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将军-波及九州 社会舆论纷纭
米暂沉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政府即迅速采取措施，严密封锁了各个电讯机构和新闻渠道。使全国各界群众无从了解事变的真相，只能从南京政府的反面宣传中，略知一二。当时在西安并直接参与对外宣传工作的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其一九三七年所著的First Act in China一书中谈到：
最大的困难就是西安完全跟外界隔绝开来，张学良一定很知道他的举动为人们所误解，但他无法向外界解释他的动机。举个明显的例子吧；他于委员长被扣后第一次发出的通电的全文从没有在中国各报上披露过，而同时又没有外籍通讯记者把它寄到国外去。
虽然这样，但是仅仅扣蒋这一举动本身，已足以激起各界群众，特别是久受蒋介石压迫的工农群众的欢腾雀跃。在南京政权统治薄弱的区域更是如此。许多团体和个人致电西安，谴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
青岛全市各纱厂工人联合会专程派出代表，穿过层层封锁，绕道来到西安，向张、杨转达了工人们的热情支持，声援信写道：
听到你们十二月十二日的消息和你们的八大原则，我们真是万分高兴!
日本帝国主义年来侵略中国更加疯狂了，眼睁睁中华民族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听到你们抗日救亡的吼声，相信全中华民族，一定都能跟着你们走，民族解放的曙光，已经出现到我们眼前。我们谨以至诚庆祝你们成功!我们的中国，几年来在“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之下，已经走到最危险的阶段了；敌人已经握住我们的咽喉，生命就在一呼吸之顷。这时候，不说大家一齐起来挣扎，反到你给我一拳我给你一脚的打私架，这该多么痛心。所以你们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口号，真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要求呵!
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冲吧!全国最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应援你们呢，最后的光明和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事变后做出六点决议，强烈要求：一、立即对日宣战；二、改组政府；三、反对以任何借口进行的任何形式的内战；四、蒋介石与张、杨合作抗日；五、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全部抗日要求；六、召开各党派、军队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并于十四日致电张、杨：
捧读文电，雀跃无既。公等忧心国事，大义昭然!不独公等盛名重著千秋，即国家民族之生机亦胥赖于此。敝会等呼号救亡，声嘶力竭，而蒋介石氏领导下之中央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一再投降出卖，对敝会救亡工作，极端压迫，年来牺牲于淫威政权下之青年，已不知凡几矣!言念及此，曷胜痛心。今闻佳音，额首称快。尚祈公等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敝会等誓为后盾。
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十四日发表宣言，逐条分析和论证了张、杨的八项主张，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最后主张：“(一)反对假借任何名义实行内战!(二)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三)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四)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还有许多电报，历数蒋介石的种种罪恶，强烈要求张、杨惩办蒋，杀蒋以谢国人。但是，在社会舆论的反应中，还有不少要求释放蒋介石的呼声。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十五日发表紧急宣言，申述了对西安事变的认识和主张：
现在正是绥远抗战已经发动的时候，正是全国民众期待各党各派一致合作把绥远抗战扩大为全国抗战的时候，而在这时候，我们国内竟发生这样的空前事变，这以整个民族的立场来讲，实在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张学良杨虎城诸将军提出的主张是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而所用的手段却是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我们要正告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中央前此的政策，我们且抛开不谈，而最近几个月内中央已经迭次宣言自主救国，绥远的抗战已经在事实上发动起来了。在这时候，全国民众和各方实力派惟有督促中央坚持自主立场，联合各方，开放民众组织，扩大武装抗战，而绝对谈不到反对中央。所以张、杨诸将军的主张，如果是真心抗敌而不涉私见，那么一定能为全国人民所赞助；如果只是以抗日为名，借图私利，那么一定为天下后世所唾弃。
同时，我们要正告中央当局诸公，中央方面如果在事实上能够奉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实现一再宣言的保持领土主权的主张，那么在此紧张局势之下，更加应当采取真正抗日的步骤，停止一切内战，保护救国运动，开放民众的爱国言论与组织，这样才能使真心救国的得到可靠的保障，而存心投机的也就无所借口。
我们要求停止一切现存的内战，反对一切可能的新内战!
我们要求扩大绥远的抗战使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战!
我们要求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
积极主张抗日，并于一九三四年带头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上签名的马相伯，十四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
阅报知强留介公，窃以为欲复父仇国仇，须无伤国家之元气，伤则为敌人所笑，如楚人之杀之玉也。望世兄以此意通知各派，以国为重，使东西洋各国知中华民族相忍为国之道德。老夫为国说项，非为个人，想世兄能谅解也。
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曾在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杜重远，十五日致电冯玉祥，对冯提出的四项主张“至堪景佩，望本尊意，速解纠纷”。十九日致函杜月笙、黄炎培：
国家不幸，迭降鞠凶，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远处穷乡，莫明真相，曾电冯、孔诸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局势无人可以收拾。……望公等从各方面作此运动，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救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纷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
北平各大学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徐诵明、李蒸、李书华、陆志韦、李麟玉等十四日致张学良电谓：
陕中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卫护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永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
事变后，《申报》发表时评，提出“蒋委员长是我国最高的军事领袖，他的威望一向是全国军政的惟一重心”，希望张、杨“有最后的觉悟，自动地无条件地使蒋委员长等早日恢复自由”。同时要求南京政府“保留对张学良方面的接洽途径”，避免仇者快而亲者痛的流血。《大公报》更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抨击性的社论和文章，攻击张、杨“事实上较王英、李守信辈之祸国，其结果更严重十倍”。他们一方面主张“非万不得已最后之时，勿用戡乱手段，所有调解斡旋之力，宜用无不尽”；另一方面吹捧蒋介石“实中国近世杰出之领袖人才”，“以纯粹中国人之精神，拥护中国利益”，因此强调恢复蒋之自由是解决事变的“前提条件”。《大公报》还发表了《致西安军界的公开信》，中有：
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哪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羁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不听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要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的表示，谁不是痛骂!就使本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
这封信被南京政府大量印刷，用飞机在陕西广为空投散发，以瓦解张、杨部队的军心。
这些舆论反映，总起来看，一是反对南京政府的讨伐方针，深恐发生内战；二是不满张、杨扣蒋的举动，要求释放蒋介石。即使社会上一些进步爱国的力量也未能超出这一认识水平。这是与南京政府严密封锁消息，苏联歪曲事实、不负责任的报道密切相关的。同时也说明，蒋介石这时对社会的某些阶层还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和欺骗作用。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看清蒋介石指挥之下的三十万中央大军很快就要向陕北进攻，若不是把蒋介石扣起来，就别无办法阻止一场大规模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大战。
杨虎城将军/米暂沉著.--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