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记事辨真伪·张学良文物公开始末
张之宇
张之丙
由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张学良文物的公开，服务台前台后、办公室楼上楼下、展览室、复制间、电脑台……平时稳静安逸如林阴溪水的珍藏室(善本文物图书馆)都突然繁忙起来。为了应付预料中、公开后、阅读参考需求量的突增，为了避免供不应求、措手不及，珍藏室采取了两项措施：
一、加工赶制照相副本。如手稿、书信、日记等多项重要文件，有部分已做成照相复制本了。
二、为了易于管理，便于阅读，包括维护监督，珍藏室特设了固定的席位，称之为“张氏文物阅览席”，并且特别制订了崭新的管理办法：阅览席位必须预订。
了解新行办法的人，在6月5日之前，席位就已经顶约到6月11日。6月5日开始，天天都有人满之患。有些学者、社会人士对珍藏室的规定不清楚，兴致勃勃而来，却怅怅失望而返。抢头阵的多为新闻媒体的专业人士。
这些积极搜求有关张学良文物报道的各媒体专业人士，多为各大媒体驻美或驻纽约的首脑或代表：如联合、中时、星岛等报社，包括不谙中文的日本媒体的负责人，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社。前者多各自携带轻便的电脑笔记本，积极敲打，埋头抄录。后者则特别雇用华裔学生，做临的扫荡式的搜寻、口译笔记式地即席翻译。大陆及港台地区和日本互相传递转载，参考所谓的热门报道。
珍藏室内的忙碌与媒体之间的运作，为张氏这些文物带来了不大不小的热浪。
“口述历史是怎么开始的?”“张氏文物为什么存留在哥大?”“口述资料与遗留文物的价值如何评价?”“收藏的重点，整理的步骤详情如何？”“可采用刊登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接连不断。从使用人到服务员，从服务员到负责人员，从台前到台后，从阅览室到哥大校园，从简单的回答到因应的政策，从网址的设计到内容的调整……像是一股电流闪烁冲击，使蛰伏10余年的课题苏醒了，同时也带动了工作组的生气。10余年后，对现在的工作组来说是一个崭新的项目，而且是一个较大的项目，是一个不同文字、不同文化的项目，交给一组新一代的管理员，虽然他们的目的和宗旨不变——为研究服务，但是还有诸多信息，包括从萌芽到结果，这段发展的过程、背景、决策，以及“人”或“事”的考虑，因未见诸文字，承办人无所参考，在安排处理上未免有美中不足之感。
《“毅荻书斋”筹办的心路历程》一文原载《明报月刊》1997年9月号，是对张氏文物研究工作的惟—史实记录。其内容涵括1991到1996年。值此为该文内容作一延续补充。
从试探性访问开始
1991年春，张学良将军首次在纽约哥大与美国学子共进午餐，不但言有未尽，而且情也未尽。他临别时频频叮嘱：对这段中国历史有兴趣的美国学子，老将军会把自己亲身听到的、见到的、经验过的为大家叙述。惟一的条件是，不参加大规模的聚会讲座。因此，口述历史之念油然而生，是一举数得之策。
当即决定双管齐下，与哥大专设的口述历史研究室及中国近代人物口述历史创始人韦慕庭①教授联系，探讨专家的意见。口述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是国际知名的口述历史权威桂励博土。桂博士对韦教授的口述历史研究只知其名，未知其详，但以能继续韦氏停止已久的中国近代人物的口述历史研究为荣，以充实口述的国际性收藏为幸，当下慨然首肯。韦教授则以此为意外的收获，为中国人物口述工作之延续而兴奋；同时不遗余力协助指导笔者筹划口述研究的工作计划，包括最初期的试探性访问。
得到桂励主任及韦教授的支持，于张将军停留在纽约的短暂时间，为使老将军体会到口述工作的进行方式以便作最后决定，笔者曾会同其他学员在贝祖贻夫人公园大道的公寓中共同试访张将军多次。同时紧锣密鼓地向桂励博土请教现行的美国口述工作的要求与方法。得到韦教授的指点，笔者积极地深入研究，孜孜翻阅中国人物口述研究的所有文卷。韦教授特别要求仔细阅读一切属于人事管理与访问人的须知部分，并嘱笔者注意韦教授与过去访问人的来往信函，称之为“个案学习”，取长补短，以之代替培训。
伴随来美的赵一荻夫人留住在西岸，代替赵夫人常来看望张将军的是五弟张学森先生的二女儿张闾芳及其夫婿、银行家 PaulBarrett先生。Barrett先生的寓所与笔者相隔不远，若在贝宅相遇，常同车而返。闾芳女士与笔者对张将军史料的保存与整理有一致的想法。故此，笔者建议桂励主任正式邀请张学森夫妇与张闾芳及其夫婿到哥大晤面，为口述研究计划进言。会谈在珍藏室的Donor's Room(该馆之大会客室)进行，参加的尚有其他哥大图书系统的最高层主脑。时为张学良91岁寿庆前，其家人的赞许与支持不可忽视。
1991年6月，张将军夫妇自美返台，向媒体透露此行收获之一为将与哥大合作口述记录。此事虽尚在萌芽期、酝酿中，而将军的兴奋与默许，可见一斑。
当这项报道传到美国时，笔者私下曾向韦教授表示，事果有成，责任重大，不该由我以教课之余的兼差，作为副业承担。韦教授强调：将军属意于此，必是对笔者的信任。将军的高龄使衷心奉献于近代史的韦教授感到机会的难得与时间的迫切，再加上将军不久以前坚决谢绝某学者作传的意图②，令韦教授更加珍惜这项报道。老教授责成大义嘱笔者忘却自己，保全这个机会，接受这项任务，为长者折枝，为历史填充空白。对笔者，“为长者折枝”的长者是张老将军，也是韦老教授。一位是历史创造人，一位是历史研究者。前者是距离远、交往浅的一位大众名人，而后者却是笔者每事必问的良师益友。恭敬不如从命，更何况得在老教授身边聆教。
10月间，我们根据韦教授的指导，综合桂励博土的建议，并且经由两位的核准拟定一份“工作进行程序”(见下表)。
工作进行程序：公布前之准备
I Ⅱ Ⅲ Ⅳ V Ⅵ Ⅶ
访问 抄录 审核 加删 复审 整理 翻译
修改
提供
参考 编辑 编写
资料
公诸于世之前的这七个步骤中第三步“审核”是关键，韦教授与桂励教授异口同声皆以之为资料收集全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
张氏夫妇叙述回忆不顾忌
这份拟好的工作进行程序，在1991年12月正式开始采访之前，呈给老将军夫妇审核，甚得二位赞许。他们特别重视第三、四两步，原因是让他们可以畅所欲谈，不必有所顾忌。记错了的可以改，说错了的可以删，遗漏了的可以补；同时，需要查询参考的有访问人代劳，听不到的外界报道有访问人代读。因此，二位老人家知道这份工作的第一步“访问”不是增加额外的精神负担，而是毫无拘束地叙述回忆。
受访人如此的心态减低了工作上的第一道难度。从收集记录的角度来看，拓宽了收集的范围，增多了内容的幅度，加深了探讨的深度，使收录的总体加重了分量。从工作进程的角度来看，愈发强化了第三步、第四步(审核与修改)的必要，愈发增强了第六步(整理与编写)的必然性。正如桂励主任及韦慕庭教授所强调：这些步骤是使素材编织成为整体，是公布前的必要工作。
一次试行审核时，二位老人家为了一个宗教的观念应该如何用词，互相切磋、琢磨了一番。笔者最初的反应是自责：“是否太浪费时间了?”但是，编辑的时候感到：他们的探讨不只表现出二位对宗教观念理解之深度，而且也表现出夫妇日常生活之情趣。也许出圈子，涉及历史事件之外了，不过，确切地触及访问范围以外的情节，呈现出筹划时难以预计的画面，增加了对“人”的素描，提供了“情”的节奏。我暗想：这不恰是求之不得的浮影之后的写真?
诸如此类的意外收获，其珍贵不亚于绕道而行、反复巡回或单刀直人地问、反问、再问所得到的历史纪实。这也证实了韦、桂二氏强调的“访问基于双方的诚信”，诚信才换取到张氏生活的真实。
口述工作和资金突然转手
口述史料的收集，到1993年暂停。暂停的原因是文物整理与毅荻书斋的创建。口述部分，有访问录音，也有部分资料已抄录、审核，且没有迫切的时限。但是文物的整理却迫在眉睫，张将军改请张之宇陪伴协助审阅、挑拣捐赠给书斋的文物③，由笔者联系哥大进行设置修建书斋的事宜。待1996年10月毅荻书斋建馆完工，落成典礼举行之后，张之宇受命于老将军夫妇，行将继续整理口述的当儿，“录音资料是财富”之声四起。未几，风急雨骤，势不可挡，于是三年来收集的录音以及募捐到的基金全部“转手”由他人接办。这里所谓的接办应为“接收”，也是“结束”。“接收”的是全部有录音的录音带与基金。
结束的是原有的工作计划。撤销了第三、四步的审核与修改，削减了第六步的整理。有人说这样的录音资料抄录成文字，无异于南疆的玉，怪石嶙峋，杂散于山麓，明知有珍宝蕴藏其中，却无从鉴别，更谈不到玦、璋、环、珮了。
北方有一句俗语：“天上掉下大饼来……会接还得会吃！”——可惜了。有人探索分析说：接办人不谙学术研究，视计划为废纸；不守当循之路，蹿跳跨越而过；不遵方家指示，自挑经济捷径；不顾历史职责，仓促卸责为主。果如是，其目的何在?其效益何在?这里蕴藏了多少未知数。“搬砖不成，砸了自己的脚”说明“害了他人，也伤了自己，于人不利，于已有损”的后果。
不但口述资料未加整理、编辑，就连抄录也草率得不可思议。如“北投”抄作“北头”；“周联华”作“周莲华”；“苏张之丙”作“苏志平”等等，不胜枚举。如此混淆视听，可惜了!
姑且不问是抄录者的无知，是时限压力不容校对，是故意，是无意?这都不是为使用资料的读者迫切知道的问题。这里只是给读者一个参考。
文物全貌与相互印证
张氏文物包括书信、日记、文稿、笔记等，始于西安事变之后。
由书信的收藏，可见张氏免刑后被“看守读书”期间如何为在“未知”的前景中，给“已知”求存留痕。也许不是为写传，而是别有用心。从来函中可以窥视“看守读书”的分期：前期——溪口到重庆，中期——井上到台北，后期——北投；从书信的存卷可以了解“看守”情况之一斑；从内容可以鉴定或反映谁是岁寒之友，雪中送炭；谁是惟命是从，敷衍塞责；从传递方式可以推测是“监管”还是“保护”；从张氏夫妇临抄、缮打自己的“复”稿(张氏复信手稿)，不难理解这份“存卷”在某种程度上别有用意；同时从特意保存的“自贴册”④与内容的选择安排可以体会到张氏的心态。
张氏的日记较有特征：一则是前期的日记以每年的9月18日为始的《龙场日记》，自称是为纪念国耻九一八；再则是部分日记有平行的两套，原装大册之外另有尺寸小、厚度薄、易于携带的极小型的袖珍本。前者文笔随便，或有涂改；后者密密匝匝，抄录严谨。有人批评张氏记录不全，且经常间隔省略，或以“无事可记”搪塞。即或有如此现象，是否也是当时心境的反映?是否由在管束中与过去驰骋南北的时日对比而留存下来的生活写照?是否以之启发自觉或积存愤懑?日记是历史；史家编史未见分秒必录，何况个人的日记，更何况在管束期间人不由己的情况下。更有人鉴定日记是写给某某人的，故此有言不由衷之感。这也有可能。但是，为什么夫妻的嬉戏笑骂，对某人的尖锐讽刺也毫无掩饰地记录无遗?岂不有违初衷?人的情绪与感触未见得，也不可能系之于一个音符，何况张学良。日记上充满了“五音六律”，抑扬顿挫，正显示了张学良其人其情。如其目的在于装饰，那么也只证明了张君此道的火候不够。如果其目的并非属意装饰，那么证明了什么呢?
此前，很多学者认为张氏不可能有日记。现在日记呈现在眼前，研究阅读的人是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这仅存的文字，对照有无之间，重新订正有关张氏的言论?
文稿部分包括已出版的与未出版的两大宗。前者包括证道词及以“曾显华”为笔名的译著《相遇于骷髅地》。后者包括生前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杂忆随感漫录》⑤。前者由赵一荻整理成卷，后者则零乱散置。这些文稿从内容来看，互不相干，却都是他们生活的里程碑，刻画着1937年后，从阶下囚走向自由身，其步履维艰的过程。
赵一荻乐于传教，并且乐于施舍，特别是以笔名“赵多珈”自费出版的《好消息》、《真自由》、《大使命》等证道文集，对任何来访的客人一视同仁，每位送一套。张夫人的证道如何开始?其内容重点何在?这些小册子的命名有什么意义?为天父，为丈夫?“复活”的解释、“赎罪”的意义对这二位有多少层次？
1937年是分界线
很多人把张学良研究与西安事变画上决然的等号，也许应该如此。不过，文物中没有而历史记录中不缺的“巧电”、“剔帜”、“中东事件”，以至于“下野”、“戒毒”、“游欧”是否都与西安“兵谏”有关?同时，张氏的家世、少年的教养、军政的培育对“放蒋送蒋”是否有影响，与“给上天捅窟窿”之后落幕的决策有什么心理上的根据呢?
研究张学良的书籍不计其数，但叙述事迹的多，分析理解张氏其人的少，仅张之宇年初的作品⑥例外。这批文物提供的范围与数量是有限的，但凭新科技时代的人文思维与工具所拓展的研究原野是无限的。
日记、文稿、出版物、口述记录等相互参考，使张学良研究立体化、多元化，也可由多层次引进一个新模式的历史课题。
这份文物大部分始于1937年之后。政坛上骤然突变造成史料上前后、公私、有无的强烈对比。1937年前，张氏弛骋风云，有目共睹，史料记载的是政、军的成败得失，系诸国运，是一本公账，张氏自己未留只字片纸的私人记录。1937年之后，被囚禁隔离，关闭封锁，行迹尚需隐秘，其起居生活、心境意志，更无报道。(偶尔，莫德惠获允来访提供了“热点新闻”外，外界对张氏的信息多是猜测揣摩，否则新闻媒体对这一段的交代当是“无事可记”。其实不是“无事”，而是不知道。)关心的人不少，好奇的人更多，以致一句“千古功臣”引起了大江南北、国共人士的舆论风波。张将军作如何想?不是不想知道，而是无法知道。如今，由于文物的公开，揭露了1937年后的实情。原来外界的“封锁”却造成张氏内向的省思，用“生”的气息，“活”的动力；用“文字”的刻画，“情感”的导引，留下了自己的记录。日记、文稿、信件……这些多角度、多层次而不假手他人的生活篇章，有恼怒、哀怨、悲伤；有安宁、闲逸、冷清；有思索、质疑、困惑……是张学良此“人”的声音影像，没有外界、外务纠缠的“生”的行动踪迹。姑不论有心、无心，实情、假意，至少张氏留下了填充历史空白的文物，提供了可进行1937年前后、公私对比的史料。如果张氏的“巧电”是早期左右历史的重要文件，那么这些遗物就是后期解读历史难能可贵的文物。同时，由这后期遗物的理解剖析来补充前期史料的欠缺，也未尝不无意义。
日记、信件、口述记录的参阅，贵在前后纵横、上下呼应。尤其口述资料的收集，既非挑衅，亦非故作陷阱；在不同时段、不同心情这些外在的因素之下，就会集合成如下的情况：
一、对周恩来的评语。肤施会见，发现周的思想“敏捷”，很谈得来；到西安事变，认为周“控制了全局”；周在张氏的评估中，先后不同，公开与私下相异。这是心态作祟或记忆不清，还是外在环境的影响?
二、对反蒋抗日的态度。是否“拥蒋抗日”?答曰：“谁抗日我拥护谁。”后又补充：“我推崇蒋先生，抗日非蒋不可。”是否“反蒋抗日”?回答是：“一直到西安事变、我对蒋都不谅解，不满意。”两个不同的回答，应作何解释?
三、对九一八事变曾言“很后悔。自己是封疆大吏呀……”言下颇有失职、没有尽到守土责任之感。那么“背黑锅”之罪，是耶？非耶？
这份文物是历史空白的填充，不是某某事件一目了然的答案。是内容丰富的遗产，不是整理眷清的自传。故此，若因时限，捉摸不到而断章取义，就辜负了张氏，也误导了他人。若因时限，漫无章法，删削割剪，既辜负了张氏，也耽误了他人。确确实实有待方家学者涉猎其中，剖析解释。
最后，以1996年韦慕庭教授在毅荻书斋落成典礼上的一段讲话作此篇文字的结束。对韦教授给予我们的支持、信任，我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毅荻书斋的建成，张氏文物的捐赠，并非只是苏张之丙的职责感召，而是她与其长姊贺张之宇共同协力，在无酬无偿的情况下，一秉为历史保存珍藏和为张氏夫妇服务的原则，恪守不渝，努力不懈；并以真挚诚实赢得了张氏夫妇的信任，以至获致张学良将军夫妇的慷慨捐赠。
原文见韦慕庭为毅荻书斋落成致词：
“A Few Remarks on General Chang Huseh-liang”Bv C. Martin Wilbur，pp. 79—81，Vol. V，An American Missionary Family in Asia，Edited by C．Martin Wilbur，M. E. Sharpe Fall 1999.
注：
①韦慕庭教授与笔者有师生、邻居、同事的关系，他主动参与笔者筹划的多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活动，笔者纪念韦慕庭的文章“Beyond the Classroom”，In memory of Dr. C. Martin Wilbur，by C.P. Sobelman，见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Vol V，pp 71--78。详细报道见韦慕庭教授主编的五卷本An American Missionary，Family in Asia中之第五卷。韦慕庭教授首创的口述历史研究记录构成哥大珍藏室之一部。
②张氏夫妇所指的“唐德刚事件”。
③张氏夫妇决定捐赠之后，在檀岛的公寓开始整理数十年小心谨慎的收藏，也就是老夫妇一生最后一次携手同步走过回忆；两位一反过去的矜持，情感异常冲动。张夫人有一句口头禅“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把贺张之宇带到自己的身边，帮助料理文字的“后事”。原在1992年赵一荻就曾把自己准备好的装殓用的衣物展示并讲解给贺张之宇听。所以有贺张之宇在场筹备后事并非特殊。特殊的是，两位老人家向文物“告别”的道路漫长，速度缓慢，回忆的负担沉重。
④张氏亲自挑选的信函，宣纸线装，以蒋介石手书为首的信册，一直“锁”存，贴心珍藏。
⑤这份资料张氏交张之字整理，后由台湾智库出版社出版。
⑥张之宇著《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台北智库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