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日时期延安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
刘全娥
南区合作社是抗日战争时期诞生于陕甘宁边区土地上的合作事业的一枝奇葩。它成立于1936年12月，地址在延安县南区沟门村，是延安县政府为响应当时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西北办事处关于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的号召而创办的，也是延安县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
建社之初，除了上级政府派来的两名工作人员之外，南区合作社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建社的第一批资金仅有以半摊派半自愿的方式从群众中收集的159.9元(苏票①)。然而，就是从这点微薄的资金起家，南区合作社的人们凭借超人的胆略、辛勤的汗水和一心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热忱，一次又一次地推陈出新，闯出了一条发展边区合作经济的新路。南区合作社的发展速度是跳跃性的。从建社到1939年2月第8期结算时，仅仅两年的时间，南区合作社已由一个专营消费业务的合作社逐步扩大到有4个分社，9个经营单位，初步形成了一个兼营生产、消费、信用、运输的综合性合作社，股金扩大到1.16万元。此后，由于实行了合作社“民办政策”，社务飞速发展，到1942年底，股金增加到252万元，全区大部分农户都成为南区合作社的社员(股东)。这一年成立了南区合作社总社，下设19个经营单位，社务已涉及到南区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逐步形成了以南区总社为中心的星罗棋布的合作网。1944年，南区合作社发展到全盛时期，并把南区的私人经济都纳入了合作经济的轨道。1945年年初，南区合作社资产总额已达4.2亿元 (边币)②，流动资金2.7亿元(边币)。南区合作社已成为南区人民的经济中心，对于推动南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南区合作社也因其创造性的发展和令人瞩目的成就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并被亲手树为陕甘宁边区合作事业的一面辉煌的旗帜。
毛泽东曾在他的文章《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写道：“地广人稀，全部属于小农经济的边区，要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组织与倡导人民发展经济，就必须依赖真正群众化的合作社起杠杆作用。”并因此指出：“南区合作社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作之一。”③
所谓南区合作社的发展道路，简言之，就是利用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进行多种经营、实施民主管理、面向农民群众的适合于我国新民主义阶级的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的道路。
50年后的今天，正值我国农村的供销合作经济陷入效益滑坡、亏损严重的困境之时，重温南区合作社的历史，依然能感受到它的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分析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也许能为我们今天合作事业的再度振兴提供一点参考。
一、南区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分析
对于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来说，在其发育、成长的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不外乎四点：资金状况、经营行为、利润分配以及管理方法。以此四因素为座标，可以衡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组织的发展程度，并昭示其发展的内涵。换言之，上述四种因素综合构成此经济活动组织的发展模式。因此，对于南区合作社在发展中形成的集资方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方式以及管理方式进行剖析的目的便在于试图把发展的模式呈现于读者的面前。
(一)集资方式
一个合作社的股金和社员(即股东)的数量，不但表示它的发展程度，同时也表示它与当地群众的联系程度。当时，一般合作社对社员入股的股金在股数和金额上都作了限制，其原因在于避免合作社为少数富有者所把持；对退股自由也有限制，以保证资金稳定；在扩股方式上，因群众不愿意入股，便采取了动员摊派方式。因此，合作社的资金规模通常很小，难以同私人企业竞争，甚至难以维持自身，更谈不上发展。限制退股自由，使社员失去了对自己资金自由处置的权利，加之处于战争年代，物价不稳，一般农民不愿多贮备货币，边区商品经济又不发达，农民手中货币缺乏，都把入股当成负担，因而集资极为不易。在边区不乏合作社倒闭的先例，在南区就有过创办合作社失败的历史。新创建的南区合作社也有着同样的开始：初始股金是以现金形式半自动半强迫性收集的，社章中对于入股退股的权利、股金的多少等都有诸多限制。如果继续循规蹈矩，它可能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了。然而，南区合作社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南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经过调查研究，适应了边区农村的经济状况和农民群众的意愿，首先在入股的股金形式上进行了大胆的突破，并制定了新的规章制度。
南区合作社打破了原来入股股金只限于苏票的陈规，采取了以多种股金形式入股的方法：其一是现金，有三种形式，即边区通用货币苏票，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和清朝及民国初期发行的银元。其二为实物，一切有价实物如粮食、牲畜、鸡蛋、柴草、皮张、金银首饰等都可以折价入股。其三为票证，一切有价票证如公债券、储蓄票等亦可入股。在制度上，南区合作社取消了对股金形式、股金多少、入股退股自由、股东资格的限制。多种股金形式的采用和新制度的实施为南区合作社后来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南区合作社由此起步。
南区合作社在扩股方式上有多种创造性的举措，其中最主要的有：第一，公私联营。即由南区合作社投资一部分，私人集资一部分，合股办社，在工作方针上受南区总社指导，所属关系上为南区总社的分社。如1939年6月成立的“兴华号”的初始资金即由私人集资700元，南区总社投资200元，南区政府投资100元合成。利用这种方法，南区总社办起了沟门民合社、南庄河和合社、罗家崖新民社、榨油坊和制粉坊、公益心杂货铺、运输队、集成过载栈、民生公药社等多家单位，不仅迅速壮大了南区合作社的资金，方便了群众，而且把分散的个体的私人经济纳入了合作经济的轨道。第二，负担入股，从盈利中上缴负担。即农民应交的公粮，应运的公盐，应交纳的教育经费、自卫军放哨费，应交的农村买卖牲口税等，均以实物或贷金形式预先交给合作社，成为股金，由合作社周转盈利，到期由合作社统一上缴农民应负的负担，剩余盈利仍归农民。这种方法既贯彻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又减轻了农民负担，扩大了合作社的资金，拓展了合作社的业务。第三，供应社员日用消费品入股，包干制供应社员所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入股。以买针入股为例，为了解决11南区农村妇女缝衣买针难的问题，南区合作社对于全区每年用针数量做了调查，共计需要4000多包。于是派人到山西日本占领区设法买回一批针，再到农村向妇女们宣传买针入股。当时市场上每包针价值1.25元，合作社规定每人入股定额为 2.5元，并当面送给一包针。妇女们争先入股，很快收集到1万余元。合作社把这笔钱作为流动资金投入使用，用赚下的利润免费供应入股妇女每年一包针。再以买铧为例，南区地处山区，农民买铧困难。合作社便规定入股者可以以低于市面的价格到合作社买铧，很快吸引了一批群众入股。合作社用收集到的资金派人往韩城购来铧，以低于市面价格25％～40％的价格卖给社员。这种方式，极大地调动了群众入股的积极性，并为群众节约了资金。
南区合作社还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群众入股兴办生产、信用、文教等事业。例如纺纱入股，运输入股，信用入股，开办酿酒、榨油、制粉等手工作坊入股，开办制鞋、缰绳、笼头、皮坊入股，开办过客草料店入股，开办饭馆入股，开办合作织布厂入股，开学小学校入股，开办文化娱乐剧团入股等。以信用入股为例，每存1万元入股 1000元，揭款(即借款)每万元入股2000元。存款者既可得存款的利息，又可分股金的红利；揭款人虽付出揭款的利息，但又可收回股金的红利以资弥补。
此外，南区合作社还想方设法吸引当地闲散资金入股。如吸收青年妇女们卖自己做的鞋、袜底、鸡蛋钱入股；吸收老年人防老准备办棺材衣服的钱入股；吸收小孩压岁钱入股，积累到长大结婚时使用；吸收农村老太婆积攒下的零用钱、银元或首饰银器入股；吸收机关团体搞副业的收入入股；吸收过路旅客入股等。
正是这种多渠道、多形式的集资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了当地所具有的经济潜力，为南区合作社筹集到雄厚的资金力量，为其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经营方式
南区合作社在经营范围上具有现代企业联合经营的一些特点，即跨行业多种经营，在经营方法上也灵活机动。
南区合作社的业务范围从供应农民群众日用必需品的供销业务开始，随着资金的扩大，逐渐扩展到手工业生产领域、服务行业、医疗卫生领域、信贷行业以及文教领域。其业务最多时达22项，囊括了农村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业务包括：其一，消费及供销业务事业。主要包括供给人民群众日用消费品、农业手工业生产上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收购各种农副土特产品。其二，手工业生产事业。主要包括开办织布工厂；发展妇纺；举办生产作坊如油坊、粉坊、磨坊、酿酒坊、皮革坊、制毡坊、饲养场等。其三，运输事业。其四，信用事业。其五，社会服务事业。主要有包交公粮；包运公盐；代交群众各种负担；优军优抗；组织变工、扎工队；发放农贷；安置灾难民；发展林牧业；代购农副土特产品，即代某些机关、部队、工厂、学校等单位向群众购买木料、木炭、粮食、草料等农副产品；包交农村税收；代办有奖储蓄和推销救国公债券；代群众完成政府分配的义务等。其六，文化教育事业。为了发展农村文化教育，1944年3月，南区合作社创办了“教育合作社”。它以公益金下的教育经费为基础，通过群众入股的方式，创办了职业学校，沟门小学等，学生除穿衣费用外，伙食、住宿、教育费等由合作社承担。其七，卫生事业。创办了民生公药社、柳林子药社等。
南区合作社各社便览：
1．南区合作社总社及直属的3个单位：(1)总社营业部；(2)柳林子药社；(3)柳林子牲口店。
2．分社：(1)三十里铺分社，又名兴华社(包括三个店及一个营业部)；(2)沟门上分社，又名民合栈(包括一个营业部和一个店)；(3)信用社；(4)任家台民益店；(5)罗家崖分社，又名新民社 (包括一个营业部，一个店，及一个运输队)；(6)新合织布工厂；(7)运合过载栈。
3．合资企业(由南区合作社总社直接领导的)：(1)沟门上油粉坊；(2)公益心杂货铺；(3)复成过载栈，又名集成栈。
此处不包括有南区合作社投资的而不属其领导的合资企业及原归南区合作社领导的而后划归其它领导系统的企事业单位。
在人口分散、经济落后、土地广袤的农村地区，多种经营适合了农民群众多样而总需求量不高的现实，从而发展了自身，也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拥戴。
南区合作社在各项业务的经营过程中采取了服务群众、服从革命大局为主旨的灵活机动的经营方法。例如在供销业务上，合作社的工作人员采取了以下做法：其一是走村串乡，送货上门。从南区社创建一直到它发展壮大中，南区社的工作人员常常背着包袱，挑着担子，奔波于各个山村之中，一边卖货，一边了解群众的需求，即便利了群众，又为自己赢得了市场。其二是薄利多销。南区社的商品价格通常比市面上的价格低5％～10％，甚至更多；而为群众代销的土特产品又比市价高5％～10％，为群众节约了资金。其三是赊销。对于社员的日常必需品，根据社员的要求，合作社还采取了赊销的方法。即该社员家所需日用品，可随需随取，不支付现金，只登帐，等结算时一次从所得红利中扣除。这种方法解除了一些群众怕入股后手头缺乏周转资金的顾虑。南区社在其它业务的经营中也同样根据需要而采取各种灵活便利的经营方法，为南区合作社争取到了广大而可靠的市场，也为其发展提供了保证。
(三)利润分配方式
南区合作社每期结算，利润亦按期分配。南区合社分配利润的原则是：按股金的数额分取利润；不计较公积金、公益金的百分比，尽量把利润分给社员。其分配比例如下：(1)公积金，约占纯利润的 10％；(2)公益金，约占纯利润的5％；(3)职工及理事奖励金，约占纯利润的5％；(4)按股分工；(5)职工分红；后两者占纯利润约 80％。职工分红的股数，由社员代表大会通过决定。在每年年初规定每人分股的数额，年终结算时同社员一样分取红利(即纯利润)。大体上，每个职工除了伙食由社方供给外，每人以每年能挣两个人穿衣服的费用为度，目的在于既能保证职工及其家庭的生活又不至造成个人经济势力的膨胀而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各社的利润分配方式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根据群众的意见灵活处理。
(四)管理方式
南区合作社在管理上有一套健全的组织机构并采取民主管理，这是南区社得以发展壮大的又一保证。
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1942年前因规模小，为全体社员大会，每3个月或半年开会一次)。代表以村为单位由社员小组直接选举，每20人推选1人。社员小组在选举代表前，要对社员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向社员解释举行代表大会的意义，征求他们对合作社的意见。在选举和表决时，不分股金大小，每个社员都有平等的权利。社员代表大会的职责主要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讨论扩股、分红、发展业务等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再通过社员代表传达给一般社员群众)。社员代表大会还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合作社干部和开除不良的社员。
在社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理事会(1941年前还有监事会，因作用不大而取消)作为大会闭幕期间的执行和监察机关。南区合作社的理事会由11人或13人组成，全区6个乡每乡1至3个理事。理事会每月一次，负责管理和监督社务、业务的进行。合作社主任也由选举产生，是理事之一。合作社的工作人员是从社员中 (特别是农民中)选拔的有能力而又公正无私的人。就这样，经过民主选举和选拔，组成了南区社的较为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作风扎实的职工队伍。这是南区社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二、南区社迅速发展的原因初探
纵览南区社发展的历史，我认为南区社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对于南区社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作为南区社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的刘建章，不仅具有高尚的个人品质，而且具有献身于合作事业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刘建章既不盲目蛮干，又不墨守成规，而是从调查研究开始，从找典型搞试点着手，不断总结经验，寻找突破口。刘建章自己对于全区 1700多户人家中的绝大多数家庭的人口、财产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并据此制定南区社的业务计划，作到有的放矢。同时，在工作中刘建章又处处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制定工作方法，他自己又一心扑在合作事业上，处处起了表率作用，使南区社的职工队伍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
第二，不计较一时得失，注重长远利益。南区社在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味追求利润，而是从群众的利益和长远利益为着眼点。例如，在发展南区妇纺运动中，南区社为了鼓励广大妇女组成纺织大军，收线不论等级而按量以同样价格收进，而织布厂在收线时是按等级论价。因此，在第一年，南区妇女防线收入40万元，南区社同期却亏损6000元。随着妇妨事业的发展，南区社逐步调整政策，引导妇纺事业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
第三，南区社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其立于不败之地。南区社在发展中把自己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各项业务的创设以群众的需要为基准，在经营活动中也尽量便利群众，在自身的力量发展壮大了之后，还为群众谋了不少利益，如包缴公盐、公粮、创建学校等。而南区的群众也把南区社的兴衰同自己的利益结合在了一起。1942年南区社在大洪灾中损失了上百万元。然而正是靠群众的大力资助，南区社迅速重整门面，短期内集资40万元，各项业务很快恢复并有所发展，被群众称之为“不倒翁”。
最后，南区社的迅猛发展也离不开当时宽松的政治氛围。南区社在发展中的两个紧要关头都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才能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陈规旧制，迅速发展。这两次即是关于扩大资金的方式和公私联营，都曾引起过完全对立的两方尖锐的争论。试想，如果刘建章等人多渠道多形式的集资方式和公私联营的主张被否定，那么还会有历史上灿烂夺目的南区合作社吗?
主要参考文献：
1．延安地区供销合作社、延安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编，苏若望主编：《南区合作社史料选》，陕西省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
2．李云峰、苏若望、李祥瑞编著：《南区合作社史话》，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初版，1992年6月修订再版。
(本文在1995年7月西宁举行的“西北地区与抗日战争”学术讨论会宣读)
①苏票：陕甘宁边区通用货币。
②此数额是按当时货币面值计，从1936年到1945年，物价已上涨数百倍。
③《南区合作社史料选》，第39页。
西安事变与中国抗战/李云峰等著.-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