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海伦·斯诺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张文琳
海伦·斯诺，美国人，在美国犹他大学毕业后于1931年来华。1932年底与在华美记者斯诺结婚(1949年离异)。翌年迁居北平，任美国在远东最有影响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驻华北记者。1936年6月，斯诺由我党安排、宋庆龄搭桥协助去陕北苏区采访。9月初的一天，红军信使王林给她带来了斯诺的消息。斯诺在来信中写到：“我多么希望你在这儿，共同分享我的经历啊。你在这儿能得到多么生动的谈话和讨论，气氛迸发着炽热的火花。”海伦接到信后，激动不已，立即成行，来到西安，伺机前往陕北。她在西安待了大约两周时间，“每天都急得要死”，盼望次日清晨喜神突然从天而降。但不久失望了。负责她进入陕北的红军驻西安联络员刘震，坚持要她从速离开西安，返回北平，理由很简单；这时，斯诺即将从陕北采访归来，如果她待在西安，就会招致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对斯诺的注意，如被发现，就会“眼睁睁地失掉已经拍摄的胶卷和采访笔记”。正在走留犹豫之际，张学良派人来请她这个当时在西安“唯一可以找到的外国记者”，试图通过斯诺常为之撰稿的伦敦《每日先驱报》宣传西北的局势。海伦焦急之中，遇到如此厚待，欣喜异常，立即接受了邀请。
10月3日下午6时整，海伦怀着喜悦的心情，如约来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同张学良会见(中央社和《大公报》记者也在场，但张学良要求他们不得发表任何东西)。会见中，海伦就时局和南京政府的内、外政策，提了如下五个问题，张学良作了回答。(一)问：现在中日关系已至一新的危机，司令对于国防问题有何新政策?答：(1)和平局面之决定，非在中国而在日本，假若日本不允许中国走向和平之路，中国到了最后关头，必从事最后牺牲。(2)外报前传西北五省酝酿独立及实行联俄之说，乃纯属谣言。(3)余个人及西北将领，绝对拥护中国统一行动，并服从领袖，执行任何一致对外之策略、余敢代表全体东北武装同志，不论任何时间对外，均愿效前驱，死于国防的第一线上。(二)问：目前中国有一种爱国运动在开展中，如学生运动，彼等有极确切国防计划，例如要求民权自由，抗日运动自由，全国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停止内战，立刻对日作战。自从司令去冬援助释放北平被捕东北学生，许多民众特别是学生，均公认司令同情此种爱国运动。不知司令有何感想?答：只要此种运动系合理合法的，政府一定允许，惟有时政府亦有苦衷在也。(三)问：日本决定要贯彻广田三原则。似已明显，并已在华北进行中，司令以为如何?答：据余所知，政府并未接受广田三原则。须知政府必须遵从民意，中国民众是永久的不能接受此三项原则。所以即或政府欲依此项条件与日本进行交涉而人民也是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如不顺从民意，就无法生存。例如，民国四年北京政府接受了“二十一条”，但民众永不承认。(四)问：最近发生之成都、汉口、北海、上海等事件，已使中日关系更系危机，司令以为政府将采取何种态度——压迫抗日运动或拒绝日方之要求乎?答：对不住，余非政府当局，个人不能答复。(遂以个人身份声明)余深信中国真正统一，可期而待。因之对外抗战，必操胜利。余这样相信的。就是日本自从侵占东北以来多次势欲爆发之内战，均因全国上下渴望统一，以便一致对外。所以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五)问：然于中央政府和赤匪之内战，司令是否认为真正统一亦必须停止此项战争?据说东北军队不欲继续此项战争，唯欲立即发动一合作之抗日战争以代之。答：余及西北高级将领绝对拥护政府，服从领袖。信若共产党真能在政府领导下，一致对抗侵略者，此问题或可能依西南问题而和平解决之。
张学良的谈话极为重要：尽管涉及抗日的诸多方面，但其核心是，蒋介石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词虽隐约，然已包含着一种威胁。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九一八”以来)第一次发表这样的声明”。它将对时局的转换起重大作用。
海伦意识到事关重大，立即起草了一份电讯稿，但西安电报局断然拒绝受理。她不得不于10月5日清晨搭乘首班火车前往北平。一到北平，她赶写了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用海底电报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1936年10月8日，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10月9日，英文《华北星报》(天津)转载了这条消息。10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上海)也以同样的方式刊登。伦敦《每日先驱报》的报道如下：
陕西西安府10月4日电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
“九一八”后的一天，当少帅在1.2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1936年9月18日，“东救”筹委会组织的“九一八”5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时，城内贴满了爱国标语(警察没有去撕)，“九一八”是中华民族的国耻日!抗击日本，光复国土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只有抗击日本，中国才能复兴!抗日是被压迫人民的唯一出路!只有抗日，才能确保世界和平!只有抗日，中国的真正统一才能实现!(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今天下午，西安率先成立了拥有200名创始会员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其中包括少帅的几位秘书、官兵、文职官员、教师、学生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旅居西安的东北人。大会通过了电敦绥远抗日将士的决议。会上还通过了其它的决议，如：向全国各地派出代表，同其他民众救亡会合作；为军、烈属募捐资金，支持东北义勇军和绥远抗日部队；组织妇女护理队；慰问绥远将士。
10月3日，在同埃德加·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张少帅向报界发表了重要声明，就当前防务问题，提出了新的政策。谈话内容如下(见上述那篇谈话记录——笔者注)。
这篇报道一发表，犹如平地一声雷，震惊了世界，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据海伦后来说，“差点儿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日本要求南京方面做出解释，而南京则否认了这次访问。非但如此，南京还歪曲事实，企图把水搅混。张学良10月3日接见海伦时，南京国民新闻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却在长达三页的报道中，捏造张学良的谈话说：“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云云。然而，广大青年学生和国民党爱国官兵以及其他的进步人士，却因窥见了联合抗日的曙光，欣喜若狂。斯诺从陕北返回西安的途中，在洛川时就听到东北军士兵激动地谈论着海伦的采访。10月9日上海《申报》刊登了署名“汶”写的《读张学良将军谈话》。该文对张“开始认识了民众的力量”，“明白表示了他真诚的意见”，赞扬备至，并且“祝望张将军能以决心的抗争把过去一身的垢辱完全洗刷净尽”。甚至在南京，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私下也承认张少帅的话有道理，他们说，10年内战未能统一中国，现在只有实行全国抗战，国家才能统一。”
西安事变是历史的必然，但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以及她的报道，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同时，海伦在西安事变前两个月，报道了西北的政治形势，使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及时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这为事变后，取得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创造了重要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时，海伦在北平家中。这时，斯诺已回到她身边。她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是在事发的当天。是日，北平学生为抗议日军占领青岛、进攻绥远而上街示威游行，并在景山召开了群众大会。她和斯诺、贝特兰以及合众社记者麦克·费希尔参与了这一活动，还散发了张兆麟从西安寄来的西安学生“一二九”周年大示威的复印件。游行结束后，她正在同朋友聚会，突然一位朋友眼睛里“闪耀着喜悦的光芒”，兴奋地告诉她：“‘今天早晨，蒋介石在西安被东北军杀掉了。’”她顿觉“星移斗转”，中国“局势大变”。但到底蒋介石是死了还是活着，一时弄不清楚。接着的一两天内，听到的是各种谣言和揣测。中央社12月13日报道：张学良抗命兵变，发出电报“要求推翻政府”。12月16日，苏联塔斯社电讯稿送到斯诺办公室。这是12月4日从莫斯科发出的。她读后大吃一惊，立即感到：俄国人对形势简直是一无所知。苏联《真理报》社论说：
众所周知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的名字同张学良部队的兵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非偶然的事件……张学良本人对外国侵略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他如今……举起所谓抗日斗争的旗帜，而实际上却干着肢解国家、在中国进一步制造混乱的勾当。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无不挑动个别将领挺胸而出，反对南京政府。…日本奸细的蛛丝马迹是掩盖不住的。
同一天，苏联《消息报》用离奇的谎言，对张学良进行了类似的攻击：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社会的所有力量相当可观地团结在南京政府的周围。……很清楚，无论它打出什么旗号，提出什么主张来伪装自己，它代表着一种危险，不仅是南京政府的危险，而且也是全中国的危险。……人民统一战线……不应该被看作……反对南京的阵线，而应当是与南京团结的阵线。
对于这种诽谤和攻击，海伦忿不可忍。她是历史演变的见证人，最有发言权。不过，她觉得燃眉之急是如何挽回塔斯社电讯稿的恶劣影响。她知道：“这样的一种东西，会使张学良和东北军转向反对中国的红军。在西安，这种东西会使人无法理解。法西斯分子会感到高兴。……会使中国共产党人转向反苏……”。这份电讯稿油墨未干，就由塔斯社的一个小苦力送到北平的六七名外国记者手中，估计还不到中国新闻社。于是，她立即打电话给塔斯社驻北平记者：“您能否把这些急电压一天，等我给您搞到消息后再向公众发表呢?请您电告莫斯科；他们错误到何等程度!再给他们提供一些事实好吗?”对方表示不能考虑，因为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否则“他(指塔斯社记者)可能会丢掉饭碗”。她挂上话筒，要前来打探消息的共产党员黄敬必须到塔斯社办事处跑一趟，告诉他们事件的全部真相，表明共产党的观点。黄敬表示难以从命，因为共产党的组织上不允他到那儿去，也不容许他和苏联人打交道。她声明：“不管怎样，这事必须这么办。……我同你一起去，我承担全部责任，要告诉他们：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美国人——他们不听我的话应当感到羞耻。”在她再三劝说、开导之下，黄敬终于同意了她的请求。她拿来纸张，并夹好了复写纸，请黄敬写了一份备忘录，说明西安事变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蒋介石破坏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她认为此事刻不容缓!于是立即租了两部人力车，带上备忘录，陪同黄敬直驱苏联大使馆。到了该馆大院，塔斯社的人接待了他们。他们递上了备忘录，备忘录中写道：
500名学生已离开北平，前往西安，在那儿创立民主统一战线。……蒋介石玩弄了他最后的伎俩——分裂东北军，切断东北军与红军的联系，排斥统一战线——然后，他就解散东北军。……如果蒋介石没被扣起来，他就会使用全部兵力进攻红军，破坏东北军，镇压人民阵线，……活捉蒋介石是英明之举——它使一切亲日和抗日的力量向两极分化。
遗憾的是：塔斯社的人当时并未接受她的忠告。但这并未动摇海伦为真理而奋斗的决心。当塔斯社对西安事变的诬蔑、攻击还在无休止的进行时，她已精辟地阐述了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意义——“如果中国有‘灵魂’的话，那么，她在百病交加的西安综合症中已经永生了。”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铁的事实戳破了种种谎言，也证明了海伦的预断，她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中国革命和世界进步事业作出了贡献。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