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的黎明
范力 姜雅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至今已整整60年了，但对于当时寇深国危的形势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人们仍记忆犹新；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豪迈义举，人们至今仍赞赏不已；事变的种种轶闻趣事，对人们仍是那么富有魅力。
把天戳了个大窟窿
1936年12月12日拂晓，当西安以东的骊山脚下传来阵阵枪声时，在市内严阵以待的十七路军也开始了预定的军事行动。
当时设在市区新城幽静的杨虎城公馆内的兵谏总指挥部，从外面上看风平浪静，内部却是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一直密切注视着临潼和市内一些要害部门动静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彻夜守在电话机旁。在场的高级将领和工作人员的目光，也全都集中在他们二人身上，因为这不是一般的行动，而是向蒋介石——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进行挑战。这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人们怎能不为之振奋，同时又有些心绪不宁呢?
是的，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是被迫的，事先也作了周密部署，但在黎明前，由于蒋的卫队拼命抗拒，双方发生冲突，谁又能担保蒋介石不发生什么意外呢?
看到张学良在屋内不停地来回走动，杨虎城知道他在为临潼局势忧虑，想劝他可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是一口接一口猛烈地抽着烟斗，张学良理解杨虎城和大家的心情，他走了一会停下来神态严肃地对杨虎城说：“虎城兄，我有个想法，等一会委员长到西安后、只要他接受我们的抗日主张，我不想为难他，只想让他答应停止内战，领导全国抗日，不仅可以释放他，我还可以亲自送他回南京。”“可眼下委员长还未找到，我们究竟能不能把他请来，还不得而知啊!”杨虎城最关注的则是蒋介石会不会跑掉。
原来，在这之前，他们已经接到临潼打来的电话，说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五间厅已被攻占，可委员长下落不明。张学良听罢，一面命令部队全面搜寻，仔细查找，一面让身边工作人员起草文件，做好宣传和与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并满怀信心地对杨虎城说：“我看委员长跑不了，他一定是听见枪声，就在某个隐蔽处藏起来了，只要仔细寻找，决不会漏掉的。倘若真的让他逃跑或发生什么意外，那我就把我这颗头颅割下，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哪里，副司令言重了”。杨虎城慨言道。“我看事情还到不了那一步，要是非割头才足以谢天下，那割头的也只能是我，而不是你!”“怎么不是我?不，不!”张学良连连摇头“你的心意我理解，也知道你是真诚的，但西安事变主要责任是我，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怎能让我推卸责任呢?”“不，你误解了，”杨虎城叹了口气，低沉地说：“我哪是让你推卸责任呀，我是这样想的：我若不在了，这两路人马，你还可以统率，也不会影响大局，如果你不在了，十七路军固然有我，而东北军却不能没有你，失去了你，就会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们正在为临潼之事担忧，突然接到电话：蒋介石已被捉住，正往西安押送。
张学良与杨虎城深深地出了一口气，会心地笑了，他们互相紧紧握手，指挥部里一片欢腾。张学良以充满激情的语调对大家说：“我胆大包天，把天戳了个大窟窿，蒋介石已被我们捉住了，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因为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
被黎明前的枪声惊忧了梦境的市民们，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据当时住在市内的王德林老人回忆说：“那天，黎明前的枪声，很多市民都听到了，却不知是咋回事，胆小的，紧闭门窗，不敢出来，商店也推迟了开门时间。有些胆大的市民，在枪声停息后，悄悄走出家门，观察动静。这时发现街上贴了很多红红绿绿的标语，十七路军的士兵设置了岗哨，阻止行人通行。大约九点左右，分驻所警察出现在街面上，并不断拍铺子的门，叫喊着：“掌柜的，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饭后，十七路军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学良、杨虎城向蒋委员长实行兵谏、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传单。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观看，喜形于色。大约十一点钟左右，钟楼聚集了许多人，学生游行队伍走上街头，并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的八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还有的人在街头慷慨激昂作演讲，当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
总之，古城沸腾了，人们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处处弥漫着节日般的欢乐气氛：
骊山伏虎凯歌扬，智伴杨君逮跳墙。
枪刺尖尖作妙笔，写成史诗慨而慷。
西安事变前的一次扣蒋行动
汉家兵马出长安；
一夜华清池水寒。
萧瑟朝元阁畔路，
终南明月夜未澜。
每当读到陈言的这首诗，总会使人们想起西安临潼华清池、五间厅，因为正是在这里，在六十年前那个仲冬黎明爆发了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但有两点人们也许还不知道，即张、杨两将军决定兵谏于西安，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在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之前就已经心照不宣地有了这方面的准备。最初设想扣蒋的地点也并非临潼，而是有过多种选择，制定过几套行动方案。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中最高统治者，生平扣了不少政敌，却从未有人敢扣过他，因此他很自负，骄横，极难对付。
另一方面，蒋也觉察到西安局势不稳，部队“思想庞杂”，“言行岐异”，故前后相隔月余，两度亲临西安，且均坚持不住市内。不进豪华宾馆，偏要在远离西安的临潼下榻，深居简出，足见他早有戒备之心。
显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他采取行动，并达到让他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不容易。但张、杨两将军决心很大，作了些部署，并有过几个方案，如最早曾准备在蒋外出时，中途设伏，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捉蒋，并且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后来因情况有变，停止了这次行动。
原来，12月6日即蒋介石第二次来西安的第三天，他在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陪同下，乘车前往西安南郊。当时沿途负责警戒的是东北军的警卫部队。张、杨二将军经过紧急磋商，决定由值勤部队在一处较隐蔽的公路两侧事先准备几根又粗又长的树桩，并让一批训练有素的警卫人员埋伏在两边，打算在蒋的车队返回临潼途经此地时，迅速将树桩置于公路中央，也就在蒋的坐车受阻的瞬间，两旁的伏兵即一拥而上，将蒋擒获。与此同时，市内十七路军的部队也将采取行动，解除市警察局、宪兵团、省党部特务机构等军事部门的武装。后因突然接到南京电话，说何应钦当天要来西安见蒋，他们想等何来西安后与蒋一起捉拿，才临时改变了在西安南郊公路上的捉蒋计划。
他们还曾打算设鸿门宴或以请蒋到西安最有名的易俗社看戏，在宴席上或剧场内捉蒋。不料，蒋生性多疑，概不赴宴，且行踪诡秘，很少外出。即使偶而出来，也总增岗加哨，防卫森严，同时出行时间、地点保密，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和路线，至于看戏或跳舞等，他更是一听这几个字就像吃了苦药似的直摇头，所以这些计划全落空了。
几经周折，最后才不得不“登门拜访”，把临潼作为扣蒋的突破口，认为在这里来它个出其不意，乘其不备，定会马到成功。正是：
叠玉阿房霸业兴，荔香笑煞三郎情。
骊山多少兴亡事，那及枪鸣五间厅。
侍卫官、外国人与蒋介石笔下的“西安事变”
我们过去对西安事变的了解，多来自有关著述和当年亲自参加这场事变的人的回忆或影视作品，可外国人和作为被“武装邀请”对象的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又是怎样看待这场事变的?过去论者甚少，笔者考查有关史料，觉得值得一记。他们述及的有关临潼扣蒋的经过与事实虽然迥异，特别是蒋的自述，不无掩饰之嫌，但也不妨略加援引，以广见闻。
居亦侨是跟随蒋介石十几年的侍卫官，“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随侍在侧，对当年临潼拂晓前这场短兵相接和蒋介石怆惶出逃的情景，他是这样讲述的：
张学良、杨虎城不得已实行兵谏，临行时安排周密，不许有半点差错。不过事到临头，兵临内室，哪有不冲突之理。一有动静，蒋介石的卫士队区队长王裕理匆匆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接着，他就被击倒在地。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从睡梦中惊醒后，一个个凭借门窗拼命抵抗。速记员肖乃华不谙军事惊慌地在墙角伸头探望，被枪弹击中而死。
蒋介石披着睡衣，闻声后，急忙趿着鞋向后门跑去。可后门锁着，一时打不开，项传远指挥我和宣铁吾、施文彬、竺培基等人脚踏肩膀组成人梯，让蒋介石攀援越墙，在这一瞬间，施文彬和竺培基因在人梯最下层，来不及越墙，施被当场枪击而死，竺受伤。我在第二层，随项二人翻墙跳下。由于里低外高，蒋跌倒在乱石沟里，脊骨被摔伤，脚也碰破了，还丢了一只鞋……③
詹姆斯·门罗·贝特兰，是新西兰藉英国人，在“双十二”事变时，曾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记者身份来西安采访，后来著有《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一书，他对西安事变的描述，自有其独特而又敏锐的眼光。如在谈到12月12日黎明当孙铭九等人翻过冰雪封冻的岩石，终于在骊山的“虎攀(应为“虎斑”)石”畔的山石缝隙间发现了蒋介石时，他绘声绘色地写道：
他穿的睡衣上只罩了件浅色的中式长袍，寒冷和过度的疲劳使他浑身颤抖不已，贴着潮湿的岩石缩做一团……
孙铭九以他的正式头衔，称呼他为“委员长”，然而他却绝望而又声音嘶哑地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现在就开枪把我打死吧。”
“我们决不对您开枪，只要求您领导我们的国家抗击日本”。年轻将领神态自若地回答。
但蒋依然不走，要求把张帅找来。
“张帅不在这里”，孙铭九说：“军队在市内发生了叛乱，我们到这里来保护您”。
这段话编的并不是天衣无缝，但看来却使他大大松了口气。但他请求找匹马来把他驮下山。“这里没有马。”孙说：“但我可以把你背下山去”，略微迟疑了一下，他接受了这番善意之举，表情痛苦地爬到了这位青年军官的背上……④
这一幕，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的记述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时天已渐明，叛部仍四出搜索。忽闻距余二、三丈外之地有与叛兵厉声争执者，察其声，知为孝镇(即蒋之贴身侍卫。此人当时吓得面如土色，连大气也不敢出，还谈何“厉声争执”——引者)。时叛部搜索益急，闻严穴上叛兵相语曰：“此间有一服便衣者或即为委员长”。另一叛兵曰：“姑先击一枪再说”，另一叛兵呵斥之曰：“不要胡闹”。余乃抗声答曰：“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叛兵称不敢，向天空发枪者三，高呼“蒋委员长在此矣”。旋即孙铭九营长来前向余长跪而泣。连言“请委员长下山”。余乃知围攻行辕，为张之卫队第二营也。
幸运地挨枪
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受伤及其引出的后果，据钱本人谈，那是他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在事变当天夜晚，他还与蒋在一起吃点心，几个小时后，华清池就枪声大作，他匆忙起来察看，没走几步，一颗子弹便击中了他的背部，从前胸穿出，所幸只伤及肺尖，但仍流血很多，他捂着伤口，急呼双方不要打枪。东北军白师长(白凤翔)、唐旅长(唐君尧)见钱鲜血满身，也急呼停止打枪，双方才熄了火。在场的白、唐等赶紧扶着钱大钧上了汽车往医院抢救。
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和倍受青睐的钱大钧，一闻枪声，立即披衣而起，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大声呼喊双方停火，对蒋之忠心可鉴。按说西安事变后，他不会有什么麻烦。不料，在他伤愈回南京后，处境艰险，差点掉了脑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汪日章回忆，原来，在钱大钧治好伤回南京后，蒋为他所使用的专列火车头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一天被开走之事大为恼火。蒋12月初来西安乘的是火车，在临潼下榻后其专列一直停留在临潼火车站，是准备离开时乘坐的，平时有卫兵看守，除委员长外任何人都无权动用。可在西安事变前夕，为防蒋从临潼乘火车逃走，张学良对钱大钧说，火车头出了故障，须进修理厂检修。钱与张很熟悉，未向蒋请示就同意把火车头开往西安“修理”。对此蒋怀疑他的这位侍卫长吃里扒外，里通张、杨，并质问钱：“临潼火车头开走，是不是预谋好的?与张学良、杨虎城是不是一起干的?”钱大钧吓得出了身冷汗。实际上他并未参与事变预谋。为此他几乎丧失性命。钱后来虽然自由了，但事过许久他仍心有余悸，他曾对汪日章说：“幸亏当时我挨了一枪，否则，有口难辩，性命难保”。
魂断西京
西安事变的爆发，犹如一声猝不及防的迅雷，既然连那么精明狡诈的蒋介石都料想不到，对那批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来说，更是晴天辟雳，他们也都成了阶下囚。
对这里的突袭，虽不像临潼那么激烈，但在此下榻的这批特殊客人，在西安事变发生后都惊慌失措，仿佛大难临头，昔日威风，已荡然无存。
以宋文梅为首的十七路军部分官兵，奉命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时，天还未亮，人们正在睡梦中。宋文梅让一名连长带领一部分士兵在外面把守，亲率一批士兵冲进招待所内，在短短几分钟内即解除了这些军政要员的武装，并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大厅里。在场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蒋作宾、陈继承、蒋百里、蒋伯诚、萨镇冰、胡若愚、张冲等，询问是否还有未到的人，无人吭声，可仔细一查，发现还少了几位，邵无冲、陈诚、万耀煌等均去向不明。
宋文梅命令士兵们再度进行搜索，所有客房和过道拐角都检查了，仍不见踪影。能躲到哪去呢?他们又到其他地方找，连平时人们最不注意的厨房也不放过。这一招还真灵验，当时任军政长的陈诚就是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灶房附近的一个旧木箱里找到的。
原来，在搜查中，灶房附近一个倒扣着的旧木箱引起了汪的注意，虽然他觉得在这么狭窄的地方藏人可能性很小，但还是对它踢了一脚。听声音不象空箱子，还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汪惊疑，忙将木箱搬开，里面有个弯曲着身子的活人，只见这人是个小个子，衣衫不整，浑身泥土，狼狈不堪，待拉起来一看才知是赫赫有名的陈诚，陈诚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料定性命难保，吓得面无人色，不知所措。
万耀煌是从他妻子房间里的衣橱里被找出来的。邵元冲不知出了什么事，发现有情况便冲出房间急忙跳墙逃走，不幸被流弹击中而亡。
上述情况，是根据采访当事人的口述笔录整理的。对“双十二”黎明在西京招待所里发生的事，应该说是比较清楚了。但仍有疑点，如既然招待所已经封锁，已经不太年轻的邵元冲怎么能夺路而逃?陈诚平时也并不是个很敏捷的人，怎么那么快就在厨房附近躲藏了起来?过去这些问题说不清，现在由于找到了当时招待所的住宿单，也就解开了这个迷团，这也正像安危所说的：
不久前，笔者通过海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房住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48名于12月10日下榻该所。陈诚住一楼114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113号房间位于楼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⑤
这里提到的住宿单，是很有意思的，别人之所以立即被捕，而邵、陈却都离屋别走，原来是与他们所住的房间位置有关。近水楼台先得月，只是结局事与愿违，这大概是他们意料不到的。
①② 引自《怀念张学良将军诗词集》，东方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③ 居亦侨：《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 [新西兰]詹姆斯·门罗·贝特兰：《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⑤ 安危：《流落海外五十年的秘件》，载《西安晚报》副刊。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