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①
毕万闻主编
(1934年6月7日，武昌总部)
余与蒋委员长对于华中剿匪工作之军事方面，认为不成问题，成为问题者，乃匪区收复后如何恢复其寻常之生产力耳。匪区各县20岁至50岁之壮年农民，或被惨杀，或被胁从匪，或散而逃诸四方。如何使之回归故土，从事耕种，实成一极大之问题。政府于熟筹之余，觉得欲使壮丁回归本籍，唯有二途：一为(由)政府筹款贷予农民购买农具种子，修筑田舍农场；一为政府予农民以充分之保障，使已去之匪，不至复回，则农民自然乐于回家，从事耕种矣。第一(种)方法，因经费过巨，不易筹措，故决采取第二(种)方法，除去一切恢复农村之障碍，并尽量予农民以回归故土之便利。
中国之希望，在于后进之青年，故吾人应以良好之教育。现时若干人，自甘暴弃，凡事听天由命，不自振作，令人慨叹!
凡尚有些微血性，知爱国家，并能见及国难严重之中国人，均应各除私心，决心为国。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②，或其它任何党派，果系自命为救国者，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若仍萎靡不振，由命听天；内战频仍，政争不息，则中国前途必无希望矣!
救国之事，经纬万端，非空谈所能收效。但欲达救国之目的，首先应由知识阶级献身国家，努力服务。为国民者，苟能完全牺牲个人，为国服务，即可谓已尽其个人之天职。何故因他人之不办事而时时悲泣耶?如每人自谓：“余决定办事”，则中国至少有一半希望。余已下彻底之决心，将个人一切贡献(给)国家，故余今日之愉快。实为前此所未有。余不需要第一等官位，余所需要者，厥为帮助我国家，至于余之身份，虽小弗顾。余此次自欧归国，唯一目的，在于为国服务，今日幸能处于为国服务之位、所愿得偿，余之快慰，可想而知也。
意、德二国所行之法西斯主义，略加修改，俾适合中国国情，然后以之行诸中国，实为中国达到统一之最良方法，中国今日之情形，与希特勒秉政以前③之德国情形相同。当时德国需要一无限权力之独裁者，以出人民于战后纷扰痛苦之境。今日之中国亦需要一领袖，以统一国家，复兴民族。余反对中国之自由主义，“自由”非为中国人民而设。中国人素无民族自觉心，亦极淡漠于国事，吾人欲领导民众出于当前无希望之纷乱之境，非以充分之权力赋予一人而奉之为领袖不可。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每一领袖皆有其自己之缺陷，此种缺陷，即(蒋)总司令亦有多人认为难于避免。唯其如是，故吾人不能不忘其缺陷，而在全国统一及民族复兴之意义上接受其领导。诸君如谓蒋先生之行政不良，则吾人应助之使良，如吾人不能如此，是吾人自身之过也。
(编者依据1934年6月16—17日天津《大公报》第4版及《张副司令讲演集》第三辑第194—196页所载之译文整理而成)
① 张学良在此次谈话提出了国共合作共同救国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共两党掌握军政实权的高层人士中，如此公开而明确提出这一救国主张的，张学良实为第一人。此时，正值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激战之日；而张氏竟将此主张公诸报端，非同寻常。此次谈话最初发表在1934年6月8日汉口英文《自由报》(一说《民声报》)上。
② 即农工民主党。
③ 希特勒(1889—1945)于1919年加入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组为国社党)，自任党魁。1923年率领该党党徒举行暴动，试图夺取政权，未遂。1925年出版《我的奋斗》一书，极力宣扬为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雪耻”的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他在德国资产阶级支持下1933年1月出任总理，实行法西斯专政。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德国的头号战犯。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