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转换
张天社
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特别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每一个人、集团和政党，都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扮演着一定的政治角色。这一社会政治角色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也自觉不自觉、主动或被动地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转换之中。一些个人、集团和政党根据社会历史的需要，逐步调整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后确立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历史方位的目的。而另一些个人、集团和政党则首先确立自己的政治角色和历史方位，然后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这两种不同方式的选择，是根据主观认识和时空的演变而决定的。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实现了自己政治角色的转换，即带有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政治角色转换的基础：从反蒋到抗日
本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深重之时，面对蒋介石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面临反蒋与抗日的双重使命，担负着反蒋与抗日双重政治角色，艰难地进行着民族民主革命。
1935年以前，当红军在大江南北一带活动时，由于地缘环境的影响和限制，中国共产党虽然提出了反蒋抗日的双重主张，但侧重点在反蒋。那时中共的抗日的主张，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宣传口号和斗争策略，没有实际的行动和具体的纲领，其目的还是为反蒋斗争服务的。因为，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才造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而反蒋斗争则具有更加实际的内容和意义，如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府、武装军队、城市暴动，以及罢工、罢课等手段，其直接目标都在于武力推翻蒋介石南京政权。那时，中共和红军几乎全力应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虽然也认识到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但由于条件的限制，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商讨对日作战的问题，再加上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集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成为中共最为迫切的任务。所以，这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角色，即以反蒋为标志，处于与国民党蒋介石完全对立的地位。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华北事变已经发生，民族矛盾急骤上升。日本向华北侵略，使党和红军已处于国防最前线，如何对付日本的侵略，已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集中讨论中共的政治路线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是明显的例证。这时的统一战线，还是下层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主要头目。虽然抗日的成份已经上升，但反蒋的成份并未下降，中共中央在分析问题时，是将蒋介石和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这是真正的反蒋抗日的并重时期，也是中共的政策急骤调整和演变的时期。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①在会议前后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中，中共中央都提出要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而没有提出变国内战争为民族战争的口号。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即是将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的尝试。
东征战役虽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蒋介石、阎锡山联合起来，以优势兵力阻拦红军北上抗日，这使中共认识到不结束国内战争而想发动对日战争是不可能的。尤其以中国共产党现有的力量要从事对蒋、对日两面作战，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时，又传来蒋介石欲与共产党和谈的消息和张学良与共产党会谈的结果，使中共进一步认识到，在日本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内部急骤分化，而蒋介石也有抗日的可能。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开始慎重地考虑自己在中国舞台上的政治角色，认识到在各种复杂的交织的矛盾中，需要重新确定自己的历史方位，开始了政治角色的转换。正如毛泽东所说：“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能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②所以，1936年4月9日晚，毛泽东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③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④通电中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等口号，第一次将国共关系比作兄弟关系，改“蒋贼”为“蒋氏”，这一改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的重大变化。从此，中国共产党反蒋的角色逐渐隐去，在中国舞台上，中国共产党所担负的政治角色，即成为逼迫国民党蒋介石，使之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日作战了。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书国民党，正式提出两党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并开始称国民党为“贵党”，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9月1日，中共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合时宜，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前后，中共中央还调整了其它一些政策和策略，改变以前旧的口号，这些，都是为了适应和配合政治角色的转换这一最终目的的。
二、政治角色转换的实现：从局部到全面
根据时局的发展和需要，中国共产党虽然主动地调整了自己的政策，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和政治角色。但是从反蒋到抗日，从处于国民党的敌对状态到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这一角色转换的实现，还需要一个过程。它要求中国共产党抓住时机，不断推进。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转换的实现，大体经过三个阶段，而最终在西安事变中得以完成。
(一)国共谈判，角色转换的开始。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急骤上升，蒋介石也认识到他的妥协方针并不能阻止或延缓日本侵略的步伐，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同年11月国民党五大后，国民党对日政策逐渐强硬。蒋介石说：“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⑤此后，蒋介石通过各种途径，从国内国际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6年1月，国民党通过宋庆龄，将愿意与共产党谈判的密件交给上海地下党员董健吾。2月下旬，董健吾经西安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传递了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3月初，毛泽东等自山西前线回电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意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⑥同时提出了谈判的五项要求。第二天，董又带着中共中央的密件回上海复命去了。这样，国共两党在中断了近十年的联系后，又在宋庆龄等人的推动下接通了。此后，中共中央派潘汉年等人到上海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陈立夫进行谈判。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分析说：蒋介石“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所以政治局“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⑦这次会议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党内指示。为了配合和促成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还亲自写信给南京政府的负责人蒋介石、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陈果夫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他们还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希望他们督促南京政府转变政策，促成国共谈判。此外，他们还向李宗仁、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人写信，争取他们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这些举动，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国共谈判的机会，与各方联系，来实现自己的角色转换。
1936年下半年的国共谈判，虽然由于国民党的反复无常和无理要求，致使谈判未能取得任何积极的成果，但是，对立十年的国共双方，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和平谈判，这本身就说明了国共双方的政治角色均已发生了变化。蒋介石不想在抗日的问题上与共产党处于敌对状态，而中国共产党更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并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这是中共实现其政治角色转换的重大步骤。所以说，1936年的国共谈判，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其政治角色转换的开始。
(二)西北三位一体，角色转换的局部实现。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即选择了正在进攻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为统战对象，积极争取与他们联合抗日。1935年12月，毛泽东派杨虎城的陕西同乡、红二十六军政委汪锋到杨虎城处，商谈合作抗日事宜。1936年1月25日，红军将领发表《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蒋介石，表示红军愿意与他们联合起来，对日作战。经过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沟通和李克农的初步商谈，4月9日，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到延安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就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事项达成协议。8月，毛泽东又派张文彬到西安与杨虎城谈判，达成互不侵犯、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系等协议。这样，在张、杨的掩护下，红军的秘密交通站、运输站在西安等地建立起来。在与共产党的交往中，张杨之间也消除了隔阂，实现了团结。同年8、9月间，中共中央派叶剑英到西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常驻代表。1936年深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基础上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三位一体局面的实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转换在西北地区首先实现了。
(三)西安事变，角色转换的全面实现。
1936年12月12日，西安——骊山脚下一阵枪声，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被其部将张学良、杨虎城所扣留，朝野一片震惊，这就是西安事变。消息传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也十分吃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虽然也经历了一个从罢蒋、审蒋到放蒋的过程。但很快就作出了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和平解决事变的正确决策。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具有革命进步的意义，应持积极拥护的态度。在解决事变的问题上，张国焘提出既要抗日又要反蒋的主张。对此，周恩来、张闻天均表示反对。他们分析了当时形势后认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张闻天进一步指出：应“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⑧。此后几天，中共中央多次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分析了西安事变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由于西安事变“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于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⑨。在西安已与南京处于敌对状态下，如果共产党进一步提高反蒋论调，继续与南京对立，这无疑于火上加油，使大规模内战的危险更为严重。所以。利用西安事变的契机，迅速扭转中共的政治角色，改变与南京的敌对立场、并说服张、杨和平解决事变，才是最好的出路。12月19日，中共中央最后公布了处理事变的方针：即“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⑩，“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11)在此之前，12月17日，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为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求他“以共产党代表资格公开与蒋(介石)、陈(诚)、宋(子文)、阎(锡山)、于(右任)等”“谈判”，“调停双方”(12)这就是说，不仅在张、杨面前，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代表，即使在蒋介石和南京要员面前，周恩来同样以共产党代表的公开身份出现。中共代表团在西安，并不是事变的参与者，而是以第三者身份进行活动。这样，共产党改变了与国民党敌对的政治角色，而成为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调停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后来到西安的宋子文，当听说周恩来在西安时，都大吃一惊。他们对处于敌对势力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不仅是张、杨的座上客，而且是事变的调停人感到难以理解，然而他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12月23日，蒋介石同意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周恩来、张杨谈判，实际就是承认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平等的政治团体参与讨论国事。这次谈判达成了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协议，实际上是将中共联合张杨在西北创造的局面推向全国，在全国范围内结束了两党的对立和战争决态，并共同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政治角色转换的完成。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时，蒋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13)蒋介石的一番话，客观上也保证了共产党角色转换的实现。
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张学良，并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向西安逼进，迫使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接受他关于处置事变的善后办法。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许多军官都主张与南京开战。但中共依然从民族利益出发，坚持和平解决的立场。毛泽东说：“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14)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避免了国民党内的一次大分裂和大混战，在中国避免了日本侵略的一次机会。在西安，宋美龄曾对周恩来说：“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15)这确是一句肺腑之言。从蒋介石私人角度来讲是这样，对整个国民党来讲也是如此。西安谈判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为参照系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政治角色的转换，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可能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16)。同样，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转换的全面实现，也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也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代价。
正是因为西安事变，使中共完成了政治角色的转换，所以，虽然蒋介石还没有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化，尽管红军和苏区还没改编或改名，但是周恩来还是以平等的地位和身份，到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与国民党代表就一系列问题进行谈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的角色转换，如果国共两党仍处于交战状态，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是不可能实现的，更不要说取得什么结果和成就。
三、政治角色转换的影响：从国共两党到中国抗战
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转换的实现，对国共两党、对中国政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方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转换，不但成功地解决了西安事变，而且使蒋介石国民党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加速和推动了国民党的政治角色的转换。
1936年初，蒋介石即通过各种渠道，企图与共产党和谈，他不希望自己处于全民抗日运动的对立位置，表明蒋介石国民党在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也想重新改变自己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忌恨很深，总想从军事上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所以蒋介石在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同时，又调集重兵，企图于短时期内消灭陕北的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并不置身于蒋的敌对立场，而是以调停人的角色出现，力主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重新认识到共产党精神的伟大和崇高，从而促使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角度的根本性改变。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说：“共产党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置党派的历史深仇于不顾，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无比钦佩。”(17)蒋介石虽无这样的语言，但从宋美龄对周恩来十分感激和蒋回南京后对张杨的训词中“言必信、行必果”等话中，可以折射出蒋、宋对共产党的重新认识和感激之情。在西安谈判中，三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和蒋临走时“绝不剿共”的诺言，都十分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蒋介石在以共产党为参照系来说，其政治角色在事实上也已基本转换了。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最终以文字的形式，完成国民党群体的政治角色的转换。这对国民党来说，是一大进步。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转换的实现，使党在以后的国共谈判中处于主动地位。
中共政治角色的转换，是国共谈判的基础，也促进了国共谈判的进行。由于在西安事变中，中共已成功地实现了政治角色的转换，所在就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国民党就一系列问题展开谈判。1937年2月上旬，南京政府的军队进驻西安，一时形势又十分紧张，周恩来利用中共已经转换了的角色，与国民党展开有效的斗争。如国民党中央军进城后，到处张贴“肃清共匪流毒”、“肃清张杨余孽”等反动标语，周恩来即当面质问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谈刚刚告成，中央军刚刚入城，满街就贴上了刺激人心的标语，意欲何为?迫使顾祝同不得不下令取掉全部标语。
在以后的半年时间内，中共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蒋介石等进行谈判。中共以对等的角色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再也不是从前蒋介石不许中共发表意见的局面了。周恩来说：“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18)那时，虽然中共地位尚未合法化，但正是因为中共的政治角色已经转换，才有可能向国民党提出自己的谈判方案。同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中共第一次公开提出国共合作的条件。同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文字表述的方式不同，实际上还是接受了中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抗战爆发以前，虽然蒋介石还没有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没有承认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合法存在，但事实上，国民党已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取消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并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全国范围内的国共内战已经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正式改编红军为八路军、苏维埃政府为特区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才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最终确立了新形势下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转换，才宣布最终完成。
(三)国共两党政治角色的转变，奠定了全民族合作抗日的基础，为抗战的发动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基本实现了政治角色的转换，这就使中共能够从当时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脱身出来，摆脱了应付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沉重负担，更加专注于抗日救国的事业。那时，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在陕西关中，阎锡山在晋绥，于学忠、胡宗南等部在甘宁一带，虽然红军三大主力已会师于陕甘，但实力大减，并处于国民党军的包围之中，虽然红军有能力打破国民党军的围攻，但是要发动抗日战争则不可能。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适时的转换自己的政治角色，才推动了国民党内抗日情绪的高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适时的实现角色转换，才使中共较早的制定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方针政策。所以在抗战刚一爆发，中共就从容地继续调整各项政策，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党政治角色的调整也促使国民党完成自己的转换，这使国民党也可以利用国内的和平局面，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调动军队，集结粮草，进行抗日战争的各项部署。
从民族利益而言，国共内战，不论谁胜谁负，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重大损失。国共两党政治角色的转换，使国共两党都能腾出一段时间来完成抗日的准备工作，相互消除抗日的后顾之忧，也使全国民众的注意力集中到对付日本侵略的民族战争上去，奠定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全力对敌的良好局面，从而对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在1996年12月西安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收入《西安事变研究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①《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6—737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③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86页。
⑤蒋中正著：《苏俄在中国》，(台)“中央文物应社”1956年版，第69页。
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⑦金冲及，前引书，第409—410页。
⑧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页。
⑨《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1980年版，第164页。
⑩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419页。
(11)《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5页。
(12)《西安事变资料》第1辑，第166页。
(1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14)《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15)李云峰著：《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1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第422页。
(17)李云峰，前引书，第296页。
(18)《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4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