公布，公开颁布的是“五化”要求，即“思想系统化、行动纪律化、工作科学化、精神革命化、娱乐艺术化。”⑦省政府的人事安排，就是按此原则进行的，如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地下党)、财政厅长李志刚(脱党)、建设厅长李仪祉(水利专家)等。为扩展势力，1931年，杨虎城提出了“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南北团、反蒋救国”的战略方针，即所谓的“大西北主义。”⑧目的是统一陕甘，自成一体，对抗南京。为此，杨虎城借甘肃“雷马之变”之机，着孙蔚如率17师迅速入甘，又命马仲英率新编36师进兵新疆，预备俟马仲英占领新疆后，再设法打通苏联关系，同时与陕北苏区配合，从而形成西北反蒋革命军事基地，惜因蒋之阻挠，未尽全功。
二是密结中共，引为外援。杨虎城与中共关系渊源较深，早在1923年便结识共产党员魏野畴并受其影响，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杨甚至提出入党要求。杨曾说过“中国的新军阀没有一个能斗过蒋介石，能同蒋介石斗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要同蒋斗，只有同共产党合作。”⑨这一认识是杨虎城处理与中共关系的出发点。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陕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杨虎城密派武志平入川，与红军联络，并于6月24日达成秘密协定：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配合打胡宗南；红军设立交通线，十七路军提供急需物资。(10)1935乍，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派汪锋面见杨虎城，并递交一封亲笔信，双方初步确立了联合抗日的原则。随后，中共北方局派王世英与杨虎城继续商谈。1936年9月，毛泽东又让秘书张文彬去西安，最终达成口头协议，即：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11)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欲使十七路军与红军两败俱伤的阴谋，并为“三位一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暗连地方实力派及其他反蒋势力。1930年12月，杨虎城在三原与连瑞琦会谈，让其秘密赴沪，联络邓演达。杨认为邓是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不但在黄埔、保定系统中有威信，而且能拉拢蒋的主力军，如十八路军，十九路军等。邓演达也对杨虎城建立西北反蒋基地的计划极表赞成。于是，邓与杨商量合作反蒋，遂在西安建立“第三党”组织，并委派大批干部充实杨部，如周士第、王人旋等。邓被刺杀后，合作被迫终止。杨虎城还与西南方面保持密切联系，时刻留意各地反蒋动向。1932年，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反蒋时，便与杨虎城有秘密来往，胡并拟订了一个南北共起，会师武汉的军事倒蒋计划，1933年8月26日，密电杨虎城“望团结同志，密为策应，”旋又电示“尚希一致奋起，共为主义效力。”(12)11月，福建事变爆发，杨虎城十分兴奋，当即委派王子安、童陆生、连瑞琦等星夜南下，同李济深、陈铭枢取得联系，相约共同反蒋，惜事变被蒋分化瓦解而致迅速失败。12月，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屯垦督办并率部西进，杨虎城趁机联络孙殿英，企图借孙之手，并联合红军三面夹击，摧毁宁青回军反动势力，以开创西北新局面。但因孙殿英在宁夏战役中一败涂地，杨虎城统一西北的梦想归于破灭。
通过对“箱根计划”的考察，可以发现，杨虎城离冯附蒋，参加军阀混战并非是临时性的投机行为，是有深远考虑的，是为了壮大实力，重返西北。杨虎城提出“大西北主义”，并几次试图统一陕甘，非只是纯粹地扩大地盘，这是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基地所必需的行动。与中共关系的密切，是“箱根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实现西北独立局面的不可或缺的外力支持，与红军、东北军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局面，是在杨虎城独自建立西北革命军事基地屡遭挫折的情况下顺应时势演化而成。“三位一体”不但符合杨虎城的预定目标，也与红军的统一战线政策相一致，这个奇特的综合体是并不稳定的，随着蒋杨矛盾、国共矛盾的发展，必然会发生剧烈的变迁。杨虎城联共抗蒋的心态随着“三位一体”形成而趋于坚定，加之蒋氏情治系统的失灵和判断失误，杨虎城便大胆提出“扣蒋”实施兵谏的决策。由此观之，从“箱根计划”的角度来审视杨虎城的一切活动，可以使原来模糊的、混沌的、杂乱的事情清晰起来，并能科学合理地予以阐述和解释。“箱根计划”是一个行动的指南，它贯穿于1928—1936年杨虎城的军政生涯，它也会随着时局发展而灵活调整，但总的目标并未改变。因此，“箱根计划”的逻辑发展必然导致西北反蒋爱国力量的崛起，引发一场重大事变，正如当初杨虎城曾断言“真正抗日的力量在西北”，西北成为抗日爱国基地实乃历史之必然。
二、“箱根计划”的演变与西安事变之关系
西安事变的爆发虽因多种因素促成，但对“扣蒋”提议者杨虎城来说，究其根源，却可追溯至“箱根计划”。这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是“箱根计划”的本质所决定的。由于计划制定时间仓促以及参与人员的限制，使得计划本身颇不完善，没有实施细则，也没有阶段目标和具体手段，对于在计划执行中所遇困难和挫折亦无充分估计和制定相应对策，对计划的必要性、可行性也没有仔细研究，整个计划只有一个意向性的远期目标和一个模糊不清的措施，即归附蒋介石，至于归附以后怎么办，则未予深入考虑。因此，这个“箱根计划”，名为“计划”，实为杨虎城对未来的一个大致设想，只有轮廓而无细节。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杨虎城发觉现实情况与理想目标的差距愈来愈大时，心态的急躁加上三十年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激烈冲突的刺激，一种超越常规的手段便予以断然采取，以便在理想和现实的困境中突围。对“箱根计划”内在思路的考察为我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爆发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箱根计划”的发展演变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从1928年至1931年，这是杨虎城离冯附蒋，重返西北的阶段。从结果上来说，杨虎城达到了主政陕西的初步目标，应该讲还是比较顺利的。其原因是杨虎城抓住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借水行船，依靠蒋介石的力量壮大自己，打回关中。而在于蒋介石则凭借杨虎城势力驱逐冯玉祥，安定西北，蒋杨之间互相凭借、互相利用的关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第二阶段，从1931年至1936年，这是杨虎城主持陕政时期，杨的几次统一陕甘，奠定西北新局面的努力皆以失败告终，蒋杨矛盾日益尖锐。这一阶段，“箱根计划”的推行遇到强大阻力，举步维艰，不但如此，在筹建西北军事革命基地的希望日渐渺茫的情况下，连杨虎城自身也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主要来源于蒋介石对其势力的不断挤压。这种局面的出现，在客观上，是由于新军阀混战已告一段落，蒋氏独裁政权渐趋稳固，杨蒋关系的蜜月期已经结束，摩擦期已经到来。杨虎城想立足西北，对抗蒋介石，而蒋介石决不允许第二个冯玉祥出现。这种控制和反控制、削弱和反削弱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如蒋介石同意孙蔚如进军甘肃平叛，事后却只任命孙为甘肃宣慰使，而任命亲信邵力子为政府主席。1932年9月诱使警备师师长马青苑在天水叛变，又收买杨渠统，使其脱离杨虎城节制，接着还拉拢马步芳、马鸿逵，欲孤立杨虎城。1933年12月，孙殿英西进，蒋介石表面同意，但却怕孙“假借共产牵动国际，与甘川相连”，若如此，则“祸患不堪设想”，(13)乃密令马家军阀予以阻击，结果导致孙部惨败。对杨虎城与中共的密切往来，蒋介石并非一无所知，一次蒋对杨说：“你读书少，不知道古今兴衰全在用人得失。以后用人的事要多考虑，你那里还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去要查查。”(14)随后便令杨虎城将南汉宸押解南京，迫使南离职远遁。从主观上看，杨虎城的政治手腕不如蒋老辣，而其所能调动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更无法与蒋介石相比，更因与蒋是上下级关系，所以在矛盾斗争中处处被动，而此时，杨虎城所能依赖的唯一有力外援便是中共。在杨蒋矛盾的发展中，杨与中共的关系日益亲密。
对杨虎城来说，1935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中央红军进入陕北，张学良和东北军也进驻西安，危机和机遇一同摆在了他的面前。如何处理好同红军和东北军的关系成为决定“箱根计划”最终命运的关键，也是杨蒋斗争成败的关键。如前所述，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西安秘密设了三个联络点，标志着杨虎城与中共关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学者认为，杨与红军关系的融洽及停战协定的签署，是因杨受中共统一战线政策感召所致，此说虽自有道理，但却未必与事实相符。杨虎城在西北筹建革命军事基地是“箱根计划”的崇高目标，虽屡遭挫折而在于志不曾稍减，其联共反蒋早已是计划工作中事，加之对中共的作用有着深刻认识，所以与中共关系的密切是发自内心的，目的是要在中共帮助下实现其政治抱负，建立革命的反蒋基地。事实上，杨虎城受小农思想和认识水平所限，他所要建立的“革命”基地，迥然不同于中共的革命根据地，基地的主导力量只能是杨虎城自己，而指导思想则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朴素的爱国主义，尚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理性认识和自觉追求。只是杨虎城抗日救国的民主要求与中共瓦窑堡会议后的统一战线政策大致相同，双方遂在爱国主义的大聚合旗帜下携手反蒋。杨虎城此种作为虽带有一定军阀政治色彩，但因其抗日爱国，反对内战仍不失有进步的积极意义。
对与张学良的关系，杨虎城做了大量的工作。东北军初来西北，与十七路军的摩擦时有发生，而蒋介石也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军统、中统特务更是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进而坐收渔翁之利。杨虎城看穿蒋的阴谋，采纳“暗通明不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迷惑、麻痹蒋系特务，秘密与张学良接触。杨虎城还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张学良的沟通，以消除隔阂，如谈话试探、好言慰藉、设立交际处，通过杜重远、王炳南等人沟通关系等(15)，加上中共派叶剑英从中调解疏通，张杨两人终于建立起完全的信任关系，至1936年11月，张杨密商议定“两军决不再打内战。①除非对敌作战，绝不调到南方去。②对蒋介石：1)善说。2)硬干。3)失败了上山打游击。”(16)这表明，杨虎城已与张学良成功联合，西安事变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此时，蒋介石却完全蒙在鼓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说：“事变最出人意料之外一点，就是其主动者，实为张学良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者，则为杨虎城。”(17)
总而言之，杨虎城筹建西北反蒋基地的目标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互相促进，良性互动，共同抵制蒋介石对西北的控制。在蒋介石“攘外安内”政策的强力推行下，“三位一体”面临破裂的危险，杨虎城为挽救危局，毅然提出兵谏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无奈之中的非凡之举。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复杂形势超出了杨虎城预料，其后事态朝着他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最终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符合国家民族利益，杨虎城却在悲痛中被迫出国，至此杨虎城完全失去兵权，“箱根计划”也彻底失败。虽然如此，杨虎城却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时刻掌握了关键人物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正如贝特兰所说，杨虎城“从他坚决要求民族团结抵抗日侵略这一主要威胁来看，他毕竟是一位正直而又忠诚的中国人。”(18)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①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② 张波：《杨虎城将军传》，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③ 吴长翼、杨震天、丁福泽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130页。
④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61页。
⑤ 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⑥ 文思主编：《我所知道的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⑦ 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⑧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54页。
⑨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⑩ 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75页。
(11)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1页。
(12) 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1。
(13) 《孙殿英部青海屯垦档案史料选》，《民国档案》，1994．4。
(14) 李炳武、雷云峰：《爱国名将杨虎城》，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77页。
(15)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98—100页。
(16) 杨中洲：《西安事变大事计》，三秦出版社1997年，第77页。
(17) 张宋华：《杨虎城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转引自《文博特刊》2001年12月12日，第26页。
(18) 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94页。
西安事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迁：西安事变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下）/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