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及抗战准备
马建昌 张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帝国主义迈出了其蓄谋已久的“大陆政策”的关键一步。张学良在保存东北军实力无意同关东军硬拚、绝对服从中央、过分寄希望于国际干涉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执行了南京政府的“绝对不抵抗”①命令，致使东三省三千里江山很快沦于敌手。数十万东北军手执武器不能保家卫国，反而抛妻别子，涌入关内，几乎一夜之间，祖宗庐墓、妻子儿女横遭日寇铁蹄蹂躏。
作为东北3000万人民的父母官及几十万东北军统帅的张学良，其心情之苦闷，处境之尴尬自不待言。政治上，他替蒋介石背上“不抵抗”的黑锅，遭到了全国民众的唾弃；军事上，号称50万的东北军，事变之后陆续迁到关内的不足30万，在国内首屈一指的东北空军丧失殆尽，大量枪炮被日军掠夺，苦心经营的有5万工人的能造重炮的沈阳兵工厂也轻易落入敌手。更有甚者，东北的同乡故旧、爱国志士、社会贤达以及东北军部属对张学良的舆论谴责显得更为严厉，使其有苦难言，有口难辩。“忠君”与爱国交织、国仇与家恨丛集，煎熬着张学良的赤子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无时不刻不为国难家仇而悲愤，他说：“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②他对东北军高级将领讲道：“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③其矛盾与苦闷的心理是可见一斑，大有统兵复返东北，驱除日寇，向天下人以明心迹之愿。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他即明确表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需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④他又表示：“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坟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丢失东北，余心永远不安。”⑤在这种心态左右下，当1933年1、2月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各口时，张学良1月18日即通电全国：“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倘……不成，亦可振军誉，扬民族之精诚。”⑥但是抗日各部指挥不灵，宋哲元、阎锡山不予配合；再加上蒋介石的敷衍抗日，一无援兵，二无弹药接济；汤玉麟弃守热河，长城各口相继沦陷，全国舆论哗然，民愤不已。蒋介石为避舆论谴责，又将责任全部推卸给张学良一人承担，张学良壮志难酬反而再次代蒋受过，“下水保船”，出洋考察。张学良在游历欧洲过程中，虽身在欧洲，却心系神州安危，遍访各国政要，寻求救国良方。1934年张学良回国后，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将全部抗日希望寄予“国家领袖”蒋介石身上，准备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实现收复东北，拯救中国之伟大抱负。但蒋介石却只是利用张学良来领导东北军赴鄂豫皖围剿红军，以达其一石二鸟之目的。由于深受法西斯思想影响以及当时的认识水平所限，张学良仍在“安内攘外”政策上与蒋介石紧紧跟随，但由于东北军屡屡被红军击败、华北形势日益险恶、蒋介石顽固的“安内攘外”思想以及蒋介石对东北军华北布防的横加干涉，使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对蒋介石以及共产党人双方逐渐认识清晰的同时，走上了一条新的抗战道路，并且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抗战准备。本文拟简单将张学良西安事变前的思想转变及抗战准备作一小结，从中对于张学良在急切抗战心理左右下的思想发展历程，对于西安事变的爆发会有一个全新的理性理解，认识清楚张学良从“盲目崇蒋”到发动“兵谏”是一个情感的积累、认知的渐进过程，而非鲁莽唐突或一时冲动之举。
一、思想转变历程
(一)、由盲目尊崇蒋介石到理性认识国共双方
张学良自1934年1月从欧洲返回后，3月1日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1935年3月12日改任军事委员会武昌行营主任，4月2日国民政府又晋升其为陆军一级上将。这一时期，他极力鼓吹法西斯主义，认为：“意、德两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⑦。而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⑧。他对蒋的尊崇到近乎盲从，甚至说：“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⑨与此同时，由于为封建正统“忠君”观念和法西斯思想左右，张学良也认为只有尽快“剿灭”红军，完成“安内”任务，才能尽早实现抗日，所以也就未能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正确认识红军的政治主张及抗日爱国热情，未能将红军视作抗日的有生力量，而看作是兴风作乱的不家国家不爱民族的“赤匪”。为了“拥蒋抗日”，他先后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会”；出兵“剿共”以及处死爱国志士潘文郁。但张学良出于良善的本性，凭心而论，是不愿中国人自相残杀，自伤民族元气的。拿张学良的话来讲，“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让我挑一件事做，没法子我就挑了最难做的剿共，可是实际上我不愿意同共产党作战，我讨厌中国人相互厮杀的内战”。⑩关于杀潘文郁之事，张学良也知道，杀是不应该的。(11)但为“拥蒋抗日”、“先内后外”，还是遵蒋命而行。
但在武汉后期，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由反苏反共到正确看待共产党以至于有了联俄联共的倾向。此时，张学良不但研究了法西斯主义，还研究了共产主义。黎天才和前文提及的潘文郁等人都为其讲解过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红军和苏维埃常识，帮助其学习《资本论》等书。再加上在接触下层人民特别是根据地人民过程中，张学良逐渐对共产党的印象有了接近理性的了解，认识到共产党并非“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不爱民族”、“不爱国家”，“共产党和红军是由于土豪劣绅鱼肉良善厚朴人民所逼成的”(12)。虽然这时的认识还夹杂着某些偏见或偏差，但他已在感情上同中共坚持的民主纲领有所接近。在张学良调任西安前夕，1935年夏，蒋介石迫于日本人压力，事先未征求张学良同意，擅自将于学忠51军调出华北，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极为不满。加之华北形势危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趋高涨，以及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他逐渐认识并抛弃了以前赞成过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主张必须停止“剿共”战争，先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且主张恢复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武汉他对友人讲：“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他认为，“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族与日寇拼命”(13)。“红军是剿不得、剿不了的”，“剿共是一条死路”。“如果这样继续打下去，东北军必将遭到全军覆灭的命运”。(14)他主张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原则，学习孙中山，对于共产党“也应当容忍”。(15)这已表明，张学良在抗战还是“剿共”问题上与蒋介石已有了尖锐的对立，已能理性认识国共双方，他已在开始摸索新的抗战道路了。
(二)由“剿共抗日”到“联共抗日”
调任西安后，从1935年10月1日至11月21日的50余天内，经过陕北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交战，东北军损失近3个师，师长何立中负重伤不久死去，师长牛元峰自杀，团长高福源被俘，损兵折将的惨痛事实给东北军和张学良以极大震动，剿共惨败的事实，与张学良及东北军的抗战期望相去甚远，促使他在“剿共”内战和抗日民族战争两种前途中做出抉择。就在此时，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损失非但不予补充，反而下令取消被歼灭的110师番号。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既要消灭红军又要削弱东北军的排除异己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在张学良迷惑彷徨之际，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李杜、高祟民等人积极劝说张学良联苏联共，力陈共产党全民抗战主张，并介绍共产党员刘鼎与张学良认识。张学良也派王以哲设法与红军在前线取得联系。而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则在中共的感召和影响下，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搭起了理解交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张学良先后与李克农、周恩来在洛川和延安多次交谈。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如故，结下了深厚友谊。张学良在评价周恩来时说：“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人说话一针见血，没有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16)双方就联合抗日的一些重大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形成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局面。张学良采纳了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最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三)、由“联共抗日”到“联共逼蒋抗日”
张学良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共同抗日的主张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思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两人政见宛若仇雠。蒋介石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华北危机的不断加深，不思全力抗日，而是加紧对红军的围剿，要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加快军事进攻。张学良为了说服蒋介石联共抗日，1936年7月，他开始向蒋介石“诤谏上书”，劝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但毫无结果。之后又不断“哭谏”，甚至于12月2日只身飞至洛阳，向蒋介石“尸谏”，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并允许东北军出兵援绥，均遭无理拒绝。而且蒋介石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大会上训话时，不指名地骂张学良、杨虎城说：“共产党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要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要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同时紧急调动其嫡系部队蒋鼎文、樊菘甫、万耀煌等所属20个师以上的部队，集结于陇海路一带，调70多架战斗机停于西安和兰州机场。加上原在陕甘部队，共计60多个师，260多个团，集结于西北，在西安城内有宪兵2团和各种别动队，“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17)。12月4日，蒋介石又专抵西安，坐镇西安，向张杨二人最后通牒，要么进攻陕北，要么调出陕西，前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陕。面对学生的爱国义举，蒋介石又下达了“格杀勿论”令。严峻的现实，致使张、蒋“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18)张学良被逼无奈，经再三考虑，只能发动“兵谏”，逼蒋抗日，从而走上“联共逼蒋抗日”的抗日道路。
纵观以上，我们对于张学良从鼓吹法西斯主义，盲目崇信蒋介石到理性认识国共双方，从“剿共抗日”到“联共抗日”，从“联共抗日”到“联共逼蒋抗日”的思想变化轨迹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之后，就可以理解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了。同时，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一思想变化轨迹，对其抗日的其它方面作简单介绍。
二、抗战准备
(一)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增强军队国家民族意识，积极培养抗日骨干
张学良从欧洲返回后，对和平与战争的理解有了质的飞跃。他说：“真正和平的产生，究竟产生自和平还是产生自战争?毫无国防的国家，是否配谈和平?我绝不是战争的倡导者，也可以说我是绝对反对战争而笃爱和平的人，惟是如此，我特别觉得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密切，以及国防意义的伟大。”(19)进一步来讲，“和平，对内是可以的，对外是骗人的，而战 争是没有完的。现在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20)。基于此，他认为一个国家要赢得真正的和平，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要避免战争，就必须有应战的充分准备。为此，他一方面加强对部队的整编建设和军队管理体制的改革，一方面强化军人爱国观念，积极培养抗日骨干。
1、组建骑兵军，改革东北军军制，进行防空动员与演练
1935年6月，张学良将东北军原有的7个骑兵师及蒋介石调进来的中央军骑兵部队组建成骑兵军，下辖3、4、6、7、10五个骑兵师，军长何柱国，副军长黄显声。张学良在任命何柱国时语重心长地说：“你不干，中央一定另派人，这样我们就少了一个军给他(指蒋介石)。”(21)由此可见张学良对何柱国之器重，对骑兵军之重视。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何柱国的骑兵军浴血奋战，在晋西北、忻口等会战中屡建奇功，成为抗日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早在长城抗战之时，张学良亲眼目睹了日本近代化军队的管理模式，认为要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要改革东北军的军制。在武汉时期，张学良“对部队主张积极训练，重视在国外考察所得之精兵政策”(22)。在红25军北上长征后，张学良便集中训练部队：在王以哲67军中改编一个教导师，作为东北军军制改革的样板，又委托机要组副组长陈昶新草就一个《标准师方案》作为教导师整训的依据，也是整个东北军的整训依据；同时，在武昌行营主任办公室主办的刊物《部队通讯》上悬赏征集《标准连长方案》等等。种种活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东北军的现代化建设，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张学良在东北主政时，就比较重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热河保卫战的失利更加深了这一认识。在游历欧洲时，更是感慨于欧洲空军的强大。1935年5月1日湖北防空协会成立，张学良著文《所望于湖北防空协会者》指出：“现代战争不限于击破对方之主力部队，在此之外，尤望使对方人民精神上感受难堪之压迫，惟防空建设齐备及人民训练充分之国家，方可有恃无恐。”(23)1935年9月8日，张学良主持举行了武汉防空展览会，并且著文指出：“因为现代的战争已由平面的进而为立体的，而造成立体战争的原因，是由空军威力的发展；所以国防与空军的关系，已进至化合的阶段，即是‘防空即国防’，换句话即是‘无防空即无国防’。”他要求“无论任何人，在展览会的期间，都要破出时间，来参观一次，至少一次”。“参观防空展览唯一的目的是为‘救死’”，同时“希望大家真正得到‘救死的本领’”。(24)并于9月11日夜间亲自驾机作飞行表演。1938年武汉会战中，中日双方在武汉上空展开了抗战以后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张学良的防空教育演练无疑对武汉三镇民众起了相当的警示作用，提高了武汉民众的防空意识，大大降低了平民伤亡。
2、增强军队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开办长安军官训练团，创办学员队，积极培养抗日骨干
张学良把提高军队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克服封建军阀流毒作为军队建设、提高战斗力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治军“必须统一军人思想，……坚定他们的信仰……提高军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而且能使其切实明了国内外大势，廓清往昔封建军阀所有传统遗毒”，而“最主要的是在提高官兵的国家思想”。(25)他要求东北军“下一番功夫，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彻底造成划时代的为国为民之政治集团”。(26)他还激励官兵学习文天祥、史可法的“正气浩然，视死如归”的精神，报效国家。为了改造东北军，清除“传统观念”，“改正封建意识，提高政治意识”，张学良首先从训练军官入手，于1936年6月15日在陕西省长安县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定名为“长安军官训练团”。(仿“庐山训练团”之名称而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实际上同延安“抗大”的性质相似，主干课程是军事课和政治课，宣讲战略战术以及宣传抗日思想。)军训团首先开办的是干部连。学员全部是张学良亲自从东北军中挑选的军、师、旅、团、营级军官及“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机关的处、科长和秘书、参谋人员。选择学员的条件，必须是忠于张学良的、要求抗日、廉洁奉公、无不良恶习的。干部连120人，集训一个月；继干部连之后，又连续开办了三期学员班。每期学员约500人，受训一个月。“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开办从政治和组织领导上保证了东北军的抗战方向，为以后的抗战培养了大批的抗日骨干。尤其是张学良1936年6月22日对长安军官训练团全 体教职员发表的《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第一次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唯有抗日，人人对外，才能求得统一的”主张，系统阐述了他的抗日理论，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的最大使命；拥护领袖，集中国力，长期抗战；抗日的最后胜利终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等等。(27)张学良的演讲，不仅为东北军策略性地指明了方向，为后来的西安事变奠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基础，对结束内战，实现全民族抗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加强对高级军官训练之外，张学良也非常重视中下级军政骨干的培养，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帮助下，从1936年9月起开始筹建了东北军学生队(又称学兵队)。关于学兵的来源，张学良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东北子弟。中共北方局给予了大力支持，先后选派了一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民先队员)来西安学习。学兵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使北平“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超越了游行示威阶段，走了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其目标更为明确，相当一部分学兵队员在为东北军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重要变化。西安事变后，学员们被编为五个宣传大队，深入到东北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实际上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将中国共产党的火种遍撒于各个部队，使部分东北军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又有了更新更高的发展方向。
(二)创办《西京民报》，大力宣传抗日思想，成立抗日同志会和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唤起民众，积聚力量，努力实现全民抗战
张学良在整顿改造部队的同时，又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进行舆论宣传，唤起民众抗日情绪，同时组织各种进步团体进行广泛活动，努力促成西北乃至全国的统一抗战局面。
创办《西京民报》。1936年6月18日，张学良个人出资创办了《西京民报》，作为宣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思想的舆论工具，并且亲自挑选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该报主编，组编稿件，广泛宣传抗战思想。比如，魏文伯以化名在副刊上发表了题为《闻张先生讲演之感言》的文章，指出：“我们只有下最大的决心，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与日本帝国主义拼一个你死我活，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28)这就巧妙地表达了张学良的抗战态度和主张，起了相当大的舆论感召作用。再比如《西京民报》发表了许多唤起民众民族意识和抗战情绪的文章，鼓动知识分子、工人、报贩、车夫等社会各界民众团结起来，共同走到抗战阵营中来。在当时除了上海等城市租界里偶尔出现抗战言论和文章外，几乎国统区的新闻媒体都对抗日问题避而不谈，而《西京民报》则独树一帜，吹响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复土还乡”的号角，令人耳目一新、群情激荡。
成立“抗日同志会”和“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抗日同志会”，筹建于1936年7月，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流亡集团内部具有联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也是张学良力图改造东北军的核心组织。其目的是为了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中枢意见和指示有组织地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29)“抗日同志会”在促进东北军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保护红军往来、组织民众、舆论宣传等方面起到了其它社团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是在张学良的支持下，以东北流亡集团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于1936年10月4日正式成立。它的宗旨是：团结民众，互助互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扩大民族解放运动。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民众救亡会”下边的分会已发展到40个左右，与《西京民报》及其它社团互相联合，在抗日宣传、发动民众、为民请愿、抗日募捐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洪流，促进了全国抗战局面的早日到来。
总之，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升华，新的行动又孕育着检验着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又指导和修正着新的行动，如此而复，止于至善。张学良这时期的思想变化恰恰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逻辑，呈现出由质朴盲目到理性成熟的闪光流程，而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抗战准备又恰如点缀在闪光流程上的明珠，最终拱托起其伟大的爱国义举，铸就成其人生的千古魅力。
(张颖，武警工程学院训练部讲师)
注 释 ①{张学良电国民党中央报告日军暴行》，1931年9月26日，《中央日报》。 ②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1185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③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76辑，第66页。 ④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2页。 ⑤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6页。 ⑥《国闻周报》，第10卷，第8期。 ⑦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724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⑧天津《大公报》，1934年6月16日。 ⑨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2卷，第759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⑩(日)臼井胜美：《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评价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张魁堂：《张学良传》第119页，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 (12)天津《大公报》，1934年1月12日。 (13)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第16、18页，1937年北平版。 (14)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北平版。 (15)王卓然：《张学良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第18页，1937年北平版。 (16)台湾：《联合报》，1991年5月19日。 (17)“毛泽东、朱德等致蒋介石书”，1936年12月1日。 (18)《张学良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 (19)张学良：“防空展览会开幕告武汉民众”，《扫荡报》，1935年9月9日。 (20)张学良：“在杭州笕桥航校的谈话”，天津《大公报》，1934年2月4日。 (21)《张学良暨东北军将领传》，第233页，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22)天津《大公报》，1934年4月3日。 (23)《武汉日报》，1935年5月2日。 (24)同19。 (25)《张副司令讲演集》，第2辑，第155—160页。 (26)张学良：《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5日。 (27)同26。 (28)《西京民报》，1939年12月3日。 (29)应德田回忆。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