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 甲乙两案
李义彬
蒋介石回南京后，违背他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扣留了张学良；但他没有完全回到西安事变前剿共、内战的老路上去；他采取的策略是：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迫使张、杨离开自己部队，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不容许西北地区存在半独立状态，要完全置于南京的直接控制之下。
1937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甘肃绥署主任朱绍良、参谋本部厅长林蔚等举行座谈，确定解决西北问题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在具体行动上，用军事压迫手段，迫使西安就范。蒋做出上述决策后，立刻部署五个集团军的兵力对西安形成夹击态势。其具体部署是：以顾祝同为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辖10个师兵力，位于潼关以西至华阴、华县，沿陇海路西进；以陈诚为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辖10个师兵力，位于第一集团的右翼，沿渭河北岸西进；以卫立煌为总司令的第五集团军，辖4个师兵力，置于第一集团军的左翼。在潼关以南的商、雒一带，从东南方向威逼西安。以上三个集团军属于东线；属于西线的，是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第二集团军和以朱绍良为总司令的第三集团军，位于陕甘边境，其最前线，在咸阳附近，共有近15个师的兵力，从西面对西安构成威胁。东西两翼第一线部队共39个师，第二线部队约10个师。除上述陆军部队外，以毛邦初为指挥官的空军部队也列入战斗序列。顾祝同被任命为西安行营主任，赶到洛阳，代蒋指挥上述部队。
蒋部署完军事后，便于1月2日离开南京去奉化，料理其兄蒋锡侯的丧事，并疗养腰伤。他指令何应钦在南京负责与西安方面接洽；派戴笠来往于奉化溪口和南京之间，负责连络。蒋本人在溪口遥控对陕甘善后问题的处理。1月7日，蒋介石在奉化两次致电前敌总司令刘峙、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再次强调“对陕策略，应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方针，并具体指出：“我军各路，应照战略单位，先向各地区开进，周密布防。一面对各地区后方勤务，如通信、交通、粮秣等，积极筹备，充分补充；一面向张、杨交涉劝导，使其不得不为最后之服从。”蒋还授意刘峙和顾祝同，对张、杨所部可实行分化瓦解和金钱收买策略，“用各种传单，每日每时用机分送散发，并可用张名义代制，劝导其部队服从中央，接受命令”，“用最合情理、最简单文字，使其官兵离心，失却战斗力；并使其东北军遵命迅速集中甘肃，团结一致，保存实力”；“另以中央或中正名义散发传单标语，大略以爱护张杨，各军官兵，一视同仁，以及中央宽大为怀，优遇汉卿，与胁从罔治之意。如其服从中央命令，即是出路；否则，抗命盲从，即是死路。多以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之意动之。并由兄等名义，对于自拔来归者之各种赏项，定为等级轻重以动之。”①当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用政治方法”，使中央军“能有一部和平进驻西安，然后相机再用根本解决，是为上策。其次，使东北军能离陕入陇”，红军“旁观中立，俾杨逆孤立心寒，然后攻之，亦不失为中策。”②看来，蒋介石是想要首先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之后再各个解决，力求避免出现中央军同时与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作战，完全依靠武力进攻西安的局面。
蒋介石耽心刘峙、顾祝同不理解他上述指示的核心和意图，第二天(1月8日)他再次去电说明：“昨电总意：以战事应充分准备，但不轻易发动。又望以军事威胁为手段，而达到政治解决为目的。”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向刘、顾具体指出：“各种军事计划之考虑，应于未开战之前，不嫌其细密周到，亦不必求其急速也。然战事发动之后，应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须定期攻克西安，亦不容有所迁移也。”他还指出，其嫡系部队“教导总队与三十六师既定为攻城队，则在未攻城之前即可作为总预备队，并令其携带防毒面具与即时练习，以免临时不惯也；并令空军充分准备各种瓦斯炸弹，以备万一之用。”他接着指示：“此次作战，最先一战须猛须速，故最前部队，不仅作战准备要充分，而且亦要精强。”攻击令下后，“一面用空军轰炸与劝降，而主力则专意向西安猛进，期速达成攻克西安之主目的。”蒋介石还指示刘、顾要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研究“地形敌情”，准备攻城用的器材，令南北两路各纵队做好切实准备。总之，务求“开战后十日内攻克西安。”③
蒋介石把军事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1月10日他电示刘峙、顾祝同：“严令各路前方部队，未下总攻击令前，应力避冲突，勿使接触”，并明确规定“至总攻击令，必须候中(指蒋自己——引者)核定为要。”④第二天，蒋介石又进一步指示刘峙、顾祝同：“在前方对逆方表示，不能不紧张激昂，并须限其解决日期，使其不敢拖宕。意对派来或我方派去之人，限定铣日(16日)为最后之期，如过此则再无商洽余地之意明告之。”总括起来，蒋介石的策略是：“不忘政治为本，军事为从，而尤须以对逆紧急，对内严密。在前方，对逆方表示应激急严厉，多对军事说话，而政治之运用则属之后方。如此前后策应，刚柔并用，乃易达成目的。”⑤
在蒋介石的五路大军已部署于豫陕和甘宁地区，对西安已形成包围、夹击的态势下，蒋没有立即发动武装进攻，用武力解决陕甘善后问题，而一再强调解决陕甘善后要实行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这和下述情况不无关系：第一，继东北四省丧失后，华北又岌岌可危。日本侵略者已大量增兵华北，全面侵华战争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日益严重的国难，不容许大规模内战再次发生。何况，蒋介石为了恢复自由，刚刚在西安做出了不再内战的承诺；第二，全国民众、各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的爱国力量都呼吁和平解决陕甘问题，反对武力进攻西安。直接面临内战威胁的陕西民众选派以西安商会主席王怡然为首的20余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1月7日他们途经潼关，当面向中央军前线指挥官樊崧甫“陈述陕民哀呼和平赤忱”，要求南京“对陕事以和平解决，俾得培养国力，一致对外。”此前，他们发表的通电说：“旬日以来，交通迄未恢复，潼关复又进兵。设不幸因误会而启衅端，则此仅存之国力将对消于内战之中，其何以制方张之寇焰”，并指出：“萁豆之相煎，懔鹬蚌之足戒。”他们要求国民党当局“鼎力消弭内战，促现和平，以维国力”。⑥广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1月17日发表通电，指出：“连日报载，中央大军续向西安压迫，西北军民亦严阵以待，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并斥责南京当局说：蒋介石被释回京后，“中央对于西安抗战之主张，未能见诸实行，竟复派大兵入陕，重相煎迫，万一激成变乱，人将谓中央勇于对内，怯于对外，而亡国灭种之惨祸亦不旋踵而至矣!”通电要求国民党当局“迅行制止入陕部队，采取政治解决方法，以弭内战而培国力”，并吁请蒋介石“立即领导全国军民，发动民族抗战”。⑦
1月14日，四川刘湘致电何应钦，指出：“中央对陕甘善后，应力除畛域，以全远大。令入陕甘部队毋得逼之太剧，以存国家元气。倘不幸发生战争，是外患既殷，内忧又起，前途不堪设想。”⑧第二天，由刘湘领衔，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连署通电全国，揭露说：“近接两安将士迭电谓，中央部队仍续向西安压迫，兵车络绎”，设不幸激起内战，恰给外敌以可乘之机。他们要求南京当局“本总理之宽大精神，采政治解决之途径”，“急令入陕部队停止进行，勿得逼之过戚，相煎太急”。⑨第三，耽心陕甘红军渡河攻晋，抄中央军后路。当时竭力奔走和平的甘肃省财政厅长陈端1月13日致电孔祥熙，尖锐指出：“关于陕省问题，如中央决以军事解决，势必全部赤化”。他说，在陕甘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地方民团总数总20万，“一经接触，势必向晋豫流窜。星火燎原，深为国家前途隐忧。”他建议“最好中央军暂取缓和态度，向后稍退却”，求得和平解决。⑩同一天，蒋介石在给刘峙、顾祝同和何应钦的密电中也明确指出：“此时我军向西安进攻，‘赤匪’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危险。明关附近，中央军能否派两师兵力协助晋军布防，河东岸务希特别注意。河东防务未固以前，我军暂勿向西安进攻”。⑾1月16日，孔祥熙用电报征询在华县前线的樊崧甫意见，樊在复电中也耽心“晋方东西两面空虚，我西进彼东窜，不能守则攻无益也。”⑿第四，国际上，英美苏等国希望蒋介石对日作战，反对他继续进行内战。
蒋介石为贯彻其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的方针。在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威逼西安的同时，1月5日炮制出“陕甘军事善后方案”，作为政治解决西北问题的方案，逼西安方面接受。这个方案的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人事任免，决定：“1，以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命，综理陕甘青宁军事及西北国防准备事宜；2，以王树常为驻甘肃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甘肃绥靖事宜；3，以杨虎城为西安绥靖主任，在行营指导之下担任陕西绥靖事宜，冯钦哉为二十七路总指挥。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带罪图功。”⒀上述任免，当天即以国民政府行政院名义公布。同时还公布“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邵力子辞职照准，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兼主席。”⒁方案的第二项内容是军队驻地划分，规定：从潼关沿陇海线往西至天水、秦安，由中央军驻防，原海原、同心一带中央军暂时待命；十七路军第十七师及警备旅驻关中至长武、邠州一带。叛杨投蒋的十七路军四十二师冯钦哉部改编为二十七路，仍驻大荔、蒲城、白水、澄城、郃阳、韩城、宜川等原地；东北军一律恢复西安事变爆发前的位置。⒂
十分明显，南京当局抛出的“陕甘军事善后方案”意在拆散“三位一体”，不容许半独立状态存在，西北地区要由南京直接控制。蒋介石把他离陕返京前在西安做出的“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学良、杨虎城负其全贵”的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
面对张学良被扣押和几十万蒋军压境的严峻形势．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安三方面高级负责人1月4日研究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组成抗日联军，作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对付蒋军的压迫，但应力求和平解决，以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联军坚持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但在万不得已时，决定集中主要力量迎击由潼关西进之蒋军。具体作战方案是：在渭南的赤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筑七道防线，配置6个师，巩固正面。在渭北，集结3个以上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准备施行突击，将敌歼灭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在张学良返陕前，由杨虎城统一指挥联军。红军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再经三原赶到高陵一带，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在陕南的红军陈先瑞部和杨虎城部两个旅，依托秦岭，以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迟滞李默庵部前进。在西线，以东北军王以哲部、于学忠部和红军一部监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曾万钟等部(约8个师兵力)。周恩来、博古1月4日将此方案电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等即复电表示同意，并提出目前要加强“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⒃
南京和西安虽都摆出了要打仗的架势，但谁也没有要真正动武的决心，双方都不过是拿军事威胁作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要求与目的。所以，在严重军事对峙的情况下，双方又展开了和谈活动。
南京为缓解西安方面因张学良被扣和中央军西进而激起的愤怒和反抗，开始散布和平空气。1月4日从奉化回到南京的戴笠，根据蒋的旨意，宴请从各地赶来的东北名流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吴瀚涛等。戴向他们说，蒋介石曾写信给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让叶转请林森务必特赦张学良，但元老派在国府会议上竭力反对释张，为此宋子文愤而出走上海。戴的意思是说蒋是主张放张的，张之所以不能返陕，是因为元老派反对。杨虎城领衔发出“歌电”后，1月6日戴笠向王化一等表示，同意他们要求释放张学良的要求，并动员王和吴瀚涛去西安和谈。1月8日；何应钦也向王、吴二人表示南京决意谋求和平解决，对西北绝不用兵，并说：“你们此行就是为了和平解决双方的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汉卿先生即可回到西安，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⒄
蒋介石为利用张学良的影响促使西安方面就范，1月7日写信给张学良，除简告“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大意外，主要是促其写信给“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并威胁说：“若再不遵中央处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⒅当晚，张给杨虎城写信，说蒋介石“返奉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多有不合其意”，“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事”，“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⒆
1月7日，张学良复信蒋介石，同意派人持他的亲笔信去西安商谈，并提出他对解决陕甘问题方案。全文如下：
“介公委员长钧鉴：雨农同志交来手示，已遵(嘱)派人持良亲笔函去西安矣。良有不得已而欲言者，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陕甘问题，良十分忧心，非只虑于陕甘，所虑者大局形势以及内乱延长，对外问题耳。冒死上陈，俯乞鉴宥。如蒙下问，愿述其详。盼钧座以伟大之精诚，更彻底而伟大之。敬祝吉人天相，钧体早复健康，深望为国珍摄。专肃。敬叩。
学良谨肃七日。
附：张学良意见书
甲、剿匪
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整理训练担任国防工程，由良负责调出及整理。
二、请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由钧座给予充分之款项，对日发动，即召返国。
三、余陪同墨三等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
乙、匪不剿
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或刘经扶为西北行营主任，以庞、商、萧之楚、万等军驻陕。
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帮助训练完毕，良愿去读书。
关于虎城讲话问题，良以为力子、雪竹兄或于先生协同良到潼关或到冯钦哉防地，请虎城来谈。”⒇
从张学良的上述言行可以看出，他虽已被蒋介石扣留，身陷囹圄，但仍不改初衷，事事处处以抗日救国为前提。为避免内战重起，保存抗日力量，他对自己失去自由无怨无悔；并委曲求全，一再说服西安方面接受蒋介石提出的“陕甘军事善后方案”。同时还可看出，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为人仍缺乏了解，过于轻信其花言巧语。张把自己的被扣留和南京五路大军威逼西安认为是有违于蒋介石的本意，是南京那些元老派特别是何应钦搞的；孰不知不论是“审张、赦张、管束张”的闹剧!还是派中央军威逼西安，都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导演和指挥的。
蒋介石得知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等人信件内容后，同意派人送去西安。1月8日下午，戴笠陪王化一、吴瀚涛去看张学良。见面后，戴即离去。张与王、吴二人交谈了两个多小时。张嘱王、吴到西安后向东北军将领转达他的意见，其要点是：“(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以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三)和国内各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21)张学良还托王、吴二人带给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一封亲笔信以及两份遗嘱(一份给家属，一份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东北军将领)，遗嘱的主要内容是“如果造成糜乱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22)
王化一、吴瀚涛1月9日从南京起飞，在洛阳机场稍事停留，与顾祝同、刘峙晤谈，顾、刘希望王、吴此次西安之行能打开僵局，和平解决。王、吴则请顾、刘严厉制止前方接触，设法与西安进行电话联系。当天下午4时，王、吴飞抵西安，在机场受到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等人迎接。到西京招待所稍事休息后，便去会见杨虎城。当时在场的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以及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和中共方面的博古。王、吴向杨虎城递交了蒋介石、张学良的亲笔信，转达了张学良的口信。蒋亲笔信的主要内容是要杨和各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越待遇。张的亲笔信提出要以抗日救国为前提，为达到发动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如引起内战，不论谁胜谁败，损失的都是抗日力量。
1月10日晨，王、吴再次面见杨虎城。杨说：“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自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23)杨还表示，他个人去留毫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的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可出国考察云云。
1月10日下午，西安方面通过电话与洛阳方面取得联系，前方的军事行动已停止。洛阳方面根据蒋的指示，11日将派代表祝绍周到西安，双方商谈停止军事行动、恢复交通问题。
王化一、吴瀚涛西安之行的任务已达到，11日上午便从西安乘机返京复命。
蒋介石为尽快拆散西北的“三位一体”，亲自修订了解决陕甘善后的方案，分为甲、乙两案，让1月15日返陕的米春霖带回，供西安方面择一而行。蒋修订方案的全文是：
“甲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甘肃。
二、第十七路各部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该部得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以便行使绥靖主任之职权。
附记：陕西绥靖主任公署或移设三原亦可。
三、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归中央军驻扎(铁路线各县以外，得由十七路军部队驻扎)。
乙案
一、东北军全部调驻豫皖两省，可先由西荆公路集中南阳、襄樊、信阳一带。
二、以王树青(或由汉卿另保一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
三、调于学忠任绥靖主任，统率驻豫鄂皖之东北军。
四、调杨虎城为甘肃省政府主席，仍兼十七路路总指挥第十七路军全部调往甘肃。”(24)
刚刚从南京移往奉化溪口在押的张学良13日夜给杨虎城及西安各将领写了一封信，托米春霖带往西安。张在信中写道：“弟今早同瑞峰(米春霖字)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机，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讨论，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来，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25)
西安方面认为，当前首要的问题是争取张学良迅速返回西安；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杨虎城和东北军方面决定派李志刚和鲍文樾随同米春霖一起飞往南京，要求蒋介石迅速释放张学良回陕。行前，杨虎城向李志刚等交待说：此行主要任务，是要求早日放张学良，质问蒋介石派顾祝同统帅大军分路西进，并了解南京方面有无准备抗日和结束内战的迹象。杨对李、鲍、米表示，只要蒋介石经过这次事变把“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变过来，“那么我们个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26)杨虎城把给蒋介石的信和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让他们带交蒋介石，并让他们带去了给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贺耀祖、戴笠、于右任的信，希望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杨虎城给蒋的解决陕事问题方案的内容是：
〔一〕
甲、维持中央威信问题：
(一)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接受中央命令。
(二)取消12月12日以后临时组织，恢复一切常态。
乙、张副司令出处问题：
A：
(1)设陕甘绥靖主任，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顾祝同主任驻洛阳。
B：
(1)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杨虎城为副主任。
(2)行营以张副司令为主任，顾祝同、杨虎城为副主任。
丙、军事善后问题：
(一)
A：
为免除国际间误会起见，潼关、华阴一带酌留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各地由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分驻，其防地经三方商定后，呈请委员长批准。
B：
(1)东北军驻武威、兰州、咸阳、固原、天水一带地区。
(2)十七路军驻西安、泾阳、洛川、韩城、朝邑、华县、商县一带地区。
(3)红军驻延长、延川、肤施、鄜县、庆阳、淳化一带地区，一部驻雒南，另一部驻凉州以西。
(4)中央军护路部队最大限三至四团。
(二)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委员长指挥之下，其用人行政及训练事宜由各本部全权处理。(三)为免除国人疑惧起见，在承商期间，请委员长令何部长停止中央各军前进及其他一切军事行动。
附记：
委员长在西安所采纳之各项具体救国方案，请负责实现。此外，关于一切善后所需军费及军队编制饷糈，另定方案办理。
〔二〕
(一)给杨虎城以援绥名义率领十七路军及东北军或骑兵军一部，组织援绥军(但此条仍恐有不完满处)。
(二)东北军开甘肃，十七路军仍驻陕西，中央军驻潼关、汉中。
(三)为建设西北计，陕省主席仍由中央派人。至行营主任，拟请何雪竹、带肖之楚部驻西安。(27)
李志刚、鲍文樾、米春霖16日由西安飞抵南京，17日转赴奉化晤蒋。此时，蒋的腰伤未愈，正穿着钢架背心接受治疗。李、鲍、米向蒋略致问候后，便提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希望张学良早日回陕的要求，还说张不回去大家的心里非常不安。蒋回答他们说：张学良“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谈到派顾祝同率大批中央军西进事，“蒋强调西安方面在军事上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必须在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中择一而行，否则他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声色俱厉。”(28)
当日下午，蒋介石单独召见李志刚，先恫吓说：西安方面如果要打，“我在几天以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接着又拉拢说：“杨虎城与十七路军是有革命的历史的，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29)
1月19日，蒋介石给杨虎城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长信，断然拒绝了西安方面关于释张的要求，全盘否定了杨虎城提出的解决陕事问题的方案。蒋在信中说：“今观鲍、米、陈三君携来商酌之办法，乃知兄等依然固执己见”。蒋在信中指出，杨提出的方案，“一则为西北之军事善后与人事分配，须以兄等之意为可否；二则限制中央军队之驻地，使不得越潼华以西；三则部队之人事行政与训练，均须一任各部之自由。质言之，即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指责西安方面是“进一步的割裂军政，破坏统一，以造成西北为特殊区域。”关于拒绝释张，蒋在信中说：“陕甘之统一一日未复”，他和张学良“之罪责一日不得而卸除。汉卿深知此意，故并无回陕之请求，而惟望问题之速了。”蒋要求杨等“勿再作此不可能之要求”。(30)
李志刚等返陕前再次见蒋，蒋除把他给杨虎城的信令其带回外，并嘱其回西安后转达他昨天讲的话，要杨立刻撤除二华(华阴、华县)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蒋还希望李志刚两三天后再来奉化，报告西安方面的反应。
李志刚等1月20日飞返西安，带来了蒋介石和张学良写给杨虎城的信。张19日给杨的信中表示断不可以他个人的出处作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焦点，提出：“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带去之甲项办法立即实行，以免夜长梦多，或者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他盼杨“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为倡导，毅然实行”。(31)
杨虎城在李志刚返回西安后，立即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双方高级军政人员会议，首先由李志刚报告晤蒋经过，之后宣读了蒋介石给杨虎城的长信。与会者听完蒋的信，情绪激愤，“东北军到会的人听了以后，都纷纷地骂蒋介石背信弃义，说他是想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表示“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孙蔚如表示他绝对不就陕西省主席职”。杜斌丞见东北军方面的人如此激愤，也表示：“张先生不能回来，我们大家要坚决同蒋介石拼命。”(32)会议无结果而散。
会后，杨虎城留下李志刚单独谈话。李把晤蒋详细经过向杨说了一遍，“杨认为蒋是一手用军事威胁，一手用政治分化，首先要分化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关系。”杨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和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存在也能监督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回来和停止顾军西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我们也应了解蒋和南京方面对结束内战和实现抗日，究竟有没有转变的准备?”他说：“如果经过这次举动能够把过去‘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错误政策改正过来，就是牺牲了个人，也是值的。”(33)杨让李志刚再去南京、多找几个人谈谈。第二天(1月21日)，杨虎城又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方面负责人开会，周恩来也应邀出席。杨把李志刚晤蒋的详细经过和他本人的分析说了一遍，提出准备派李志刚再去南京、奉化，任务有三：要张回来；质问中央军为什么大举西进；看看蒋介石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大家比较冷静，都同意杨的意见。于是决定派李志刚再去南京、奉化。
会后，李志刚立即飞赴南京。1月21日下午和22日，李志刚在南京分别访问于右任、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等人，探询南京是否有转变政策的准备?结果并无所获。1月23日，李志刚在戴笠陪同下，由南京乘汽车经杭州到奉化，立刻受到蒋介石的召见。李先向蒋递交了杨虎城的信，杨在信中对蒋说：“前示甲案，应当接受。惟西北情形已趋复杂，各方实际上之困难仍属不少。凡此情况，谅蒙洞察。谨再派李志刚趋前晋谒，陈述一切，务恳钧座对于此间实际各问题详加训示”(34)。按照蒋的要求，李志刚详细汇报了杨虎城召集会议讨论蒋介石信件的情况。蒋听到西安方面仍坚持要求张学良返陕，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他来。他现在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他，你问他是不是那样。他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到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由他也不由我了。”李志刚听蒋如此讲，觉得再谈也无益处，便改谈顾祝同率军西进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调度军队恢复秩序。”蒋让李转告杨虎城，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否则就要军事解决，并说他已通知顾祝同要相机处理，西安方面要找顾接洽，把真正困难的地方提出来与顾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再由顾请示他，他一定能给解决，以后再不要直接去问他了。
李志刚第二次去奉化期间，经蒋允许，见到了被幽禁在雪窦寺内的张学良。当李谈到西安方面坚持要求他返陕和遭蒋拒绝时，张感叹地说：“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可以利用我在东北军中发挥作用时，我才有可能回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言时神色凄惨。
李志刚在奉化时，宋子文从上海赶来向他透露：目前情况，张汉卿更不能回去了。宋说，他为此事找过蒋，蒋说释张的要求决不能办到。李志刚在奉化还见到从南京来此看蒋的汪精卫，汪对李说西安事变虽出于爱国热情，但万一在乱中伤害了领袖，后果不堪设想。汪批评杨虎城现在不该拥兵抵抗，应该服从中央，以免地方涂炭等等。李问汪当前国家政策怎样转变?汪答怎样变动必须由中央全会做出决定，他这次来奉化就是与蒋商量召开中央全会事宜。得知南京正在酝酿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转变国策问题，这是李志刚第二次奉化之行的一个意外收获，正是杨虎城正急欲了解的南京动向。
1月25日李志刚飞回西安。从他的汇报中，杨虎城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们得知张学良已无望获释返陕，无不大失所望；同时，杨虎城等也认识到蒋介石已有变内战为抗战的可能。其根据是，蒋、汪已在酝酿和准备召开旨在讨论转变国策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蒋获释返京后，冯玉祥说“内战蒋介石再也打不下去了”，这句话反映了举国上下的共同呼声，是大势所趋。结束内战，发动对日抗战，这是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如实现全民抗战，无疑是西安事变取得的最重要成果。杨虎城等决定，派代表到潼关与顾祝同谈判。
①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笫193页。
③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194页。
④⑤ 同上书，第194页。
⑥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⑦ 《团结报》第1174号，1991年2月20日。
⑧ 西安《解放日报》，1937年1月15日。
⑨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22—123页。
⑩ 同上书，第113页。
⑾ 同上书，第196页。
⑿ 同上书，第128页。
⒀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⒁ 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1月6日。
⒂ 详见《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95页。
⒃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复周、博电》(1937年l月15日)。
⒄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团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5月编印：《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52页。
⒅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⒆ 《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8页。
⒇ 《西安事变挡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6—97页。
(21)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5月编印：《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55页。
(22) 同上书，第53页。
(23) 王化一：《我在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些经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5月编印；《西安事变资料选编》(第二集)，第56页。
(24)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25) 同上书。第117页。
(26)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27) 《杨虎城将军言论选集》，第169页。
(28)(29)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181页。
(30)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135页。
(31) 《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2页。
(32)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5页。
(33) 李志刚：《奉命奔走和谈的经过》《西安事变亲切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46页。
(34) 《杨虎城复呈蒋介石书》(1937年1月21日)，《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页。
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李义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