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杨西安谈判的几点考辨
刘东社
1935年底至翌年初，原红26军代政委汪锋受毛泽东委派，专赴西安探询杨虎城对联合抗日之意向，并作初步商谈，以沟通17路军与红军之联系。此事对尔后两军关系之发展，对杨虎城走上联共抗日之路，无疑均具有相当影响。然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此事的分析叙述，基本上未超出汪锋所写《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一文的范围，并承袭了该文中的若干误记之处；而相关史书的记述中，亦颇多舛误之词。故草撰此文，略作考订，以就教于史界方家。
一、汪锋进出西安的时间
据汪锋的回忆可知，当中央红军长征甫抵陕北，汪尚被关押在瓦窑堡。“直罗镇战役刚刚结束，党中央就派王首道同志把我释放出来。”①则汪锋获释，当在1935年11月下旬。旋贾拓夫通知汪，速去前总驻地——鄜县西套通塬东村。汪到前总驻地的次日晚，毛泽东即约其谈话，让他“代表红军同十七路军谈判，争取他们同红军互不进攻，联合抗日。”②此后，汪与毛还有过几次谈话，汪并参加了11月30日在东村召开的祝捷大会。汪称：“等毛主席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交给我以后，我从前总出发……”③
现已确知，毛泽东致杨、杜之亲笔函落款时间为12月5日，故汪锋离开前总的时间，最早也只能在12月5日当天。可是，申伯纯却称，汪锋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取道邠县、长武之间走出苏区，向关中大路进发。”④并绘声绘色地描写了汪化装成商人，于11月下旬如何在长武城外“自北向南而来”等等。⑤李维汉、习仲勋、汪锋在《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一文中，也称：“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曾派汪锋同志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三人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⑥很显然，说汪锋11月离开苏区，在时间上完全是错的。
按汪锋的回忆，他离开前总后，经张村驿、石鼓寺、小石窑、石底子，一路赶到关中特委所在地——九头塬蓝衣村。考虑到这段路程原本就较长，若汪于5日起程，当天动身也不会特别早(要等毛泽东写好信)，故汪抵达蓝衣村，最早也只能在当天晚或更迟。在该村，汪与有关人员寻找化装的衣服、证件，调查和研究周围敌人封锁情况，选择外出路线等，“积极地进行了两三天准备工作。”两天(姑按两天计算)后，汪与邠县北后区地方干部赵洪一块起程，此时大约应在12月8日前后。当晚，抵达赵洪家后，由赵另找乡亲带路，汪即向长武进发，“一夜未停，天明前已出了苏区到达泾河东岸”，此时应是9日黎明前后。接下来，汪回忆说：“从离开关中苏区，一直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一气走了大约一百五十华里。”这样一段崎岖路程，按步行至少也需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在距长武25华里处，汪遇上了两名便衣特务，并被搜出了所携信函。汪声称自己为17路军高级特情人员，土特务信以为真，请汪“到附近村子休息，吃饭”；此时，大约已到10日午后。当天下午6时左右，经汪写便函联络，由长武县长党伯弧接引，汪入城住了一夜。翌日晨，党伯弧派保安队长带4名士兵，乘大卡车将汪锋“押送”(实为护送)到了西安。按行程推算，汪到达西安应在12月11日下午或黄昏。不过，前述汪赴西安的曲折行程，笔者是以最快速度计算的，若考虑到一路上应有的休息、餐饮等耽误掉的时间，则汪入西安只能在12月12日以后。这一点，与王菊人称汪到西安在“12月间”⑦，庞志杰回忆汪于12月中旬到西安的说法⑧，基本吻合。另外，张魁堂先生曾推断：“汪锋到达西安大致在12月下旬末或1936年1月上旬。”⑨张先生的依据主要有二：一是孔从洲证明汪是“冬来春去”；二是米著《杨虎城传》载，汪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1936年2月20日(孟春，春节是1月24日)离开。⑩但是，“冬来春去”四字并不足以说明确切时间；笔者遍查米著《杨虎城传》，也无2月20日汪离去的记载，不知张先生所据何来?还有，1936年1月4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往绥德，与高桂滋、毛侃会商防堵红军之事。次日又飞榆林，与井岳秀会商军事，并乘机在清涧、镇川、响水一带观察红军动向。7日，张杨等飞往山西，先在离石之柳林与孙楚、杨耀芳等晤谈军事；次日飞太原会见阎锡山。10日，阎曾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与各方将领磋商防堵红军入晋之策。(11)可见，1936年1月上旬，杨虎城基本上不在西安，汪锋若此时前来，自然难与杨晤谈。既然汪2月20日离去之说出处不明，汪又非1月上旬来西安，则张先生依据汪离开之日逆推的来西安时间，显然难以成立。
其实，我们也可从杨虎城的行踪上来间接推断出汪锋进入西安的时间。由于汪一到西安即见过杨虎城，则汪入西安之日，杨必正在西安。据米暂沉称，“当汪锋几经曲折到达西安时，杨虎城刚由南京返回没有几天。”(12)此前，杨虎城赴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全大会及五届一中全会，于12月7日会议闭幕后，即乘专车返回西安。所谓“没有几天”，起码不会超过10天，故汪锋进入西安，只能在12月的中旬。
至于汪锋何时离开西安，汪在其回忆文章中并未明确提及。但该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即汪锋与王世英一同离开西安前往苏区，故只要弄清王世英离开西安的时间，问题便迎刃而解。现已确知，王世英于1936年2月份离开西安，但具体日期已难以考知。由于此时南京政府正通过多条渠道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谈判，在汪、王之前，董健吾、张子华也以国共两党联系人的身份，联袂经西安转赴陕北。董、张于2月27日抵达瓦窑堡。紧接着，王世英也于3月初赶到瓦窑堡，旋赴山西前线，向毛泽东等汇报北方局与南京谈判的情况。按当时的交通状况，从西安至瓦窑堡一般约需4天的时间，考虑到王世英、汪锋返回苏区，是由西安经长安、泾阳、三原和云阳、口头镇，到达淳化，再由杨部特二团团长阎揆要(中共地下党员)护送进入苏区，路程上比董、张所走的路线要稍远一些，故沿途所需的时间或许要稍长一些。如此大致推算下来，王世英离开西安的时间，当在1936年2月的下旬。
二、汪锋初入西安的两点辨正
汪锋赴西安时，随身带有毛泽东致杨等亲笔函，这一点殆无疑义。米暂沉先生之《杨虎城将军传》称：“汪锋同时带来一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3)但汪锋自己及其他人的回忆，却只字未提曾携此宣言，不知米先生有何依据?据笔者臆测，毛泽东致杨虎城函称：国防政府“应有适合民心统一意志之十大纲领，具见十二月一日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发宣言。”(14)不知米先生是否受此句影响，而误认汪携有宣言?然只凭毛函此句，似不应推衍出汪身携救国宣言的结论来。
其实，只要把米先生1979年出版的《杨虎城传》第92—95页的文字，与前引由米鹤都整理后的《杨虎城将军传》中第91—94页的叙述略作对比的话，当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这两处文字虽有较大的差别，但所述主旨则同。唯一较明显的区别是，《杨虎城传》宣称：汪锋曾对杨虎城说明了瓦窑堡会议的具体内容，批判了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云云。众所周知，瓦窑堡会议召开于1935年12月17日—25日，汪锋离开苏区时，瓦窑堡会议尚无踪影，连毛泽东也还在前总，还未去瓦窑堡，汪锋又如何能“说明”会议的“具体内容”?至于“不论什么人”以下那段引文，更转引自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的原话；“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的决定，也出自该《决议》。凡此种，足证《杨虎城传》中的这段记述纯属凭空杜撰。或许因这段文字存在着史实方面的“硬伤”，故修订、整理的《杨虎城将军传》，就明智地删去了这一段，而代之以《抗日救国宣言》云云。这一回，时间上倒是没有了漏洞，但依然是缺乏根据。因此，所谓汪锋携带《抗日救国宣言》的说法，大约也只能视作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这是我们应予辨正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汪锋称，党伯弧派人“押送”他，“汽车一直开到新城绥靖公署。杨虎城先生见了毛主席的信以后，令十七路军军法处长张依中接待我。”(15)笔者认为，这一回忆亦不准确。王菊人对此事的回忆却是，汪“被杨虎城先生的长武县民团查获，党伯弧县长派人押送西安(实为护送，因汪锋同党伯弧1927年就相识)，交杨虎城军法处，由处长张依中(1927年末至1928年初，渭华暴动时任许权中副官，汪从那时起同他相识)报告杨虎城。”(16)可见，汽车入城后先到哪里?汪锋是先见杨虎城还是先见张依中?汪与王二人的回忆明显有分岐。这些细节问题，现已缺乏直接的过硬材料来甄别，但就一般情理而言，王菊人的说法似乎要更为可信。
首先，出于保密的需要，党伯弧自然不会将汪锋的真实身份告诉民团保安队长及4名团丁。虽然对外宣称汪乃被红军俘虏又逃回之“高级特情人员”，但似乎也没有必要直接送到绥署交杨虎城“审查”吧。相反，交给军法处来处理，应当更为顺理成章一些。
其次，区区一个保安队长“押解”一名“嫌犯”，他到底有什么资格直奔绥署面交杨氏?如此过肆张扬，难道汪、党事先不会虑及引人注目所带来之弊端?
再次，若汪先见了杨虎城，杨读了毛的亲笔信后，竟让军法处长来“招待”这样一位身份特殊的密使，未免有悖于常情。尤其将汪安置在军法处的看守所里，显然更为令人费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既然汪锋已经先去过了军法处，已见过了张依中，以逃回“高级特情人员”的身份已在那里照过了面，故杨只好顺势决定由军法处来负责“接待”了
最后，就常情言，由于“押送”汪锋者身份地位过于低下，汪之真实身份“押送”者又丝毫不知，汪、杨之间更未订“预约”，故汪要见杨，中间应当有一个转达、沟通的环节。而沟通人的身份、地位，尤其是对中共的态度，都应当能适应这一使命才可。恰好，张依中完全具备了这几个条件，处理逃回被俘人员又系张之职责所在；故汪锋入西安后，先见张依中，再见杨虎城，方顺理成章。准此，则汪锋的说法，当是年久记忆偶尔失误所致。
三、汪锋在西安活动的几个问题
汪锋自进入西安后，即与有关人士多方接触，为争取与17路军达成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协定而积极工作。然其在西安活动的细节问题，仍有不少相互岐异的说法，实有逐一辨析和订正之必要。
1．汪锋在西安住了多长时间?
汪锋回忆称，自己“在西安住了约一个月”。(17)王菊人也说：“汪锋在西安，约一个月时间。”(18)庞志杰则认为，“汪锋在西安住了将近两个月。”(19)按笔者前文的考证，汪于1935年12月中旬入西安，次年2月下旬离去，前后应是两个月有余，故上引各说均不准确。
2．汪杨会谈的次数?
汪、杨见面会谈究有几次?汪锋的回忆文章虽未明言，但从其叙述可知，应是4次。王菊人则称；“杨同汪锋谈了两次，我没在场。”(20)庞志杰的回忆为：“汪锋在西安期间，共会见杨虎城将军三次……”(21)一般来说，汪锋初来及临别时，出于礼貌，杨虎城至少应与汪锋见过两次面。汪锋此来，目的是要与杨商谈两军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等大事，这又绝非一次晤面便能商谈完毕。因此，就目前资料而言，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汪所说的4次面谈较为可信。
3．四次面谈的概况
汪杨首次见面，应在12月中旬。通过张依中的中介，汪见杨后，呈上毛泽东的亲笔函。大概双方略事寒暄，因杨还要阅读、思考毛信之内容，故杨即安排由张依中接待汪锋。此次会面的时间不会太长，双方自然也未涉及联合抗日等正题。
首次见面约一周后的一个晚上，由张依中开车送汪锋到新城西客厅，与杨虎城作正式会谈。据汪锋回忆，他首先代表毛泽东向杨将军问好，然后说明来意，接着谈了当前的形势及中共和红军的联合抗日主张。不料，未等汪讲完，杨劈头就提出了三个问题：(1)红军不讲信用，如红四方面军无故破坏与孙蔚如部的停战协议，攻击汉中地区。(2)红25军为何要杀害杨部旅长、中共地下党员张汉民?(3)联合抗日固然很好，但红军如何帮助17路军呢?汪对这三个问题作了详细解答，但似乎未能使杨虎城满意，故杨“对谈判内容没有表示明确态度。”(22)只是在最后表示，他今后不能多谈，让汪锋可与王菊人、张依中等继续商谈。
第二次会见后，汪便与王菊人、张依中、杜斌丞等多次面谈。以后，杨虎城还“礼节性”地与汪接谈过两次：一次是杨当面表示同意汪锋同王菊人所谈内容及商订之联络办法；另一次是汪锋回苏区前，杨请汪代问毛泽东、周恩来好。总括言之，汪杨会谈真正触及实质性问题的只有中间的两次，且一次为汪解释杨所提的三个问题，另一次为杨之简单表态而已。如此说来，汪锋在西安两个多月，到底就两军联合抗日取得了多大的进展?似乎也应有一个客观而准确的评价。
4．杨请汪带王世英回苏区的问题
汪锋曾回忆第二次见杨时，杨称事情完了后，“有一位老朋友”要请汪带往苏区。显然，这位“老朋友”即指北方局的王世英。但汪锋此说，疑点甚多，恐有误记的成份在内。汪杨二次面谈，时间应在12月下旬，而此时王世英是否已到西安，尚属疑问。虽然有不少资料称，王世英于12月抵达西安，但我认为此说不确。理由如下：第一，王世英此次西行，除因申伯纯的联络(23)，须与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的具体问题外，更重要的使命是前赴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北方局代表周小舟等与南京方面秘密谈判的情况，故王似不应在西安逗留过久。若按汪锋所言，则似乎王于12月已至西安，这有点太违背常情了(王在西安滞留近两个月)。
第二，当谌小岑代表曾养甫函邀吕振羽“命驾南来”，促成“姜龚两家联姻”以“共御外侮”后(24)，1936年1月，北方局曾派周小舟专程赴南京见谌。两天后，周动身返回北平，北方局得到有关情况后，方决定派王世英去陕北汇报。故王世英赶抵西安，最早也只能在1月份或更晚。
第三，如前所述，1936年1月上旬，杨虎城与张学良等活动于陕北及山西方面。此后，虽张学良曾一度飞回西安，但杨虎城却滞留山西，直至当月18日仍与阎锡山商议“剿共”办法。因此，即使王世英能在1月份赶到西安，起码在上中旬仍无法见到杨虎城。
第四，另一种更为可信的说法是，1936年2月初，王世英随同崔孟博由天津化装秘密来到西安。(25)揆诸各方面情况，此说较为得真。
既然汪杨第二次见面时，王世英尚未来西安，杨虎城又怎么会提前提出让汪带这个“老朋友”去苏区呢?更重要的是，杨最初对汪锋的来历颇存疑心，有些不敢相信，竟至怀疑毛泽东的亲笔函会不会是蒋介石为了侦察自己而故意伪造的。(26)为此，杨曾通知南汉宸设法核实汪的身份。而在历史上，杨与中共北方局特科系统一直有较密切的联系，与初到陕北的中共中央则素无来往。故在1935年冬至次年初的这段时间里，杨虎城明显地要更信任北方局的代表，对汪锋的信任度尚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从对彼此的信任程度来看，让一个自己不大相信的人带一位自己信任的“老朋友”去苏区，也似乎不大合乎逻辑。当然，由于王世英不熟悉陕北苏区的民情与路径，由汪锋带他进入苏区，也并非绝对毫无此可能性。但起码必须是王世英到了西安，见过了杨虎城，当面证实了汪锋的身份以后，杨才可能提出这样请求。换言之，起码可证实，汪锋回忆中所说的杨氏作此项提议的时间，显然是不准确的(偏早)。
四、会谈内容与结果的若干疑点
关于西安谈判的内容，王菊人声称，他同汪锋在张依中家中共谈过两次。第一次汪锋提出：“1．在西安设立招待所，护送来往西安的红军干部；2．开辟交通线，同杨虎城建立联系；3．十七路军要向红军经常供给军事情报；4．为红军输送物资”。(27)王并谓，自己向杨虎城汇报后，杨都答应，“并提出要求陕北派代表常驻西安。”(28)故第二次与汪见面后，王即回答了上述问题，也提出了派代表一事，“当时我和汪锋一致同意，但没有商量具体实施办法，汪锋就走了。”(29)现在看来，王菊人的这段回忆，同样漏洞迭出，令人生疑。
王所讲的四点协议，明显是不全面的或竟带有以我为主的色彩。汪锋前来西安，主要就是为了与17路军商谈双方联合之事，具体落到实处，就是要设法签订(或口头达成)互不侵犯及相互通商的协定。若照王菊人所言，几乎变成了只是汪锋向对方提要求，如要求17路军设招待所，提供情报，输送物资等，而根本就看不到中共和红军方面应履行哪些条件，这岂能算作双方的平等谈判?任何平等的协议或盟约，都必须规定双方(或多方)应尽的义务与所享受的权益，这本是人所俱知的常识。更何况，此次西安谈判，乃中共方面主动找上门来，又岂能无一词涉及其应尽之义务?因此，王氏所述四点，其内容之不完整，殆可断言。
同时，王宣称的杨虎城主动提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一事，则更加让人难以相信。且不说杨当时对汪锋并不十分信任，就是到了杨与王世英会谈时，杨还专门要求中共方面，对双方关系应绝对保密，包括不给他写信或派人来。(30)对于汪锋此次的突然来访，杨心中多少有些不以为然，亦属事实，因为他毕竟还要考虑自身的环境、安全等问题。此时的杨虎城，固然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但对中共和红军也颇多疑虑，甚至“有些害怕而不敢得罪”(31)。在这种两头惧怕的心理状态支配下，说杨竟会主动请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恐怕让谁都难以相信吧!而事实是，王世英自苏区返回后，于1936年4月与杨在韩城再次会谈时，王当面表示，中共中央同意了杨的意见，红军方面“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32)这恰恰反证，正是杨虎城本人在此前曾明确要求过中共，不向西安派驻代表。而且杨对与王世英的此次会谈，表现得较为冷淡，这曾令中共领导人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印象，认为“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33)直到8月中旬，毛泽东派其秘书张文彬前赴西安，张曾面告王菊人：杨与中共“双方尚无合作前提”(34)。而双方关系的大幅度改进，已是当年9月份以后的事情了。可见，说杨虎城在1935年底或次年初，已主动请红军派代表常驻西安，显然与杨当时的思想状态不相吻合，也不符合杨与中共关系演进的发展历程。
大致说来，汪锋的西安之行，固然对尔后17路军与红军联合关系的形成，起到了投石铺垫的重要作用，其意义未可低估。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达成互不侵犯协定的预期目的，却基本上未能实现。虽然双方有了初步的沟通与了解，在联合抗日等大的原则意向上，也取得了共识，但毕竟未能形成较正式的协议和协定，这也就是后来王世英、张文彬相继来西安后，仍要从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这样的初步关系上重新谈起的缘故所在。因此，汪杨谈判自然不能说一无成效，但收获毕竟有限。任何人为地拔高其作用的做法，都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
(本文原载《陕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①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按汪锋此文，最初在1942年于马栏镇写成。1958年6月曾作了较大修改，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征集编入《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1集(1980年)中。另外，西北大学历史系等单位于1979年编辑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也据原稿收入此文。嗣后，《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1984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丹心素裹》及《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等书，均收录了此文的修改稿。但两相对照，就所提供之史实信息言，仍以原稿为忧。故笔者凡引此文，基本上引自原稿，特此申明。
②《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③《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④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50页。
⑤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48—50页。
⑥《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5页。
⑦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190—191页。
⑧庞志杰：《汪锋同杨虎城谈判的一点情况》，《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7—308页。
⑨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5页。
⑩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西安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65页。
(11)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948页。
(12)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91页。
(13)米暂沉：《杨虎城将军传》，第91页。
(14)《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信》，《丹心素裹》，第2页。
(15)《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16)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17)《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18)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19)庞志杰：《汪锋同杨虎城谈判的一点情况》，《丹心素裹》，第307—308页。
(20)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21)庞志杰：《汪锋同杨虎城谈判的一点情况》，《丹心素裹》，第307—308页。
(22)《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
(23)据申伯纯在《西安事变纪实》中称：五全大会期间，他曾奉南汉宸之命专赴南京，向杨虎城介绍中共“八一宣言“之内容，并提请杨与中共合作。12月初杨回西安时，申杨同车密谈。至徐州站，申方转津浦路车北上天津，向南汇报。旋于12月16日，申离津前去西安，通知杨虎城，南汉宸将派专人来西安商谈联合抗日之事。
(24)谌小岑：《西安事变前国共两党谈判的片断回忆》，《党史研究资料》第3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1页。另参吕振羽：《南京谈判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3期。此处之“姜龚两家”，即谐音密指蒋、共双方。
(25)持此说者颇多，如申伯纯的《西安事变纪实》第53页，王菊人的《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等。据王世英在《党派我与杨虎城谈判》中的回忆，王至西安后，正是通过王菊人的经手联系，方见到杨城的。作为经办人，王菊人的回忆当具有更大的可信度。
(26)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回忆杨虎城将军》，第190—191页。
(27)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28)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29)王菊人：《中共代表汪锋同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5—306页。
(30)见《王世英的报告》，1936年2月。王在报告中，即对杨的“滑头”颇为不满。
(31)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52—54页。汪锋在《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及《回忆和杜斌丞先生的几次谈话》(见《革命英烈》1983年第1期)等文章中，也一再提及杜斌丞有类似的说法。
(32)王世英：《党派我与杨虎城谈判》，《丹心素裹》第304页。
(33)《毛泽东致彭德怀同志电》，1936年6月28日。《毛泽东年谱》(上)，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4页。
(34)《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1936年9月1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