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四条沟通渠道历史考
李敏
围绕西安事变这一课题的研究，多年来总是侧重张、杨两将军与中共的交往，但对国共两党早在事变前一年，即1935年，蒋介石一方面积极展开对苏外交，另一方面则通过四条渠道寻求同中共秘密谈判的过程、研究甚少。张学良之所以与中共交往，加速谈判进程，亦正是当他发现南京与中共的秘密谈判之后，才胆壮气豪地利用自己军队驻防延安之便介入主题，与中共高层直接对话。他想：“你蒋介石都能如此，难道我张学良不能照此办理?”①迄今，西安事变已过去65年了，笔者认为重新审视探讨这段历史，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大敌当前，同是中国人，打虎还须亲兄弟
根据近年披露的大量历史资料，主要以国防科技大学、军事科学院、抗日战争研究和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等史料考证，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在20世纪初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各党派民间团体都在积极寻找如何就现有国力一致对外途径。国民党最高长官蒋介石一边组织“剿共”，另一边则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与中共秘密谈判渠道。国共两党虽然政见不同，但在抗日这—问题上双方都能以民族利益为重，所以才有了以后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战时的国共第二次合作。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包括瘳仲恺、周恩来、叶剑英等大批志士仁人，为实践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聚首创建黄埔军校，并努力效仿中山先生教诲：“和平、奋斗、救中国!”后来由于历史潮涌，把师长、同窗睽违阻隔，各有所好，各有所求。尽管如此，双方高层有的是同学挚友者、同乡和过丛甚密者，才华横溢者，睿智豁达者，彼此欣赏，私交甚笃者不胜枚举。虽然各自追求的政见不同，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个人之间的交往，以及学友、同乡之情。政治观念上的异同，与人际关系方面的亲 疏与微妙，在中国历史长河里不断地上演异曲同工的历史剧目，耐人寻味，引人思考。
1935年初，一条由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为首的，具体代表为曾养甫、谌小岑，开始实施打通与中共交往的渠道设立。
曾养甫是广东平远人，1935年，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南京铁道部政务次长，同宋子文、陈立夫的关系十分密切，深受蒋介石器重。曾养甫同周恩来曾有过一面之交，这一点在周恩来给友人的信中得以证实，周说：“养甫先生为旧识”。②
谌小岑早年在北洋大学与曾养甫同窗。他们都是湖南人，是老乡。因此，当曾养甫把“打通共产党关系”的重任交给他时，他立刻想到曾与之相识的翦伯赞和吕振羽，认为一定能通过他们接通与中共的联系。
1935年，剪伯赞正在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的秘书，谌小岑把南京当局谋求同中共秘密对话的意图告诉翦，翦建议应给当时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的吕振羽去信。1936年11月下旬，吕振羽收到谌这样一封来信“近年以来，东邻欺我太甚，惟有‘姜府’和‘龚府’联姻，方期可以同心协力，共谋对策，以保家财。兄如意作伐，希即命驾南来。”③吕立即将南京的来信向中共北平市委的周小舟作了汇报，周小舟听到关于谌小岑来信的介绍后，认为事关重大，马上与北平市委和北方局领导人作了仔细研究。他们认为这正是与《八一宣言》所号召的国共合作抗日内容相一致，更何况这又是对方主动走上门来，一定要作出积极响应，于是决定由周小舟、吕振羽作为代表前往南京，工作由华北联络局直接领导，并报告陕北，由中央核准。
1935年11月底，经北平市批准，吕振羽辞教职，抵达南京，湛小岑于当晚前往吕的住处，陪他到鼓楼曾养甫的家中，向曾养甫介绍：“吕振羽先生是北平大学教授，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④曾养甫问：“先生是教授，你能找一个共产党方面同我们谈判的线索吗?”吕说：“不敢肯定，但也可能。不过我最关心的是这种谈判到底由谁主持?背景如何?”曾说：“先生请放心，此次谈判由宋子文主持，由我出面，背后还有陈立夫负责全局工作”。⑤吕振羽当即将曾的谈话函告周小舟，嘱他速来南京。1936年1月，周小舟抵南京，中共中央决定由周小舟留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事先拟定了谈判两点指示：“一、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红军苏区的合法地位”。⑥但周小舟只是作了一些安排即北返。不久，曾给吕送来南京铁道部的一封函件，聘请吕为铁道部专员以便进行谈判，每月车马费200元。
此后吕与曾为周小舟所提两点要求争论得很激烈，1936年4月间，周小舟赴南京，向吕振羽传达了北方局关于谈判的六点指示：一、开放抗日群众运动，给抗日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社等民主自由权利；二、由各党各派各军代表组成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释放一切抗日爱国的政治犯；四、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政府的合法性；六、划定地区给南方各省游击队集中训练，待机出发抗日。与此同时，周正式转告吕振羽，组织上已批准你的入党申请，无候补期，直接纳入为正式党员，工作由陈酉生⑦直接领导。然后拿出一张用隐形药水写成的小条：“派你为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⑧但，双方为一些具体问题争论不休，此次谈判无果。
这些情况先后由南京、武汉的朋友透露给正在寻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途径的张学良，张学良见南京方面对中共的态度如此，认为自己所为也应当在情理之中。
二、张学良推波助澜，促进国共谈判。
谌小岑在打通国共谈判的第一条渠道的同时，又通过史学家翦伯赞和左恭打通了南京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第二条谈判渠道。谌小岑通过翦伯赞把寻找共产党关系的愿望告诉左恭后，左恭即把张子华介绍给谌小岑。张子华化名黄华表，⑨谌即向曾养甫报告，他又打通了与“中共长江局”的关系。
1936年1月初，谌小岑在上海与张子华见面，谌说：“现在国民党已真正准备抗日了，在军事、经济、政治上都采取了许多措施，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要抗日，战争必然是长期的，需要把全国工农商学兵都动员起来。红军的战略战术，举国公认，只有国共合作，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张子华赞赏南京对内外政策的新立场，也“表示愿意尽力为国共联合抗日而奔走”。⑩当时国共谈判，是蒋介石政府的最高机密。双方协商后决定由张子华亲赴陕北通报信息(张子华在鄂豫皖当特派员时曾去陕北巡视工作)，张于1936年1月中旬抵达西安，2月27日到瓦窑堡。
第三条渠道更为机密和重要，它渊源于南京政府的最核心人物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其开拓者是宋庆龄，秘密使者是宗教界人士董健吾。宋庆龄当时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她捍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错误政策作坚决斗争。红军长征前后，宋庆龄仍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中共上海中央局保持密切联系，电台设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家中。1935年10月，当宋庆龄得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她带着香槟和白兰地跑到艾黎家中和他的夫人雪莉一起为红军胜利干杯。此刻她又在为国共合作不遗余力地工作。国共两党千丝万缕的联系，透过上、中、下层多种渠道就这样稍然展开。
董健吾系是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的重要成员之一。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董健吾早年与宋子文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是同窗好友，一直与宋家来往密切。1936年初，宋庆龄受宋子文之托，邀董健吾到家里，把一封用火漆封好的密件和一包礼物交给他，请他平安送到瓦窑堡，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宋庆龄为董准备了100元路资，为保证他一路通行无阻，还特为他办好了通行证，这是一个盖有南京财政部孔祥熙印章的证件。宋对董说，这是关系国家人民前途的大事，一定要千方百计办好。
1936年1月中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从上海启程到达西安，由于连天雨雪，交通阻塞，一等就是40多天，无奈，董健吾只好求助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问：“你的使命是什么?”董支支吾吾不敢回答。张学良知道他与宋家的关系，于是用激将法说：“你不把去陕北的目的道出来，我就不送!”并且把董健吾手持通行证扣在手里作把柄，董无法只好说出实情，当张学良得知董健吾是受宋庆龄之托赴陕北找中共中央，立即用飞机不顾天气恶劣冒着生命危险将他送往肤施(今延安)，然后又让东北军骑兵护送他到瓦窑堡。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等在瓦窑堡迎接了董健吾，极为高兴，并急电毛泽东。3月2日毛泽东回电，要博古陪董速到红军东征前线指挥所在地——山西石楼面商。但董健吾要急返上海，不便前往。正在这时，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即陈酉生)到达石楼向党中央汇报北方局与曾养甫谈判的情况。由此，中央判断蒋介石果真在大幅度地转变其内外政策。3月4日，由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署名，给董建吾发电报：“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张、毛、彭四号12时”。(11)3月5日董健吾离开瓦窑堡返上海。董健吾陕北之行，虽然极端保密，但仍被阎锡山察觉，他认为这是南京要联合红军打晋军，于是致电责问宋子文，宋不好声言，只好收回董健吾为财政部调查员的通行证，停止在这一渠道上与红军交往。1936年1月中旬，张子华和董吾同时抵达西安，又同时成为张学良公馆的座上客，在张学良大力协助下，他们于2月底同时到达陕北瓦窑堡。不同的是，张子华马不停蹄地奔赴山西石楼，向党中央详细汇报谈判情况。4月中旬，张子华启程回南京，同行的有冯雪峰。毛泽东于4月16日电告张学良：“宁方代表张学华偕敝方代表李允达17日到肤施请兄保护到西安以转回南京特此奉达”。(12)此时张学良已于同年3月和4月初，先后与中共上层李克农、周恩来进行谈判，达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协议，并促使中共将“反蒋抗日”改为“联蒋抗日”。
联合抗日的意愿就这样通过不同途径象溪流一样朝着一个共同方向流淌。有趣的是其中两条渠道的接通，都与张学良鼎以全力地支持、帮助有着直接关系。多年来研究领域对此讳莫如深。改革开放以后，政治胸怀的博大，为史学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使曾经单侧面的史论，逐渐丰富、多元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作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由于个人心胸偏狭，不能完全秉以公心，知人善用，量材器使，致使以后陆续打通的四条沟通渠道虎头蛇尾。并且当他问及张学良有无与中共要员会面之事时，张坦然承认，并反问蒋介石：“年初委员长不是派人去陕北苏区吗?”蒋竟然忘记了自己的长官身份，俨然以父亲对子女的态度强词夺理悍然说：“只许我通共，不许你通共”。(13)因此激怒了张学良，迫使其发动了“兵谏”。
1936年8月9日，查抄省党部事件，尽管张学良事后自请处分，蒋介石依然听信特务汇报，他感到张、杨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他惊呼：“这事态的发展如不设法防止，势将演成叛乱”。(14)由此蒋介石决心背弃南京国共谈判中所表示的联共抗日立场，“乃亲往西安坐镇，宣布中央对剿共与抗日的方针”。(15)他要亲自来西安打碎西北“三位一体”的抗日联盟，结果把张、杨逼上梁山。坦诚大度应为首脑人物所具有的品性在蒋介石身上彻底丧失，终于使南京与西安的矛盾激化。如今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的尖锐钝化为平和，那么历史的积淀与真实亦就逐渐浮出水面。由此提出这样一些疑问，即然张学良已获知南京政府抗日意愿与态度，为什么在12月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难道仅仅因为蒋介石坚持“剿共”?“宁亲友邦，不施家奴”的文化劣根思想，以及“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导致的结果吗?这段历史的谛造者张学良先生存入美国哥伦比亚的那批资料将会怎样说?张学良做为当事人口述，笔录的历史资料揭秘，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考证这段历史。
三、第四条渠道，通过共产国际
这第四条渠道，是直接由国民党方面的邓文仪，中共方面的王明、潘汉年疏通的。
邓文仪是湖南人，黄博军校一期学生，1927年1月回国，3月任国民革命军第20师政治部主任，5月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代主任。官阶少将。从30年代开始，他前后任蒋介石侍从秘书8年之久，倍受蒋介石重视。1935年春，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8月回国述职，12月重返莫斯科，蒋介石把打通共产党关系的重任交给他。邓文仪返回后频繁与苏联许多高级军事将领恳谈，还频繁地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曾在中国工作的军事专家交往，其目的是为国共两党接触营造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指示离开长征队伍，到白区去做恢复党组织、恢复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工作。他化名杨涛，装扮成商人，抵达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的浦化人接上关系。闻知共产国际将召开七大，并要他速去参加。1935年8月，他化名为水番三郎乘苏联邮船“东方号”从上海启程去苏联。但是没赶上开会，却于1936年1月，经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胡秋原的介绍，同月13日至23日先后和王明一起与邓文仪见面，会谈地点就设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住地。
王明在党的六届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10月18日，离上海去莫期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11月10日，他被指定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书记，负责东方各国共产党的工作，在这第四条沟通渠道中他占有重要位置。当时在会谈过程中双方表述了如下意见：
邓文仪说，蒋介石过去对日本的侵略作了错误估计，他原以为日本会首先进攻西方，以后的事实证明，日本的首要目的是侵略中国，邓又说，蒋介石已获悉共产国际“七大”及《八一宣言》精神，故愿意与共产党谈判。他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具体条件：取消苏维埃政权，其政府人员可参加南京政府的工作；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后南京可供给部分粮食、弹药、武器，但红军必须由陕北到内蒙古去；红军改编后，组织上仍可保持独立性，但国民党要向红军派政治工作人员，红军应服从统一指挥，国民政府准备依据《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进行改革。邓文仪表示，他原意亲自去陕北苏区与中共进一步谈判。王明将此事向国际共产报告后，书记处书记曼鲁依意斯基说：“南京必须先付100万元押金，方可成行”。(16)邓文仪表示为难，于是和王明商定派潘汉年回国，邓文仪同时回国，并负责向南京通报潘汉年回国之事，以便潘与陈立夫、陈果夫联系，然后潘汉年、邓文仪一块去见蒋见石，再进一步面谈。
1936年1月23日，王明就与邓文仪谈判之事，向陕北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汇报，他绐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南京军事委员长蒋介石先生于本年就曾派驻苏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惟对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定由邓君与汉年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17)同一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邓文仪先生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与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接洽共同抗日救国事，除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外，并愿赴川陕苏区亲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谈判抗日合作具体办法，关于邓文仪先生在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起，迄离开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止，邓先生之行动自由及身体安全之保障，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毛泽东及红军总司令负完全责任”。(18)
1936年2月潘汉年启程回国，因路途受阻直到5月份才再次启程到达香港。潘即向陈果夫发出电报，请他派人来香港接他去南京，陈立夫即派张冲抵达香港，7月潘一行人到达上海，在南京会见了曾养甫。当时国民党正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其主题为难备抗战谋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的统一和团结，因此南京对潘汉年的回国是非常重视的。不过曾养甫要潘速去陕北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并由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全权代表，方可进一步与陈立夫、陈果夫谈判。1936年8月初，潘汉年抵西安，经刘澜涛介绍，会晤了张学良将军。毛泽东得知潘汉年抵西安后，急电催他来陕北，并嘱咐他向张学良借款5万元，以解红军燃眉之急，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8月8日，潘汉年到达陕北延安，列席了8月1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和贯彻共产国际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指示，潘汉年在会上汇报了在苏联、香港、南京等地与国民党要员谈判过程，中央对此深为满意，由于此时中央已接受张学良关于把反蒋抗日政策转为逼蒋和联蒋抗日，欲尽快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因此任命潘汉年为新成立的“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及国共谈判的联络代表。
从以上四条渠道的沟通建立，不难理出这样几条线索：一、大敌当前，国共均意识到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重要性；二、国共两党虽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在民族根本利益受到外来侵害时，能够丢弃前嫌，自觉地往一起靠拢，表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爱国民族精神；三、从以上双方人员背影，人际交往方面来看，国共两党高层及中下层有着不可分割的中华文化血脉相通的联系。这是无论任何政见分歧都不可能彻底割裂的事实；四、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之所以未能尽快达成一致，笔者认为一方面有当时交通、信息不畅的诸因素，另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含蓄而不擅直截了当地表述思想有关。尽管如此，双方都曾为此尽了全力，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国共两党无论是在20世纪还是进入21世纪以后，对待国家统一这一问题上，有着一定的共识。因此，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及最终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除了上述提到借给中共的五万元大洋，张学良还曾先后送给红军几十万法币及日用品、药品等等，杨虎城将军亦通过与红军秘密交通站给陕北运送了不少日用、药品等物资。然而，上述四条渠道的沟通，最终几乎无一不与张学良有关系，无论是董健吾、潘汉年还是张子华，他们作为朋友显然已将国共合作意愿透露给张学良，对于正在进行的谈判工作，以及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张、杨两将军亦深悉知晓，并前往参加五届二中全会。可是为什么蒋介石仍然要亲自布署“剿共”。张、杨被逼无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原因仅仅是我们目前已知的资料吗?西安事变仅仅65年的历史，是否距离我们太近，还不能够全面地把握、阐述。由此慨叹!西安事变研究方兴未艾!有待学者同仁们在未来从多角度研究探讨中审视这一历史课题。
(李敏，西安事变纪念馆副研究员)
注 释
①郭冠英《我所认识的张学良》，香港同泽出版社，1985年。
②③《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9选辑》。
⑤⑥⑦⑧⑨吕振羽《南京谈判的始末》。《群众论丛》1980年第三期。
⑩当时党在白区的组织并无长江局。
(11)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第71辑。
(12)中共中央文献《与南京当局谈判之意见》；《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关于谈判联合抗日的三个基本条件致博古并周围来电》，1936年3月4日，载《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13)毛泽东，《请保护宁方及我方代表到西安，1936年4月16日》，此电文中的张学华即张子华。
(14)(16)1981年吕正操在全国政协口述。 (15)蒋介石：《苏俄在中国》。
(17)苏联远东研究所资料。
(18)(19)潘合定：《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第29辑。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