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纠葛对东大学生的训话①
毕万闻主编
(1931年4月16日，沈阳东北大学)
咳，说起来，昨天的事情，也倒凑巧，明天我本打算离开沈阳的，现在正忙着预备起行呢。不过，因为我们校里发生误会，所以我不能不来，同你们说几句话。假如我不来的时候，你们也不知道我的心理如何，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心理如何，彼此间更容易误会了。
大家的意思，现在我已经从级长方面，得了真象。可是我的意思，诸位还不知道呢。我们同是愿把东北大学办得好的，因为东北大学是最高学府，是领袖东北的。我对东大一方面是职责问题，一方面是良心问题。假如弄出来差错，我对得起谁呢?不过，也是我的不幸，自从接办以来，屡次发生不幸，……舞弊……。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谁好呢?当未来之先，都很负盛名的；可请来之后，便要出错了。所以，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的，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名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甚至给人家磕头，人家还不肯来呢。
昨天的消息，我听到之后，把我愁得一夜不曾睡觉，因为我负的责任太大了，我很怕把东北大学给办坏了。所以有人破坏我们学校的时候，我情愿牺牲一切去对付他，就是打破情面，伤了友谊，也无所顾惜的。
我作校长，并非运动来的。作一个譬喻说，我好像是个妇人，从娘家带来一些东西，原是为谋家庭发展，然而却只落得些恐惧，(岂)不是成天的拿着性命耍着玩呢!
昨天的事，当时我也没有在场，所以一切情况我都不详细。不过，可以从公私两方面去看：先就私的方面说，竞选中人，都是我的朋友，自然我不能希望某人成功，而同时希望某人失败的；掉过头来，照公的方面说，选举权乃五权②之一，大家都有自由选举权，本人绝无参加意见之余地。诸位要知道，我并不比你们胡涂，我绝不能办胡涂事的。外间谣言，是不要［应］听的。所以在事先，直到现在，对于选举的事，我个人(是)毫无主张的，从未曾想过，希望某人当选的程度，比希望任何人更亲切些，所以谁当选都可以的。
至于汪院长③呢，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还想拿私款送他弟弟出洋去呢。他办学很尽心，我同他既是朋友，又是同窗，当然没有什么问题的。
今天本有些人，劝我不要来，因为我也在青年时代，你们也在青年时代，都是正在血气方刚，恐怕彼此因为意见而闹出误会。其实没关系。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应该开诚布公地宣示自己的意见，以免外间的误会。我每逢在街上看见你们同学的时候，一定要多看他几眼，因为我很希望我的学生，都是中国有为的青年。有时有人对我批评东北大学如何如何，我听了之后，比批评我的军队、政治，还关心的多。
我们都是东三省人，我们都是东北大学的组成单位，所以我们应该共同爱护东北大学，保护东北大学的校誉，要维持好的校风，同时要铲除不良的习惯，因为一个大学的名誉好坏，很有关系，假如坏了的时候，甚至好的教授，好的学生，都不肯来，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是)百年身”。国内各大学，便是我们的榜样。
从前我做学生的时代。也曾经领着闹过学潮，比你们会得多，比你们闹得历害，但是要考虑值得不值得。
办学的人，都是磕头请来的，只要你们说个“不”字，他们便肯走的。
我这样的苦心焦思，来办东北大学，并非是要讨得你们对我有什么好话，有什么酬答。诸位要明了，我对学校的捐款，是出于至诚的，绝不含有投资的性质的，一切的事情，只求对得住大家，对得住你们家庭父兄的付托，对得住社会，对得住国家就是了。所以我不(只)希望我自已是个好人，是个有为的青年，只［还］希望你们都成好人，都成有为的青年。
(天津《大公报》，1931年4月20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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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31年4月15日，东北大学投票选举参加国民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校方体察校长张学良的希望，倾向于选举“二王”(王卓然和王化一)，学生们对此不满，大多数投了东大文法学院院长汪兆璠和理工学院院长孙国封的票。张学良听了校方的汇报之后，认为汪、孙操纵选举，一怒之下，竟将二人看押(旋即释放)。4月16日，学生们拒绝上课。张氏闻讯后，亲自到校讲了这番话。
② 孙中山先生主张：政府行使5种权力，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而人民享有4种权利，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因此，选举权应为四权之—。
③ 即文法学院院长汪兆瑶。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