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 古城新貌
李义彬
蒋介石被扣押，张、杨采取的一系列军政变革措施，表明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己告瓦解，陕甘两省政权转移到以张学良、杨虎城为首的爱国进步力量手中。爱国、抗日的禁令一经解除，人民有了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古城西安顿时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国民党反动派的喉舌《西京日报》被接收后，改为西北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更名为《解放日报》，于12月13日出版。省广播电台亦被接收，还增加了外语广播。美英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贝特兰等参加了对外宣传工作。进步力量掌握了这些舆论工具，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抗日爱国道理，揭露南京当局对外屈辱妥协、对内专制独裁的罪行；充分报道西安军民的爱国壮举，谴责南京亲日派扩大内战的政策。
群众爱国运动蓬勃开展，积极拥护和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民众指导委员会于事变当天成立后，大力支持和协调各爱国救亡团体开展活动。12日晚7时，“西救”、“东救”和西安学联等14个群众团体在西安高级中学召开各界代表紧急会议，由杨明轩主持。会议向代表们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全国以及西安救亡运动的情况，决定以西北各界救国会等18个团体名义通电全国，以西北各界救国会等30余团体名义致电全国将领和武装同志，表明拥护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会议还决定由学联发动各校组织宣传队，从13日起分头到市内各处开展宣传活动。
翌日，是星期天，戒严令已撤销。30多支由各校组成的宣传队活跃在街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阐述“兵谏”的意义，揭露蒋介石的卖国行径，宣传和解释张、杨的救国主张。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更加高涨，集会游行，接连不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政府!”、“团结抗日’的口号声响彻西安上空。
张学良和杨虎城亲自作宣传工作，解释他们发动“兵谏”的原委，倾诉自己的苦衷。13日下午，张学良召集原西北总部全体职员开会并讲话，他首先说明自己“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同诸位讲话”的原因，他说：“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的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
为什么要对蒋介石发动“兵谏”，以武力扣押他呢?张向其部属解释说：“关于政治主张，我曾公开的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讲活的内容，今天我见到蒋委员长的秘书毛庆祥、汪日章，据他们告诉我，我同蒋委员长讲话，他们都听到了，可异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也是因为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蒋委员长误会我，说我的意见不对，但又不能说出我的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更不能对他所说的我不对的地方加以指导!”张接着讲：“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决：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如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如不是因为我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如我只身离去，回东北作义勇军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二种办法同等的效果。
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两种办法都不通，只好采行第三种办法，采行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几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说像他自己所说的‘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于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民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便是本书前面在谈西安事变爆发导火线时所讲到的西安一二九事件。通过这个事件，“杨主任，其他西北将领和我本人，就都断定了他(指蒋介石)的主张是绝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像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静地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还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采取第三种办法，也可以向诸位提出来，就是蒋委员长认为我的部下的行动有不检点的地方，开始要求我对于我的部下加以严处!我实在不能那样，我不容于当局，牺牲我个人可以，无论如何，绝不陷害我的无辜的部下。”
张学良向其部属们郑重表示，他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动机是纯洁的，完全是出于公心，是为了国家和民族。他说：“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僻如无便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对于“兵谏”的目的，他解释说：“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①
后来，西安事变的进程和结局表明，张学良当时说的这些话，确实不是言不由衷之词，而是他那忧国忧民坦荡胸怀的真实表露!
12月14日，2000多名学生和各界有组织的群众在西安南苑门集会，听取申伯纯的报告。申根据设计委员会讨论的提纲，在会上揭露蒋介石卖国不抗日、坚持打内战、残杀爱国人士、摧残抗日运动、拘禁爱国领袖，破坏上海抗战，破坏华北抗战、专制独裁、贪污腐化、背弃总理遗嘱的罪状和他拒绝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申还阐述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最后提出应将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虽是一种过火要求，可是却博得了当时到会群众的热烈支持。申伯纯还向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官兵作过几次内容相同的报告。
蒋介石被扣押后，南京对西安实行电讯封锁，致使全国各地一时听不到张、杨的声音，不明了事变的真相；而南京方面散布的流言蜚语却在到处传播。为打破这种局面，12月14日至16日，张学良、杨虎城和吴家象先后到西安广播电台发表演讲，通过无线电波向国人说明事变真相。张学良在14日晚的广播中，着重说明发动西安事变是救亡图存的需要。他说：在日本步步进逼下，“整个中华民国，眼看就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了”，“我们再不起来向我们最大的敌人反攻，恐怕以后再没有机会了!”在绥远抗战的热潮中，“我们的忠勇的守土将士，正在前方浴血杀敌，我们的领袖还是胶执‘剿匪’的主张，把国内大部的兵力财力，都用在内战式的‘剿匪’上。我们的政府的诸公，在后方力谋妥协，只顾苟安一时，不惜把民族的精神完全断送!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爱国分子，查禁了十四种救国刊物，以致人心愤慨，舆论沸腾。……十二月九号，西安学生游行，完全出于自动爱国的精神，并无扰乱秩序的地方。蒋委员长竟主以武力弹压，并申斥必须以机关枪扫射，才能停止这些爱国青年。几次苦谏，均被申斥拒绝，绝无改变他的主张的希望”。万般无奈，才“不得不实行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有更大的反省。”
针对外界关于蒋介石生死不明的传说，张学良在广播中郑重向全国宣布：蒋介石在西安“极为安全”。张重申，“我决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在民族危亡日甚一日的形势下，采取这种办法促使蒋介石改弦更张，既是爱护蒋介石，又合乎全国民意，张说不信“可以问问全国民众，还是愿意立起抗敌，死里求生呢?还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针对南京当局对西安的攻击诬蔑，张学良在广播中极力为“兵谏”的正义性进行辩护，他指出：固然“一个国家必须有强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须建筑在民意的基础上。合乎民意的政府，当然要誓死拥护的。若政府措施违反民意，一定会把国家领到灭亡的路上去，大家自知作官，自然有改组之必要，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张学良对那些武力恫吓者们提出警告说：“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是即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的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张向国人声明：“我们的心地，是绝对纯洁；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正当。如有反对者，必为全国民众所唾弃，结果必归失败的。”张学良重申了八项救国主张，最后表示：“我们愿诚恳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评，对任何人都认为是中国人，对任何党都视作抗日的力量。”②不言而谕，这也包括共产党在内。
杨虎城在12月15日的广播中，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侵略，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所以我们救国的方略，除了全国一致，不分党派，实在是再没有第二条生存的道路了!”而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一贯的政策是“安内攘外”。杨揭露道：“所谓‘安内’，仍然是中国人杀中国人，将来的结果，也只有同归于尽，还谈到什么‘攘外’吗?”杨虎城指出：“我们这次的举动，是完全出于救国救亡的热诚，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的。”这次“兵谏”的意义，“完全是为爱护蒋委员长而发动，即是我们不忍坐视他的政策错误到底，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罪人。”他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不分派别，共同负起这个抗日救国的责任，争到最后的生存。”③
12月16日，鉴于国内各方对西安方面的真相仍多未判明，南京方面散布的一些谣言仍在使一些人受蒙蔽，张学良派原西北总部秘书长吴家象到西安广播台发表谈话，进一步说明事变爆发后西安的境况。吴在广播中强调指出：“我们请蒋委员长留在西安”，目的是“请他反省，请他改变以往的错误，免得他人走入自误误国的路上去”。吴再次向国人表示：“我们的动机，是因为爱护国家而爱护蒋委员长，当然我们绝对不能稍加危害，我们还想将来照旧拥护他。”当时国内外有关蒋介石生死的传言五花八门，不胫而走。针对这种情况，吴家象在广播中郑重地说：“现在我们再绝对的负责声明一次：蒋委员长现在是绝对安全，精神起居饮食，也均如常。”吴家象还透露说：“关于蒋委员长还有一点可以报告众位的，就是最近的表示，对于‘先安内后攘外’的主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坚持，已经允许我们和他商谈抗日的问题，已经认为有几件关于抗日的事，可以照办了。”
蒋介石被扣后，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造谣说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阴谋策划并指使张、杨干的；有的甚至说事变爆发后，西安已经“赤化”，满城遍插红旗等等。这种舆论，无非是想孤立张、杨，为南京讨伐派武力进攻西安提供借口。为说明事实真相，吴家象向国人第一次公开披露了张、杨的联共抗日主张，并揭穿西安已经“赤化”的谎言。他在电台广播说：“在我们公布的八项政治主张上，有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和停止内战两项。根据这两项主张，当然我们是要容共的。但各界同胞要切实明了，容共是为抗日，决非赤化。”他接着解释说：“我们主张容共理由，很简单的，却是很正当，因为日本是强国，我们是弱国；我们科学不如人，武器不如人；我们要想与他抗战，必须全国人人的力量都用上，才能制胜!反之若是把一部分存心抗日而且有适当抗日战术的人的力量，弃而不用，至少是绝对无益的。诸位要知道，现在中国讲的是死活问题，不仅是强弱问题。立即抗日，还可以活；不立即抗日则必死。”
吴家象批评了南京当局在事变后主次颠倒，本末倒置，只考虑蒋介石个人的安危，不顾国家民族的存亡，他说：“最近我们收到中央一些来电，差不多都是仅注重于蒋委员长个人的安全，而没有注意到国是。固然，关怀领袖是绝对应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比领袖更重要的还有国家!领袖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固然不能说没有关系，但是领袖安全，未必国家就能存在，他们总应该除了关怀领袖以外，再把怎样可以救亡的办法，来平心静气的想一想，如果不然，那就是只知对人，不知对事，一定是错误，一定为国人所不取。我们试想想，国家若是亡了，还讲什么领袖呢?”
吴家象再次说明张、杨发动“兵谏”的动机，是一心为国，在无奈的情况下发动的。他说：“我们这次事件，敢负责地向全国同胞郑重声明：不是为争取私人的权利，不是为解除私人的困难，完全是为实现救国的主张!不惜冒一时的嫌疑，并且费尽千方百计，不能实现主张，逼得无路可走，才不得已而出此。”“至于人的毁誉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如果我们各项要求，都已积极实行，抗日战事确实发动后，我们情愿束身引罪。”④
12月16日上午10时，西安各救亡团体在革命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拥护张、杨的八项救国主张。这天虽天气寒冷，但仍有2万多各界群众到会。大会由杨明轩等人组成的主席团主持，工、农、军、华侨、妇女等各界代表相继发言，表示竖决拥护张、杨的爱国行动，愤怒声讨蒋介石丧权辱国的罪行。张学良、杨虎城参加了这次群众大会，并发表了讲话。
张学良在讲话中除进一步说明发动事变的原委外，还向全国同胞明确表示：“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此外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为了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线上效死。”他指出：“我们的主张要我们自己来实现”，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有力量出力量，有钱的出钱，尤其是武装同志，壮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线上。”⑤
杨虎城看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情绪非常高兴，他十分感慨地说：“我们记得过去在这里开会时，每次所听到的都是‘安内攘外’、‘敦交睦邻’这些口号。群众们受着环境的压迫，丝毫没有自由表示自己的意见。若干年来，就是在这样口号下，几乎要把中华民国断送完了。直到今天我们才能真实地表示我们的意见，坦率地提出我们的主张，这才叫民众大会。”杨再次强调了“兵谏”的正义性，他说：“双十二的义举，是真正民意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己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就是抗日。因为蒋委员长的主张有错误，经过多次劝谏，仍然无效。于万不得已中才举行了‘兵谏’。所以我们的义举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的。这一点，张主任委员和我是可以质之天日而无愧的。”杨还指出，日本侵略者扩大对我们武装进攻，国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过去，“西北各省只是抗日的后方。自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绥远以来，西北也就随着形势的转变而变为抗日前线了。”他呼吁西北民众“认清我们的责任，就应该团结起来，巩固西北国防，就应该准备拿起武器和日本帝国主义拼命，以保全国家民族。”⑥
西安事变促进了西安地区群众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在事变后的十多天时间里，西安的各种救亡组织猛增到30多个，不仅有各行各业的，还有妇女的和回民的救亡团体出现。跨行业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向各县发展，在陕西20多个县里建立了组织。“民先队”的组织迅速壮大，队员发展到四五百人。由于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各种爱国刊物大量涌现，宣传抗日救国，抨击南京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压制的错误政策。张、杨公开了联共抗日主张，红军成了友军，一些救亡团体派代表去渭北慰劳红军，代表返城后举行报告会，称赞红军的艰苦朴素、忠贞为国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不久，在西安的七贤庄成立了红军联络处。
张、杨的爱国义举和西安群众爱国运动的发展，对全国各地特别是西北地区发生了重要影响。陕、甘、青、宁等省的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在长安县杜曲、临潼县新丰等地群众还自发地组织起“西北人民抗日先锋军”、“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团体。
①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6日，《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4—1067页。
②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杜1986年版，第11—13页。
③ 同上书，第14—15页。
④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9页。
⑤ 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7日；《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0页。
⑥ 《杨虎城在西安市民大会上的讲话》(1936年12月16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7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