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潼扣蒋发动攻击时间考
刘东社
1936年冬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构成了时局转换的重大枢纽，这已是历史的不移之论。然而，关于该事变爆发的确切时间，迄今却依然众说纷纭，未有定论，这不能不说是西安事变研究中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现象。为此，笔者拟作初步考订，以就教于史学界。
一、攻击时间 众说不一
1936年12月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发动“兵谏”，一举扣押了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一批军政大员。几十年来，关于临潼、西安两地发动军事攻击的具体时间，却有种种不同的说法，试胪列于后。
1．晨1时。李天织在《西安一月》中称：“十二日晨一时由临潼发动此空前事件”，“晨一时许，即与委员长之卫士发生抗战”。但又谓，“城内发动者为杨属孙蔚如部，于五时余开始行动。”①另外，方素中的《西安事变之前因后果》亦谓：“十二日早晨一时左右，张学良卫队刘多荃部，包围临潼华清池蒋委〔员〕长行辕，蒋委员长卫队抵抗二、三小时……当时城内至五时余才开始发动……至七时左右，枪声渐稀……”②
2．晨2时许。晏道刚回忆说；“十二日早晨二时许，西安城忽有枪声，时疏时密”。③
3．晨3时许。曾任蒋介石之侍从室第四组组长兼侍从秘书的汪日章谓：“十二日晨大约三点钟左右，华清池外枪声骤起……”④汪瑢则称：“约三时许开始”，四时半攻入寝室，“七时许，顽抗之敌被肃清”，“八时三十分发现蒋”。⑤现在，有部分著作即采3时许发动攻击说。⑥
4．晨4时许。早在事变爆发后不久，《大众知识》即刊文谓，截止12月13日下午所得片断消息为：“据谓张学良于十二日晨四时派部队及杨虎城一部队伍包围蒋氏所在地华清池，劫蒋氏及钱大钧、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赴西安”。⑦。不少参与事变的当事人也回忆是在4时许开始攻击，如王玉瓒说在“凌晨四时许”，他开枪击倒华清池二门之卫兵，发起了进攻。⑧常国宾认为，攻击时“约早晨四五点钟，天还未明”。⑨谢华云：“十二日四、五点钟的时候，疏疏落落的枪声惊醒了市民的清梦”。⑩孔从洲也认定，军事行动开始于凌晨4时。(11)颇具权威性的《西安事变简史》更称：“十二日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迅速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12)至于近年来著述中沿用此说者，为数颇多(13)，实难一一例举。
5．晨5时许。赵寿山回忆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约五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我向张、杨请示后，即放了信号枪，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14)王炳南也说：“十二日五时，张杨同时动手，抓了蒋介石”。(15)西安事变十周年时，申伯纯曾撰文曰：“十二月十二日晨五时，华清池门前枪声大作”。(16)台湾方面也有人称：“是日，凌晨五时许，此一历史上不幸之事件，终于爆发。”(17)由张玉逊译述的《黄仁霖回忆录》之六亦云：“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五点钟光景，有几声枪声惊醒了蒋委员长……”(18)张玉逊自己回忆：“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天光还没有亮，大概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枪声，霍然惊醒……”(19)其他如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的《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应德田的《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云峰的《西安事变史实》等书，均主5时许说。(20)
6．晨6时。1936年12月20日的《申报》第1卷第5期称：“讵十二日晨六时，张即率其部下军官至行辕见蒋……同时蒋的警卫即被缴械，蒋亦被挟登汽车，至新城大厦居住，而陈诚等将领则已于十一日夜失去自由。”《东北军史》、《张学良年谱》、《西安事变史话》等著作，即持6时说。(21)
自然，一件史事的发生，准确时间只能是唯一的。如临潼扣蒋这等大事，又岂可容诸说并存兼行?准此，方有详细考订之必要。
二、考订的几点前提
欲澄清“兵谏”扣蒋发动攻击的准确时间，则必须首先理清1936年12月11日晚到次日中午发生的几件“小事”及张杨“兵谏”的部署情况，以作为考订的前提条件。
首先，12月11日晚，蒋介石曾召各将领赴华清池会餐，并“商议进剿计划”。(22)当晚，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亦在西安宴请来陕之中央大员。张在赴行辕餐会毕返回西安后，又参加了杨、于主持之招待宴会。宴罢，张、杨方分头召集各自将领、幕僚，做“兵谏”的临时动员及军队调动部署工作。12时后，张、杨等才汇聚新城，联合指挥军事行动。考虑到军队调动，布置对临潼的包围等，均需花费相当的时间，故凌晨1时显然不可能打响战斗，前文第1种说法可不予理会。第2种说法，同样也存在着时间上不敷使用的问题，再加上晏道刚的回忆只是孤证，故亦无法成立。
其次，“兵谏”发动前，张、杨对临潼、西安两地的军事行动，曾作过周密的准备与安排。12月11日下午2时，两位将军会商后，“决定于十二日上午六时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23)此“兵谏”计划已为史学界所公认。而其关键处在于：一是6时发动，二是两地同时行动。(24)如此，则凡认为两地行动有先有后的说法，至少必有一处的攻击时间不符合事实。而记载两地军事行动的有关材料，在时间上便有了互相印证的基础。
再次，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及扣蒋参与者几乎一致的回忆，华清池枪战之际，蒋介石曾逃上骊山虎斑石处(今兵谏亭所在)隐匿。后来东北军士兵搜山，发现蒋时天已大亮。约在八九点钟后，蒋才被“请”到西安。这一点，迄今殆无异词，应属确切无疑的事实。
最后，12日晨，张学良曾有“文寅”电致中共中央，内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覆……”。(25)当天，刘鼎、王以哲均曾向中共中央电告了西安“兵谏”的消息。当晚9时，张又电告中共中央：“十二日六时已将蒋介石、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邵力子、晏道刚及其他中央人员全部俘虏。”中共中央曾将张电转报共产国际，并以军委主席团名义通报全军。(26)这些电文的真实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弄清了这些基本史实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前文所列之第3—6种说法，看看究竟孰是孰非，哪个更符合历史真相。
三、提前攻击说于史无征
既然张、杨原订计划于晨6时开始行动，那么何以又会出现3时、4时、5时发起攻击的说法?会不会是两处部队在实际上提前发起了攻击?
如果承认6时攻击之计划确实存在，则许多当事人若干年后的回忆，显然无形中已认定事实上提前发动了攻击。其影响所及，不少史学论著已采纳了此种说法。除前引之《西安事变简史》外，张魁堂先生就说过：“3时40分，扣蒋部队进入华清池，二道门卫兵抵抗，被击倒。第一、第二营的队伍拥入二道门，从左右两方面展开攻击。……战斗不到半小时，即行结束。”(27)张先生在另一处更直截了当地宣称：“攻击华清池的时间比预定的为早，找到蒋介石是在五时前”。(28)提前攻击说之所以流行多年，固然与当事人不准确的回忆之影响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对张氏“文寅”电之误解所致然。该电落款时间为文寅，即12日晨3—5时(更确切点，应指5时)，而电文已称将蒋及其大员全部扣留。由此向前逆推，攻击应在5时以前，表面上似乎顺理成章。张魁堂之所以断言“找到蒋介石是在五时前”，其根据即此。然而，据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寅时的落款，“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五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规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29)当时，张与中共中央间的秘密电台(双台)联系，中共方面每日守听3次：晨5时，下午1时及晚上9时。西安方面守听两次：晨5时与晚9时。因此，“文寅”电之“寅”字，只是表示发报的时间而已，与电文的内容并无什么瓜葛。仅据一“寅”字，就认定提前攻击，断言于5时前抓到了蒋介石，不仅是一种明显的误解，而且结论也未免下得太过仓促、轻率了些。
至于“文寅”电的内容，与当晚张致中共中央电内容并无太大的差别，只不过后者更具体地提到了“十二日六时”已将蒋及其大员“全部俘虏”。其实，这里的“六时”，很明显只能指事变的开始时间。这是因为：第一，12日晨5时，按张学良的要求，刘鼎亦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起抗日义旗。”(30)“意图”二字，可证发电时尚未俘虏蒋介石。第二，东北军搜山时，“天色微明”(31)，“天色即将全明了，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32)。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事后也说，他们逃上半山腰时，“天正黎明”，“晨光微熹”(33)。蒋介石则称：“时天已渐明，由穴中向外了望，见骊山下已布满军队”。(34)12月中旬的西安地区，凌晨6时前尚属漆黑一片。前面当事双方的回忆文字，又有哪一点能和凌晨四五时的自然状况相吻合?
因此，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的两电，丝毫也不能证明当天5时或6时已真正抓住了蒋介石，由此而逆推的提前攻击说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确实，按一般常理推断，象“兵谏”扣蒋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张、杨必然是慎之又慎。更何况当时两军协同，数路并进，必须两地同时动手，一击成功，自然容不得有丝毫差错。因事关重大，张、杨两部的攻击时间必须严格做到准确、统一，这里岂有擅自提前行动的余地?再说，既然有原订计划在，如无张、杨亲自下令或临时突发意外变故，又有哪一个带兵官敢于随意更改行动计划?一旦提前动手影响了“兵谏”大计，这责任又有谁能承担得起?
可是，迄今为止，不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当事人的回忆，均找不到张、杨临时更动计划、下令提前攻击的任何蛛丝马迹，也未见有突发性意外变故的任何记载。由此看来，提前攻击说既不合情理，又与一些众所公认的史实细节扞格矛盾，更主要的是其缺乏过硬的直接史料依据，仅靠当事人极不准确的回忆材料，显然于史无征，难以成立。准此，则前述之第3、第4、第5种说法，当然也应划在摈弃之列了。
四、攻击时间应是凌晨6时
既然“兵谏”原定于6时发动，又无提前攻击之可能性与必要性，那么，开始攻击的时间就只能是晨6时。这既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事实。对此，我们可从以下七个方面获得直接的与间接的证明。
第一，蒋介石的记述。《西安半月记》称，十二日“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35)蒋氏此文固然出自陈布雷的手笔，且多修饰与不实之辞，但其基本素材应为蒋所提供，大致是在蒋氏日记的基础上加工而成。而单纯记述听到枪声的时间，也不存在“损害领袖形象”的问题，似乎无须人为地予以加工或歪曲，故大体应视为可信。另据不少接近蒋之人员回忆，“委员长生活很规律，也很简朴。他每日起床很早，作一段早操，然后祈祷”。(36)可见蒋有早起的习惯。他在匆忙中估计为5时半听到枪声，未必十分准确，但至少说明临潼的军事行动不会早于晨5时。
第二，卫士蒋尧祥的报告。事变结束后，蒋尧祥向上峰提交的书面报告称：“窃士(蒋尧祥自称)与翁自勉为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至八时委座寝室外之卫兵。士守西门，翁自勉守东门。官长值班者竺侍卫官(培基)。当事变发生时，系六时二十五分左右。初闻汽车开动之声，未几拍拍之枪声破空而起，士即出枪警戒，并立即报告竺侍卫官及翁自勉”。(37)蒋尧祥和翁自勉为当日蒋介石卧室外之卫兵，值岗时间为晨6—8时，前者上岗不久即听到枪声，可以说为6时攻击说提供了铁的证据。至于他所说的6时25分左右才响起枪声，也不难理解。盖张学良对扣蒋行动的设想，原“本不是要开枪的，也无要损害任何人的”⑧，即最好能不动刀枪，静悄悄地手到擒来。王玉瓒等人在开始行动后，先收缴了华清池西侧禹王庙所住宪兵的武器，又悄悄进入华清池头道门(该门由王玉瓒之卫一营马体玉排士兵防守)，这当然会花费一些时间。到了由蒋介石侍卫防守的二道门后，只是由于蒋卫队的抵抗，才引起了激烈的枪战。在五间厅值岗的蒋尧祥听到枪声时，当然已过了6时整，至于是否为6时25分左右，倒不必细究。
第三，蒋鼎文的报告。12月17日，蒋介石亲书停止轰炸三日的手谕，交由蒋鼎文携往南京。蒋鼎文于18日抵宁后，当晚8时，南京当局举行会议，听取蒋报告陕变有关问题。蒋在会上讲了16个问题，其中第8点与第11点为：“临潼之发动为十二日早六时，白凤祥一师包围打起。萧秘书、蒋孝先死之，卫队死有一半”；“城内之西安招待处发动亦六时，为杨虎[城]之卫队”(41)。蒋鼎文为亲历巨变的南京要员之一，事发当晚住城内西京招待所之207房间，(42)离开西安前他又当面见过被软禁的蒋介石；讲此番话时距事发仅有6日，该事变之结局尚难逆料。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所讲的攻击时间，无疑具有极高的可信度。
第四，西安、临潼逃回人员的口述。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曾派赖琏等10余人赴洛阳组织临时办事处。赖等于12月15日抵达洛阳，至25日蒋介石获释，其间曾将多方侦获之各种情报，以密电源源不断地发回南京及各有关方面。其第1号密电(16日)谓：“又据报，陕变系十二早六时半发动，劫持委座者系张军，杨军则四处抢掠……”(43)到了19日，因已获得了从临潼逃回来的刘祯福等3名宪兵亲述的事变详情，故赖的第18号密电便明言：“十二早六时，105师首攻华清池，缴宪队械，死伤不详，卫队未抵抗。委座惊起，披大衣由后门登山，后为刘逆搜获，挟持登车，光头赤足”(44)。刘祯福等为临潼之变的亲历者，赖琏发此密电时离事发也只有7天，刘之口述，也应属大致可信。
除刘祯福等外，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刘清原也于12月16日晨化装逃出西安，辗转于20日抵达郑州，旋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飞到南京。他与其他出逃人员称：“西安事变临潼与西安两处，系于十二日晨六时同时发动，中央军政长官被扣者十七人……”(45)此消息亦见于《大公报》转引的中央社洛阳19电。(46)随后，由西安逃出之宪兵连长张守铭及从华清池逃回之宪兵伍士雄等同样谓：“本月十二日午前六时，西安临潼同时发难”(47)。在蒋介石尚未释放之前，从西安与临潼逃回的刘清原、刘祯福、张守铭、伍士雄等，众口一词，均谓两处于6时同时发难，可见晨6时攻击应系历史事实。
第五，当时报刊之报道。西安事变刚刚爆发后，因消息阻塞，外界不明“兵谏”详情，报刊上曾出现8时或8时半变起等一些不实之词。但过了几天后，报刊对“兵谏”发动时间的报道渐趋真实。如12月15日上海《大公报》称：“十二日晨六时张即率其部下军官至行辕见蒋……”12月18日的《华西日报》、12月21日的《大公报》、12月25日的《新北平》报等，均有类似报道。再晚一点，《新北平》报连载之《西安事变始末记》则云：“事变的发生，系在十二月十二日上午六时二十分”(48)。而西安方面，早在12月13日，《西京民报》已称“兵谏”发生于“昨晨六时许”。当天的《西北文化日报》刊载王炳南的报告，径称“兵谏”为“六时半事变”。凡此种种，无不为6时攻击说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依据。
第六，回头再看看12月12日晚9时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该电谓“六时”已将蒋及其大员全部俘虏，既然6时军事行动尚未结束，蒋亦未捕获，再征诸“兵谏”原计划就是6时发动，则此“六时”指发起攻击时间，当可确凿无疑。如此，则张电更为6时攻击说提供了最过硬的可靠证据。
第七，仔细分析一些亲历者的事后回忆，也不难印证6时发动说更为符合实际。王菊人回忆称：“到了十二日上午六时，孔从洲电话问杨：‘现在是几点钟?’杨说：‘时间到了’。孔从洲的司令部便放了信号枪。西安城内，和临潼华清池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开始行动了”(49)。顾祝同之《西安事变忆往》谓：“不意十二日清晨六时，张、杨竟在西安、临潼两地，同时发难……”(50)祝枢寿的《西安事变洛阳见闻录》则云：“张杨发动事变的一小时之前，即十二月十二日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张学良曾经给驻在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大定)少将一封密电”(51)。这些均是明言6时开始行动的。蒋百里曾曰：“翌晨，曙光未起，闻枪声四起，疑系军队凌晨演习”(52)当时任陕警第2旅第5团团长的郑培元回忆为：“十二日天将拂晓开始行动”，“及至天将拂晓，驻西大街警察大队和宪兵团均已起床集合，有一队警察前往革命公园去上早操，行抵钟楼附近”，方开始行动。(53)此一情节，宋文梅也曾提到，即当天凌晨，张希钦连长电话报告说，“有一队警察约七八百人，全副武装，已经由市警察总局涌出向东行进，问我应如何处理”。宋称，“恰好开始行动的命令也已下达”(54)。当时，西安市警察局设在西大街(今西安市公安局所在地)，距钟楼仅数百米，故宋、郑回忆的时间十分接近。而宋文梅说他带队包围西京招待所时，“天已快亮”了。上述回忆，虽未明言城内开始行动的具体时间，但所用之词如“曙光未起”、“天将拂晓”、“天已快亮”等，显非凌晨四五点时之景象，倒似乎与六七点时的天色更吻合一些。蒋百里闻枪声即疑为军队演习，恐亦不会早于5时以前，且事实上已有警察、宪兵起床集合，其中一队警察已准备去革命公园上早操了。试以常情推断，隆冬寒月里，岂有警宪在凌晨四五时黑漆漆的夜色里去出早操或演习射击的道理?
总之，在“兵谏”爆发后不久，西安城内之蒋鼎文、刘清原、张守铭，临潼之蒋尧祥、刘祯福、伍士雄等人的报告，一致认定两处于6时(或稍晚)发起了攻击，这些材料无论如何恐怕都要比那些当事人几十年后不大准确的回忆更为可靠吧!再结合“兵谏”原订计划就是6时发动，张学良致中共中央电又专门提及“六时”来看，6时攻击说可谓证据确凿，当可定谳。
几十年来，史学界关于“兵谏”爆发的具体时间，一直纷纭歧异，难有定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倒折射出了在研究者中间所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如果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原始档案及文献资料公布甚少，学者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进行研究，因而得出一些不大准确之结论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新资料迭出不穷的今天，依然一味注重于口述史料而忽视档案文件与当时最直接的文字记载，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治学态度(起码也是史料运用之原则与方法)上的失误与偏差。同样，以往“大而化之”、人云亦云式的粗疏学风，好放言高论而不求甚解、偏爱宏观概括而鄙薄微观考证的习气，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明显的反映。历史学本应是实证与阐释相结合的科学，而历史的真实乃是其生命的根基。因此，窃以为，上述倾向若不亟加改变，西安事变的研究也就很难真正走向深入与提高。
①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②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3年版，第305页。
③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吴福章编：《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页。
④汪日章：《蒋介石被扣经过》，前引吴福章书，第243页。
⑤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前引吴福章书，第236—237页。
⑥如郭绪印主编之《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
⑦《大众知识》第1卷第5期(1926年12月20日)
⑧王玉瓒：《扣蒋回忆》，前引吴福章书，第229页。
⑨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前引吴福章书，第232页。
⑩谢华：《西安事变回忆》，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92页。
(11)孔从洲：《对杨虎城先生在西安事变前后的片断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191页；又见《孔从洲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67页。
(12)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13)如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合著的《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梁仲明的《杨虎城与西安事变》(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吴长翼的《千古功臣杨虎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等，俱取4时说。
(14)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143页。
(15)王炳南：《关于西安事变》，前引《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78页。
(16)申伯纯：《回忆双十二》，《冀中导报》1946年12月13日。
(17)《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90页。
(1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280页。
(19)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317页。
(20)分见申著《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罗、吕、王合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应著《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4页；李著《西安事变史实》，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1页。
(21)见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8页；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修订本)，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页。
(22)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前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221页。
(23)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168页。
(24)大量文献资料及回忆材料均可证实，西安、临潼两地系同时行动，兹不赘举。个别材料关于临潼早于西安发动之说，显属失实。
(25)《李宜致东、来兄电》(1936年12月12日)，见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3—1954页。
(26)《军委主席团电》(1936年12月12日)，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
(27)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28)张魁堂：《张学良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02页。
(29)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90页。
(30)前引杨奎松书，第290—291页。
(31)王玉瓒：《扣蒋回忆》，前引吴福章书，第230页。
(32)孙铭九：《临潼扣蒋》，前引吴福章书，第221页。
(33)前引杨奎松书，第291页。
(34)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前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221页。
(35)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见前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20—221页。
(38)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5辑，《西安事变史料》(下册)，第230页。
(39)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第84页。
(40)《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关于张学良的审判笔录》(1936年12月)，前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83页。
(41)《冯玉祥日记选——有关西安事变部份》，《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
(42)见郭冠英所著《张学良侧写》所附之“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
(43)《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44)《西安事变时国民党驻洛阳办事处密电》，《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45)《国闻周报》第14卷第1期，“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要”。
(46)上海《大公报》1936年12月21日引南京中央社洛阳19日电，同年12月25日引中央社24日电。
(47)上海《大公报》1936年12月21日引南京中央社洛阳19日电，同年12月25日引中央社24日电。
(48)《新北平》1937年2月8日。《西安事变始末记》一文，由该报于2月8—22日连载完毕。
(49)王菊人：《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第174页。
(50)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站，1983年版，第187页。
(5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上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站，1983年版，第202页。
(52)蒋百里：《西安事变目击谈》，前引《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29页。
(53)郑培元：《西安事变时城内的军事行动》，前引吴福章节，第246页。
(54)宋文梅：《我所经历的西安事变》，前引吴福章书，第249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