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永恒的怀念
杨拯民
去年3月8日的晚上，我正在电视上欣赏李季的《马背上的摇篮》中的几首插曲，突然从电话里传来他病逝的噩耗。我半信半疑，急忙跑到医院，果真他已闭目安息了。
李季是石油工人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逝世得这样突然，实在令人悲痛。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免下泪。李季离开我们太早了。
我认识李季是在玉门油矿。当时解放不久，许多人从山区、乡村、根据地转向城市，而李季却从武汉携妻挈女来到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矿。使我很钦佩。第二天我请他吃饭，问他会不会喝酒?他很爽快地回答说：“会”。我说：“有一条——要喝醉。”他果真喝醉了。我觉得他很诚实。后来，他担任矿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我是书记，几乎天天打交道，使我越发感到他的优点很多。
李季很有诗人气质，耿直、热情，急公好义。他又是个党性很强的人。他在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期间，对矿上的工作，经常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甚至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争辩。但是，当他的某些意见被否决，或者对有的问题还想不通时，他总是无条件地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并且不闹情绪或犯自由主义。他还善于团结同志，与工人交朋友。当时，我常到他家里串门，几乎每次都会遇上有人去找他。有的工人不肯向我们谈的思想问题，却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
由于李季的积极倡导和组织，当时矿上有不少的工人学习写诗、写文章。李季不管工作多忙，对他们的作品都认真地看、认真地改。有时放下自己的创作，彻夜不眠地为他们改。
李季的事业心很强。只要对创作有帮助的事情，他都不怕吃苦地去实践。记得有一年冬天，大雪后，我们一起去嘉峪关凭吊古战场。本来就风无一日宁的西北高原，这天的风特别大，天气也冷得出奇。但他毫无畏惧之感，兴致勃勃地走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我们居高远望，李季面对无边无际的茫茫原野，高兴地说：“彭老总那句‘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的名言，今天我才领略了。”
1954年初夏，石油部几位领导要从玉门到柴达木盆地冷湖。当时李季的心脏不好，我们劝他不要去，但李季坚决要同行。路上很艰苦，汽车行驶在沙石地上，又慢，又颠，有两天还睡在帐篷里过夜。到了“大野滚滚望无尽，沙柳碎草都不见”的柴达木以后，他仍然住在帐篷里，而且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干饼子，喝有限量的水。为了亲自体验石油工人的思想感情，他每天早出晚归，和勘探人员一起爬荒山，找矿苗。他离开玉门以后，从他的信中或他发表的作品中，我看到他仍然不怕艰苦地战斗在石油工地上。1977年，李季的心脏病很厉害，经常带着急救药品上班。就是这样，他到河北任丘油田养病期间，还深入到钻井工地访问，坚持写作。他送给我的《石油大哥》，就是在这期间写成的。
李季不仅自己写了不少的反映石油工业、歌颂石油工人的好诗歌，还起了个带头作用。自从他到玉门油矿体验生活以后，许多作家、诗人、记者也不断深入到石油战线第一线，并写出了许多好的小说、散文、诗歌、报道和电影剧本。
我和李季同年。他在玉门油矿的时候，我喜读点小说，经常向他求教；他也把脱稿的新作拿给我看，并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由于谈得来，我们成了朋友。1954年李季离开玉门油矿以后，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书信来往不断，友情仍是很密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朋友之间很少接触。但李季却不避嫌。1967年我被“打倒”以后，他先后到天津(当时我在天津工作)看过我三次，亲热如故。
前几年我调北京工作以后，我们又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谈心了。生活条件比从前好多了。但他还是象过去一样艰苦朴素。一年，有关单位分给他一套较好的房子，他不要，说：“许多同志还住得很挤，先让他们住吧!”他自己仍然住在又旧又窄的地方。
李季在他逝世前的一个星期天来家里看我，可巧我不在。我知道他忙，打算下个星期天(3月9日)去看他。谁料，他竟在星期六与世长辞了，这真是我终身的憾事啊!
[原载1981年《工人日报》3月9日]
《泥土和石油的歌者》李小为选编
往事 杨虎城之子回忆/杨拯民著.--北京：中共文史出版社，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