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遗物中研究马列主义的笔记
窦应泰
张学良逝世以后，他的一部分监禁中的日记得以解禁。这些日记可以证明，张学良不但在“西安事变”前确曾有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动念，而且，即便他因去南京护送蒋介石失去自由，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的重重监护之下，仍然心仪中国共产党，潜心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张学良这些日记中，多次记下了他对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学习体会，就足以证明张学良在思想深处已经和国民党信奉的唯心史观离经叛道。
蒋介石所以在抗战期间不远数千里把张学良从浙江辗转到贵州，又要他住在修文县的阳明洞里——那是蒋介石毕生推崇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潜心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地方。其用心就是希望张学良改变他头脑里已经形成的共产主义思想。但是，让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张学良竟然在军统人员的看护下研究起辩证法来!
从新发现的张氏狱中笔记里看出，张学良早在抗战前夕就产生了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原来都来自他对马列主义理论——唯物主义的信仰。1936年冬他失去自由以后，蒋介石给他三年学习时间“换脑”，特别要求张学良认真学习王阳明的唯心主义哲学。后来蒋把他到贵州阳明洞幽禁，就源于这种考虑，意思是要张学良效法明代失去朝廷官职的王明阳，潜心学习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然而，我们能够在张学良身后看到的监禁日记中，竟然有这样的记载：
“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随笔
二十八、六、十一，於阳明洞。毅庵(张学良的号——笔者注)。
相(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研究哲学，很容易陷入观念论或机械唯物论，应当注意到康德黑格尔等之缺陷，如鲁宾、德彼林等之错误。时时加以反省，更应当留心新康德新黑格尔派别之反动理论。
二十八、七、二、第一章。
我们这一种人，幼小受了观念派的教育，又是布尔乔亚的胎子，我必须竭力将它克服。克服底(的)一点也无才行。
我不能完全扫除了我的旧的思想、见解、习气、感情，那末(么)我怎末(么)才能把新的健全哪!不把旧的克服了，新的是不可能健全的，也是从来不可能地。二十八、七、四。”
从张学良的上述笔记中，可以看出从小生活在东北大军阀家庭里的大公子，后来又曾担任奉系军队中第三方面军军团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和国民党陆海空副总司长官的张学良，不但是在贵州与世隔绝的阳明洞里读过中国共产党信奉的马列主义辩证法，而且他还十分认真地在有军统特务严密监视下的幽禁环境里写出了那么认真的学习笔记。这就难怪1993年当外电报道张学良在永远告别台湾之前，在处理他台北寓所内大量藏书给东海大学图书馆的时候，藏书之中竟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的原因了。那时，对张学良捐书中有毛泽东著作和马列主义辩证法等书籍，多数了解张学良幽禁生活的人都难以置信。现在我们从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里的张学良监禁日记上，完全可以信服地承认这一事实：张学良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就从思想上倾向于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张学良不但在幽禁中读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书刊，而且他还做到了活学活用。他把自己对辩证法理论的理解，与他从前南征北战中的军事实践互相对照，甚至是认真剖析和反省自己。从下面这则日记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当时在贵州阳明洞确实对辩证法理论采取了学用结合。他写道：
“我在武汉时候，1935，错认了对立统一法则，犯了右翼的毛病。这是由于我理解辩证法太浅，我站在了布尔乔亚的立场，亦且为我讲辩证法的吴，他自身就是一个错误者。二十八，七七后二日。”
上面的这则日记，不仅证明张学良在马列主义学说——辩证法面前，反省和回顾了自己的错误，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早在“西安事变”发生前一年，也就是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军事回国到湖北就任豫皖鄂三省剿匪总司部副总司令期间，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多年来在东北受到的唯心主义教育，已远远不适应当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现实。所以他在武汉时期就聘请了一位姓吴的教师，在身边为他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讲授。当然，从张氏的日记中，看出他对那位吴姓的讲师所讲的辩证法不甚满意，两午后他身陷国民党囹圄，才反身自省地承认：“错认了对立统一法则，犯了右翼的错误。”而且他还通过学习辩证法理论，深切认识到1935年他在武汉犯下的右翼错误，其原因“这是由于我理解辩证法太浅，我站在了布尔乔亚的立场。”如果我们今天能回过头来看一看张学良所说的1935年他犯下的“右翼”错误，就知道他的立场与思想发生了多么巨大的改变。谁都会为张学良1935年在武汉那段经历感到痛心，因为此前张学良刚从意大利回国，他准备把从欧洲学到的法西斯主义用到中国来。那时的张学良与辩证法相隔十万八千里!
就在1935年2月，张学良还到庐山面见蒋介石，并向蒋保证一定在三个月内肃清豫皖鄂三省境内的红军。不久，张学良还和蒋介石一起，在汉口接见了东北军主要将领于学忠等人，研究如何尽快把东北军从河北境内移师豫皖鄂，以便替蒋介石消灭共产党的红军。这种右倾错误思想的真正改变，是在张学良多次与红军交战失利，并于当年7月率东北军进入西安以后。张学良真正认识红军和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应该是这一年秋天，东北军在甘泉与红军交战遭受重创之后，而他认识到那一时期是犯了“右翼”的错误，则是在两年以后被蒋秘密幽禁在阳明洞时期。如此看来，张学良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决非仅出于军人的冲动，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他因仇视日本侵略者才即时作下的拘蒋之举。张学良所发动的兵变，都因为他接受和理解了马列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深处发生革命后的必然之举。
新发现的张学良狱中日记，也证实了理论界争论多年的另一悬疑问题，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夕是否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此前，已有诸多史料证实了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和周恩来的肤施会谈前后，而有史料证明张学良确实通过中共派往西安的代表刘鼎，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入党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张学良积极要求加入中共一事，始终持明确的支持态度，并在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张学良加入中共的申请。而且在瓦窑堡会议的次日即由洛甫(张闻天)向共产国际行文报告，但是，终因共产国际的反对张学良的入党问题胎死腹中。
这次在美国哥伦亚大学。“毅荻书斋”展出的张学良生前遗物中，也见到了与此相关的文字记载。张学良在民国二十八年9月18日的日记中，对此事曾有如此感想。他写道：“伊里奇(指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给外国的党的教训，就是不给非无产者加入的自由。要把国民的特异性，国际的特殊性，实行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这话说的多们(么)有价值，一切事情，都应该如此的办法：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把捉，才可以从之。二十八年，九一八。”张学良又写道：“关于本教程，我只能蒙(模)糊的明白，我必须再研究，有机会向人领(请)教，因为有些句子，我不明白其深意，必须切实说明才能明白。二十八年，九一八。”
从上面引证的张学良在贵州修文写的部分笔记中，不难看出这位出身于东北军阀大家族的国民党一级上将，在他接触和接受中国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理论书籍以后，思想深处确实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由一位旧军阀到向往共产主义，这件事发生在张学良的身上，无论如何也不可低估。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