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人物志>中心人物>张学良>张学良参考书架>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

  


致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信

窦应泰


  其一:
  孝侯并诸将领:
  中央之处置已见公令,委座为兄丧去奉化,七日由奉化来书,已见另函。委座对中央之处置,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难处,弟已在此设法运用,使勿生战事,保东北仅有实力,而留为抗日之最先锋。我们的血是为洒在日敌身上者,不是为内战而流的,切盼诸兄在此短期间设法勿发生内战,弟亦要求委座勿操之过急,兄等务安静一时,使弟有机运用,一本我等救国救亡之苦心,有始有终,而对得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对得起国人也。兹嘱瀚涛、化—来述,兄等有何意见,请告之。
  (笔者按)
  此为1937年1月7日,张学良在南京写给于学忠及东北军高级将领的信。此信与他同日写给西北军将领杨虎城等人的信件内容基本一致。于学忠(即孝侯)乃为张学良离开西安之前。委托代为指挥全部东北军的主要将领。在这封信中,张学良谈到执行蒋介石关于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撤离西安,让位给中央军等调防措施的时候,竟有蒋介石对这样的处理方案“似亦不满意,但为中央威信计,谅亦有唯处”等语。不难看出,张氏虽然心中愤慨,但在自己的下级部将面前,又不得不做出尽量与蒋介石保持一致的姿态。意在维护西北政局的稳定。当然他的内心世界也极为复杂,主要是担心”发生内战”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其心中苦楚,已从这封短函中显露无余。
  其二:
  虎城、孝侯、鼎方、仲贤、乃赓、秀方、慰如、宪章、世甫、开源、柱国、志一、芳波、伯纯、炳南、菊人诸兄鉴:
  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请兄速下最大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为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专此
  并颂戌安
  弟良顿首
  十三日夜
  (笔者按)
  此为张学良1937年1月13日在浙江省奉化溪口给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的信。
  今晨弟与瑞峰来溪口,瑞峰即米春霖。张学良奉蒋之命从南京来到奉化以后,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仍然还是远在西安的东北、西北两军近况。此前张学良已经将如何稳定西北局势,拟成甲、乙两项方案,并呈报已去溪口的蒋介石定夺。现在他期盼的仍是,杨虎城、于学忠等将领在西安能否控制陕甘之局,竭力避免内战再起。这是他当时的最大心愿。至于张氏本人的自由是否能得以恢复,张学良也认为这很可能就是旧部袍泽试图掀起波澜的关键,于是他再次表示“盼勿专为我个谋计”。思念西北,迫使他再次写下“西望云天”四字。
  此信所提诸位西北、东北军将领,分别为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吴家象、卢广绩、马占山、孙蔚如、李中兴、缪澄流、鲍文樾、刘多荃、沈克、王炳南、王菊人。
  至于张氏为何在信中将西北军和东北军相提并论,源于“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决定亲自去南京送蒋介石之前,亲笔留下的一封信。这封写于1936年12月25日的信件中这样写道:“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师长。”张学良在手令的下方,又注明“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即日。”此手令中所说虎臣,即与张氏同时发动“西安事变”的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孝侯为东北军将领于学忠;何为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王,即67军军长王以哲;缪,即指57军军长缪澄流;董,为东北军参谋长董英斌。
  其三:
  秀芳、志—、孝侯、鼎方、公侠、柱国、开源、芳波诸兄鉴:
  委座之意,对东北军彼始终爱护,决不歧视。但在西北环境多所不便,如不遵从委座意旨,决难挽此劫运。弟一时不能离京,也不便离京,盼兄等有决心,有办法。委座讲,要自救才能救国。到此时,有大诚,有大勇,才能支此危局,才能真正抗日,才能(有)回东北之一天。弟满腹热泪,一眼望东北,一眼望西北,而尤望兄等本我初衷,凡有利于国者,任何牺牲早已不计。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临书不胜依依。专此。并颂
  戌安!
  弟良顿首
  十三日夜
  (笔者按)
  张学良此信亦写于前信的同一日,所述内容也大致与前信雷同。均为落实蒋介石在西北地区顺利瓦解东、西北军的主体,安排中央军尽快进入西安的计划。所不同者,这封信只写给东北军中的亲信将领,而且为首的人竟然是当时手中已经不握有兵权的东北军老将马占山。以马占山、鲍文樾领衔,而被张氏授以实际兵权的于学忠、王以哲等人为副,从这种特殊的人名排列顺序上观之,张学良前信全然以公事为主,而这封信则以私人友谊为重:马占山和鲍文樾都与张氏有特殊的私人关系。但从张学良的信上看,无论以公以私,张学良均表现出他在国家危难之际,以国事为重,以团结为重,以抗战为重的出发点,力避内战与分裂,在这封信上也同样注明“盼诸兄……勿专为我个人谋也。此高风亮节,非无私之人所不能具备!
  其四:
  潼关米瑞凤(峰)、谢韵卿二兄速转鼎芳、柱国、宪章、开源、芳波诸兄及各军师长同鉴:
  知前方遥未接受移防命令,万分焦急。此事如前次瑞凤(峰)、志一两兄回陕时,兄等接受甲案并即实行,则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今因迁延,引起误会,委座实属为难万分。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时机紧迫,务望诸兄立命部队于今日正午以前开始转移,勿再固执误事为要。
  学良手启,感辰
  (笔者按)
  此信为张学良1月27日在奉化溪口获悉东北军代表米瑞峰、谢韵卿二人,在与南京派往潼关商谈东北军尽快按蒋介石甲项方案撤离陕境过程中,因东北军大部分将领以蒋介石必须首先释放张学良作为撤退条件并发生冲突时,张学良在重重压力之下力劝部将执行蒋介石命令。直到这时,张学良仍向部下作出许诺:“良之出处此刻已不成问题。”其实他明知短期内已无法恢复自由,但是他仍然违心劝慰部将袍泽。张学良还表示:如若东北军继续不肯撤离陕西,就是“爱我即害我”。张学良当时的矛盾心态,已经溢于言表。
  其五:
  孝侯、柱国、秀芳、鼎方、开源、公侠、志—、芳波诸兄鉴:
  顷闻大家皆能接受中央命令,甚为欣快。但又闻各师团长中多有以良之问题尚未能一致者。目下大局及国家问题重于良个人问题千百倍,诸兄对良之爱护,听闻之下,十分感愧。但良有求于诸兄者,请恳切转告各师旅长暨各团营长与各级官兵:良与诸位共患难十余载,愚昧之处不知有几,但未尝敢计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置于缓图,想为诸同志所见及。夫良之国难亦兄等之国难,良之家仇虽不敢云为兄等之家仇,但兄等亦不能不分担若干。在今日情势之下,切盼兄等劝谕部下,本良救国勿祸国之初衷,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现陕事委座已交由顾主任全权处理,瑞凤(峰)、韵卿两兄亦代表兄等前往接洽。务必遵照委座之意旨及前方所商之办法,迅速实施,勿再迁延为幸。良在此一切甚好,请勿过念。慈因顾虑前方情形,特修此书飞送转达。专此。并颂戌安。
  请向虎城及诸位致意。
  弟良顿首
  (笔者按)
  1月29日,张学良在奉化获悉东北军主要将领已经接受蒋介石的第一套方案。心中多日积郁的忧愁顿消,变得豁然开朗起来。从他当日写给于学忠、何柱国、马占山、王以哲、鲍文樾、刘多荃等将领的信中可见,希望东北军迅速撤退的心情并非全然迫于蒋氏压力,而是始于爱国抗日之初衷。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迟迟得不到人身自由,对张关心甚切的东北军将士们,在执行蒋介石撤兵计划的时候,仍然难免发生种种不测。
  张学良在信中告诫:“万勿斤斤于良个人问题,致误大局。”除以大局为重之外,张学良更为从乃父手中接过的东北军,万一遭到数倍于己的中央军围剿而忧虑。他认为多年来虽然“愚昧之处不知有几.但未尝敢计及个人利益,而将国家利益置于缓图。”此种精神,出自于军阀后裔的张学良之口,确实令人感动。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