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中国!
郭冠英
“蒋二风流钱二狂，
翩翩白球正当行；
果领洞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钓台。”
这是1990年保钓行动向日本交流协会抗议的人群挂出的一副标语。
任何对抗日史有点印象的人，看了这首诗都会会心而笑。想到九一八事变后，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原诗：“哀沈阳”。那二首诗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怨愤忧国的心境，在当时脍灸人口，虽然它是穿凿附会的，原诗是：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那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半夜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头，
更抱佳人舞几回。
——马君武感时近作“哀沈阳二首”
1932年1月20日
这两首诗是用讽“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的，说他在九一八时仍沉迷酒色，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赵四是赵四小姐，朱五是朱湄筠，是曾任北洋代总理朱启钤的五小姐，胡蝶则是电影明星。
这首诗里，说张学良与赵四风流尚说得上，扯到朱五及胡蝶则完全是冤枉了。张学良这个人虽然“浪漫狂爽”，但为人甚有分寸，对部下的女人他是毫不乱来的。朱五是赵四的好友，嫁给了张学良随从秘书朱光沐。张学良后来说他连玩笑都不与部下的太太开，说他与朱五有染他最气了。
张学良与胡蝶更是从来未见过面。胡蝶在她的回忆录中说这真是天大的冤枉。1964年胡蝶到台湾，有人问她愿不愿意见张，胡蝶说：“过去那段冤案好不容易弄清楚了，现在相识，岂不又给人以题目吗？”
胡蝶后来倒真与一位名人“狂”过，他就是军统局长戴笠。
据何世礼回忆：“至于九一八之夜，竞传议公与胡蝶共舞，则确属诬捏之词。盖当夜乃为辽西水灾筹款演戏，汉公亲临鼓励捐款，并邀先父母作客，且请英大使夫妇作陪，均同坐一包厢，世礼则随侍左右。至十时许，忽见其副官处长汤国桢(或系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来报，请接沈阳电话，汉公嘱其代劳。旋又来告，谓荣臻参谋长必须其亲自接听，汉公方离席，且一去不回，亦无任何交代。先严以其毫无礼貌，非常不快，讵翌晨见报，始知发生此不幸大事。”
张周遭的人都知道，他不许眷属参与自己的军政大事，决定事情不受妻室的影响；他甚至不许自己的眷属与部属太太们来往。后来朱五小姐战后在香港一家饭店中看到马君武，跑过去对他说：“你认识我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朱五小姐。”马君武一看，拔腿就走。张学良说起这段故事，总是哈哈大笑。
易帜后，为了收回中东路的主权，张学良不惜与苏俄兵戎相见，结果战败，旅长韩光第以下六千名将士全部战死。那场护权的局部战争有相当多地方值得我们在处理类似钓鱼台事件中思考，其中责任谁属的争论也相当类似，以下节录一段“大公报”在中东路事件结束后的评论：
“……国人集矢蔡运升(哈尔滨外交交涉专员)，诚出于爱国热诚。然而，以蔡为惟一责任人，果有当于事实乎。夫签字于城下之盟者，诚蔡氏，然蔡绝非以个人地位一已意见而可以签字者。其签字之权限，必系其高级长官所赋与，易言之，彼虽未随时呈报国府，自系呈报边防长官，……此事性质为边防长官负责解决，而请政府追认者。故由第一层理论言，边防长官之张学良不能无责任也。然张氏者，秉国府方针，辨东路案件，一旦兵兴，独支四月，国府事实上未能负执行军事之责任，坐令敌军深入，祸日不测，然后于得国府大训令之下，而有派蔡运升赴双城子开始接洽之事。是以伯力纪录未得国府外交部承认而签字，自断不能为合法，然当危急之时，政府既不能御寇，自不能深责边吏之急于息兵。故由第二理论言，国府本身不能无责任也。今者国府对张学良表示谅解，信任如常，此就问题性质论为意中之事。然不责长官之张学良，而独责属吏之蔡运升。党部及一部分言论界将对俄问题之一场大失败，都写在区区文吏蔡姓帐上，朝野上下对于丧权辱国之愤慨，俱向蔡运升发泄，仿佛若无蔡运升，则根本不至失败者然，是国民之良知，殆麻痹矣。……”
打败张学良的是苏俄的加伦将军，他也是广州政府联俄时的军事顾问，在中山舰事变后被召回，但蒋介石一直很欣赏此人。中苏复交后，蒋向斯大林要此人做其军事顾问，斯大林告曰，此人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
阿Q点想，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钓鱼台事件已过去半年多了，政府当初说的护渔又做了多少呢?看到这次菲律宾扣我渔船，政府又在大吹护渔的法螺，使人不禁想起立委王志雄从钓鱼台回来后说的话：“做为中华民国人民相当可悲。”
张学良在台湾/郭冠英著.-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