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科学技术事业
李云峰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由于遭受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别是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蒋介石接连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几乎断绝了边区和外界的经济往来，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医药等困难达于极点。
面对这种严重的困难局势，陕甘宁边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和创造精神，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使边区成为举世闻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边区的科学技术事业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边区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医疗卫生事业，为击破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支援抗日战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为我国今天的科技事业造就了一批骨干力量。
一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是科学的摇篮和园地。在这里，科学家和专门技术人材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爱护和优待，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繁荣滋长的广阔天地。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事业最慈祥的保姆和最热情的园丁，对于科学技术方面的每一项重要活动，每一件发明创造，都予以密切关注，积极赞助和支持。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召开成立大会，毛主席亲临大会指导，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毛主席热情地说：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1941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解放日报》于该年6月2日发表了《论经济和技术工作》的社论。社论批评了各种轻视经济和技术工作的错误观点，指出：“革命工作是异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它需要从事各种工作的人材，每一种具体工作，都是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一部分，都含有严重的政治意义。”“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不仅要求我们有大批的政治家、军事家、宣传家、组织家与经济工作者等，而且要求我们有大批的从事各种技术工作的人材。”此后，党和边区政府还多次发出号召，号召一切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科学技术人员回到科研和技术岗位上来，并在各个支部进行了调查登记，逐一落实。
同年8月初，自然科学研究会召开第一届年会，朱德等中央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并讲了话。张闻天、李富春、徐特立等中央负责同志分别在年会上作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财政经济政策》、《科学教育》等专题报告。此外，朱总司令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指出：“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他号召一切科学技术人员“要努力前进，把科学与抗战建国的大业密切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
在彻底实行了民主政治的陕甘宁边区，党和边区政府给予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崇高的政治地位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仅1941年 11月举行的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和聘请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参议员就有赵一峰、鲁之俊、巴索华(印度援华友人)、翁远、何穆、金茂岳6人。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参议会上踊跃发表意见和建议，受到参议会的一致重视。这一届参议会还通过了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交边区政府会同自然科学研究会及各有关机关，付诸实行。
为了贯彻边区参议会关于发展科学事业案和决议，边区政府除广泛征求各个科学技术团体的意见外，并于1942年2月初召开科学技术界代表参加的会议，制定了边区具体的科学规划。这年3月22日，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还召开了军委系统的高级技术干部季会。朱总司令在开幕词中，详细阐明了时局动向，对高级技术干部几年来艰苦创造，埋头苦干的精神备加赞扬。接着，各个高级技术干部畅所欲言，对边区的技术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第二天，毛主席亲自到会讲话，认为专家们提的意见和建议很具体，很切实，很好，与党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精神是一致的。毛主席对专家们这种敢讲敢做的精神称道不已。
尽管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为了调动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边区科学文化事业，除了推动鼓励外，党和边区政府还想尽千方百计，从物质上优待科学技术人员，尽可能地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并会同各个科学技术团体，设立各种奖金制度，颁布了一些奖金条例。1942年5月，边区医药学会公布了《白求恩奖金条例》，受奖人员应具备的标准是：对于革命医药卫生事业有特殊贡献，成绩显著；在医药卫生事业上有所发明和创造(包括理论著作)；具有白求恩的工作精神。凡具备以上各条标准者，列为甲级奖，奖给毛主席题词奖状一张，边币200元，《国防卫生》杂志全年一份；凡具备以上标准中任何一条者，列为乙级奖，奖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首长题词奖状一张，边币50元，《国防卫生》杂志半年一份。此项奖金每年为3000元，每年颁发一次，由中共中央、八路军总司令部和边区政府筹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为了给科学技术人员筹措奖金及购置图书仪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负责同志还常常节衣缩食，捐款相助。
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支持和关怀下，边区的科学研究团体象雨后春笋般建立和发展起来。自1940年2月自然科学研究会 (会长为吴玉章)成立后，又相继成立了农业学会、生物学会、医药学会、地矿学会、机电学会、化学学会、数理学会、土木工程学会、炼铁学会、航空学会等，这些学会后来都成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分会。此外，还成立了边区国医研究会、中西医研究会、国防科学社，各公营工厂都陆续设立了研究室。
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边区创办了自然科学院(院长为徐特立，后该院与延安大学合并)、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工业职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以及各种科学教育训练班。
为了便于科学技术人员发表研究成果，开展自由讨论，普及科学知识，边区创办了《科学季刊》、《国防卫生》等刊物，《解放日报》还专门开辟了《科学园地》、《卫生》等副刊以及“农学知识”、“急救常识”、“自然界”、“药用植物”、“建设集锦”、“知识问答”等专栏。
党中央以及边区政府对科学技术事业的高度重视，热情支持和亲切关怀，不仅激发了边区原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使外地的许多科学技术专家(包括一些国际友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从边区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生机与希望，看到了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灿烂前景。所以，他们不顾生命危险，冲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重重封锁，纷纷来到边区，积极献身于边区的科学技术事业，献身于伟大的抗战建国事业。
二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包围和破坏，加之边区原来就是一片自然科学的光辉从未照临过的荒漠，这就给科学技术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如经费少，人员不足，设备简陋，图书仪器奇缺，不便与国内外科学界沟通交流，等等。但是边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在党的教育下，深深懂得自然科学对于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重大意义。他们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在各个工厂、农场、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中不畏艰难，埋头苦干，因陋就简，创造革新。使边区的科技事业日益呈现出蓬勃兴旺的景象。
在自然科学研究会、自然科学院以及各个科研技术团体的发动组织下，科学考察团、考察队、采集团，分赴边区各地，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周密详尽的考察和调查。例如，自然科学院生物学系和农学会联合组成的生物采集团，调查了边区农作物的种类、分布、虫害和边区豆科、本科牧草的情况，边区植物、森林的分布情况，勘察了林产化学原病，采集了大量的生物标本；地矿学会的地质考察队，考察了边区的煤田、铁矿；医药研究会的考察队，考察了边区城乡的常见病、多发病，采集民间治病秘方，调查药用植物原料，等等。所有这一切科学考察活动，都为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和发展边区工农业生产以及医药卫生事业提供了依据。
在科学考察与研究的基础上，自然科学界经常举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年会、季会和各种科学讨论会。在1941年8月举行的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上，科学技术工作者就作了边区的工业概况、边区的农业调查、边区的矿产、边区的植物分布、纤维工业的技术、酒精蒸馏问题、党中央的医务工作、八路军的卫生工作、苏联的工业概况、敌后科学界等专题报告。边区的医药研究会，以研究中药为主，内分医理与病务两组，每半个月轮流讨论一次。在1941年12月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上，他们以“肠伤寒与流行性感冒之原因、诊断、治疗及二者鉴别法”为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
针对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保守、愚昧、迷信和不卫生等，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进行科学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科学普及活动。他们经常举办科学展览会，科学讲座，尽可能编写和出版通俗科学读物，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在1941年11月举办的自然科学展览会上，展出的类别就有物理、天文、气象、化学、地质、矿物、生物、农业、卫生等项。这一月的21日，在边区可以看到日蚀。自然科学研究会利用这一机会，会同文化俱乐部举办了“关于日蚀的知识”讲座，在报纸上发表了《日全蚀在科学上的意义》等文，并组织实际观测。通过这一活动，不仅获得了某些科学问题的实际资料，而且对于破除群众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一类迷信思想有重要意义。1944年七八月间举办的延安市卫生展览会，更是医药卫生界的一个创举，被吸引来参观的机关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多达1万余人。在通俗科学读物的出版发行方面，仅1944年六七月份出版发行的医药卫生读物就有《司药必携》、《配伍禁忌》、《解剖学》、《耳鼻咽喉科学》、《王大嫂养胖娃》等多种。从1942年到 1944年夏，仅边区卫生处出版的6种宣传材料就发行了78200余册。此外，在边区的各种报刊上，科学技术工作者还发表了大量科学普及文章，介绍世界著名科学家伽俐略、牛顿、居里夫人等的学术成就，介绍生物、物理、化学等科学的基础知识，介绍各条战线劳动英雄的创造发明、技术革新成果，等等。这些卓有成效的努力，大大提高了边区军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大促进了边区生产自给运动和医药卫生工作的发展，增强了抗战的物质力量。
三
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首先是为着解决支持持久抗战所必须的物质问题，为抗战建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边区气候干旱，土地瘠薄，灾害频仍，农民缺乏科学知识，农作法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边区的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光华农场等公营实验农场为基础，大搞科学试验与研究。试验成功后，即向农民进行推广。1943年，仅光华农场试验并推广的优良农作物品种就有马齿玉米，白杆黄硬糜，陕南的狼尾谷，四川的黄皮洋芋，美国的白皮洋芋，西班牙的红皮花生。几年间，光华农场试验种植和推广的南方蔬菜亦有10余种之多。同时，他们还向农民普及科学选种知识和选种方法，如穗选、钵选、粒选等。
边区农作物的病虫害是很严重的，还经常受到霜灾的侵害。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深入农村，调查访问，认真总结农民的经验，并通过各种方式向广大农民介绍和推广了许多简便易行的预防及扑灭病、虫、霜灾害的办法，如用烟熏法防霜，用黑矾(石矾)防治小麦黑疸病，用地药杀蝗虫，用掏谷槎消灭*(左虫，右全)谷虫等等，从而大大减轻了病虫害。
农业科学技术人员还热情指导，大力协助农民兴修水利。边区的水利事业，分为引水灌溉和水土保持两类。当时修起的引水灌溉工程，以靖边杨桥畔的为最大，石坝高3丈，顶宽5丈，底宽10丈，渠长5里，每小时可灌田60亩。此外且有延安市的裴庄渠，子长县的子长渠，绥德县的绥惠渠，安塞县的新乐渠等。据1943年统计，全边区共有水地13647.6亩。在水土保持方面，主要是发动农民修水漫地和埝地(包括梯田)。1942与1943两年，仅靖边县镇靖区、镇罗区及杨桥畔一带，修成的水漫地就有2万亩。1943年4、5两个月完成的定边乾沟口工程，共修成水漫地4万多亩。1943年据关中分区的不完全统计，修成的埝地共有8610.6亩。
与此同时，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还向农民积极推广植棉技术，推广简单的农用机械(如龙骨水库、风车等)，大力宣传深耕细作，多施肥料，适当轮作、间作和混作，等等。从而在边区农村逐渐形成了一个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和兴修水利的运动。
改良农业生产技术、兴修水利运动和互助合作运动、开荒运动相互配合，广泛开展，使边区的农业产量迅猛增长。在短短的几年中，全边区便逐步实现了丰衣足食。
科学技术在边区工业建设中发挥的威力尤其显著。陕北地区素无工业基础。在1938年以前，一切日用工业品几乎全部仰赖外面输入。然而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在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的艰苦奋斗下，边区的自给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一天天发展壮大起来。1938年，边区创办了工艺实习厂、难民纺织厂、振华造纸厂、兴华制革厂、八路军制药厂、农具厂等，恢复了延长石油厂。1939年，在轰轰烈烈的生产自给运动中，又陆续建立了新华化学厂、光华制药厂、大光纺织厂、玻璃厂、关中铁厂等，到1942年，公营工厂发展到62个。这一时期，植物染料试验成功并开始采用；制造玻璃也试验成功；纺织、造纸工具已能全部自制自给；制造基本化学工业品所需的机器已开始装置。1943年，创立了贺龙第一铁厂，机器制造工业和基本化学工业有重大发展；开办了火柴厂，轻工业有新的发展；公营工厂已增至82个。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边区基本实现了工业品的自给。
在边区自给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上，科学技术人员发挥了骨干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例如模范工程师沈鸿，1938年2月带着 10部机器母机和7个工人来到延安。他不仅创办了工艺实习厂，为前方制造了枪械炮弹，而且由他亲自设计，制造了不少适合边区条件、易于搬运的新型母机，又陆续制造了各种机器，装备了许多工厂，从而创立了边区的机器制造工业。其他如工艺实习厂工程师钱志道，奠定了边区基本化学工业的基础；自然科学院工程师林华，原是一个油类专家，但他服从革命需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创办了玻璃厂和陶瓷厂；难民工厂技师朱次复，对边区纺织工业的技术装备贡献最多；延长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原为工程师)，领导恢复和发展了边区的石油工业。在1944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招待边区工厂职工代表的会上，毛主席曾赞扬科学技术人员，指出：“象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
随着边区工业建设的需要和科学普及活动的开展，提高技术水平也成了学习劳动英雄赵占魁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赵占魁的带动下，加之科学技术人员毫不保留地传授科学知识，广大工人群众的聪明才智也充分发挥出来，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层出不穷，举不胜举。据1944年四五月不完全统计，几年来仅在工艺实习厂、中央印刷厂、留守兵团印刷厂、卫生材料厂、留守兵团利华厂、兴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厂、难民纺织厂等8个厂中，工人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就有68项。这对于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和克服原料困难，作用极大。如：中央印刷厂曹国兴，创造了切刻坯的机器，使工作效能提高4倍；留守兵团印刷厂工人用纸条代替铅条拼版，解决了铅的困难；农具厂范明谦，试制成功铜硬模子，节省了每部弹花机零件翻砂时间50小时，化铜焦炭25％，车工11个，提高车力10倍；电器制造厂成元旭，自造多门总机和话筒炭精片，代替了外来品；制革厂柳荣贵，发明用棡树皮、棡树子代替丹宁揉皮，抢救了将要泡坏的1300多张皮子，价值60多万元。
科学技术对边区医药卫生工作亦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当年的边区，疾病流行，人口死亡率很高，特别是婴儿死亡率竟高达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牲畜的死亡率也十分惊人。针对这种状况，科学医务工作者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发奋图强，自力更生，使边区的医药卫生建设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进步。
在医疗设施上，边区建立了中央医院、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前身是八路军医院)、八路军野战医院、军委直属医院、第二兵站医院等一批组织和设备比较完善的医院。随之，各分区也都建立了医院，各县建立了保健药社，部队各旅团建立了后方医院、野战医院。据1944年7月统计，中央总卫生处和边区卫生处所属医疗卫生单位共有49个。这些医疗单位，不仅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指战员服务，而且也为广大群众免费防疫治病。从 1942年到1944年，三年来边区卫生处共替群众种痘11073人。和平医院1944年1—5月份为群众治病1096人，为群众治病用去医药费2462317元。陇东分区医院从1943年下半年成立到1944年7月，总计免收群众的医药费40万元。
在医学教育上，边区创办的医科大学(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兴国办的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41年即有学生300多人，教职员 200人，设备上计有各科实验室14个以及各种教育工具。医大分设医、药两科，以和平医院为医科实习医院，以八路军化学制药厂为药科实习工厂。医科下分设病理学系、细菌学系、解剖学系、生理系、生理化学系、药理系；药科下设制药及调剂两班。由于书籍来源困难，医大自行编印各种参考书，如《军医外科学》、《战地救护法》、《止血法》、《简易消毒法》等。这个大学为部队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医疗人员，遍布华北、华东各个抗日战场。除医科大学外，各医疗卫生机构还办了医生进修班、司药进修班、护士学校或进修班、接生员训练班，等等。
在医药补给上，1939年前主要依靠从外面采购和国际友好团体的援助。后来，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严密封锁，从外面进运的医药用品遭到扣留，甚至连国际友人捐赠的药品也运不进来。然而，边区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并不向困难低头。他们坚持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方针，自制了切片机、周边视野境、血球沉降器、牛角听诊器等大量医疗器材和标准血清、水银合金粉等多种医疗用品；尤其是利用边区数百种土产药材，自制各种丸、片、粉、丁药品达百余种。据1943年5月统计，仅边区卫生处改造中药代替西药，试制成功的就有茴香铔精、肉桂丁几、莨茗丁几、复方樟脑丁几、陈皮酊、麻黄樟脑丸(阿司匹林代用品)、人造凡士林等10多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边区的医药补给困难。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科学医务工作者的推动下，全边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从1914年开始，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就组织了医疗队下乡，并划分了卫生实验区。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成立民办的医药合作社，其中著名的有刘建章创办的延安南区医药合作社等。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中央总卫生处于1943年专门成立了营养研究委员会，在报刊上开辟了营养问题研究专号，登载有关饭食调查，饮食卫生，改善营养、饭谱与菜谱等文章。1944年，卫生防疫运动掀起高潮，各行政部门都相继成立了卫生委员会，使卫生防疫工作更加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各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医疗队，深入城乡各地，一面继续给群众治病，一面进行卫生防疫常识的宣传。他们还把这些常识编成通俗教材、秧歌、唱本，在群众中广为传播。卫生防疫运动收到了显著效果，不讲卫生的旧习惯大大改变了，发病率很快下降了。
在卫生防疫运动中，科学医务工作者利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了巫神草菅人命的罪恶及欺骗手法，教育发动群众与其斗争，促其改邪归正；对于当地的中医，实行团结、改造、提高的方针，并使中西医结合。为了使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边区政府还组织了中西医研究会，使中西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迅速增强了医务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当时在边区，“中西医合作，反对巫神，推进卫生防疫”成了中西医的共同口号。
四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虽然在当时与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有很大的距离，虽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看来还是属于开创阶段，但是在边区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科学技术事业能够取得那样的成就，确实是了不起的。徐特立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振华造纸厂工务科长华寿俊利用马兰草造纸的事，他说：“这件事以科学的眼光看来并不稀奇，马兰草与桑皮稻草同样是有较强韧性纤维的植物，这算得什么发明呢?为什么值得我们称赞呢?因为他在边区这样条件下创造了新的东西。……创造必须根据人类历史的经验和目前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算创造。一切否定过去和忽视当前条件的都是教条。”这就是这些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之所以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并受到党和人民称赞的原因。
陕甘宁边区科学技术事业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为促进边区的各项建设，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创造了丰富的经验，培育了一批骨干力量，展示了光明的前途。从而在边区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本文原载《延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