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调整
李云峰 叶扬兵
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但其具体方案则经历了一个调整的过程。西安事变之初，中共曾一度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为和平解决事变设想了以西安为抗日的中心来领导全国的理想化方案。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自身认识的深化，中共及时地调整其决策，现实地制订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方案——在团结抗日前提下，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这就极大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并进而促成了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本文拟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调整及其原因，作一些探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兵谏捉蒋的消息传到陕北保安后，中共中央即紧急磋商，讨论应变对策。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北方局负责人，指示北方局，号召人民起来，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南京政府、各实力派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在西安讨论抗日救亡大计。同时，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连发三封电报，前二电通报西安事变消息和张杨八项主张，后一电则提出中共的应变计划：由张、杨及周恩来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内在西安召开抗日救亡代表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等主持，等待新的国防政府成立，并防御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争取全部蒋军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与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争取在晋绥的中央军参加，以防御日本进攻华北。①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首先肯定了张、杨的抗日救国义举，继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一是日本有可能拉拢南京政府使其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是各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移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不叫政府的实质性政府，迫使南京政府就范。基于此种分析，毛明确提出：“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②周恩来则对毛泽东这一设想作了具体发挥和补充。他指出：“为防止日本变南京为傀儡政府，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③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具体地说，是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样熙、孙科、冯玉祥，孤立何应钦。同时，他主张要深入发动群众，巩固地联合西北三方抗日力量，把西安变成抗日的中心，在抗日援绥的口号下，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这是我们的两翼，再进一步联合西南桂系，以造成对华东的包围。东南七省是南京的势力，这是我们要争取的对象。
上述事实表明，在事变之初即从12月12日至17日，中共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以为张、杨抗日救国的义举，必获广泛而普遍的支持。不仅广大民众会伸出援助之手，地方实力派将纷纷响应，甚至连南京政府大部分也会抛弃蒋介石，转而赞成事变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因此，中共为解决事变设想了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
为了实现上述方案，中共制定了对有关各方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决而积极地支持张、杨。中共中央多次指示北方局及上海和西安等地的党组织，动员人民起来支持张、杨。13日，中共中央即决定派周恩来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同时，在军事上给张、杨以有力援助，即以红军一部箝制在宁夏、陕北一带的中央军胡宗南、关麟征、曾万钟等部，确保张、杨后方安全，红军主力则迅速南下，靠拢张、杨，“壮其胆而振其气”，协助张、杨防御南京军队进攻西安。此外，中共还向张、杨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如12日建议张、杨“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④鉴于蒋军樊松甫部迅速从洛阳西进，企图抢占潼关，毛泽东、周恩来于13日致电张学良，建议以重兵把守潼关，“严拒樊松甫”，并让其注意发动群众，“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⑤14日，毛泽东等又致电张、杨，建议立即组建西北抗日援绥联军，以高举抗日大旗，推动全国形势发展。⑥
第二，发动群众和争取地方实力派支持张、杨。事变当天，中共中央在致北方局的电报中，对发动群众的工作作了具体的指示；同时，通过张学良转电在上海的潘汉年，也作出类似的指示。14日，中共中央再次分别致电北方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进一步作了明确指示。上述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号召人民起来支持张、杨的抗日义举；向全国揭露蒋介石对外投降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要求南京政府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推动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积极站在抗日救亡方面。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也极为重视争取地方实力派，赞助张、杨。如在14日致北方局的电报中说：“必须多方的活动驻华北名人及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阎、傅(阎锡山、傅作义——引者注)起来响应张、杨的抗日主张。”⑦同时，毛泽东等致电张、杨，建议“极力争取阎锡山先生及全国其他爱国将领加入，推阎锡山先生为全国抗日⑦援绥联军总司令。”⑧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请其出面调停宁陕双方，实则想争取阎支持张、杨。
第三，争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数转到西安方面来。前面已谈到，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争取南京政府中的黄埔系、CC派、元老派、欧美派等加入西安方面来。13日，周恩来为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策略，即“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这一策略获得中共大多数领导人赞同，并始终为中共所遵循。为争取南京政府，避免与南京对立，中共中央在许多具体做法上煞费苦心。如13日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均不主张在西安建立名义上的政府，并分别提出在西安建立抗日援绥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作为全国抗日的领导机构；张闻天则提出要争取南京正统，其用意都在于避免与南京政府对立。⑨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说明为了减少日本汉奸造谣，中共数日内不公开发表宣言，显然是不想给人以中共与张、杨联合发动事变的印象，其主旨仍在于避免与南京对立。至于红军将领15日致南京政府的通电，这种意图更为明显。通电说：“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在此，中共并不隐瞒赞同张、杨和谴责蒋介石的态度，但还是表明自身并未参与事变，强调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的抗日救国义举。接着，通电呼吁国民党中的“爱国贤豪”，应“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要求他们“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⑩显而易见，中共当时把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区别开来，集中火力攻击蒋介石，争取南京政府赞成西安方面。
第四，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由于中共把南京政府与蒋介石分开并区别对待，因而前述中共中央12日致北方局电，红军将领15日致南京政府电，均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或裁判的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13、16日载文，均有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字样。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并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11)。
必须指出，中共中央的除蒋方针，主要不是基于感情报复，要消灭蒋介石的生命(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因素)，而是基于较冷静的理智考量，试图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以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毛泽东说除蒋“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无非是指通过向全国揭露蒋介石对外妥协卖国、对内镇压人民的罪行，可以推动全国民众起来支持张、杨，促使地方实力派积极响应张、杨，促使南京政府失去重心，加剧分化并转移到西安方面来，以利于国防政府的组建及以后全国抗日的进行。简言之，除蒋，有助于实现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
除了争取国内外的广泛赞助外，中共中央频繁地致电共产国际，通报西安事变动态及中共应变计划，以期获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共中央还明确指示北方局，要求推动宋子文、孙科、孔祥熙、蔡元培、李石曾等争取英、法、美等国谅解和赞助西安事变。
如何认识事变初期中共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呢?我们认为，其一，不必讳言，这一方案是建立在对形势不切实际的乐观估计之上的，因而是难以实现的。其二，必须肯定，中共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有的论者认为，中共曾一度从“逼蒋抗日”动摇倒退至“抗日反蒋”。这是一种误解。其所以如此，主要是没有弄清“蒋”字在不同场合的真正含义。西安事变前，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他实际上就代表着南京政府，故中共往往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视为一体，在“反蒋抗日”、“抗日反蒋”、“逼蒋抗日”等一系列口号中，“蒋”字并非仅指蒋介石个人，而是指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政府。一旦蒋介石在西安被张、杨扣留，便与南京政府处于隔绝状态。于是，中共主观上力图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分开(至于客观上做得到做不到，则是另一回事)，加以区别对待。这就是一面极力争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数，以孤立少数亲日派，一面坚决要求罢免蒋介石。此时，中共的“罢蒋”、“除蒋”方针，只是针对蒋个人，并非反对整个南京政府；而中共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方案，也不是想与南京政府对立，而是要分化并争取南京政府的大多数加入西安方面，以形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这就说明，中共初期的方案并不违背“逼蒋抗日”的基本精神。有的论者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共在事变初期并未制定出和平解决的方针，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与具体方案混为一谈所致。如前所述，当时中共对形势的估计很乐观，自然就不会意识到事变也可能导致大规划内战，但中共初期方案本身却暗含着和平解决的基本方针。试想，如中共的这一方案得以实现，广大人民、地方实力派，南京政府的大多数都汇集于西安这个抗日中心，哪里还会发生大规模的内战，其结果不是和平解决又是什么?问题的焦点是，由于情况不明，对各方的动向判断不准确，中共初期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行不通，也不可能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共在基本方针上具有和平解决的意向，尽管它是暗含着的。正因为中共在和平解决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她才能在6天之后，迅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决策。
二
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周恩来17日到西安后，中共开始较广泛而全面地了解了国内外各方动态，立即对有关决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如何对待和处置蒋介石成为整个问题的关键。
17日下午，周恩来乘飞机抵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会见并进行了深入的长谈。从中，周恩来不仅获知蒋介石被扣后各方的反应和动态，也清楚了张学良本人的态度。张说，据他个人看，现在逼蒋抗日最有可能。他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12)因此，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提议：“为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13)。应当指出，周的提议，主要是基于策略考虑，即以蒋之安全为筹码，阻止或延缓南京方面讨伐，便于西安方面集中兵力布防，同时分化南京政府，其除蒋方针并未真正改变。接电后，中共中央则进一步把周恩来的策略考虑转化为实质性的主张，于18日通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呼吁和平解决事变。通电指出：“贵党欲救援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救援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通电还建议国民党立即实行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等五项具体措施。通电最后申明：“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14)显然，中共此时已把对待和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与事变的和平解决联系起来，并由除蒋转为保蒋安全了。
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并中央，报告了南京政府内部的争斗和地方实力派的反应，以及蒋介石态度有所好转，从而使中共中央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有关各方的情况。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并向南京政府和西安张、杨方面发出通电。从此，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由暗含转为明朗化了。
在19日指示中，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有利条件”；“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的实际建立起来”。为了实现后一种前途，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是：“(1)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的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战的发动。”(15)这里，第一点是中共的总方针，其核心是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立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推动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第二、第三点是对南京政府和张、杨分别采取的方针；第四点是为实现和平解决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不难看出，中共当时已明确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和复杂，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同时，自19日通电起，中共作为事变调停者的姿态愈益凸现，并进一步将和平解决的方针化为新的具体方案。
如中共19日通电，已不再过多谴责和批判蒋介石的错误政策，只是概括提及“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更多的是强调西安与南京间的共同点，谓“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共主张是立起抗日”、“南京诸公，步骤较缓”，除了亲日派外，“亦非毫无爱国者”。该电强调：“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通电还向双方提出了四项建设：“(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西安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方面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16)在此，通电主张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会议地址又选在南京。毫无疑问，中共已放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来领导全国的方案，转而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承认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中共尽管未明确表态，但从改称蒋介石为“先生”和“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纲领来看，释蒋的结论已呼之欲出。
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的和谈和释蒋方案：“(一)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在下列基础上成立和平。(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几位抗日运动领袖，排除亲日派，实行初步改组。(第二)取消何应钦等权力，讨伐军退出陕甘，承认西安之抗日军。(第三)保障民主权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第五)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第六)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二)依上述条件与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等谈判。……”(17)由电文中的“恢复蒋介石之自由”，“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等文字可知，中共此时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更加明确地承认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
24日，中共、西安与南京三方代表谈判时，周恩来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表示除蒋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合适的人。(18)当晚，周恩来见蒋介石时，再次表示：“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19)
总之，西安事变发生6天之后，为了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共已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当然，这种承认是以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让步为条件的，这是相互的让步。也就是说，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必须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则现实地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双方各作出让步，从而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三
前述中共决策的调整和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在于中共对当时的形势有了更为客观、更为现实的认识。具体说来：
第一，现实政治形势决定了中共决策的必然调整。
张、杨捉蒋的义举发生之初，中共所预料的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并未出现。相反，却逐渐形成了较广泛的拥蒋潮流。
首先，除西安地区和中共苏区外，全国各阶层的大部分民众和社会舆论虽然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却不同程度地谴责了西安事变，要求释放蒋介石。14日，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等，上海商界名流杜月笙、王晓籁，以及上海商会、上海市173个同业公会都致电张学良，要求释放蒋介石。15日，由上海《申报》牵头，全国200余家新闻机构联名发表《全国新闻界对时局共同宣言》，要求张、杨即日恢复蒋介石自由，安全护送其出境。就连坚决反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积极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左翼或偏左的团体和人士，也不赞成事变，同样要求释放蒋介石。如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15日发表的“紧急宣言”中，声言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并要求张、杨“立即恢复蒋先生的自由”(20)。著名爱国人士、张学良西北联共计划的重要推动者杜重远，也称西安事变为“变乱”，“凡属国人莫不痛心”。他说：“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21)无庸讳言，当时全国大部分民众(包括对蒋介石政策颇为不满的人士)都是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的，这就为拥蒋潮流提供了较广泛的民意基础。
其次，地方实力派的反应是当时拥蒋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当多的地方实力派明确谴责张、杨，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讨伐”西安以营救蒋介石。如湖南省主席何健13日致电何应钦说：“健愿率三湘健儿，扑杀国贼，如何行止，惟中央之命是从!”(22)其他如广东黄慕松、宁夏马鸿逵、云南龙云等也持相同立场。就连与中共和张、杨有密切联系而被寄予厚望的地方实力派，也基本上持或观望、或游移、或同情、或中立的态度，并没有明确支持和响应张、杨。阎锡山于14日复电张学良，提出一连串疑问，究竟是责备，还是提醒，让人捉摸不透。李宗仁、白崇禧等16日通电全国，主张政治解决西安事变，一致对外，反对内战。刘湘、宋哲元，韩复榘则在不同程度上施展两面手法，一面公开通电支持南京政府，要求释放蒋介石，一面派人向张、杨表示支持。从总体上看，地方实力派基本上是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的。
南京政府更是掀起拥蒋潮流的主体。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并未出现实质性分化并转到西安方面来的迹象，反而在根本问题上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冯玉祥是南京政府内的杂牌，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历史上曾多次反蒋，且对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独裁作法深感不满，中共及张、杨对其赞成西安事变期望最大。可是，冯玉祥13日致电张学良，对西安事变表示“莫名骇异”，并要求“先释介公回京”(23)。虽然南京政府内部围绕处置的方式发生争执，一度频为激烈，但维护南京政府权威和营救蒋介石则是他们共同的立场。元老派对维护南京政府权威最为关心，反应极为强烈。他们认为张、杨行动是背叛国民党，要颠覆政府，为了维护政府威信，必须明令讨伐。甚至连通达开明的于右任，也对人说：“站在政府立场，惟有讨伐一途。”(24)不仅宋子文、孔祥熙等表现出急切的救蒋心情，而且黄埔系将领对蒋的安全更为关注。14日，刘峙、顾祝同等“讨伐”第一线的黄埔将领致电张学良，称：“即奉委员长出险回京，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讨论，尽量采纳，见诸实施。”(25)同日，胡宗南、黄杰等275名黄埔青年将领致电张学良，要求即刻恢复蒋介石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戴天”(26)。
事实上，事变的发生，已导致南京与西安间的尖锐对立。由于元老派武力“讨伐”声浪高涨，黄埔系“讨伐”气氛浓厚，南京政府内部“讨伐派”一度占据上风。于是，南京政府调集大批军队西进，并于16日正式下了“讨伐令”。在此期间，虽有“缓和派”极力活动，使“讨伐”行动有所克制，但南京与西安间已形成严重的军事对峙，并在西安外围一度发生了战斗。
上述拥蒋潮流的出现，是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政治力量对比格局的反映，它表明人们尽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安内攘外”政策非常不满，但在事实上又不能不基本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中共清楚地认识到，西安方面既然难以从民众和地方实力派那里获得广泛而有力的支持，更无法争取南京政府赞成事变并转到西安方面来，那么，开初以西安为抗日中心领导全国的方案就不可能实现。
更令中共感到不安和忧虑的是，中共意识到事变本身已造成南京与西安间的严重对立，甚至有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毛泽东在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27)中共中央19日指示也明确指出：“因为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28)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自然要强调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其具体方案也只能是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现实地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地位。惟有如此，才能化解南京与西安间的对立，避免爆发大规模的内战，并进而促成全国统一抗战局面的形成。
第二，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和亲日派的动向推动了中共决策的调整。
鉴于事变前蒋介石一再顽固拒绝中共联合抗日的吁请，更置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于不顾，悍然调兵西北，企图一举扑灭红军，中共一度判断很难争取蒋介石改变立场，认为蒋介石成为全国统一抗日的主要障碍。所以，在事变初期，中共采取了除蒋方针，以消除蒋介石的政治影响，从而为全国统一抗战开辟道路。
蒋介石被捉之初，态度极为恶劣，立场十分僵硬，动辄训斥张、杨，拒不与张、杨商谈抗日问题。然而，蒋在被囚的情况下，“并没有一直顽固下去，而是逐渐省悟。”(29)14日，端纳飞陕见蒋，蒋的态度稍有好转。17日，蒋同意张学良和蒋百里所请，派蒋鼎文持其手令回宁，暂时制止了南京的讨伐行动。18日，周恩来向中央电告蒋的变化，谓“蒋开始态度强度，现转取调和，企图恢复自由，对张有以西北问题、对红军求降求合完全交张处理之表示”。(30)中共中央从这些信息中认识到，蒋仍有赞成团结抗日的可能，便自然而然地放弃了除蒋方针。此后，蒋的态度继续变化，同意和平谈判并作出口头承诺，那么中共从团结抗日大局出发，就不能不由“保蒋安全”发展为“释蒋”、“拥蒋”了。
至于对日本和南京亲日派的动向，中共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事变初期，中共主要担心日本乘机侵占华北、青岛、沪宁、武汉等地，担心亲日派和日本勾结，变南京政府为傀儡。13日，当时被中共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当上了南京的“讨逆军”总司令，手握调动和指挥军队的大权。不过，中共此时虽然对亲日派甚为警惕，但认为何应钦意在救蒋，而蒋尚在西安，估计何对进攻西安不能不有所顾忌。18日，周恩来向中央报告了亲日派的动向：“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将。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汪(指汪精卫——引者注)将回国。”(31)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的信息，认为亲日派勾结日本，有“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32)，“企图夺取蒋系中派，造成大内乱”(33)。在中共看来，如果何的内战阴谋得逞，势必控制南京政府，并建立亲日政权。鉴于亲日派的动向和时局的极端危险性，中共不能不使其决策向有利于团结抗日的方向调整和转变。
综上所述，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决策有一个过程，其基本方针始终是主张和平解决的，而具体方案则经过及时调整，也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这是中共的主观认识迅速适应客观现实的结果。由此足以证明，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确实成熟了。
(本文在1996年12月西安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收入《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①李义彬主编：《从内战到抗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673页。
②张魁堂：《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定》，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46页。
③张魁堂，前引文。
④李义彬，前引书，第689页。
⑤《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6页。
⑥《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7页。
⑦李义彬，前引书，第678页。
⑧《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7页。
⑨李义彬，前引书，第674页。
⑩李云峰著：《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第278—280页。
(11)张魁堂，前引文。
(12)申伯纯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154页。
(13)《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9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44—45页。
(15)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98—99页。
(16)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前引书，第95—96页。
(17)《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3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337页。
(19)申伯纯，前引书，第157页。
(20)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西安事变资料》第l辑，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180—182页。
(2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204页。
(22)李松林、张秀芬：《试论西安事变中的“讨伐派”》，载《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5期，第14页。
(23)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前引书，第149页。
(24)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载吴福章编《西安事变案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280页。
(25)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杜出版，第375页。
(26)《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4月版，第503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前引书，第332页。
(28)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前引书，第98页。
(29)李云峰：《论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载丛一平主编《西安事变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245页。
(30)《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9页。
(31)《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29页。
(32)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前引书，第99页。
(33)《关于西安事变的三十四份文电》，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2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