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笔谈——部分大学生谈“西安事变”及其人物
田建军
西安事变已过去60年了，在此期间，一批海内外学者从诸多方面对事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证，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地的著作和论文，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过去未被重视的问题陆续呈现在我们面前，值得我们不断地去探讨、去认识。不久前，西北大学高年级学生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西安事变”笔谈会，兹将部分大学生的主要论点，概述如下。
一、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1、认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直接结果。日本的野蛮侵略，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继东三省沦丧后，华北又危在旦夕。辗转流徙的东北军官兵多有打回家乡，收复故土的强烈愿望。而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先后驱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陕甘围剿红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屡次受挫，损失惨重，再加上中共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这两支军队的中下层官兵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张学良和杨虎城左右为难，被逼无奈，不得已而决定联共抗日，对蒋实行兵谏，促其反省。
2、认为西安事变主要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张学良遵蒋之命而丢失东三省，替蒋背上不抵抗的罪名；热河失陷，张被迫下野，出国考察。回国后，又拥蒋“统一”，指挥东北军到陕甘围剿红军，连战皆败，付出了损失两个半师的沉重代价。对此，蒋不但不予补充，怃恤，反而大加奚落，并取消了两个师的番号。张感到受蒋欺骗太多，抗日复土无望，东北军集团也势将不保，乃联合杨虎城实施扣蒋。
3、认为张、杨二将军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利益发动西安事变，是反对蒋介石的误国政策，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日的壮举。爱国主义是促使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因素。同时，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关于张学良送蒋回宁
1、认为张学良不应该送蒋回宁。首先，张亲自送蒋是为了保证事变目的的实现，即六项承诺的兑现，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当时国内抗日呼声高涨，一致对外，联合御侮已成为时代潮流，即使张不送蒋回宁，蒋也不能不进行抗日。其次，是张个人英雄主义及政治上不成熟的体现。张天真地认为蒋不会把他怎样，正如他对孙铭九所说：“我抓了他(蒋)，现在送他回去，是一抓一送。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这样岂不成了千古美谈。”(李云峰《西安事变史实》第319页)。再次，张送蒋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张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被瓦解，“三位一体”局面遭到破坏，以至当时有人认为西安事变失败了。
2、认为张学良送蒋是明智之举。此举既是张在爱国主义思想激励下，拥蒋抗日和逼蒋抗日的继续，是为处理事变后错综复杂局面而采取的果断措施，也是他为促进全国抗日局面的真正实现而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与牺牲。历史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西北大学历史系等编《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l页)
三、关于南京政府内部对事变的态度
大家都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歧，但对两派所起的作用，看法有差异
1、认为主战派与主和派，都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主和派从自身利益考虑，始终把安全救蒋放在第一位，并逐步在南京占据主导地位，最终控制局势，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主战派则虚张声势，力主讨伐，使西安时时感受到内战的威胁，决定尽早地释蒋回宁。
2、认为主战派不顾蒋介石安全与主和派的劝告，盲目进兵，使宁陕矛盾激化，对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消极作用。
四、关于中共解决事变的方针和中共的作用
1、认为中共对西安事变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认识过程。最初，主张争取南京及各地方政权中的抗日派，对蒋则要揭发其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罪行，号召人民向南京提出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并设想：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三人组成委员会主持大计，半个月里在西安召开抗日救国大会；南京方面由林森、孔祥熙、冯玉祥等主持，等待国防政府成立；争取蒋军全部抗日，以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和晋绥军为主组成抗日联军。可见，中共是要把西安作为抗日中心，其意向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的。不久，中共全面地了解了各方面的动态，认识到蒋的影响，地位及其实力尚未被触动。为了避免发生新的大规模内战，又明确地提出了和平解决、保蒋安全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的决策。这反映了中共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2、认为西安捉蒋虽然成功了，但这个事变从计划到实施，再到善后工作，漏洞百出。这固然有时间仓促的原因，但也反映了张、杨二人在运筹帷幄方面的弱点。倘若没有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关于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
l、认为西安事变对中国革命进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摆脱了危局，以第三者的身份调停宁陕矛盾，并随着事变的和平解决最终取得了合法地位。可以说，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契机。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西安事变，就没有抗战的胜利，就没有当代中国的诞生。当然，作为事物的另一个方面，由西安事变所引起的全国性的“拥蒋潮流”，在一个时期内也提高了蒋介石的声望，暂时巩固了南京政府的权威，而这在当时对于全民抗战的开展也是有利的。
2、认为西安事变对中共的发展并无太大影响。至事变爆发前，所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可竟全功”(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根绝赤祝案》完全是蒋介石的主观幻想。红军战斗力很强，仍有能力击败东北军和中央军的进攻。事变以前，红军在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役一连串胜利，证明其作战实力不可低估。那种认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中共力量即会被消灭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尔后的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展，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一方面是由于中共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全面地发动人民抗日，得到人民支持；另一方面则由于国民党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压制民主，实行独裁，吏治腐败，日渐丧失民心。因此，国民党败离大陆完全是咎由自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六、关于对张学良的评价
l、认为张学良出身富贵家庭，少年得志，仕途通坦，能够容忍别人在钱财方面的侵夺，却半点容不得对其人格的轻蔑。蒋介石多次玩弄权术，引起张的不满。同时，张又是一个具有某种封建正统意识，行侠仗义热肠、强烈爱国情怀和一定民主观念的青年将军。这多种因素长期交织、冲突、聚合，最终熔铸成他独特的性格，这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方式有相当大的影响。
2、认为张学良自幼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较深，渴望和平，提倡团结；同时又经常性地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骑士风度。陪蒋回宁正是他这些思想综合作用的结果。
3、认为不能仅因西安事变而对张学良评价过高，不能寻找各种借口把他丧失东北、丢掉热河的罪责归于别人。作为一个有一定实力的地方将领，他完全可以不服从国民政府的误国命令，以30万东北军去抗击4万日本侵略者，东三省大片国土也未必这么快就沦于敌手。
4、认为渴望国家统一，共御外侮，是张学良一贯的爱国主义思想。1928年改旗易帜，放弃张氏家族苦心经营多年的东北特权，服从国民政府；1930年武力调停中原大战，帮助蒋介石实现形式上的统一；九一八事变后，又多次请求南京政府出兵收复东三省；他渴望举国一致抗击日寇，而不愿继续执行蒋的“安内攘外”、围剿红军的误国政策。1936年的西安事变正是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峰。
七、关于对杨虎城的评价
有的大学生认为，杨虎城出身于贫苦的旧式农民家庭，他的行动必然时时受到小农思想和自发反抗意识的制约。青年时期，他在本地成立了帮会组织“中秋会”，并参加井勿幕领导的陕西辛亥革命，以后沦为“刀客”，四处漂泊，行侠仗义，造就了他坚强不屈，敢于反抗的性格和绿林侠义思想，不过他的反抗意识尽管也受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熏染，但根本上仍基于自身悲惨命运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随着私人武装的发展，他逐渐成为西北地区稍有影响的实力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共产党和魏野畴，对共产党产生了一定的好感，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落后狭隘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由于他的农民意识以及封建观念的制约，他的思想并没有升华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九·一八”之后，全国抗日高潮迭起，杨那既强烈又盲目的爱国热情时有表现。虽然，发动西安事变是他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顶点，但又因小农意识，缺乏长远考虑等因素，使他对事变的目的和认识较为模糊，如事变前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事变中不能有效制约其部下的抢劫行为，并贸然提出杀蒋。从欧洲归国后，他完全可以逃离囚禁和死亡，完成自己的经世济国之志，但他抱着“打动蒋介石”的虔诚的情绪去面谒这位心狠手辣的领袖，终于陷入魔爪。可以说，杨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之心、一定民主进步思想和革命意识，同时又受小农意识和“忠君”观念局限的新旧掺半的国民党军事将领。
八、关于对何应钦的评价
1、认为何应钦在西安事变中力主讨伐，确有取蒋而代之、建立亲日政府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作为亲日派，何妄图借刀杀人，压迫西安方面除掉蒋介石，因而不顾主和派的反对，调派重兵、围攻西安。
2、认为何并无取蒋而代之，建立亲日政府的意图，何力主讨伐只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是一种较为明智的斗争策略。一方面，争取元老派的支持，掌握军事大权，操纵事变进程；另一方面，稳住日本，避免日军的武力干涉，因为在事变爆发后，日本极为关注，一再威胁南京政府不得在联共抗日基础上与西安妥协。何应钦作为当时南京政府的主要军事决策者，不得不考虑到日本方面的压力。他的这一策略，促使西安方面不能不尽快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田建军整理)
文博/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西安碑林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主办.-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期（总第7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