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戏中有戏 南京一片混乱
米暂沉
西安事变爆发的消息传到南京之后，立即在南京政府中引起一片混乱。
十二日当晚，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决议：一、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三、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四、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二)决议：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南京政府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两类：
一是以亲日派为主所坚持的以武力讨伐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亲日派这么做，一则可以得到日本侵略者的进一步支持；二则师出有名，如若能救出蒋介石，他们有首倡讨伐之功。如蒋死于兵祸，那么能掌握蒋的嫡系势力并继承蒋的地位的，又舍亲日派头子何应钦莫属。在事变期间，亲日派与日本方面接触频繁，恢复了因蒋介石采取拖延态度而破裂的对日谈判，并且大力散布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在幕后操纵的谣言。何应钦一面积极准备讨伐，一面电请当时在国外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十二月十五日汪致电南京，表示即日回国。同时汪的亲信曾仲鸣曾和日本驻英大使有秘密接触，日方对汪已有某种谅解。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部分元老和蒋介石的嫡系为了表示他们对蒋的忠诚，也同意亲日派的武力讨伐主张。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十二月十二日夜的会议上大放厥词，认为张、杨劫持统帅，是叛党叛国，必须明令讨伐，否则国将不国。并力主“军事归何应钦管”。这一意见，得到吴稚晖、叶楚伧等人的支持。十四日，国民党中常委、司法院院长居正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他在讲话中声称：张、杨的目的“第一要颠覆国民政府，第二要打倒中国国民党。”“我们为本党、为国家、为民族、为礼义廉耻，必要遵照中央的决定，严予惩处。”他还号召黄埔系将领应当起来，“不要命令去打”，“马上去打”!吴稚晖会后也说：“要打，要快，须防共产党，须防准共产党。”有些国民党元老，虽然并不完全同意立即讨伐，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也表现得软弱无力。立法院院长孙科对冯玉祥等说：“都要打，我也不敢说话。”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也曾对人说：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只能采取讨伐的方针。至于蒋介石的前途，只好听天由命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虽曾明确表示过“讨伐令不可下”，但在十四日他所主持的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又说：“张学良所标榜的口号，根据报告，有所谓容共抗敌，实在幼稚可笑。因为抗敌目标在求生存，而容共的结果必致灭亡，所以抗敌与容共合在一起，根本是有害无利，达不到救亡图存的目的。……现在蒋院长虽一时被困，奉行中央方针人员，自必仍旧贯彻到底，决不因蒋院长之暂时不能执行职务，而有所变更，更不至因蒋院长之一人被劫持而稍有动摇。”在国民党元老的这种态度下，主战的意见明显占了上风。当时，蒋介石的嫡系中，主战者也相当多。黄埔系和中央军的部分人，尤其是黄埔系中一些青年将领纷纷要求“血洗长安”，以表达所谓对“领袖”的忠诚。“黄埔同学会”等曾召开紧急会议，大多数人支持武力解决事变，并决议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对处理事变总负其责。
另一类主张是以英美派为主的，希望通过谈判使蒋介石获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四大家族得到蒋介石被捉起来的消息后，乱成一团。宋家姊妹弟兄十二日晚在上海孔祥熙家里开了会，认为事变是政治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解决，所谓军事讨伐，只能促成蒋介石的速死。为了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必须先把蒋介石救出来。原则既定，事变当天，孔祥熙致电张学良称：“顷有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云云。次日晨，宋美龄、孔祥熙由上海到了南京，宋、孔请出英国人端纳于十四日飞往西安；孔祥熙还以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分别致电各省市当局的实力派，施加压力，防止他们支持张、杨，以孤立西安。还几次致电阎锡山，并请黄绍构偕刘哲等专程前往山西，请求阎锡山帮忙救蒋。另一方面，宋美龄除召集部分黄埔学生讲话，要求他们慎重行事、不要急于讨伐外，还以“第一夫人”的身份面见何应钦，表示反对武力讨伐。二人当面争执不下，何骂宋是“女人家不懂事”，宋骂何是“东方佛朗哥”。宋美龄在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中回忆这一段时说：“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军事上或有取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或亦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后，于十七日发表广播讲演，又冠冕堂皇地赞成讨伐。当然，这与他在国民党中受到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不无关系。他讲道：
蒋院长乃是我们中国的救星，危害蒋院长，就是危害我中国国家，危害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其关系何等重要。尤其当此外患重重的时候，正赖我们蒋院长领导全民，努力奋斗，万料不到西安叛将张学良、杨虎城等，居然敢劫持蒋院长，不惜破坏国家，陷人民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法上万无可宽恕的。……各省军民长官，以及各级将领，环起请缨，各国舆论亦极表示愤懑，诋彼等为政治上的盗贼行为。甚至苏俄各报，亦谓彼等所提要求，仅属发动之烟幕弹，实际为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等语，而对于蒋院长的政绩，则一致赞美，表示钦敬，可见西安叛变，且为世界所不容。……国民政府为迅速敉平事变起见，不得不出此断然的处置，已于昨日俯顺舆情下令讨伐。我们要晓得无论是哪一个国家，都有几个必要具备的信条：第一，是非不可不明；第二，顺逆不可不分；第三，纪纲不可不整饬；第四，统一不可不保持；第五，道义不可不遵守；第六，民族力量不可不集中。此种劫持领袖，以下犯上，毁灭国家的纪纲，分散民族的力量，破坏全国的统一，其罪已无可恕。……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逆顺，整纪纲。
但在英美派的影响下，蒋介石的一些嫡系将领对讨伐的反应却很冷淡。在西北有胡宗南等人一直按兵不动，何应钦对之也无可奈何。因此，在西安事变期间，中央军的军事威胁和进攻，主要集中在东路，而西路一直没有出现紧张的军事对峙。
冯玉祥、李烈钧等国民党中的抗日派，也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冯玉祥还就此意于十二月十三日致电张学良。
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绥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复。
李烈钧在反对武力讨伐的同时，也对张、杨表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晋京请罪”。他们虽然主张和平解决，但显然是把事变看成了含有谋权图私意味的举动。
十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一)推何委员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二)由国民政府即下令讨伐；(三)推于委员右任宣慰西北军民。”讨伐令全文如下：
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业经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乃犹不自悔悟，束身待罪；反将所部集中西安，负隅抗命，希图遂其逆谋，扰害大局，全国人民，同深愤慨。政府为整饬纪纲起见，不得不明令讨伐。着讨逆军总司令何应钦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而维国本，此令。
何应钦于十七日通电就职。十六、十七两日，南京政府的飞机在陕西的三原、渭南和赤水车站等地大肆轰炸，炸毁房屋千余间，死伤居民数百人。同时，大量的中央军部队集结潼关，进军华阴、华县，形势十分紧张。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