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记事辨真伪·《张学良世纪传奇》之讹误
张之宇
清代的金植曾有这样一句话：“一勺水可知大海味。”这与“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寓意相同，都是由小节足以知大体，厨师尝一口，就知一镬之味。正如张学良将军所说：“行家看门道，力巴看热闹。”
《张学良世纪传奇》(以下简称《世纪传奇》)，系作者正书君根据唐德刚氏于2002年售予哥伦比亚大学之11卷录音带来写就的这本70万言巨著。以该书唐德刚氏之万言序文来说，认为“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此书可谓首屈一指”。这是继唐序傅虹霖书为一时之选后，他又一次为其佳弟子誉美。该书既是张学良传奇”，不涉“史笔”，则可以按《聊斋》作者蒲松龄所说：“姑妄言之，妄听之。”对该书中无可稽考之“臆测”、“传讹”不准备作评论。
可是，在《传记文学》(81卷第1期)段于木氏之《评<张学良世纪传奇>》，以及王书君在该刊81卷第4期《正确评价张学良的历史功绩——兼与段干木先生商榷》两篇文章中，知道王书君氏是以“史家”尊严，为张学良作“盖棺论定”而臧否张氏贤愚，是动“真格的”了。至此，站在学术立场，笔者不应再示缄默，不得不提出若干张学良将军口述与文字中留存之史料，以澄清王书君《世纪传奇》中之讹误。但辩难之对象，不是这一部巨著作者所谓之误听误写的缺陷，而是希望“史事”昭然。盖钱大昕在《二十二史考异》序中早已说过：“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非为龁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笔者愿助唐、王二史家，提出白璧之瑕，区别传奇与史事。用张将军的口语解释，这不是“挑刺儿”。
张学良将军接受了口述历史制作之访问，赠送信函、日记、著述、手迹等等史料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设馆毅荻书斋收藏，这些决定都表现出张氏的大彻大悟。
张将军晚年挂在嘴边的一句林肯名言：“你能永远愚弄少数的人，或者偶然愚弄所有的人，但绝不能永远愚弄所有的人”以及常常提到：“我都九十多了……”言下是平生所为“事无不可对人言”矣!(见1991年4月25日《中央日报》“与张学良将军座谈之后”)于是录制口述和整理文字时才有对笔者“着实说”的斩钉截铁的切嘱。
张氏自传体遗著《杂忆随感漫录》后序中写有：“我进(近)十年来使我觉着历史上记载疑案重重，就如我这个人还活着的，对于有关我这个人的记述，我所听到的、看到的，多不正确。我这人性格毫不护短，我有我的缺点劣点，我有我的短处，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事，我所听见外间记载、传闻我的事情，常使我大笑不止。”(见台北历史智库出版《杂忆随感漫录》)
赵一荻女土口述中且有：“你们费了九中二虎的力量得到王永庆支持，就是要把真实留下来!”想我国数千年修史，对“史笔”的畏惧，固然使豪强、狂妄不可一世者之恣意有一些收敛，执史笔者也未尝不该以此心存戒惕，对根本不存在的杜撰故事，不可轻易落笔，而自暴其短，以存史家尊严，免遭后人非难。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军人。张氏答应披露个人隐私，又恐内容伤及关系人物，乃与哥伦比亚大学签下了自己百年之后始能公布之约定，如此也不枉身为这一代的历史人物。这种不以“哑口”示后人之不凡“史识”，动机之促成是“痴人”张之丙的“痴想”。十年下来，无意摧毁张将军形象，只保存了若干供后人得窥的真相，以证“华多于实，现少于文，鼓其雄词，夸其俪事”的诸家论说之非。
可是，这便抵触了目前一些史学家的心态，那就是旅美学者王克文所说的：“人们(尤其是认识张、杨的人)由于同情其后来的遭遇，不禁将二人当初的行为和动机也理想化、简单化，从而‘写起自己所希望发生的历史’”(见王克文《是历史还是神话》，《明报》1998年4月号)。日后张学良将军交付笔者这份唐德刚所拟张氏访谈大纲“曾显华先生谈天说地”，张学良将军竟以“抖机伶”为此一访谈计划之评语。当时笔者不解张氏何以如此，长久下来，了解唐德刚教授所拟访问之口述历史大纲都是迎合张将军乐于侃侃之题材。张氏评唐之信口俚语“抖机伶”，其心迹却已一清二楚。对这位自认一念之起，山岳动摇之张将军来说，其口述能赖唐氏阿其所好之风吹送乎?
遗憾者是，2002年6月，张学良口述、文件在哥伦比亚大学公开，引起铺天盖地的朋比炒作口述历史旋风。也正如王克文氏所谈“写起自己所希望发生的历史”之治史者，笔下早已写好的张氏“生前”“身后”名，与张将军之口述或文字史料不尽相符，而难以面对，乃不惜引类呼朋，众炮齐发。
不幸未谙口述历史制作过程，哥伦比亚大学与接办者为获得赞助基金，荒腔走板，竟陷纠众者，误入了“无的放矢”的坑阱，而其诋毁言辞予访问者愈轻薄愈使哥大无颜，愈刻毒愈使接办者蒙羞。因此，哥伦比亚大学不得不把未经整理即已公布之口述历史素材文字，紧急收回再重做，冀改谬误。
自称为“民国史的职业史家”的唐德刚氏，用“右史记言”方式，收录了张学良口述录音带11卷，后便成了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写作的资料，据称是“全方位的(地)记述了”张学良的传奇一生。这11卷录音带，是“晤谈十余次”的成果。
但查遍张氏自己的记录，与唐德刚在台北只有过8次会面，其中又皆在把盏会友的餐聚席上。以饭局的总共时间、会而中有什么人同桌以及饭局的地点，来印证王书君引用唐氏提出的诸多问题，在某一种客观的场合下，唐氏是不是敢当场提问，而在某某人酬应餐聚时，张氏又有没有勇气如此作答?诸如有赵一荻女士在座则闲扯淡有了限度，在王新衡(王新衡一直被张氏视为蒋氏眼线，王死后仍未释怀)家中，若干政治敏感问题仍有避讳，应王必成(《联合报》负责人王惕吾之子)之宴请，对媒体评论得拿捏一二，更何况是否宜于做即席录音?8次晤面是：
1990年1月3日午饭，2点多散。
1月25日晚饭，10点回来。
3月16日在新同乐小吃，10点回。
4月12日在王新衡家吃饭，赵一荻也在。
4月20日6点到王家吃饭，9点回。
4月27日在凯悦吃饭，9点散。
5月3日应王必成晚宴，有刘昌军，赵一荻也在，9点30散。
6月23日在富都请客，9点许返家。
唐氏十余次餐聚言之确凿，不容怀疑者是唐氏以人格之自重，为确守“职业道德”曾亲笔函向张学良将军保证：“我未替张汉公录过半句音。”“我绝没有录过一句音。”(唐氏1990年6月10日于台北信，见前页附件)郭冠英氏更亲笔申述：“录音之事，只是要求真，未蒙您应允前，我从未偷录，现我将全部录音带奉呈，自己绝不留任何之拷贝。”(郭冠英1990年6月10日信，见后页附件)
可是，王书第1120页却写：“就这样，唐教授与张将军从相识到熟识，前后相聚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那时，每逢相聚，唐教授便打开一个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他们边吃迎谈边录。”
日后唐德刚先生“……驾车偕同师母一起来到我的住所，送来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以及这套珍贵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带。”(见王著《世纪传奇》第1211页)不过在《传记文学》第82卷第4期，唐德刚教授著文《张学良口述的是是非非》写下了：
“这时原在台湾生长的郭冠英也发了慌了，他把我们录的有限的录音带，匆忙的(地)交给我一份带往美国；另一份就等着‘警总’来查封了!”(如此看来音带远不是一份)。
再与唐氏亲笔向张学良将军之保证信来对照，前者说明“绝没录”，后者“即席录音”则有两种可能，如录音带果真录自宴会席次，唐氏则欺骗了张将军；如伪制或来源不明，则唐氏不仅玩弄了历史，也轻视了读者。
清·赵翼《论诗》中曾说：“虽自隐过当年，而终见嗤后代，亦犹窃钟掩耳，以众人为不闻，锐意盗金，谓市中为莫睹。”自欺欺人。
如果王书君确系根据唐氏提供之张学良口述录音带来写就这70万言巨著——《张学良世纪传奇》，那张氏的口述录音带从什么地方，又怎么收录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负责人“柯瑞尔知道我这儿也有张学良的口述录音带，就写信给我，要我的这批带，但我暂时没有给他。”(见王著《世纪传奇》书第1133页)令人不解的是柯瑞尔怎么知道的?唐教授“暂时没给他”以后，那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将这11卷录音带，转移给哥大的呢?
再看看王著《张学良世纪传奇》的内容，才一翻阅，笔者发表于1999年6月号《明报》月刊中《一位冻死迎风站的倔强母亲——记张学良的生母赵氏》文中有如下的叙述：
1910年赵氏带着二儿张学铭自新民来到奉天。独有五夫人没尊重她“正室”的身份，不来请安立规矩，赵氏自觉动摇了传统礼法留给她仅有的这点儿尊严。更甚者是五夫人竟使具有老鸨身份的母亲王老太太前来问好，王老太太自诩地位特殊，亲切地直呼赵氏：“姑奶奶”。王老太太这举动严重伤害了赵氏人品高洁的卓然自爱心理，打破了不屑与王氏母女为伍的矜持。
本来已摆脱不了的这股闷气，加上这一天晚上，二儿张学铭夜间哭闹，住在另一厢的张作霖，过来把学铭打了一顿，触动了赵氏那种“我的孩子我管!”不许孩子不争气，遭受别人责罚的心情。第二天，就带着学铭回到新民老家去了。
心肝欲摧之下，胃病加剧，意气更见消沉。原来赖以止痛的鸦片烟瘾，竟自己发狠在一天之内戒除。“我母亲没享过一天福!”张学良说。虽然吞神符、喝香灰、跳神、驱鬼都没有把魂牵梦萦的好日子带来。等到人病危，张作霖挂专车来新民府探视，赵夫人只掉了几滴眼泪，仍旧是不肯开口跟张作霖说话! 自古“吞声”之说，刚烈者如此!
世间所有，求皆可得。但母子天人永隔，热不见母热，寒不见母寒。“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
上述这段文字赫然出现在王著《世纪传奇》第22-23页中，甚至笔者文尾所用“吞声”之喻，王也据为已有。
1910年，赵氏带着二儿子张学铭自新民府来到奉天，颇受礼遇，惟独五夫人不尊重她正室的身份；赵氏自觉动摇了传统礼法留给她仅有的这点尊严。更有甚者，五夫人竟派做过老鸨的母亲王老太太前来问好。王老太太自诩地位特殊，不客气地直呼赵氏为“姑奶奶”，她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赵氏的自尊心。
本来就已受不了这股闷气，加上有一天晚上，二儿子张学铭夜间哭闹，住在另一厢房内的张作霖过来，把学铭痛打了一顿，赵氏说：“我的孩子我会管!”第二天，就赌气带着学铭回到新民府老家去了。
赵氏心肝欲裂之下，胃痛病加剧，意志更见消沉。原来赖以止痛的鸦片烟瘾，她竟发狠在一天之内戒除了。
我母亲性格非常刚烈。她老人家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
虽然吞神符、喝香灰、跳神、驱鬼，然而都无济于事，等到人已病危，我挂专车来新民府探视时，母亲只掉了几滴眼泪，仍不肯开口跟父亲说话。自古“吞声”之说，刚烈者实如此呀。
要知道“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故字字都是作者的心血；故此才有“智慧财产”之定义。由此显见以上例举，王氏写作题材得自已经出版之文字，绝非出自唐氏之访问录音。这不同于学者适当引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从事论述。整篇抄袭，则在知识产权上应属剽窃触法行为。而这段被抄袭之文的作者却是被唐德刚评为：
“张学良说怎么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奉系’，什么叫‘直系’，她一概都不知道……”的“张姐”(见王著《世纪传奇》第1132页)如此为唐氏不齿的手笔写下的文章，唐氏得意弟子王书君居然拿来据为已有，岂非“不知羞”者哉?这本巨著之价值不是也会因抄袭了“张姐”这样一个人的文章而大为减色，是耶?非耶?
要知道“疾行、善步”从来不能两全，王书君氏为了疾足先得，乃有前言不搭后语之矛盾记述。正如张学良将军评一些撰述者“有些人为卖钱，或者为赶快去给报纸上写一段什么，为点钱，乱写一大套，捕风捉影，坐在屋里编，热闹!”
由于史识不足，竟在王著《世纪传奇》第569页，国民党四届六中全国代表大会中出现了历史名相、明朝的张居正。文曰：“照相时，张居正老先生在前台，他当时穿着一件花条呢中山服……”
第570页又出现“只见张居正老先生跑过去抱着一个人，抱着这凶手(指枪击汪精卫之孙凤鸣)……”(此处的“张居正”者应为张继，与字溥泉相合，王书下文也写张学良称之溥泉)
张居正是张学良被“管束”期间奉蒋命读书时于《明史》中心仪的一位名臣。张居正传在《明史》中材料之详、考核之力，史所称颂。而王著张冠李戴之谬误不一而足。莫此为甚，其他则见段干木氏之评(评《张学良世纪传奇》，《传记文学》第81卷1期)，不一一胪举。
唐德刚教授以前误“伯益”与“启”是禹之二子，曾为读者指摘(见《明报》1991年10月号《读者、作者、编者》)，因唐氏自命是“治民国史的职业史家”(见《明报》2001年12月《“放屁刻板”之澄清：回应之宇》)，故疏于古史之了解，不为之过，但误正世杰之妹是张学良之“外室”一事，实不应该。《世纪传奇》1025页写到唐教授之记录时，言张将军对唐教授说：“我还和国府王外交部长的妹妹同居了一年多。”“那还是中俄会议之后，王部长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小姐、他的妹妹到奉天来……”
王书中只称“王部长”而不名，是治史者“体例”之疏失。据2002年3月17日《中国时报》夏珍报道始证实唐德刚是以王世杰之妹为张学良将军“外室”。过去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姓者不多，稍事翻检，必会惊晤此“王”非彼“王”。况且中俄会议在何时召开，不是已提供了史研者的线索。而且此书第461页已明白指出：“1931年9月28日，京沪学生愤怒捣毁外交部，殴打外长王正廷。”这不是又一宗参考资料。
张氏在台北，为了定远斋所藏故宫珍品之鉴定，请教于王世杰，这种不涉政治、清纯如水的学术讨论，尚得经由张群代为函求。张学良外室之兄会是王世杰而非王正廷乎?仅以此事为例，“古史”难懂，“明史”纪事纷纭，两位王部长却正是民国史人物，唐德刚氏自诫为“我们治民国史的职业史家不敢随意下笔呢”。如果此事是小疵，也足以掩大醇。为避免以“误听误写”之推脱而陷唐教授于不义，王书君俟后还应小心细致一点。
第1083页写道：“1961年，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之际，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又流下了热泪……”“纪念会结束后，周恩来总想着要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可是，写信容易，欲把信送到被幽禁的张学良手中，就难上加难了。为此，他几经思索，终于找到了一位神通广大、理想可靠的转信人——郭增恺的夫人。
郭增恺是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过贡献的十七路军参议，其夫人如今在香港居住，能自由出入台湾，她与张学良夫妇很有交情。”
“不久，郭增恺夫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台湾。但她无法获准和张学良夫妇见面。后来，她得知张学良夫妇每星期都去教堂做礼拜时，就把周恩来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然后，她在做礼拜时，把装有信的口红当作‘礼品’送给了赵一荻。”以上资料系得自大陆毕万闻《再谈张学良与周恩来往来密信——兼答张学良口述历史小组成员张之宇女士》(载《明报月刊》1999年12月号)及《三谈周恩来致张学良密信》(见2000年12月号)。笔者质疑并讨论此事已见于拙作《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毕氏所持的根据：“是由周恩来的一位亲密部下‘讲出来的’；但他是多年前‘听说的’……他本人当时‘并未参与’商讨如何传送此信……因为‘他记不得’。”而且每次都用怕有些事说出来恐危及其安全为由，语焉不详。或称引用张潜华先生的一篇未刊文稿：“张潜华听谁讲的?他讲的是真是假?笔者(毕万闻自称)无法回答。”学者引用上述史料，有了如此多的未知数，“讲出来的”、“听说的”、“并未参与”、“他记不得”、“是真是假无法回答”。如此叙述史事，落笔为文，以胸臆无据而作，已一目可以了然。
郭增恺者，见于张学良将军资料中却有：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出版的《热风》杂志上发表了《西安事变感言》，其中有：“蒋先生与张、杨间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见证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周恩来，谁料他竟行不顾言，终于使我等几个参与其事者，迄今在痛深愧疚呢!”
12月21日；张学良写下《慨中国文人之无行》(见《口述历史之外——张学良是怎样一个人》第55页)。在该书中，张氏对郭之鄙薄、刻毒，尤见于致蒋介石的信函：“彼乃一小丑角色……”而王书君则以“神通广大，可靠理想的转信人”，“她与张学良夫妇很有交情”来形容郭增恺夫人，自圆其说，岂不荒谬?
况且，郭增恺夫人递交周恩来信件予赵一荻之场合——教堂。在张学良将军与赵一荻女士结婚之前，赵从未与张将军双双出现教堂做礼拜。原因是赵一荻身份未明，与张学良将军不属于正式结合之夫妇，一直到1964年7月4日结婚并受洗。之后，才进入士林凯歌堂。距周恩来1961之送信于张之愿望，迟误了三年之久，至于后来张氏“每周都去教堂做礼拜”时，做礼拜之环境外间讳莫如深，仅以下例张将军口述中解答这一段史事的实况，应该是再确切不过了。张学良伉俪解释有关做礼拜之口述记录：
“主要是跟上帝团契。”
“跟上帝接触。”
张之丙问：“那么您去的地方是‘凯歌堂’吧?那是很小的!”
“因为以前是夫人的，那么就由周牧师(周联华)……”
“总统的私人教堂。”
问：“那么，所以您这团契，也很有限度了。”
张：“有限度。”
“跟普通人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这小圈的人。”
问：“那么现在夫人也走了，老总统也故去了，那现在所留下来的在哪里……”
“教友还是那些教友，还是那几个教友。”
“新的有几个人，年轻的也有。”
问：“至少这些教友的家庭都有关系。”
“教友还是过去那些，有些年轻的是儿子啦，媳妇啦。”
张学良将军的最后答案：“都有关系，普通老百姓不能进去。”
以前，去土林凯歌堂，是经由台北通往阳明山之公路转进原士林园艺试验所，这一段树阴大道，已可见负责安全人员身影。由于张氏近身有李震元陪同，张氏座车早已不需拦阻停车。招呼后即直驰至凯歌堂正门。堂内静谧无哗，生脸孔如我姐妹，确有被多看两眼的感觉。郭增恺夫人以口红夹密信在这种场合递送。于故事的设计上就欠了几分缜密的掂量。赵一荻女士虽是耄耋之年，自怜芙蓉花冷，但雅步从容仍不失富贵气，娓娓谈话中，中英文均极注重身份，衣着服饰更为讲究，无论如何都难掩盖她那种高傲的内蕴。选择一支口红作为礼物已很寒碜；而称在如此环境之教堂中递赠，却不知郭增恺夫人是如何进入士林教堂区，又以什么方式接近张氏夫妇的?就文谈文，笔者所拥有的史料高阁一藏就是十年，十年间眼见天马行空的虚构张学良将军故事，聚蚊成雷，这些文章的作者不是以自己的知识水准，去揣摩传主的谋略、思想、处世态度及行动，然后，以“想当然尔”骤下定论。要不然则肆元忌惮地刻意制造伪象。若稍触其锋，则勾结起来，排斥异己，甚至不惜使用人身攻击，全失了学者风范和知识分子的尊严。
张学良寿龄百岁，是世纪当代人物，关系张氏研究资讯如此丰富，研究张将军之学者又如此之众。但由于其第一手资料在身后才释出，眼见以讹传讹，捏造历史者一旦为人揭穿，自恨丢乖露丑。王湘绮尝认为：“年代久，失之真；年代近，失之偏。”其实“真”与“偏”之间之公正能否持平，有的学者认为在于环境影响，主要干扰来自政治；不过权势之外，还存在了“阀”、“痞”的跋扈。
以蒋(介石)张(学良)西安事变之后在台第一次会面来说，应是历史中大事。这件蒋、张台湾重会之事代表了什么，又影响了什么?正是史研题材。
不幸这段史实在王著《张学良世纪传奇》第980—982页中，令人感到文非文，史非史。
“阳明山的秋日”，点明张氏出发地点。
“时光老人的脚步，不知不觉地便挪移到一九五五年五月。”注出发生时间。
“报告副司令，刚刚接到通知，有急事要你马上下山。”蒋、张之会描述自此开始。
“汽车沿山道婉蜒而下……张学良早就听说，蒋介石的官邸就坐落在山脚下中山北路和福建路交界处，名曰：‘士林官邸’。”写出蒋接见张的地方。
“日月如梭，弹指十八年过去了。”写自分手到重见的间隔。
“而自送蒋回南京的途中两人在洛阳分手之后，这是继贵阳会晤之后的再次晤面。”记述此系蒋张洛阳分手与相逢。后在第984页王书则有不同的叙述：“张学良在回忆这次接见时，曾对他的老部下周鲸文说：
“头两年在新竹住(应是指新竹、竹东井上温泉)，忽然有一天把我接到台北，让我一个人在一间大客厅里等候……”这次张见蒋则是自新竹动身。
“我原以为一定是外国人或记者要会见我。等了一会儿，进入客厅的不是别人，而是蒋总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有数年了……”王书写蒋、张二人一别有“数年”，而不是“十数年”，也不是“数十年”。
王书君“全方位的报道”的彩笔，牵领读者东奔西跑，时而从“阳明山”，时而自“新竹”；一会儿到“士林官邸”，一会儿到“台北”。一说“弹指十八年”，一说“有数年了”，两可之间，莫衷一是。
再试印证张学良自述“总统召见”经过，“下午两点(1958年11月23日)老刘(指刘乙光)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桃园)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座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点(刻)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将家中等候，约十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刚)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泪从眼出……”至此可见蒋张之会的日期是：1958年11月23日深秋，不是1955年5月暮春。
地点是：桃园大溪总统行辕，不是士林官邸，也不见中山北路和福建路交界处这一地址。
出发地点是：北投幽雅路安全局招待所，不是语焉不详的阳明山。
王氏更有遗落的重要史事是西安事变之后，张送蒋回南京，在洛阳与蒋一别，张经过军法会审、判刑、特赦、被管束、移住奉化溪口。于1937年1月13日由南京飞溪口，次日(即1月14日)张)张将军日记写下了：“晚七点蒋先生在坟庄请吃饭……”这才是洛阳分手后第一次与蒋会面，中间只隔一个半月。且自1937年溪口一别到1958年相会，中间分别了21年，王书18年之说真匪夷所思。
“书恶淫辞”，杨雄指浮夸失实之言词为书之大害。为此我曾向异国年轻一代学子作普遍征询，综合所得大致可分下列各项反应：
其一，如果写学术性文字，其中资料一定要注重可靠性，提供资料必须前后一致，重逻辑性。
其二，写历史学术文字，可按自己意见批评，但史事不可篡改。
其三，如果一篇文字报道所写信息与事实不符，虽只一件或两件，也只能算是创作小说，与历史无关。
其四，举《里根总统传》为例，因虚构一个人物，被摒除于传记之外，只能作小说一类看待。
史家为人做传记，本来就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良史“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如果倒转逆行，虚撰故事，轻写颂采，尽管文笔翩翩奕奕，不如“其文直，其事核”。古史家不但对史书一些作伪的事迹穷追不舍，更严刻的究其作伪之原因，能不慎之!
曾记得唐德刚在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代序之一)”序其佳弟子傅虹霖《张学良与西安事变》13页，写下唐氏拳拳服膺的圭臬：“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语出胡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但似乎却没有提示王书君教授在这一部“可谓首屈一指”的张学良传记中，注意这一点。
易 帜
王书第8页(唐德刚序)写道：“须知，张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是也鲜有其俦。”
公元前179年(距今2182年，唐说3000年之说不确。)南越王赵佗易帜归汉故事，依劳干《秦汉史》记述：
“汉南越王赵佗本真定人，秦二世时陈胜起事，南海郡尉任嚣病将死，召龙川赵佗托以后事，嚣死，佗即发兵守险，击并桂林和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后时禁铁器出口，赵佗大怒，击破长沙数县，自称南越武帝。”
《史记》司马迁记其事则是“孝文帝元年，初镇抚天下……”文帝遣太中大夫陆贾出使南越。佗对自立为帝一事辩解：“‘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乃顿首谢，愿长为藩臣，奉贡职。于是乃下令国中：‘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静纛。’”
左纛是古时天子乘舆，车之左有纛，是当时天子车饰，今凡仪从后之大旗通称纛。“去帝制黄屋左纛”就是“易帜”，使南边疆土，广东、广西，均入于汉版图。
张氏伉俪为备日后撰述参考，总希望找到前例史亦，嘱宇、丙司其事，为“易帜”一事笔者以上述历史作答，张氏伉俪称“善”。
杀手锏
王书第10页(唐德刚序)写道：“接下来，我们要谈谈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这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它不仅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只知道张学良将军杀人如麻，却不知张氏为一位有“锏”的“杀手”。可能是“撒”手锏之误识。不过，即或为“撒手锏”也待商榷。“撒手锏”是旧小说中最后的一手绝招”，胜负在此最后一击。王著此书以西安事变为张氏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也很牵强。因为张学良将军，除了使用过进言、劝说、哭谏之外，并没见其他手段以对付蒋介石在前，何言“最后一记‘撒手锏’”，更不能称为“杀手锏”了。黔驴之技用尽之后，使出一招‘杀手锏”，似乎才切合传奇笔法，但用于张氏发动西安事变不恰当。
告 奉
王书第18页写道：“满清政府因我父亲打蒙匪有功，就赏了个功名，叫什么亲家二品贤，但我父亲执意不要，他把功名分开了，给我奶奶一个诰封，给我一个户部郎中。”
更改前朝清制，为时不足百年，由于清代历史距今不远，传统文化风采，依稀可寻，尤以宫廷生活，尊贵、华丽、挺洁，容易引人入胜，于是揭起一股“复清”旋风，演义性电视剧，虽内容掺沙灌水，但对世人的影响远比清史作用更大。官制中，大学土、御史、知府，一品、二品耳熟能详。请问什么是“亲家二品贤”，想是“钦加二品衔”指清代皇帝谕旨授二品官职位。
“诰命”：朝廷颁赐爵位所用之诏令。凡诰命皆有核定文字，用时按品级填写；也不写“诰封”，那是指朝廷用诰命封赐爵号。不知王氏所写是什么?
如果说“亲家”，“亲”是指夫妻双方的父母彼此相反的称呼。在此则不伦不类。
作 文
第18—19页写道：“……我的启蒙老师杨景镇老先生，说句公道话，他简直王道透了……有一次，杨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作古文时把他惹恼了。他跟我父亲说，我不教你儿子了。我父亲非常恼火，他要用鞭子打我，问我为什么把老师气走了，那时我才七八岁……他出的作文题目叫做《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
因王书为“疾足先得”抢先出版，没来得及参考张学良将军自传体遗著《杂忆随感漫录》。关于这篇作文，杨景震命题是“民主国之害甚于君主”，不是王说的“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此其一。
在张氏自传中：
“……于我十六岁那年，因为一篇论文，起了一场风波。这回我的老师可是真发火了：向我父亲辞馆……”由上可见论“民主”与“君主”文章，不是出自七八岁“孩童”之手，实乃是十六岁的“青少年”张学良所写。
临行剁腿
王书第69页写道：“土匪中有不少刀口舔血、悍不畏死之辈……但有个人匪性不改，竟仍把肉票藏在军中，被张学良查出后，立即枪决。此人临刑时，自承该死，还把小腿剁下来赔罪，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是否误听或误写张氏口述?其故事是“你老等等，我把绑腿绑好，到阴曹好走路。”而不是剁下小腿。如此“神奇”笔法，令人哑然。
谒郑成功祠
第289页写道：“孽子孤城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你这是在讲老总统吧，是私下在讲老总统蒋先生吧!”唐教授猜测道。
《谒郑成功祠》是张学良将军最得意之诗作；虽不能说“只此一首”，但可以说“就是这一首”。
同时，这首诗也是张将军坚持致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而且为了要在该校为自己开辟的毅荻书斋橱窗内永久展出，特别着意书写了一张又一张，左挑右选以这一帧送交哥大。并嘱张之丙，找该校专长于中国文学、诗赋的名教授译出英文本。可惜展出前须臾之间，晚辈与人前显贵的全权律师不能了解张氏伉俪用心，摒弃此诗另选了一首，这与指定悬挂李登辉所赠寿屏一样，宁违拗张氏伉俪意愿坚持着重商场效益，未能脱俗。
吊古人诗，凭吊的是郑成功，诗的着眼处是使台湾纳入大明版图，这正是张氏“一统江山”思想的突出笔触。张氏此诗思潮飞卷，既寄仰念之怀，又抒壮阔锐眼。取孟子“人之有德、慧、术、智者，恒存乎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却在德(道德)、慧(智慧)、术(道术)、智(才智)，与忧患之锤炼。张氏自忖不足。这首诗可以作为吊古人，伤自己。勾勒中，羡愧交织，却怎么也不会意味到是对蒋介石之讽诵。笔者浅见盼方家指教。
韩麟春
第374页写道：“一九二六年，先大元帅(指张作霖)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锡山，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但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王书君持此说法。
在郑州，张学良、韩麟春战事不利，在村残城破之两军阵前，寻妓不可得，乃由一小学老师带来一弱龄女子，韩麟春解甲寻欢之际中风，乃致一病不起。此是张学良将军的说法。
臧其芳
王书第403页写：“但在北平主政时，张将军在人事安排上，也有终生遗憾之事。‘我(张学良)不喜欢我那同母的二弟张学铭……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儿。我自个儿最抱歉最难过的事儿，就是当时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的人选。这事完全是吴铁城干的。这三个市长我本来已有内定的人。天津市长我内定的是臧其芳。后来臧其芳为这件事很不高兴。’”
上述王教授所用这一段史事，是据唐德刚与张将军之口述问答，但也见于郭冠英《张学良侧写》内之文字著述。有关臧其芳者还有第404页所写：“天津原应是臧其芳出任。臧其芳想当(市长)，臧其芳教我几年书，可臧在东北大学闹事时，我要把他们枪决了。……当时我气得要把臧其芳他们四个人枪决，我的秘书王老给我下跪……”
按：诸如上述各项情节，由于王教授集锦式采用不同来源史料，诚如清学者牧斋先生钱谦益警句所言中。钱氏常说“呜呼!史家之难，其莫难于真伪之辨乎?史家之取征者，国史也、家史也、野史也。于斯三者，考核其真伪，凿凿如金石然，然后可以据事迹定褒贬。”(见钱谦益《启桢野求·序》)
从上面引述王教授写作，就发现了两项疑问：臧其芳者遍查张氏交往，不见臧其芳其人，是否臧启芳?果是臧启芳，则“臧其芳教我几年书”，似乎应该是“臧启芳教了几年书”。“我”字应是“了”字之误，指在东北大学教书。
“臧启芳(一八九四—一九六一)奉天盖平人……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一九三○年十月代理天津市长。次年去职南下，就任江苏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员兼保安司令。抗战后去重庆，一九三九年被任为东北大学校长。”(见《天津近代人物录》，中国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按：张学良自己之口述资料称，臧启芳是在东北大学第二任校长刘尚清任内，出任法科学长，同时尚有文利周守一、工科高惜水。
张将军继任第三任校长期内，在一次选举中张氏指定王卓然、王化一为国民代表候选人，引起学生不满，选举结果，二王落选项。张氏羞怒之下，将当选教授扣押，引发学生鼓噪罢课。张将军气极之下，拟枪决幕后煽动学潮者，事为秘书王树翰得知(王也是张将军惟一可谈心之好友)，王急急劝阻，不成，竟至跪求。此一大祸始得平息，而几乎被枪决者臧启芳就是其中之一。
故此可以证实王教授所说“教了几年书”的臧其芳，就是臧启芳无疑。
王书君教授在该书第587页又提出另一史事：“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CC派的臧启芳取得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此，东大便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
按：臧启芳至此，方始得到王书君教授“正名”，并确定其为国民党人。不过王教授写臧启芳出掌东北大学校长，之任期与《天津近代人物录》中资料所载的时间相比提前了两年，前者是1939年，王书中是1937年。
再提到张学良将军所谈三市长问题。王书第403页写：“这三个市长(指前文所说天津、北京、青岛)我本来已有内定的人。天津市长我内定的是臧其芳。”
按：臧启芳既不是张作霖袍弟，也不是张学良旧部，而且张将军因东北大学学潮，想杀之而后快。据以上资料，张将军内定天津市长人选为臧启芳，就令人生疑了。
回头来探索吏事、史迹，不难发现此臧非彼臧，舍臧式毅其为谁乎?
王书君在其书第239页写下：“当时(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害)，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省长刘尚清担心大帅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会引起地方上的不安，更主要的是怕日本人会趁机有所行动，因为少帅张学良还没有回来。”
按：根据张将军口述：“那时候办这件事的臧式毅，也是那个臧(张将军读为zhang。这个人是杨宇霆(的)大将，可是虽然(我)把杨宇霆杀了，可是(我)对他很好，后来他(臧式毅)当奉天省长，我对他很好，那么他的主意，所以这个人很厉害，那时他当上校参谋(并不是王说的奉天督军)……他在奉天留守，这人好厉害。不要宣布，只要宣布受伤了可以，不但那样子，还(让)我三妹，我的家人，他说你们都不许穿孝，都要穿这个，不但不穿孝，要穿上阔衣服，出去还要看戏。”(这一不发丧的安排，并无刘尚清在内)
臧式毅乃张作霖旧属，才智早为张学良将军钦服，尤以大帅遭害，秘不发丧，并嘱张家女眷们在张作霖死后，梳洗妆饰一如平时，并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掩日人耳目，待张学良回奉。张将军叹息臧式毅晚节不保，投日而仕于满洲国。特嘱笔者收集其史料拟自撰臧式毅篇，惜未果。臧式毅乃东北张作霖旧部属，老成持重。天津乃北洋重镇，1935年以前是直隶首府，亦直隶总督府所在地，其重要不下于北京，张将军内定臧式毅为天津市长，自有其见地。却被王书君教授误为臧其芳。既无“其芳”、也不是“启芳”，乃“式毅”也。
王氏取材不加甄核，不求实是，乃致误认张溥泉为张居正、王正廷为王世杰，臧式毅为臧启芳，瑾妃为景妃，程嘉禾牧师为陈家和牧师，不一而足。
王教授表明：“坚持站在历史的公正立场上”，以翔实的史料”“来论证张将军不愧为名垂千古的爱国将领”。如果以如此笔法，自诩为“信史”以讹传讹，既对不起张将军留存“史料”的用心，也对不起读者和自己，故期期以为不可。
商务图书馆
王书第541页写道：“被解赴台湾时，张学良鉴于复出无望，遂办理了上将退役手续，领到了一笔钱，但这笔钱却被保密局扣了下来。待到发给他时，因时局不稳，市值大跌，已不值多少钱了，只买得起商务图书馆出版的全套书。”
只知有商务“印”书馆，却不知尚有商务“图”书馆，这影响中国文化教育的印书出版事业，举凡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口说能详。而能买得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全套书”应该不是机关、学校，必是图书馆。如果是平民百姓，一定是富可敌国。
王书第541页写道：“后来，由于他(张学良)的视力越来越差，阅读起来十分吃力，于是，他将这套书捐赠了出去。”
张氏视力越来越差，盖有年矣，而捐书给东海大学是出售北投朴园、计划离台去美之第一步。“赠书”时为1993年，东海大学图书馆做有详细编目，与视力差并无关系，至于商务印书馆“全套书”，东海大学收到的是哪些书籍，前往—查便知。
史 识
王书第643—-644页写道：“十一月二十七日(应是1936年)，张学良向蒋介石发出《请缨抗敌书》……当这份载着张学良拳拳之心的信由专人送达洛阳蒋介石行辕后，张学良便朝思暮盼，等待蒋介石的批复。十二月二日，洛阳终于回信，《请缨抗敌书》的信头上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回头来看，此乃蒋介石之一大失策。若蒋介石当时应允请战，调东北军北上，既能满足张学良强烈的抗日热望，予入侵之敌以痛击，又可使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驻西北，则全盘棋局顿活，诚如是，蒋亦可免西安‘翻船’之灾，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
这一段史评纵横捭阖，震人心弦，乍听起来凿凿如金石。王教授认为蒋当时应该答应张学良请缨。这是《张学良世纪传奇》第六十三章“请缨抗战”之主旨。但该书第六十一章的“三位一体”却有了如下的记述：
(一)第612页：“西安事变之前……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同共产党联系上了。”
(二)第613页：“‘张周会谈’后，经过中共和张、杨的联合努力，西北形势大为改观，‘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逐渐形成。”
(三)第613页：“五月五日……经过周密协商，张、杨双方达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与红军合作的密约。”
(四)第613页：“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中共即积极倡议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国防政府’，……”
(五)第613页：“当时，东北籍的党员(指共产党员)干部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宋黎以及非党进步人士高崇民、车向忱等，均先后来到西安，利用各种形式深入东北军，联络东北军的上层人士，促进西北抗日局面早日形成。”
(六)第614页：“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到长春视查工作时，还问栗又文：‘《活络》小册子现在还能找到吗?那是我们地下党搞的……’”
(七)第614页：“争取张、杨两部的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总负责……”
(八)第614页：“六月二十日，中共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十条……”
(九)第614页：“中共这些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衷心拥护……”
(十)第618页：“张学良还将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引为知己……”
(十一)第620页：“此时，张学良还接受了刘鼎的建议，发起组织了。”
(十二)第621页：“东北军中的秘密核心机构——抗日同志会。”
(十三)第622页：“八、九月间，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
按：王书君认为蒋当时没有允许张学良请缨，“乃是一大失策”(第643页)。现仅就第612页到第622页之内容而言，已有王教授所提出的十三项，不知根据这些资料可否下如此的评论?“史家不能不怀独见之明”，也就是说史家一旦放弃特立独行的见解与抱负，其为者识史乎?
且看当时身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全权指挥西北“剿共”军事之张学良将军，却与共军协议停战，引刘鼎为知己，建立西北三位一体组织，叶剑英长住西安。王书第635—636页也曾记录：“张学良获悉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又拨五万元。东北军被服厂还为红军赶制了—万套棉衣及一此食品，并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驻地。”
所以久已不成秘密的张将军“资敌”，包括了枪枝、弹药、医疗器材、粮秣、金钱、服装等等。
“泄密”包括了作战计划知会敌方、陷友军胡宗南部于山城堡一役损兵折将。这时候，蒋如允许张将军之请缨“惟望大命朝派，三军即可夕发”，则张氏军令一挥，是助蒋以抗日，还是助共以胁蒋?看来除可免去张悍然发动西安兵谏，“蒋亦可免西安‘翻船’之灾”。蒋之拒张请缨，王书君教授认为是蒋介石“尚未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也还未能具备这样的战略眼光”。在王教授自己提出张学良将军通共、资“敌”诸证之后，下笔评判如此，史识何在?!
贝太太
王书第789页写道：“邵力子夫妇离开雪窦寺不久，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贻夫妇又上山来陪张学良住了半个月。贝夫妇离开后，原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夫妇也上山来陪住了十几天。”
按：1937年(民国26年)3月13日，张氏写下：“贝淞荪夫妇来看，住旅行社；鲁际青来问候。赵龙文去南京，米大夫(米勒医生，为张氏夫妇戒除毒瘾的医生)返沪。贝氏夫妇返沪，余送至关山桥。”
张氏日记所留，赵龙文夫妇是2月16日奉命来陪住，3月13日离雪窦寺去南京，共住了26天，不是王说的十几天。且在贝夫妇来雪窦寺的当天离开。如此，则是赵夫妇先来，贝夫妇后到，王教授错在先后倒置，而且贝夫妇来雪窦寺只住了一天，而不是半个月。夸大其词，莫此为甚。
外籍友人——伊雅格
王书君在《张学良世纪传奇》第795页写道：“在雪窦山上，张学良还会见了第二位外国人——意大利贸易商伊雅格。”
在第1020页，写张将军有意透露自己的财富情况，1962年于就医住院时向人叙说了如下的话：“我父亲兴建东三省铁路时，请了一位美籍工程专家当顾问，他返国时，我父亲送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投资经商，这位专家确也是个理财能手，几十年后竟变成了亿万巨富。”王书君指出张将军之经纪人为美籍工程专家。
在第1032页，王氏在描写张学良与赵一荻结婚一事，提到大家最后决定在台北的美籍人士吉米·爱尔窦家中举行婚礼。
“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早在沈阳时就同少帅来往密切，西安事变时，他为和平解决事变也曾出过力。”
按：伊雅格(Jimmy Edder)是张将军财务家事乃及子女教养的全权的总管，或代理人，是张氏亲近的身边人物，被家人视为圣诞老人，每次自美来台，箱笼累累运送络绎于途。伊雅格与张学良将军为“发小”(儿时玩伴)，其父任职铁路段长，伊雅格曾因郭松龄之叛时破坏铁路水塔，使郭之兵车无法加水，不得前进，而失却战机，乃致溃败。伊雅格一直追随张将军，西安事变时曾因其中英文皆通，是一位关键性人物。容后专文讨论，在此不赘。张被拘禁期间，他曾为张将军献飞机，处理郭增恺香港著文，照料张将军的定远斋故宫书画收藏，支持张氏在美亲属，赵一荻女士秘密访美与另一美籍人士共同负责抚育赵之独子宝贝(张闾琳)成人等。
1952年，伊雅格迁住台北杭州南路，拥有日式住宅一所，后因肌肉萎缩症回美。病逝后，台北住宅内装潢及卫生设备，乃至浴厕、吊灯一一拆搬张氏北投朴园。由装设布置看，伊雅格台北寓所非一般富贵人家可比。睹物思前，伊雅格生前为张将军排患释难，解纷乱，不一而足，其中之大者如：张学良将军致蒋介石信，被《希望》杂志列为重要文章，刊出后，引起媒体转载，乃致《希望》杂志停刊。又如：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婚礼安排，以及秘密进行为媒体公开，都是伊雅格处理平息。而张氏伉俪在伊雅格的台北杭州南路寓所举行婚礼，张将军戏称伊雅格太太为丈母娘一事，其亲昵关系可见。
王书君氏自诩其《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为使海内外历史爱好者及广大读者，对张将军绚丽多彩的一生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但这么一位张氏身边的重要人物，王氏竟使伊雅格其人，时而是意大利贸易商，时而是美籍工程专家，时而是张学良好友爱尔窦。如此“反复勘证”之下，王氏撰成了此书，伊雅格与张氏关系自少小到老大，生死与共，言听计从之一位外籍重要友人，王书君竟以万花筒方式，多彩、变化介绍给爱历史的读者，其原因为王氏对伊雅格所知甚少，由于撷摘史料来源不一，乃有如上之纰漏。
自我遗憾作
王书第870页所言《自我遗憾作》诗是哪一首?是什么时候所写?是谁为此诗命名?王书中所指原诗文是：“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惟有春风今又还。下款张汉卿”。
这首诗是传说中张氏大笔一挥题于壁上之作，可是众传已毁。此诗首先借用了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孤帆远影碧空尽”笔意，也化用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春风今又还”则是化用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春风吹又生”之句。这首别情诗，行人渐远，恍然自己已是华发初生，只春风回顾。平淡中见深情，意境开阔。张氏的古典文学基础是否达到用典、引句到如此信手拈来的境界，仍有待专家学者深探。但张氏从不以张汉卿为人题字落款。此诗流传已久，张之丙曾问及该诗是否张将军所题，张氏除否认外并举出像“拍马屁的，硬把黄河桥题诗往冯玉样脸上贴金，你们信吗”为答。
因同情张学良恨蒋介石，把张学良将军的诗格也提高了，便助长了流行的误讲、误写之风气，若欲揭示历史真实，还得审慎。
飞台经过
王书第931—932页上写道：“在饯行酒会上，毛人凤端起酒杯，缓缓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委员长方才来电，情况有些变化。’‘委员长(蒋介石)说，不去南京了。’‘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按：首先，称呼张学良为“汉卿’者的身份有相当区别，不是毛人凤可以使用的，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呼叫的，就如同能叫张学良为“小六子”的只张作霖一人而已。
王书又写：“‘啪’地一声，张学良一掌猛击在桌上。众人都吃了一惊。赵四小姐忙伸手拉住他，又取过一条湿毛巾，递到他的手上。张学良虽然震怒不已，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发脾气没有什么用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呆坐了一会，情绪安定下来后，遂表示同意去台湾。”
按：上述笔墨描写张学良伉俪自重庆飞台，实在是绘声绘影，但张氏1935年11月2日亲笔记载的则是：“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张将军曾说“因不知去哪儿，而事先更不知要去台湾，还穿着皮夹克”，其文字、口气都表示不知飞往哪里。由此可见，王书中毛人凤酒会即席宣布“不去南京”，以及“张学良将军情绪安定下来后遂表示同意去台湾”一说全属杜撰。
同日，张氏又记：“早六点一刻由白市驿机场(重庆)起飞，八点四十分到武昌徐家棚飞机场加油，十二点十五分抵台北飞机场(松山机场)。”其实张氏直到飞临台湾海峡上空才发现不是去南京，则王著毛人凤饯行酒会上宣布不去南京之情节纯属虚构。
王书写：“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八时十分，驾驶员王赐九奉命登上座机准备执行飞行任务……八时三十分，飞机从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下午，飞机缓缓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中正机场)。”(见第932页)
按：张氏自记11点15分到台北松山机场，王赐九则是下午才到桃园机场，如此史事互相抵触，考证起来如不是王赐九误记，必是两架飞机前后飞台降落不同机场。
不过，其中最大失误是：1946年桃园机场尚未设建，该址当时还是稻田一片。
第933页王书中写：“‘到了，副座。陈长官(陈仪)他们已在机场等着接您了。’……‘是陈仪。他现在是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刘乙光答道。……停机坪上，一阵寒喧之后，陈仪便将张学良让进自己的汽车，说：‘汉卿兄肯定没来过台湾。车开慢点，让我们边走边看看台北的市容。’”
按：张氏自己写下的则是：“陈长官派周一鹗处长、刘启光县长(新竹县)等来迎。”可见，行政长官陈仪并未在机场相候。同时据陈仪11月6日亲笔致张氏函中称：“弟得闲当图趋晤……”则更可见11月6日之前陈、张尚未晤面。张氏日记又说：“下午二点十五分由台北乘汽车出发，约五点半抵新竹下宿于招待所。”故王书君所云：陈仪接机、游台北、住草山、亲陪张南下清泉，全属子虚乌有。
王书写道：“当天，张学良一行被安排在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由陈仪亲自陪同，前往精心选定的居处——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见第933页)
按：王书言张在抵台当天被安排住在台北郊草山招待所(想系指上北投幽雅路招待所)。张氏日记则自称抵台当天南下，住在新竹招待所，位于台北市西南约70公里处，草山、新竹背道而驰，真可谓南辕北辙。而张氏伉俪记下的是，11月3日下午1点已到达五峰乡清泉疗养所，王书的“三天之后”，这三天应插放在哪里?
张将军又在日记中记述：“十二月五日‘陈长官公侠(仪)，来寓……”至此陈仪与张学良才初会于井上温泉，距11月3日张氏到达清泉，已事隔一个月又两天之久。
王著《张学良世纪传奇》自第931页到933页之间3页之中所写当与史事有11项失实：(1)毛人凤设饯行酒会。(2)汉卿的称呼。(3)酒会中宣布不飞南京。(4)张氏同意去台湾。(5)自重庆起飞时间，11月2日上午8时30分。(6)桃园机场。(7)到台时间。(8)陈仪亲迎。(9)住草山招待所。(10)在台北3天停留。(11)陈仪亲送张到井上温泉。
诸如上述，王书君却在其后记中强调(见第1212页)：“注重以其丰富真实的史料，来全方位地展现张将军叱咤风云慷慨悲壮的一生……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翔实的史料……开章一律选用有案可查的张将军‘原话’。”“在史料的筛选方面，本书力求最广、最新、最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王书君自称)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唐教授(唐德刚)采访张将军的11盘录音带的内容，用张将军的现身说法，陈述并解开了若干历史之谜。”岂不令人可笑!
鱼 宴
王书第942页有文：“他急不可奈地拎着鱼竿，到河中钓了几条鱼，又挽起袖子亲自下厨，为这位他们‘父子档’的朋友，东北政坛耆宿莫老(莫德惠)烹调清蒸鱼、豆瓣鱼。”
按：张将军怕腥膻而且吃起东西来性急，吃相如晋人王蓝田，张氏说“乱七八糟的鱼，吃起来麻烦”，确是实情。故不许鱼蟹人厨，尽管宴请高朋显宦，夫人设计菜单也只有鲍鱼、鱼翅。
如果仅仅按张将军这一个喜垂钓的爱好就断定张氏嗜鱼，且绘声绘影地描述张将军亲自主厨烹鱼飨客，则太过主观。张氏政治生涯的颠峰时期，金陵权贵争相宠邀某夕，魏道明夫妇以蟹宴客。张将军以从不吃螃蟹婉拒，郑毓秀夫人忙嘱撤席更换。故张将军不嗜腥膻早已风闻上层社会。王著此书前后写张氏两次主厨，先在第942页中记叙做了清蒸鱼、豆瓣鱼(按：大帅府盛行醋椒鱼，常以此待客；而非此处所说的清蒸、豆瓣烹法)；之后又在第1001页提到烹调了红烧鱼。原文是如下写的：“尽管如此，张学良陪大家聊上一阵儿后，还是执意钻进厨房，亲自操持着做了一道红烧鲫鱼……”(见1001页)此外，在第958页也曾写下了：“午餐是‘鱼宴’，几乎全是用张学良钓来的鱼做的菜。”按：此书著者笔下的张学良钓鱼也嗜鱼。但赵女土曾告笔者，因其是兰溪人，故嗜鱼如渴；因为张将军畏腥，故赵夫人食无鱼。因为夫人怕蒜，张将军便对大蒜禁口，可谓情深意融。
按：“唐教授对王书君说：‘摘口述历史，看起来容易，但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口述历史的人，要对你访问的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得成功。’”(见第1132页)
王书君“全面地介绍并评价”张学良将军，却误写了张氏习性中一些重要的好恶。“史笔”焉能如此牵强附会!
张将军的假牙
第952页中所写“把张先生折磨得落发掉牙”是张严佛的回忆。第1034页中写道：“张学良使用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细线绳都是她一根一根用手捻成的，然后再打上蜡料备用……”
但第1155页记有：“张学良说，自己已是九十二岁高龄，视力减弱，看不清楚东西，但满口牙齿均完好如初……”贝太太(贝祖贻夫人)回忆说：“少帅在纽约时，曾到医院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虽已九十一岁高龄了，但他的血压、心肺各方面都很正常，特别是对少帅那一副完美无缺的牙齿，医生们都感到很惊讶。”(见第1102—1103页)
按：王著此书搜采素材，来源庞杂，汇为一辑，未能作史实核查，一事叠出，囫囵吞枣，何者为是，何者为非，黑白难辨。
张之丙提供之资料
这书的第971页写道：“这情况最初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我看到了一个东西，这是美国的一个名字叫约翰的公使写的文章，有朋友(按：张之丙)抄写下来，拿给我看。上面说，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他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当年，他们都喜欢称我为小家伙，宋子文说，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
按：张学良将军口述历史，开始即嘱张之丙搜集有关自己之资料，上述就是其中之一。以后举凡有人问及与蒋先生之间有无芥蒂，谁为之缓解，张氏一定提出此一故事。这也是张将军正想尽办法解答时，这一资料的提供正是其时，便就此借坡下了。
张将军称，“有朋友抄写下来，拿来给我看”所指的这位朋友就是张之丙。可是在《张学良世纪传奇》第1133页，王书君问及唐德刚，“唐老，您现在知道不知道她们姊妹俩录了多少张学良的口述资料，质与量如何?”“肯定会录一些，但我想她们摘不出什么新东西。张学良后来对人讲，他(指张学良)说，我同唐德刚讲，唐德刚听得明白，那张家姐妹听不明白，她们查书也很难查到的。”前述者只是张之丙提供“查书”所获资料中之一例。至于唐氏自称张氏讲话，唐听得明白一点，唐氏合作伙伴郭冠英在信中却不作如是观，郭氏认为张、唐二人言语难通。
朴 园
“到八月底，一幢两层的灰色小楼已经落成，宅号为复兴三路七十号。楼前面是一个大院，两边是姹紫嫣红的花园，高高的柳树，风吹枝摇，荡出爽爽凉意。”(见第1008页)
按：上段叙述有两项讹误：其一，这座两层的张学良住宅是红砖砌成，故为红色不是“灰色”。其二，张学良所以命名园为“朴园”就是因为朴树成林，建住宅于朴林丛中，张氏才定园名为“朴园”。如在高柳中建宅，则岂不称其为”柳园”乎!
子 媳
王书第1012页写周鲸文来访：“周问：‘那你媳妇是——’‘叫陈淑贞，是陈济棠的闺女。’‘啊!堂堂粤军主帅的闺女嫁给东北军主帅的公子，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啊!’”
按：张氏伉俪赵一荻之独子闾琳之媳陈淑贞，系陈济棠侄女辈。此书作者安排陈济棠之女与东北军主帅之子结亲这一故事，适合群众心理，不忌邪，辟不实，尽可能颂扬，岂不被视为哗众?
骑 马
王书第1013页上写着：“这时，小孙儿(闾琳之子罗比)吵嚷着要‘骑马’，张学良不顾有客人在座(系周鲸文来访)，当即匍伏在地毯上，让罗比骑上后背，口里一边‘哦哦’地叫，一边载托着孙儿在屋里爬行。赵一荻有些看不过，上前欲将罗比抱下，可是孙儿一哭叫，张学良便将赵一荻止住了：“逗逗孩子，也是天伦之乐嘛，何必管他。”又在第1078页写道“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学良对此悲痛万分。”“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子，他会主动爬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
按：前者背闾琳之子罗比，王书中指出时间是周鲸文来访，时间应是1961年，那年张大千过世。当时张学良61岁，尚可在地上爬行；背王新衡之孙，王书君写的是1983年，则张学良已83岁。张氏膝盖曾有旧伤，站起来步行都有困难，以这帧照片看，王书君教授是否有移花接木之嫌。
景 妃
“珍妃、景妃你晓得吧，两妃都是她们家出来的……西太后怎么整的，珍妃、景妃怎么整的，她都很清楚。珍妃跳井死了，她跟着景妃长大的。宣统帝很喜欢她，可是景妃说这个人不能当妃子，因为她的性情是很淫荡的，最后就没有选上。”(见王书第1024页)
按：金梁《清后外传》：“瑾妃、珍妃。他他拉氏。姊妹也。侍郎长叙女。光绪十五年同封为妃。珍妃有宠于帝(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懿旨，以屡有令请与瑾妃同降为贵人。二十一年，同复位号。二十六年，太后西狩，珍妃死于井。次年，懿旨谕：珍妃以上年仓猝不及扈从，殉难宫内，追赠珍贵妃。”
清史中并无“景妃”记载，只有“瑾妃”。瑾妃、珍妃姐妹(姓他他拉氏，镶红旗满洲人)，均从文廷式受学，瑾妃在辛亥后被清室尊为端康皇贵妃。
结 婚
2001年10月5日，张学良将军以101岁谢世，不幸若干史学家没能来得及将自己主观归纳出的“一定如此”之张、赵结婚实况，呈递给老将军，使其依样画葫芦来留存口述，致使各家为了不能自圆其说而喋喋不休。
是不是张学良将军看到了有“笔才”者的虚构习惯，有“口才”者的杜撰级次，因此对若干位史家的尊严，不以为然?现在以张学良赵一荻结婚一事举例说明《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在描述上的得失。在该书的1032页，作者写道：忙忙碌碌中先是翻历书(按：称张氏看日历可以，但看历书则绝非张氏伉俪行径)择喜期，最终定在七月四日，“接着是选结婚地，有人建议说，婚礼即使不在台北的大教堂，至少也应在北投的士林教堂举行，商议一阵，大家最后决定在台北的美籍人士古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按：不知张氏左右谁参加了商议)。”
“婚礼的日子渐渐临近，赵一荻却为两人的结婚礼服费了不少心思，她反复思量，反复选试，最终挑出了一件湖蓝色旗袍，穿在身上，显得十分淡雅脱俗，一串晶莹闪亮的水晶项链挂在脖子上，顿时，于朴素中又显出了几分华贵。”作者再忙于张学良选择结婚礼服，“赵四小姐坚持为他做了一套灰色的西服”。接着又写：“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蒋夫人宋美龄、张群、王新衡、何世礼、莫德惠和冯庸等十二人”，“婚礼结束了，赵一荻挽着张学良的胳膊走出教堂”。
“‘走!到台北最好的酒楼聚一聚!’张学良兴高采烈地对来宾说。”王氏续写说，“这是何等令人陶醉的喜庆时刻啊!赵一荻伴着张学良翩翩起舞，博得众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婚礼当天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告别的各位朋友，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复兴岗住地。”
作者笔下的张学良与赵一荻俨然市井小儿女，恋爱成熟，一旦婚事得谐，喜悦中忙忙碌碌筹办终身大事，兴奋得不可言状。但是笔者所知事实是，张学良与赵一荻婚礼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惟恐此一消息暴露。婚后，媒体获知而争相报道，曾引起张氏伉俪不安。经友人伊雅格建议，张氏忙修书一封与蒋夫人，申明消息外泄，似系莫德惠猜测而传出。张氏因此几乎与莫德惠断交。由于不乐人知，才把婚礼设在伊雅格家中。当日出席之宾客共13人，并没有何世礼、莫德惠与冯庸，故12人之说不确。张氏伉俪受洗而后结婚仪式分别由周联华与陈维屏两位牧师主持。当时并无摄影决定，只有伊雅格以偏振片(polaroid，一次成像片)摄得新夫妇合影一张。直到夏威夷，赵一荻始示笔者于银行保险箱中，照片被层层包裹，自1964到1993已秘藏了29年之久。赵嘱笔者留存，言时音哽咽，眼泪盈。照片已由笔者放大致送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于陈列柜中展出，有目共睹。却不想这一张彩色照片，揭穿了《世纪传奇》书中张着灰西装，赵着蓝旗袍之编造失实。照片显示的张氏穿黑色西装，赵一荻穿红色旗袍，“挂在脖子上”的更不是作者所设想的水晶项练，而是珍珠两串。(见本书封面和彩色插图)
根据张将军自己记述，1964年7月4日这一天，张氏并未大张旗鼓，“早到各处为E(指赵一荻)买花，下午三点到伊宅(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四点举行婚礼并受洗”……Mme(指蒋夫人)五点许离，余二人六点许走”，何曾去台北最好的酒楼与来宾聚一聚?张氏婚礼极少喧哗，也不曾翩翩起舞。该书的臆测委实不少，尤其编造都未能统一故事情节，以致前后歧出，如：关于在杭州南路伊雅格家中举行婚礼，王氏言之凿凿。1033页写的是：“杭州南路，寓所宽敞，客厅华丽又有宗教气氛。在这里举行婚礼，不会惹人注意，可免却许多外界的纷扰。”而1035页却是“婚礼结束了，赵一荻挽着张学良的胳膊走出”的却是“教堂”，而不是伊稚格寓所?
证道小册
“由于《圣经》文字艰深，张学良和赵一荻决定把《圣经》的教义深入浅出地写出来，编成浅易读物。两人写的第一本教义名为《好消息》，表达了人类因有上帝指引而不致迷路犯错的欣喜。接着，又写出了《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
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的传教文章，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颇有影响。”(见王书第1040页)
按：赵一荻女土以“赵多珈”为笔名，写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4本证道读物小册，系由周联华牧师经手，自费大批印制，在自己证道之后分赠人手一册，以“好消息”传福音。
赵一荻女士为满足自己“为主所用”之愿望，为传布平易、简单的基本教义，对来访者任凭不同身份者之巧舌如簧，张氏伉俪有一定之规——传教，这4本小册就是第一声。
小册是以印刷传布，除每册都有周联华的“周序”，并没有董显光、曾约农赞扬推荐之“曾序”与“董序”。故此事纯属推断，而且这4本小册是赵一荻所著，张学良将军并未参与。
挽蒋联
王书第1045页所述，张学良挽蒋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为这幅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
按：著者王书君所称颂的张氏“诗才”虽不如三国曹植七步成诗，也大大强过了唐诗人贾岛，因贾岛“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远在1948年刘乙光自南京返回井上温泉，告诉张将军曾在南京见过蒋主席和蒋夫人，他们给张氏带来了信一封、礼物一份。这一天张氏夜间睡不着，拭泪而书，写下了“爱护之深”、“关切之情”、“国事之争”、“思想主见”、“几同申(参)商”等句。字斟句酌，涂涂改改。这一过程，可见张将军心情之复杂，文字难以如愿表达。迭蒋介石1975年逝世时，这些文字就成了挽蒋联的初稿，如此说来，这幅挽联已运思了27年之久。
“拭泪书”张将军何以伤怀，与本题无关，不在此赘述。
11年之后的1959年又改前文成“期许爱护情同骨肉；谴责督教，恩越君臣”。由这次推敲计算，也已经过于整整20年。则张氏“诗才”既不是曹植的“七步’，也不是贾岛的“三年”，更不是王书君所说的“三天”，而是27年。学者周质平在其《胡适与书莲司》前言中有一段话可引来以飨读者：“一个看不到私人生活的传记”，常使人觉得传主“非我族类”，无从“尚友”。传记作者基于“为贤者讳”的古训，极力为传主回护、粉饰，结果把传主装点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这样的传记并不是胡适所提倡的。
传记和小说是不同的，传记是复活人物，而小说则是创造人物；不错，好的传记是历史和文学的结合，但是文学的部分与其说是想象的工夫，不如说更多的是剪裁的技巧。我们不能打着文学的招牌无中生有。这种做法，套句胡适的话，“不但诬古人，也诬今人”。
心 脏
“一九六二年春节期间，张学良身体欠佳，心肺功能不好，荣总副院长姜必宁曾为他在胸前锁骨下安装了一个小型打火机式的人工心律调整器，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除了患有轻微心脏病外，张学良右眼还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见第1020页)
按：上面引用的张氏安装人工心律调整器之故事系采用傅虹霖书，但在第1051页又采用了1981年6月《联合报》记者于衡的报道说法：“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重听病以外，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
如果张氏1962年曾使用心律调整器，而1981年荣总医院检查心脏正常，且无使用心律调整器之记录可循。一桩事正负两面报道互相矛盾，未曾勘核资料来源竟全予人手，可乎?
陈立夫
“陈立夫也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盛会(张学良九十诞辰)。”(见正书第1063页)段干木氏已在《评“张学良世纪传奇”》中指出陈立夫1958年从美国回台定居，1990年未离宝岛，又何须“专程回台”。(《传记文学》第81卷第1期)
“排除”与“材料”
“记者问：‘……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张答：‘……我不排除东北去的可能性……”’(见王书第1095页)
按：张氏口语中从无“排除”这一字眼，虽排除一词在大陆流行为时已久，但在张氏答话中，写出这一词汇且用引号标明，是指出自张氏口述，则属失实作伪。为使读者感觉良好，如此却无异于《红楼梦》中刘姥姥的语言习惯改由林黛玉说出，恐怕传奇、戏说照这样写来也犯了大忌。
“少奶奶(于凤至)毕竟斗不过司令(张学良)，最后经过半个月，赵四写了材料，答应仅给张学良当秘书，住北陵，在那上大学。”(见第168页)
按：赵四交了“材料”，“材料”与“排除”都是解放以后大陆的习惯词语，指证某些问题的事实或资料，为便利广大阅读者，不括入引用口语，则可免除误导。如同“包袱”一词在张学良心目中，就不会作思想负担解释。故事可以编写，属于细节的“口语”(直接引语)则否。
另，王氏(《世纪传奇》第169—170页)所写：“白天，赵四化名进入当地一所大学读书深造，心甘情愿地以秘书的身份陪伴着张学良；晚上，则细心照料张学良的饮食起居。”
按：赵一荻女士尝自命为“留学生”，乃自幼受父宠，大江南北随父亲出港入埠，上过的名校无数，但均未完成一个可提出的学历，尤以“从未上过大学”来自嘲，也是自认欠缺的一项心理状态。所谓留学生乃“流学生”之幽默。王书君以于凤至的老佣人王凌阁一句“在那儿上大学”竟能推演出“赵四化名进入当地大学读书深造”。奇哉!
见布什
“两位与白宫关系良好的友人，本欲请他与布什总统一见，但因摸不清张的意向，而未敢贸然安排。”(见王书第1103页)
按：张氏先去华盛顿，不意布什总统已去了西海岸，再追到西海岸，仍未得到机缘与布什晤面。可见上文“未敢贸然安排”一事不确，至于“安排”之事，赵一荻女士不信其能成，其后果不出所料，足见赵氏的先见之明。不过，张将军伉俪确曾为会见布什动心、弹冠，如此华府、西海岸仆仆风尘，就是明证。
盛世才
“当东北同乡向他谈到盛世才时，他(张学良)说盛跟着他父亲起家，但后来知道此人很不安分，对后来他在新疆杀人，甚至把他岳母、弟弟杀死的事情，张学良则表示对此事竟一点不知道。”(见王书第1111页)
按：盛世才岳母及内弟被杀之灭门血案发生在1949年之甘肃兰州，因凶手杀害全家并包括佣仆，手法残忍，惊撼全城。该时，盛世才早已不在新疆任职；当时西北行辕主任为张治中，陶峙岳为副，常驻兰州。张氏恶盛甚深，在台北起士林(点心店名)曾与盛相遇而佯作不识。
毅荻书斋
在《世纪传奇》第1133页，作者写道：“后来，哥大(按：指哥伦比亚大学)方面就问张学良，你能不能把你的一些资料捐给哥大?张先生说，可以!原先，张先生的想法是开辟一个‘张学良’室”。
“现在哥大有这样一个室吗?”
“没有，因为哥大没有那么多地方。”
按：以上王书君氏与唐德刚教授之问答对话，否定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总图书馆有毅荻书斋之设。
“毅荻书斋”开办之记事始末，可参考《明报》月刊1997年9月号所刊《“毅荻书斋”筹办的心路历程》、2002年7月号所刊《张学良文物公开始末》，两文均为张之丙撰写，附图为毅获书斋照片。哥大收存名人史料，各人独立设馆收藏，张学良将军是史无前例，与夫人赵一荻夫妇共建毅荻书斋，更是空前第一桩。
该馆除内部色彩之外一般设施均经过张氏伉俪斟酌决定，往返图样函件积可盈尺。2000年6月对外开放以来，国际学者络驿于途，馆内收藏张将军口述音带、及照片、日记、信件著作稿数千件，为众人所知。
哥大为隆重其事，毅荻书斋张氏伉俪珍藏馆落成之日，开馆仪式均拍摄录像，并由张之丙任解说。此公开记录、此轰动大事，如唐德刚教授、王书君这样关注张氏口述历史进展之学者岂能不知?
海滩漫步
在《张学良世纪传奇》的第1136页，王书君有如下叙述：
“一九九三年，盛夏，在夏威夷金色的海滩上，人们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在夕阳晚风中缓缓漫步。这对老夫妇就是九十三岁与八十二岁的赵一荻。”
按：张将军自迁住夏威夷，1993年就不曾离开过轮椅，赵一荻女士更不能片刻缺少氧气管，这一帧照片是夫妇俩装扮起夏威夷装束，在公寓门前为了留下几帧合照，由笔者扶持，颤巍巍抢拍下的镜头，也就是仅有的一次在湖畔站立的留影。王书君氏凭空臆造海滩漫步，美则美矣，但文而不实，为戏说可以，但以之为史事如此，不足取。
第三次赴美
“同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张学良与夫人第三次离台赴美探亲访友。他们在美国旧金山与儿女团聚欢度新年。这是自西安事变后近六十年来张学良首次在异国他乡过新年。”(见王书第1136—1137页)
按：张氏仅有两次赴美，1993年圣诞日抵夏威夷，新年系在檀岛度过，不在旧金山。张氏伉俪第一次、第二次飞美，台北新闻媒体报道甚详，原不是秘密。
看来王教授在求广、求新之外“求真”方面还得下一番功犬。因为“第三次离台赴美探亲访友。”二次与三次是百分之五十的误差，史家不为!如此不仅历史之谜难解，怕是如堕五里雾中，更增烟海迷离。
夏威夷定居——一页六误
“一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夫妇乘飞机抵达四季如春的夏威夷，在其五弟张学森寓所休养。为了不给五弟添更多的麻烦，不久，他们又另租了公寓暂住。”(见第1140页)
按：张氏伉俪是12月24日到达夏威夷，实际与王书君所写相差一个月，且张学良伉俪从未住过五弟张学森寓所。王书君对张氏来夏威夷经过，言之确凿，对张氏从何处来却语未能详。
综合上述，王书在第1140—1141页之中，就出现六项差错，六项全不是笔误，而属心误。
(一)王书君写“一月二十四日”张与夫人飞抵夏威夷。距真实日期12月24日刚好误差一个月。
(二)张氏伉俪从未住过五弟张学森寓所。
(三)夏威夷试居两个月之后，决定停留下来，才出售北投朴园住宅，先后次序与事实刚好相反。详见后。
(四)“中华第一基督教会”，中文名称应为“京街华人基督教公理会”，这是正式合法的中文教会名。
(五)“偶尔在夫人陪同下坐轮椅到海滨”；不是“偶尔”，而应是“从未”。若干年来，只依次为拍摄夏威夷装合影，曾在公寓前小站片刻。
(六)“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牧师“陈家和”为“程嘉禾”之误。张学良试居的“礁岩塔”公寓大楼位于檀香山市区，该区域为希尔顿酒店集团所有和管理的“希尔顿夏威夷村”。
王书又写：张学良在此公寓试住了两个月，感到夏威夷的气候对自己及夫人特别适合，就托人把在台北北投幽居了30多年的住宅卖掉，决定在夏威夷安度晚年，并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长期居住的绿卡。
其实，张氏伉俪初住“彩虹楼”，后迁“咸水湖”公寓，这两处都属希尔顿饭店所有。张氏伉俪先出手定远斋收藏再卖北投住宅，然后第二次访美，不复作归计，并悄办在美居留，建墓地……这才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计划精密、行动慎详的一贯作风。
王书君以先试住公寓再卖台湾住宅为说，只是以自己阶层之见识替“传主”作定夺，失之于主观。况且本末倒置，不单紊乱史事次序，更大大影响了史家对“传主”的定评。
至于申办在美永久居留，全系笔者经办，与本文无关，不赘。
陈家和
“他(张学良)去的是赫赫有名的夏威夷‘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牧师陈家和……”(见王书第1141页)
按：夏威夷华人教会，并无陈家和牧师其人。
王书第1167页写道：“感恩会在程嘉禾牧师的主持下开始……”
按：陈家和者就是程嘉禾，本书作者举手之劳也懒于翻检，竟以一为二。
“京街华人基督教公理会”(The First Chinese Church of Christin Hawaii)(见下图)
不怕死 不爱钱
“一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将军曾吟诗一首，以诗明志，写照晚年，诗曰：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见王书第1154页)
按：张氏以此短句题字送人，盖有年矣，应不是1990年的新鲜事。
“举凡民国二十四年以后，居住过北平，虽然是平头百姓，也都见过宋哲元二十九军，灰布军装、黑布鞋，打绑腿，操练后过大街回营房排队齐唱军歌。小儿们追逐学样，歌词大约是‘军人首重服从，命令何等森严，纣(指殷纣王)有兵千万，何抵周(指周文王)臣三千，一心同德胜败昭然，且忌藐法，任意抗玩，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纵洪水涛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磐铁砚，后哲先贤。’
然后以山东腔大声呼喊，夷(一)、儿(二)、散(三)、四。”
按：当时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二十九军驻扎北平。据张学良说，军歌中部分为张宗昌所编写。张宗昌粗中有细，其词颇有鼓振军心作用。日本“大东亚战争”起，改军歌令学生习唱，辞曰：“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莫叫欧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洪水纵涛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磐铁砚，后哲先贤。”这是日本宣传“东亚共荣圈”，试图“团结”黄种人的一种手段，改琅琅上口的军歌进行民众“教育”。
张氏也唱出此一歌词，以之所谓吟诗、明志实未见恰当；尤其是不怕死，不爱钱，更应对“磊落光明度余年”做一些史征收集，方可说“以诗明志，写照晚年”。
蒋纬国
王书第1162页写：“江泽民对蒋(纬国)、张(学良)携手返乡的计划欣然同意，并表示：‘必要时可以派专机。’”
按：蒋纬国以恭笔正体楷书(见后图)，主动函约张学良伉俪结伴返乡，时间是1993年3月26日。旅游计划中沈阳、奉化之行程先后次序，端视当时气候而定。以扫墓探亲为目的，其他则以旅游为主，包括之城市有西安、重庆、南京、北京。于西安一地，重点是“西安事变故迹，并为历史作见证，平息一时之流传。”
追溯此一计划之始末，王书君所写是：“台湾的丁中江于一九九三年会见江泽民时，特别提出‘重写影响中国现代史最重要的西安事变’，并配合安排蒋纬国、张学良结伴返大陆扫墓、省亲的计划……得到江泽民的拍板定案后，丁中江返台向蒋纬国报告，蒋纬国又亲自同张学良协商。殊料，两个月后，蒋纬国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更不巧的是，赵四小姐得了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也进了医院，病房就在蒋纬国病房的对面。在此情况下，返乡扫墓的计划胎死腹中。”
按：作史学研究，对此一计划情节的关键在探究促成者丁中江。
于“重写西安事变”的大前题下，是先自蒋纬国、张学良处得到的默契，再“得到江泽民拍板定案”，还是先获得江的“必要时可以派专机”之见，再回来台湾争取蒋、张联袂返乡?两者方式都凸显丁中江氏为两岸沟通不遗余力，政界也显见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但进行方式如果是江泽民同意在蒋函张邀与偕行之后，则丁氏用自己智慧与政界上层关系，促成蒋、张联袂还乡，是长袖善舞者的一段佳话。反过来说，如江“拍板”在蒋纬国函邀张同归之前，则计划落空之征已现端倪。
首先，蒋、张关系是否达到偕行的密切?王书君教授不甚了了。再者，张氏晚年虽不尽同意大陆的全面推祟，但私下未曾不陶醉于若干美誉与实惠。蒋纬国偕归之邀请，张氏考虑掂量就自有其分寸了。王教授却分析此事失败，咎在蒋纬国与赵四同时生病，住了医院。用此来解释，以致“重写西安事变”、返乡扫墓的计划胎死腹中，理由不够确凿。且叙述中出现之漏洞，是蒋纬国、张学良夫人之身份，住医院一向是荣总(荣民总医院)。天母荣总最上层“阁”的位置，都是党、政、军重要人物病房，设计与安全均与鳞次栉比的病房建筑方式有异，中间为天井上(见前图)，没有所谓对面的邻居，若刻意描绘反失其真。
至于张氏伉俪对此一计划曾有见解，无关本文从略。
张学良探微/张之宇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