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为了事变和平解决和张将军恢复自由*
王化一
张学良将军1934年1月8日从国外归来后，等着蒋介石接见，在这一个月中，我多次和他晤谈。一次是他回国的次晨，在上海莫利爱路二号寓所一同吃早点，他畅谈游欧感想。
又一次是在上海百乐门饭店的舞会上。我和章士钊先生在闲聊，发现张学良将军和一位外国友人在楼下饮茶观舞。我下楼问他：“如果蒋先生不理我们，或者和我们希望距离很大，怎么办?”他说：“蒋是最讲现实的，我们还有几十万军队的本钱，他不会不理我们。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另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但是，走第一条路，首先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弄，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们能这样做吗?我张学良决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于事有济，必须全国一致，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那时候由北平来上海看他的旧部下很多，大部分主张抗日，但也有人主张和日本妥协，在华北苟安一时。
再一次，是2月9日在杭州西冷饭店。他已接受蒋给他“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的任命，心情愉快，正准备到任后的计划。他告诉我：“蒋先生固执地认为你和王卓然是国家主义派首脑，我竭力替你俩辩解，保证不是。今后，我们要忠实地同蒋先生合作，特别是要和黄埔系骨干接近，注意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张兼东北大学校长，由王卓然秘书长代理；我是东北中学校长)两校，不让国家主义派渗入。”又说：“复东会已得蒋的谅解，不但同意存在，还可以发展，应当在‘拥蒋抗日’的目的上健全起来，你可以同王卓然、高崇民、阎宝航等商量一下。此后，我们要忍辱负重，埋头苦干，互相勉励，在品德、事业方面共同进步。”当时，他认为只有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国家才能得救。后来他和蒋共同组织过“四维学会”。他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同情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流亡关内的东北军民受到的影响更大，人心的趋向是联共抗日，和张接近的进步青年主张尤力。当时我同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王卓然、卢广绩等六人在上海曾给张一函，谈了这方面的看法。以后，东北军与红军接触屡遭损失，不但抗日还乡、雪耻复仇无望，连仅有的一点本钱东北军，也将全部赔光。加上共产党对他多方争取，使他逐渐趋向联共抗日。
1934年夏，我随张将军在武汉。1935年9月他调往西安，我因东北中学在湖北鸡公山，四维学会班底留在武昌，也被留在武汉。张学良同何成浚私谊甚厚，张曾频嘱多和他联系。1936年12月1日晚，何招待武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我也被邀。席散后，何留我稍停，问我有同张联系的密电本没有?我说有。何说：在洛阳为蒋介石祝寿时，在钱慕尹(大钧)办公桌上看到拟好的密稿，内有调东北军全部出陕，先到苏、皖一带，然后入闽，使与共产党和杨虎城隔离等语，请急速电告汉卿，早做准备，但要守密。我当夜给张将军发了“华密”电报。
12月12日下午，何成浚来电话问我：“接到西安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没有什么消息。”他说：“西安发生兵变，详细情况不明，可能是刘多荃部有问题，据说蒋、张两人和中央将领均被扣押起来。”我请他得到确实情况随时告知。没过两小时，何又来电话，说：“据陇海路钱宗泽局长电话告知：张学良和杨虎城叛变，把蒋委员长扣押起来，一些随蒋去的高级文武官员，也一律被扣，并且有伤亡，事态正在发展中。”他嘱咐我要镇静，不要外出，有事找他协助。我当即用电话通知乔方(留在武汉的东北军炮兵旅长)，彼此商量了一下应变办法，随即把密件和电本一齐烧毁。晚间，湖北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丁柄权来明月桥看我，他是四维学会三常务理事(黎天才、我)之一，也是武汉复兴社的书记，和我结为盟兄弟。他匆忙地告知我说：“刚才复兴社开了一个会，重点是怎样营救委员长和如何监视在武汉的东北人。你是主要对象，有人主张对你不利，你如果愿意逃走，我亲自送你过江，先到租界，然后设法逃出。”我略加思索后，告诉他说：“我不走。你既担保，我不能连累你全家，感谢你的厚意，请你也不要多在我这里耽搁。”他走后不到半小时，武昌公安局长蔡孟坚带着警察和几名便衣闯进我的住室，起先还略微客气，向我追要密电本，我说烧毁了，他说要检查一下。我即操起电话，找何成浚，说明我这里的情况，还说看情况蔡局长还要不客气呢!何叫蔡听电话，仅听见蔡说：“这是开会决定的，请主任负责好了。”于是蔡变了态度，郑重地对我说：“请你不要离开这里，以免发生意外，在这里我们好保护你。”并把带来的人分布在我住所的四周。25日深夜，街头鞭炮锣鼓齐鸣，卖号外，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往南京。26日早晨，监视我的人撤走。
12月31日，蔡孟坚亲自送来戴笠电报，邀我和四维学会中几位东北的理事立即去南京，商谈重要问题。1937年1月2日午后我乘客机于5点10分到南京。接待我的周伟龙说，戴邀我们是为了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原计划张回西安后，把他左右人事更动一些，拟约四维学会中和中央较为接近的人去。但情况骤变，昨天军法会审后，张副司令已被监禁到陵园孔祥熙公馆。今天听说西安方面将有军事行动，戴于昨晚去溪口见蒋，请我们在此稍候。
晚间，王卓然同杜超杰由北平到达，也住中央饭店。3日，郑介民来中央饭店，说戴笠仍未回来，请我们勿急。晚间，阎宝航由西安飞返，他说他去西安是应宋子文和宋美龄的要求，并得到张学良同意，为传达张不久就回西安的消息和要杨虎城放回扣留的飞机等等。并说西安方面已同意放还飞机，但因张学良被扣，群情激愤，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刘哲、莫德惠亦应何应钦电邀，夜车到达。
4日午前，在中央饭店，阎宝航、王卓然、关吉玉、吴瀚涛和我会商如何营救张将军的问题，决定由我、吴瀚涛向戴笠联系，阎宝航、王卓然向宋子文联系，请莫德惠、刘哲向何应钦联系，分头进行。我们主张：第一，无论如何不能对西安用兵；第二，必须释放张学良，才能彻底解决西安问题。戴笠由溪口回来，请我们几人吃晚饭，他说：“我和宋子文部长一同见委员长，力请从宽处理张副司令。宋部长带回委员长给叶楚伧秘书长亲笔函件，请他转达林主席，务必通过对汉卿先生的特赦令。但今天中央开会时，争辩很激烈，特别是戴传贤等一班元老，主张处以极刑。经宋部长力争，林主席极力调解，结果准予特赦，严加管束，留京察看。又经宋部长争辩，只取消‘留京’字样，宋部长已赌气返回上海。目前西安方面，已有军事行动，诸位和张副司令及在西安的东北军政首领，关系密切，请共同商量办法，一方面顾全‘中央’威信，一方面要和平解决，并请转达在南京和北平的东北人士，保持安静，以免更生枝节。”我们把上午商计的结果，向他陈述，请他再去溪口，并说明张副司令不释放，西安问题不易解决。饭后，我同吴瀚涛往首都饭店见莫德惠、刘哲交换意见；阎宝航、王卓然搭夜车赴上海找宋子文。
5日，杜重远自上海赶来，也参加会商救张的办法。南京对西北用兵空气甚浓，大家都极为忧虑。莫德惠和刘哲见何应钦，何请两人斡旋，但要求西安方面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将释放张的问题推到蒋介石身上。
6日晨，报上发表了西安各将领的歌(5日)电，要求释放张学良将军。国民党中央发表调动陕、甘军政大员，派顾祝同、刘峙为两总指挥准备对西安作战等等，形势更为紧张。晚7点，戴笠再邀我和吴瀚涛吃饭，说同意我们4日所谈意见，拟要求蒋、张同时出名，阻止双方军事接触，准备和谈。又说今天上午和副司令晤谈，他已同意，并希化一、涤愆(吴瀚涛)能持他的亲笔函件，赴西安一行。他又说，宋部长昨晚已去溪口，他即赶去同宋部长一起商量，阻止洛阳大军前进。今天和张副司令谈了很久，他反对用兵，并盼和委员长见面，戴笠还谈到在监视张将军问题上，他同何应钦的争执。他们两人争向蒋介石请求归自己派人监视，最后由蒋介石指示，内部(大门以内)由戴笠派便衣特务负责，外部由何应饮派宪兵把守，去看张的人，何、戴均有权核定。戴笠又说，副司令这几天饮食方面，颇不习惯，求我找他常用的厨师来南京照顾他。我说：“照你这样安排，副司令是不是一时回不去西安了?”戴笠连说：“那不一定，那不一定。”散后，又到首都饭店，告知戴笠所谈经过，并转告莫、刘两人，戴同意他们明天见张。
7日上午莫德惠、刘哲和张见面，张极为伤感，认为战端将起，有违初衷，叫莫、刘两人往见何应钦，劝阻用兵。他认为对西北进军是何应钦的主谋。莫、刘两人离开陵园，即往见何，转达张将军意见，何同意暂停前进。莫、刘当晚即去上海，找宋子文、黄绍竑等。夜，刘健群来访，他说中央明知对陕用兵，损失甚大，但又不相信张回陕后真能遵照中央意旨去做，所以探询与张有关系的东北人士的意见。刘与何应钦关系密切。
8日，戴笠自溪口返南京，带来蒋介石亲笔信，一给张学良，一给杨虎城及西安各高级将领，同时张学良也准备了给杨虎城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亲笔函件。午后4点，戴笠同我和吴瀚涛去见何应钦，何表示中央决意谋求和平解决，绝对不对西北用兵。解释过去他对东北军将领种种误会，并出示几件“中央”有关“决心抗日”的文件，希望我们两人为了和平去西安一行。何应钦是签订《何梅协定》，迫使东北救国会停止工作，强令东北中学迁出北平的主持人，他所谓“中央决心抗日”云云，只是给我听听而已。我向他说：“张汉卿、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将士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待委员长答应他们的要求，汉卿先生立即送他回京。此次何部长表示要对西北问题和平解决，给我们看了中央决心抗日文件，更有蒋、张两公亲笔函件，我们愿意去西安一行。但有一个问题，西安必定有人要问什么时候能恢复张先生的自由，我们怎样答复呢?”何应钦说：“你们此行就是为了和平解决双方的误会。军事行动停止，和平实现，汉卿先生即可回到西安，希望两位能代为转达西安有关人士。”谈了一个多钟头，由戴笠陪同到陵园孔公馆，去见张学良将军。
见面后，戴即离开，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我对张说，要想捉人，为什么不在纪念周的会上，可以不动一枪，就一网打尽。张说：“你是事后诸葛亮。事先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使他能和我们联合一致，共同抗日，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11日，张派黎天才见蒋，表示希望共同抗日，遭到蒋的痛斥，并对张加以严厉批评)，这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发生意外，因之临时决定。白凤翔、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的破头乱齿，致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到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受到损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说到这里痛哭失声，我们两人同时落泪。监视人员借换茶为名，进来张望。张将军边说边由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我，一份给他家庭，一份写给张作相、万福鳞、于学忠、王以哲等全体东北将领，表示如果造成糜烂地方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我看完他的遗嘱，有一种说不出的悲痛，勉强安慰他说：“你看局势真的到了最后关头吗?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尽最后一份力量，即使决裂，也不能轻言牺牲。你不是常说吗?中国是亡不了的，何必如此悲伤。”遗嘱使我深受刺激。关于我到西安后见杨虎城将军、东北将领和有关人士如何谈话，他都给了详细指示。并说：“孙铭九、应德田等可能对你有误会，但崇民、鼎芳(王以哲)诸人是了解你的，不过你要注意。”最后他说：“四小姐(赵媞)能来一次最好。”我回旅馆后，同杜重远联名发给阎宝航、王卓然一电，请
他们即返南京晤商。1月9日晨，王卓然由上海来，阎宝航已同莫德惠、刘哲赴奉化见蒋介石。早9点，戴笠来交给我蒋、张各一函，我即同吴瀚涛乘机起飞。11点40分抵郑州加油，驾驶员说西安机场联系不上，还说西安机场见飞机就扣，拟折回。我在机场发电，终于等到西安回电，才由郑州起飞。一点半前后到洛阳，顾祝同、刘峙、贺衷寒等，早得到何应钦电话通知，在机场等候。晤谈约20分钟，顾、刘两人说希望此行能打开僵局，和平解决。我们请他们严厉制止前方接触，等候好消息，并请设法和西安以电话联系，通知王以哲，告诉我们到达的时间。
下午2时许，由洛阳起飞，4点左右到西安，王以哲、高崇民、卢广绩、孙铭九诸人来接。我们下机后，驾驶员即调转机身，拟回飞。我告诉孙铭九，留住驾驶员，好好招待，事毕我们仍乘原机回去。在汽车上我问孙铭九：“副司令说你们有人对我有误会，是吗?”孙笑着说：“我们是一致的，都以副司令的意志为意志，哪有这回事，副司令和你开玩笑呢!”一行到西京招待所，略为交谈，即由孙铭九陪我和吴瀚涛见杨虎城将军。
杨先问张将军的情况，我们将蒋、张两份亲笔信交给他，并把张将军的话转达，他说大家一起谈谈吧。在一个大客厅里，大家围坐在一个很大的圆桌周围，除杨将军外，有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军政人员，博古(中共)、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均在座，挤满了一屋子。杨将军简单地介绍几句，我将张将军的话转达一遍，吴瀚涛做了补充。东北军的团长刘佩苇，掏出手枪往圆桌上“拍”地一放，大声喊着说：“不放副司令，一切谈不到，我全家老婆孩子一大堆，都准备牺牲。”杜维刚团长也嘟嘟嚷嚷，听不太清楚，两人都是示威的样子。我估计可能是孙铭九等人事先布置的。末了，杨虎城将军说：“大家听到张副司令意见，好好考虑考虑，回头我们再开会商讨办法。”就散会了。晚间，在设计委员会开会，杨将军没出席，秩序很好。大家一致同意张将军不愿局势破裂的诚挚愿望，双方停止军事行动，但必须：(一)即日释放副司令回陕主持一切；(二)蒋介石必须实行诺言；(三)“中央”军撤回原防；(四)俟和杨将军商洽后再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晚间在米春霖公馆同东北军高级将领恳谈，详述张将军面嘱转达的要点：(一)东北军和东北各阶层人士团结一致，不要给蒋有可乘之机拆散我们，只要能精诚团结，我就能回去，否则回去也没用；(二)和杨虎城将军及十七路军密切团结，不受国民党的离间；(三)和国内务方面同情我们的人士，设法联系，取得支持。这次我了解东北高级将领多数主张和谈，少壮派军人态度激烈，表示张不释放，即干下去。王以哲军长，对这种情况很忧虑，但没有明确的主张。
会后，高崇民来寓，我们谈到翌晨4点。他认为东北团体如果保持坚定团结，张还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否则不仅他的回来无望，东北军前途也不乐观。最后谈到了中共的主张和中国前途，他比较乐观。
10日早晨，我同吴瀚涛再见杨虎城将军。杨谈蒋的信要杨和各将领息兵听命，不要为共产党所利用，许以改编后的种种优越待遇。张的信主要讲应以抗日救国为前题，为了达到事变之初衷，应当双方和解。认为引起内战，谁胜谁败，都要损失抗日力量。杨说：“我不同意张副司令亲身送蒋，自投罗网，但抗日救国的主张，我和张副司令始终是一致的。昨夜已同东北将领和有关各方交换过意见，遵照张副司令意见，停止军事行动。关于张副司令恢复自由，军队改编、待遇、善后诸问题，须双方协商，然后决定。”杨并表示；个人去留毫无成见，一俟局势稳定，能够全国一致抗日，他可以无条件地牺牲一切干下去，否则可以出国考察云云。
午前，王以哲军长来，他面色苍白，显有病容。他力主和谈，切盼副司令归来。午后，我再访米春霖、鲍文樾、马占山诸人，请他们促进东北人士团结，不要感情用事以至发生过激行动。晚，孙铭九来，他说：东北军，尤其少壮军人，一致要求张副司令回陕，否则不惜一战，胜则实行原主张，败则加入红军。我将张将军在我来时所属咐“我能否回陕，全在大家能否团结一致”的话，反复向孙转述，他没有反应。
10日午后，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将领已同洛阳联系上，前方军事行动已停止，洛阳即有代表前来，此行任务已告一段落。
11日晨，我同吴瀚涛到杨虎城将军处辞行，杨让我转交一封给张将军的亲笔信。王以哲等人到机场来送。王咳痰带血似不能支持，请他回去休息，他说洛阳派祝绍周来谈，即将到达，他即在机场休息候迎，以免多一次往返颠簸。
来时已征得戴笠同意，赵四小姐同行。同机的还有胡若愚、张振鹭等，他们是搭机到郑州转北平的。上午11点起飞，午后4点到达南京。晚8点，往见何应钦，他对我们说了些赞誉之辞，我们也转达了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将领的意见，他对要求张将军回陕问题，避不作答。
12日早晨，戴笠自溪口返南京，即来晤谈。他谈了宋子文去溪口情况，说：“宋部长和委员长闹脾气。”我估计情况不妙。他问我西安满插红旗，军人帽徽也和红军一样，确否?我笑笑说没注意。午后米春霖到达，即偕同杜重远、吴瀚涛、王卓然等会见莫德惠、刘哲，交换意见，大致如下：(一)向各方努力，使张将军恢复自由；(二)东北军要避免分化，消除分歧，团结一致；(三)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已见裂痕，应力求团结；(四)要注意少壮派可能冒险行动，破坏和谈。
晚7点半，戴笠邀我同吴瀚涛见张，报告西安之行及米春霖到来情况。张将军精神较为愉快，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机，保存国家元气，准备抗日。”并批评了蒋介石“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的主张，正颜厉色地对戴笠说：“不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张将军用讽刺的口吻对戴笠说：“雨农，你的特务工作怎么做的?连这样重大行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戴说：“副司令，我过于相信你了。”9点，孔祥熙、贺耀组两人来看张将军。归时，同戴笠到首都饭店看赵四小姐，戴说明天他陪赵往晤张将军。为了防止检查，赵把东北军将领托带来的密件都暗记在心，毁掉信件。她极聪明，看两三遍后就能背诵。戴问她，杨(虎城)、王(以哲)、于(学忠)诸位有没有信件给副司令?他可以转交，赵答没有。赵见张将军以后即去上海，后来她自动要求陪伴张将军，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是张学良将军唯一安慰者。
13日午前11点，米春霖、贺耀组、戴笠陪同张将军飞往奉化。14日米春霖自奉化飞返南京，携有解决西北问题甲、乙两案，15日返陕。起飞前我去送行，何应钦、邵力子等也去了，西北情况又紧，何紧握米手，说：“国家安危，在此一行。”
以后，西安和南京方面的谈判，改由杨虎城将军派出正式代表进行。结果是：蒋介石背弃亲自许下的诺言，用威胁、诱骗等手段，分化瓦解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逼使东北军调离西安，长期囚禁了张学良；强令杨虎城出国“考察”，抗战开始时加以囚禁，最后杨惨遭杀害。
*本文作者为东北中学校长，四维学会常务理事。
张学良在一九三六西安事变内幕纪实/远方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