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 监禁日记——贵州(修文——桐梓)
窦应泰
1938年11月，因前方战事吃紧，特务队长刘乙光奉军统局命令，将要把张学良尽快转移，离开湘境，迁往较为偏僻的贵州山区继续幽禁。在贵州期间，张学良先被囚于修文县的阳明洞，这里曾是明代哲学家王守仁(阳明)被贬读书讲学之地。蒋介石授意军统将张学良羁押于此，显然别有一番用心。1941年春，张学良因病住进贵阳某医院，病愈后即改住贵阳城郊黔灵山之麒麟洞；1942年2月再次将张迁往阳县刘育乡，继续秘密幽禁；1944年冬，刘乙光奉军统之命把张氏夫妇迁至贵州桐梓县“小西湖”。直至1946年10月离开贵州前往重庆，期间张学良在贵州历经了长达八年的幽禁生活。下面几则写于贵州的日记，记述着张学良当年的痛苦心路历程。半个多世纪过后，重读这些在群山深处菜油灯下写成的日记，让人读后，仍然难免凄然泪下。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9月18日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是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因为这天日本军阀之一弹，震荡了全世界，扯破了国际条约，暴露了国联无能……可是另一方面，使全世界认识了侵略者的真面目，辨明了法西斯的本质，……另一方面，深刻激刺了国人的堕性，惊醒国人的沉昏。……
(笔者按)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八周年时写的这篇日记上，记下上面这些发自肺腑之言。正因为如此，他决定从这一年9月18日开始，把这一天当成一年一度的元旦!张氏为何忽然自改了元旦日?其实不足为怪。此事就如他1929年突然把自己的生日，由每年6月4日改为6月1日一样，均为自警自励的需要。更改1929年的生日，避免在6月4日为自己祝寿，意在回避他父亲在沈阳皇姑屯车站遭遇日本关东军制造的车祸，并且永远记住这一血腥的日子；张学良来到贵州修文的阳明洞后，生活再次恢复安宁。这时他面对国破家亡、全国浴血抗战的形势，抚今追昔，心中对与自己有血海深仇的日本侵略者，越加平添万分仇恨，因此他决定把每年的9月18日，当成自己新一年的伊始。这亦是张氏决心记取历史教训，从此卧薪尝胆、为国难家仇奋发进取的雄心抱负。其视日寇为仇雠的激愤心情，从这篇日记中一览无余。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9月18日
“九一八”于桐梓
这是十四个年的“九一八”了，今天天气十分清朗。今年更比往年大不相同，我虽然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故土，可是我的故土是在压迫之下，而得到了自由。虽然故乡的老乡们，受到了日寇的奴化，可是十四年的教训，使得多少老乡们改换他们的头脑，促成了他们自发的精神，我衷心期待着解放了的故土，焕然—新。
(笔者按)
从1931年9月18日东北沈阳发生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直至1945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期间整整度过了14个春秋寒暑。因此张学良在这一天日记的开头便大发感慨说：“这是十四个年的九一八了!”一个月前，世界上终于发生让张学良喜泪横飞的大事：日本侵略者终于投降了!抗战八年的胜利，对于始终幽禁在蒋氏禁脔之中没有上阵杀敌自由的张学良而言，其沉痛悲愤和喜泪横飞的兴奋心情，自然无法用语言描述。尽管他期盼了整整14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然而，张学良依然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其心境依然无法与常人相比，张氏满腔余怒，悲愤未减。所以他才发出“还不能自由地走上我的敌土”的感叹，尽管张学良壮心不已，可是他仍在期盼东北的土地能焕然一新。这是“九一八事变”过去14个春秋后张学良发自内心的感言。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1月1日
今年我又把它改回来了。“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还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地里还埋藏着大量炸药，不晓得它们哪一天会爆炸的。不只是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
(笔者按)
张学良在元旦这一天的日记上写道：“今年我又把它改回来了。”也就是说，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他不再以“九一八事变”这一天当成了元旦，而是重新要在1月1日这一天开始过新年了!他也像梅兰芳等爱国人士蓄胡明志一样，终于盼来了欣喜欲狂的一日!在贵州桐梓幽居处结束他视若个人灾难的“九一八”，在他看来，“九一八”既是国耻日，亦是他个人毕生难以忘却的蒙难日。不过张学良仍然感到祖国的光复还不是最后的胜利。还认为东北的土地上埋着日寇埋下的大量“炸药”，而且还不仅仅在东北，在张学良眼里，全国也还没有真正地获得自由。他在日记中写下的这些隐晦的句子，在当时也许是迫不得已。今天的读者也许会从中看清，张氏当年希望全国民众真正获得自由解放的心情。
4月22日
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肖白)、刘(乙光)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上蒋先生、夫人函，致T.V.(宋子文)DON、CHOW、KUNG、RGM岳军(张群)、铁城(吴铁城)、力子(邵力子)、达铨、扩清(曾扩晴)、公剑、相庭(彭相庭)、玉朴、若愚(胡若愚)，和家信多件(包括寿夫人和冠英姐)，临行时又嘱致何、陈、徐各一函(系莫德惠之建议)，致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
日来心绪不宁疲甚，此为追记，悔未详记各函及送东西者之名。(也带来了赵一荻独子宝贝及赵一荻三姐来信)。
(笔者按)
此为莫德惠在抗战胜利后第一次探监。因此张学良的激动心情难以描述。莫德惠临行时，张学良要在短短半天里挥笔给十几个旧友同僚及至亲写信，累得他手软腕麻，因为像这样有信使传信的机会几乎绝无仅有。
莫德惠临行之前，亲自叮嘱张学良给何(指何应钦，时任中国陆军总司令，兼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陈(即陈诚，时任国联部首席参谋长兼海军总司令)、徐(即徐永昌，当时正欲出任国防部长)，此三人当时正深得蒋介石之信任，莫德惠示意提醒张学良给上述三人写信用心良苦。同时也带来赵一荻独子宝贝的来信，其独子为时在美国求学的张闾琳。
5月20日
前日乙光交来首芳大姐来信乙封，附函两件，相片十张，言及西安房产事(为争产事)。复函交乙光转去，劝其放大气些。并托买明史。(系嘱代购大字版《明史》)
(笔者按)
大姐首芳，即张学良一母同胞的姐姐，乳名张冠英。抗战胜利前，张学良和张作霖父子在大陆遗留的产业甚多，北平的旧部朋友们，正在组成一个以宋子文为首的张氏遗产清理委员会，负责分配和处理在北平、西安和沈阳等地的房地产。清理后给张氏家族每人一份。张学良致其胞姐首芳的长信，请见卷二信函。
7月24日
刘队长交来T.V.7月12日的信一件，附旧西文杂志一束。
(笔者按)
T.V.即宋子文名姓的英文缩写。此时宋子文正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兼任行政院长。与蒋虽有芥蒂，但当时仍是蒋氏政权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宋子文多年始终没有忘却他与张学良的友情，曾为张的早日获释奔走在蒋介石面前，然而最终未果。蒙难中的张学良不时见到宋寄来的信及杂志，也不失为心灵上的慰藉。
9月21日
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笔者按)
此为张氏即将离开大陆的先兆也!
10月1日
同刘队长太太，因将离桐梓，游兵工厂的大山洞，再到招待所小饭，又游红花园(在桐南约十六公里)，游元田坝，峰岩洞(在桐北约十五公里)。
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EDITH、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凤岩洞，凤岩洞倒不坏。
(笔者按)
EDITH，为赵四小姐的英文名字。从这篇日记中又发现，张学良在贵州桐梓幽禁时的自由状况，与从前在湖南相比，明显减少许多。“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这一句话，已将张学良在桐梓处境说得淋漓尽致。反之，如若没有张氏即将离去的信息传来，特务刘乙光是决不肯让他们到近在咫尺的红花园、凤岩洞游览的。贵州桐梓已居住多年，竟然连16里之外的地方也不许张氏前往，期间的紧张气氛和给予张学良的有限自由便可想而知。
10月15日
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个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二十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在渝期中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远举等人来访。
(笔者按)
松林坡，在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内，为戴笠抗战期间为讨好蒋介石修建的一座带有防空袭地洞的公馆，可是公馆建好之后，蒋介石始终没来此山下榻，因此后来这一公馆便为戴笠所占有，人称戴公祠。张学良伉俪来此居住时，戴笠早已作古。张学良在重庆约停留半月之久，然后他从这里飞往台湾。来访者均为国民党高级特工人员，其中张严佛时任军统局书记长、夫人李兴黄；李云波，即李觉。曾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时任重庆中训分团主任，系李氏多年旧友，在张严佛传达了张学良来渝的信息后，曾与夫人何玫前往歌乐山探望张氏伉俪；许远举，湖北大冶人，1932年起即加入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在杭州特务训练班与戴笠结识后，成为其心腹。抗战胜利前，戴笠将徐远举调往中美合作所，委以重任，先任军统本部行动处副处长，后为西北特区军统北方区区长，少将军衔。重庆解放前夕他参与指挥制造“11·27大屠杀”，全国解放前夕在云南被捕，关押在重庆战犯管理所。1956年徐远举被押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2年徐远举病死在北京秦城监狱。
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窦应泰.-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