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时代东北的对外关系
王 岚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学良将军和他的“怪杰”父亲张作霖一样，也是一位极富戏剧色彩的传奇人物。1928年5月7日，日本逼迫张作霖签署“满蒙新五路”协议；随后又要挟其解决“满蒙诸悬案”，遭到张作霖拒绝。于是，日本关东军便于6月4日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附近，炸死了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老帅张作霖，企图在混乱中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进而占领沈阳。然而，张学良识破了日本的阴谋，临危不乱，微服返奉，秘不发丧，稳定东北政局，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大将风范。从此，27岁的少帅张学良继承父职，主政东北，在东北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本文拟就张学良与张学良时代东北的对外关系作一探讨，以求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张学良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超凡脱俗的政治气魄和人格魅力。
一、1928年以前东北的对外关系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的政治由统一走向分裂，也由于东北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因而在很长一个时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对外关系。
首先，是其与苏俄的关系。东北是鸦片战争后俄国侵略中国的一个主要地区。沙皇政府通过连年的蚕食鲸吞，妄图把整个东北变成其统治下的“黄俄罗斯”。中东铁路便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产物。然而好景不长，明治维新后羽翼初丰的日本，也把东北视为殖民拓域的基地，双方冲突愈演愈烈，最后只有用武力来解决，日俄战争以俄国让出南满(包括中东铁路的长春至大连段)而告终。俄国虽然失败了，但仍控制着黑龙江省和中东路的绝大部分。
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俄国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曾一再宣称废除沙皇统治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取消强加给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特权。但是，北洋军阀皖系控制的中央政府和实际统治东三省的奉系军阀，却坚持其“反赤”的立场，对苏俄采取敌视态度。这不仅影响了中俄关系的正常发展，丧失了收回主权的最佳时机，也为以后持续多年的奉俄纠纷埋下了隐患。尤其是随着苏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抬头，这种斗争愈演愈烈。
张作霖上台后，即声称奉行亲苏政策，并向苏俄派出了建立联系的代理人。然而，从他的所做所为来看，实际上却使自己站在了苏俄的对立面。同时，苏俄在寻找同盟军时，不但没有把张作霖考虑在内，而且还通过扶植与张作霖政见相左的直系吴佩孚来抑制他。奉俄关系十分紧张。
其次，是其与日本的关系。近代以来，在中日交往中，日本得寸进尺，步步相逼，中国当权者妥协退让，屈辱莫名。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就企图将东北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后，日本更是将这块广袤、荒僻、富饶的地方视为其禁脔。在日本人的经营策划之下，东北的地位变得十分微妙：一方面，它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各种场合，大肆渲染东北的特殊性及其与日本的关系，从而使东北的地位似乎发生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变化。日本人认为东北至少应成为受他们控制的自治地区。张作霖统治时期的东北，基本上便是这样。
张作霖为了攫取和巩固东北地方政权，不惜依附日本，多次向日本银行借款以充军政开支①。当然，作为一个具有一定民族意识的中国人，张作霖对日本也并非事事顺从，有其抗拒日本的一面。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对日本的某些要求也搞阳奉阴违，使日本独霸东北的计划不能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张作霖未能完全满足日本在东北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等要求，并对之有所抵制；在筑路问题上还曾接受英美贷款，使英美资本渗透到东北，分享了日本的既得利益；又由于北伐战争的打击，张作霖的政治声望一落千丈，难以再继续充当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因此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他退出北京前，已决定将他除掉，以利肢解“满蒙”计划的推行。日本的这一决定，对于张学良以及后来的中日关系，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最后，是其与欧美的关系。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欧美便通过支持日本发动对华战争的伎俩开始了向中国东北的势力渗透，到了张作霖时代，这种渗透便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如前所述，张作霖虽然是靠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和扶植成了“东北王”的，但他与日本又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在进入北京后，他便逐渐与英美发生联系，试图借其势力维持北京政权，并与日本相抗衡。例如，他不顾日本的反对，于1924年成立“东北交通委员会”，着手筹建东北铁路网。他在东北首先修筑了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打通路(打虎山到通辽)和奉海路(奉天到海龙)，并计划修筑东北两大干线(一是从锦州经齐齐哈尔至瑗珲的西部干线；一是联结京奉路，经海龙、吉林到佳木斯的东部干线)，企图利用自筑铁路的收入，来解决自己的经济困难和战费需要。正是在修筑上述铁路的过程中，张作霖与英美资本有了来往。如奉海路的铁轨和车辆就是买自英美的②，安东和哈尔滨的发电所则是借助美资建筑的③。与此同时，张作霖又向英美借款2000万元着手修筑辽东湾营口对面的葫芦岛港，以与日本控制的大连港进行竞争。张作霖的这些行为自然引起了日本的极度不满，成为后来日本除掉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1928年以前东北的对外关系，对以后张学良时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北当局对外政策的方向。
二、张学良时代东北与苏俄的关系
苏俄与奉系军阀之间长期的利益冲突、对峙斗争，无疑会在张作霖的长子、东北军中独挡一面的高级将领张学良心中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其父的言传身教及本集团利益的驱使下，张学良把苏俄看作是挑动军阀战争、破坏国内和平的罪魁祸首。他念念不忘的反赤，实质就是反苏，他自觉不自觉地把所有亲苏反奉力量都划归赤党赤军加以攻击。而一旦哪种势力宣布脱离苏俄控制，他立即就将其引为同路人。
1927年，蒋介石公开暴露了他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真实面目，中苏关系也骤然紧张起来。是年12月14日，南京国民政府下达了绝俄令：“各省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事，一律撤消承认，所有各省之苏俄营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业营业。”④1928年6月，张作霖遇炸身亡，张学良与日本矛盾迅速激化。审时度势，他急需寻求其他可供依靠的力量来共同对日。在当日时角逐东北的各种势力中，真正能与日本抗衡的恐怕只有苏俄，联苏抗日似乎成了张学良的最佳选择——既能保住地盘，又可遏制日本。然而奉俄双方长期交恶的历史和现实，却令他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只好将目光移到关内。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随后东北当局对苏政策也开始为国民党反苏立场所左右，其中最明显的表现便是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
1919年，由于列强施加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处境困难，苏俄政府曾宣布：“愿将中东铁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他租让企业完全无偿交给中国人民。”⑤1920年，苏俄情况好转，便对中东路问题改变了原来正确的国际主义态度，要求中苏共管并另订条约。1924年5月，苏俄与当时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同时又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仍然要控制中东路。处于军阀割据局面之下的旧中国，不得到当地军阀的同意，北京政府签了字也是行不通的。于是，苏俄仍以赔偿在东北流通过的贬值旧卢布，不支持冯玉祥和不宣传赤化为条件，在同年9月20日与张作霖签订了《奉天协定》，重新获得中东路的控制权。1925年1月20日，苏日签订《日俄协定》，继续肯定瓜分我国东北的1905年《朴次茅斯和约》有效，仍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
中东路虽名为共管，实际控制权却在苏方手中。张学良主政后，采取了加速收回中东路主权的措施，因而形势发生剧变。
张学良和东北当局想收回中东路主权，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正义事业，是无可指责的，但他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对外形势。一是对日本。在侵华问题上，当时日本的“币原外交”披着“尊重中国主权，日中经济提携、共存共荣”和“合理方法”的外衣，使张学良误以为日本将遵守国际条约的约束。另一错误估计是对苏联。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和几个“俄国通”力主收回中东路，说苏联是“外强中干”，“国内异常混乱，困难重重，决不能打仗，东北出兵收回中东路，还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情与支持”⑥。至于北伐战争中提出的“打倒列强”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也对东北民众和张学良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起初，张学良采取谈判方式与苏方交涉，但苏方的无理态度却激化了矛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为巩固他的宝座，镇压革命力量，挑唆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不惜采取决裂态度。蒋介石在7月17日日记上写着：“唯吾人深望能达(对苏)绝交目的，而后对国内共产党方面有彻底办法耳。”⑦
对强行接收中东路问题，东北当局内部有人表示反对，但是张学良对任何不同意见都听不进去，只想乘机收回中东路。
在得到南京政府出兵援助的保证之后，7月11日，张学良即下令武力接收中东铁路。然而，这次行动远非张学良所料想的那样简单。在中苏冲突中，东北军伤亡惨重，团长多人阵亡，被俘者8000人，黑龙江舰队覆灭⑧。当时苏俄《消息报》公布的数字更为具体：“解除了8000多士兵和300多军官的武装，缴获了近1万支枪，大批野战炮、弹药和其他军事装备”⑨。面对这种局势，张学良不得不做出停战求和的决定，派东省特区交涉署交涉员蔡运升去伯力，按照苏方条件签订《伯力协定书》，结束了这场中苏边境战争。
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唆使下轻易挑起中东路事件，是他当时在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这就是说，张学良力谋收回中东路主权的主张虽然无可指责，但其使用的方法既不得当，选择的时机又欠考虑。特别是当日本关东军频繁举行以沈阳为目标的军事演习，不断制造冲突事件，积极策划占领东北的时候，此举必然恶化同苏俄的关系，只能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拍手称快，在客观上加快其侵略东北的步伐。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因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失土有责，且代蒋受过，不得不下野游欧。自1931年5月离开沈阳第二次去南京以来，他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旅欧期间，张学良仍念念不忘国内的抗日斗争。1933年5月间，他曾电邀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赴罗马见面，商讨招集原吉黑两省东北军旧部继续发动抗日活动，并希图取得苏俄的支持。为此，张学良曾有意访问苏俄，但蒋介石不予支持。张曾说：“我很想到苏联去，但老蒋不发护照。”⑩加之当时苏俄因前有中东路事件的隔阂，一直视其为反苏人物，同时也不愿因刺激日本而引起外交麻烦，所以谢绝了他的访问要求。这使得他很不愉快。
总的来看，张学良早期对苏俄的态度和政策都是排苏反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半殖民地中国二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的产物，带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不过，蕴涵其中的迫求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自决的爱国主义思想仍是值得肯定的。
三、张学良时代东北与日本的关系
除了在其父身边认识了一些日本人之外，张学良亲自与日本的接触，最早可能就是1921年秋在日本顾问本庄繁陪伴下，与张作相等人同赴日本观秋操了吧。在张学良印象中，“日本人对我很好，很客气，可是我回来后很不满，不满什么呢?就是日本人总要想对中国人用势力，把你压住，叫你看看他有多大的势力，要显出来。我到处都看了，可我这个人不是这种人，你多凶我也不太在乎，更使我要抵抗日本。……我当时年轻，不但没有畏惧，反而起了反感。”(11)总之，“军事大国日本过于强横”，这肯定是张学良对日本的第一印象。这决定了他以后对日本的态度。
1928年张作霖被炸后，日本便策动张学良搞东北独立，妄图使东北脱离中国本土，成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傀儡政权。然而，此举使得张学良时代东北当局对日本的关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背道而驰(12)。
皇姑屯事件，是近代以来东北与日本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对于这件事，日本政府一面极力地加以隐瞒，一面软硬兼施，试图把张学良拉到日本一边。而此时的张学良，早已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明了了事实的真相。他曾说道：“谁都知道是关东军干的，为什么呢?中国人连南满铁路都接近不了，谁能做这样的事呢?……家仇国难集于我一身，同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13)“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父亲，而且为了日本，还要把事实真相隐瞒起来。我父亲是想和日本合作的，我自己也是同一心情。但干这种事的正是日本人，我怎么还能和日本合作呢?因此我不能与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14)
张学良本人十分厌恶内战与分裂，赞同和平与国家统一。在继承父位之后，即通电痛陈战乱之祸，倡言和平。“学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动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15)20年代后半期，北伐战争结束了北洋军阀时代的分裂割据局面。张作霖遇难后的一周，北伐军即进入北京城，中国关内遂告“和平统一”。除东北三省外，举国高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在中国，统一顺应时代要求，深得民心，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面对这种形势，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即主动向南京政府靠拢，力谋东北三省易帜。
不料，张学良的趋向却触动了日本敏感的神经。日本立即派有名的中国通林权助，借为张父吊唁之机，向张正式提出了阻挠东北易帜的问题。林权助声称，如果东北地方当局不听日本政府劝告，“而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16)张学良则不卑不亢：“贵方譬如良友，南京政府则譬如主人。就理性而论，似当先听主言，然后容纳友见。”闻此言，在场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大发雷霆，甚至以命令的口吻公然威胁道；“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张学良义愤填膺，回到官邸即对周围部下说：“日方欺我太甚，誓死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7)与此同时，日本田中内阁也警告张学良：“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并向张摊牌：“就是指为干涉内政也在所不辞。”(18)张学良则坚持表示：“我是中国人，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19)严辞拒绝了日本的无理要求。
对于张学良的强硬态度，日本政府无可奈何，田中曾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但后又相继提出了“允许满铁‘开发’东三省经济”；“如必易帜，先解决满蒙悬案”；“修筑吉(林)会(宁)，长(春)大(赉)路；予日人以‘土地商租权’”等无理要求。张学良在东北大学对该校师生讲演时表示：“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20)
为了不给日本人制造寻衅侵略的借口，张学良不得不将与蒋介石商定的易帜时间一再推迟。终于，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正式宣布易帜。12月30日，田中首相致电奉天的林总领事，训示：“易帜完全出乎帝国政府意外，今后日本仍须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权益，维持治安。”并命令将此训示向张学良转达。(21)此训示措词虽然强硬，但毕竟承认了张学良的易帜。
对于易帜一事，日本耿耿于怀。1931年6月至8月，日本相继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借此向中国东北当局施加压力，并积极策动武装占领东北。当张学良在北平接到荣臻、臧式毅等人关于沈阳形势日趋紧张的报告时，同时也先后接到蒋介石的如下命令：“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22) “东北外交总的方针是和平解决，不能酿成军事行动，东北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由中央负责。”(23)
趁中国内乱之机，日本人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的攻势，张学良一面与其他东北领导人商讨对策，一面向南京政府请求指示。蒋介石的回电为如何应付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本政策。回电的内容是：“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必须坚持‘不抵抗原则'”(24)。由于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少帅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失去了威信与声望。在热河失陷后，公众的怨恨进一步加深了。终于，1932年3月，张学良被迫发表通电下野，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旅程。
对日本的一贯的政策，是由张学良本身固有的爱国统一思想决定的。即使在以后离开东北的日子里，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抗日大业。正当全国人民处在对日作战的紧要关头之时，张学良却因发动兵谏逼蒋抗日而从此消声匿迹于历史舞台。每每谈及此事，他总也忍不住要流下遗憾的泪水。
四、张学良时代东北与欧美的关系
1928年，日本关东军采取炸死张作霖的高压手段，从反面促成了东北各界人士抗日情绪的高涨。从此，张学良对有杀父之仇的日本转持抗拒态度，并利用欧美列强与日本在东北的对立和角逐，接受欧美投资，以摆脱日本的控制。
由于环境的复杂，张学良在青年时代即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会及各种球赛等等，并学会了英文，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年轻时对欧美产生的好感，与他此时对日本产生的恶感构成强烈对比，更使得张学良在其父死后急于借助欧美的力量来抵制日本。
成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之后，张学良即积极开展东北的新建设。他曾从美国购回了一批拖拉机，开垦洮南以西的大片土地。在张作霖时代就有的空军、海军建制，这时也都进行了一番整顿改革。为了收回旅大港，建立海军基地，张学良曾亲自并派他的对日秘书宁向南多次前往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交涉。因交涉无果，乃继续在葫芦岛修建新军港(25)。1930年4月，为对抗日本的南满铁路，张学良决定修建一条连通葫芦岛的干线铁路。同年7月，在荷兰资本的财政帮助下，葫芦岛的港口建设工程开工(26)。
因为蒋介石政府是亲英美的，所以张学良在易帜后，无论就主观或客观条件而言，都决定了他对欧美的政策是亲近而不是对抗。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以阎锡山、冯玉祥为代表的北方反蒋同盟本来与南京政府势均力敌，胜负难决。但是由于张学良的介入，致使北方反蒋势力迅速瓦解。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使张学良决定入关干预并与蒋介石结成联盟呢?笔者认为，除了张学良主观上希望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外，欧美方面的因素也影响了他的选择。当张学良在北戴河消夏之时，英国公使迈尔斯·兰普森也以度假为名前来，与少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兰普森告诉他，尽管南京不一定是个好政府，但总比完全没有政府要好。通过这次谈话，张学良对阎、冯失去信心，并认识到南京政府至少已有了一个开端(27)。另一外因是其英籍澳大利亚顾问威廉·端纳的劝告。端纳曾先后当过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顾问。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外国人，他既无任何外国政府的背景，又无党无派，因而说的话易为张所接受。他认为阎、冯之流属于中国旧军阀一类，保守反动；并希望少帅帮助蒋介石打败他们之后，规劝蒋在中国实行开明自由的政策(28)。
中原大战一结束，张学良即于11月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决定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政府，并在东北设立国民党党部。蒋介石还授意张学良在东北引进美国势力以抑制日本。1931年，东北当局先后与美方签订修建铁路和港湾、建造飞机厂和汽车装配厂、开发矿藏等协定。美孚石油公司也打入南满，其分店遍布东北。美国还向东北提供无线电台设备，使东北建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通讯体系(29)。
就在这一年秋，九一八事变爆发。此时的美国，由于对局势尚未作出明确的判断，也由于对币原外相等有所期待，因而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的方针。直至看到日本一贯不履行国际公约，而且事态日益扩大，加之又发生了日军轰炸锦州事件，美国才逐渐对日本施加压力。它不仅向国际联盟派遣了观察员，与国联统一步调，而且进一步在1932年1月，发表了对于以违反条约的手段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不能予以承认的声明。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或史汀生原则。这是美国对东北政策的基调(30)。
面对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却害怕扩大事端，一味对日妥协退让；而张学良及东北当局则遵令奉行不抵抗政策，最终酿成了东三省沦陷的苦果。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苏俄、日本以及欧美诸列强基于各自的利益和世界战略在远东的激烈角逐，张学良时代中国东北在对外关系上呈现出极其紧张而又错综复杂的局面。因此，东北当局办理外交，既要仰承南京政府的鼻息，又要全凭自己独立支撑门户，其处事之艰难和心灵之痛苦实非他人所能理解。
当张学良继承父位之后，摆在其面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东北的去向问题。由于日、苏两个强邻的势力渗透，加上英美支持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东北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任何条件。若依附日、苏任何一方，不仅与张学良维护祖国独立统一的思想相牴牾，而且东北乃至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张学良只有选择服从国民政府这一条出路。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之后，东北的外交即交由中央负责。从此，东北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潜存着不少的矛盾，但却不得不走上了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
纵观张学良时代东北的对外关系，无论是对日、对俄，抑或是对欧美，其态度、政策都离不开一个宗旨，即张学良“维护主权完整，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精神。
在香港已经顺利回归，澳门即将接踵归来的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和十几亿炎黄子孙无不翘首以待，更加强烈地呼唤台湾当局：拿出当年张学良将军的勇气与决心来，坚决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坚定统一的立场和信念，以国家前途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归来吧!
(本文在1999年8月沈阳举行的“张学良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
①张友伸、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
②常城主编：《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③常城，前引书，第184页。
④梁寒冰、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83页。
⑤张魁堂著：《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6页。
⑥张魁堂，前引书，第59页。
⑦〔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7册。
⑧张魁堂，前引书，第62页。
⑨《消息报》1929年11月23日。
⑩宋黎主编：《张学良和他的将军们》，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页。
(11)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20页。
(12)符致兴编译：《端纳与民国政坛秘闻》，湖南出版社195l年11月版，第89页。
(13)周毅等主编：《张学良文集》下卷，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583页。
(14)《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第59页。
(15)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台北《传记文学》第39卷第6期。
(16)〔日〕臼井胜美：《日本外交史》，第159页。
(17)《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
(18)《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
(19)张友坤、钱进，前引书，第1433页。
(20)宋黎，前引书，第9页。
(21)〔日〕松本一男著，吴常春译：《张学良——西安事变主角的命运》，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9页。
(22)宋黎，前引书，第12页。
(23)转引自李济川：《九一八事变纪略》，第15页。
(24)傅虹霖著，王海晨、胥波译：《张学良的政治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25)牟文海等编：《少帅风云录》，三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34页。
(26)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9页。
(27)傅虹霖，前引书，第67页。
(28)傅虹霖，前引书，第67页。
(29)李云峰、陈舜卿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史》(第1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52页。
(30)〔日〕森岛守人著，赵连泰译：《阴谋·暗杀·军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88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