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①
毕万闻主编
(1934年8月25日下午2时，武昌)主席，各位同志：
今天应湖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之约，来讲演新生活运动的意义。自从蒋委员长在南昌倡导新生活运动以来，各地均已闻风而起，现已普遍于全国，蔚成一种国民运动。关于新生活运动之意义及其重大使命，首经蒋委员长详为训示，继由党国先进及社会名流反复解释，实在可以说新生活运动本身的意义，业经发挥尽致。本人今天所要讲的亦不外把他们所已经说过的归纳起来复述一番，从中再找出一二点补充以本人的意见。今天所讲的内容可以划分为四个段落：一、委员长为什么倡导新生活运动?二、新生活运动本质的阐明；三、新生活运动与中国经济之关系；四、怎样推行新生活运动?以上一、二、四各点已多为人道过，今日只就个人所见略加补充。对于第(三)点愿依据所搜集之实际材料，加以具体的详细说明，以见新生活运动在国家经济上的价值，诚有不容忽视的地方。
一、蒋委员长为什么倡导新生活运动?
1. 一个有权力的领袖人物肯来以身作则的倡导新生活运动，才能使一般民众有改善本身生活的真切认识。当蒋委员长倡导新生活运动之初，或有人不甚明了此项运动之意义与使命，而对于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在今日倡导新生活运动这个问题发生疑问，以为蒋委员长是在全国负有最高责任的人，对于一切事物及设施尽可依据权力去处理，去推行，当前放着许多大事等候着手去作，何必顾及零枝断节，偏要在一般国民的私生活方面特别注意?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皮毛之见，是在偏见蒙蔽之下发生的一种错误思想。他们不知道新生活运动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不是要凭着法律来限制的，不是靠权力来强迫的，而是要一般国民都能自动的启发其良知，彻底改善其生活，以图适合于现代的生存。正为其是一个有权力的领袖人物，而不恃其权力，只凭其以身作则的倡导，“循循善诱”，“齐之以礼”，才适能改变社会的颓废风气，才适能取得广大民众的同情，而后民众即本于自觉的意识以谋改善已身的生活。
2. 新生活运动一反前此之徒事粉饰，理想过高的积弊，要从最低而切实际的小处作起。无论是就新生活运动的形式或实质去观察，都不能说是什么体系繁复或要求过高的理想，只是一种极端切合实际的国民或民众运动。或有谓新生活运动是平淡不过的，这种见解从某方面去看，倒还切近事实。新生活运动确是一反前此各项运动之徒事粉饰或徒悬一空泛理想而无裨实际的之积弊，而要从人们日常生活上一切最低的实际问题作起的一种运动。假使我们要对此项运动之动机与其推行方法能有充分认识，则更可相信他决非前此之好高骛远的各种运动所可比拟。这个运动并不曾标榜耸人听闻的口号、初无最高理想上的企图，只是包含一些最低的而平易近人的问题，急待我们实事求是的力求实践之道，要把我们不合理的旧生活加以改善，充分表现出新的精神来，以求走上《大学》上所说的明德新民②的大道；毛诗上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③，也就是这个意思。诚然的，我们过去的一切都是太偏于理想了，而又不按步就班的去作，故终至为不切实际的理想所误。蒋委员长默察到国人过去一切失败之最大症结，所以此番从最低的而又最切实际的个人生括的改善上来倡导，以期拯救这个颓废衰老的民族!
3. 欲扫除民族的病根，非将其落后的旧的生活改变为向上的新的生活不可。总括起来说：蒋委员长倡导新生活运动，是为了适应当前中国社会的需要，是为了保障中华民族今后的生存。新生活运动的六项准则：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知礼义、明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就是当前社会的最大需要，满足了这些需要，便能扫除我全民族的最大病根。而且这种需要与其说是社会的需要，毋宁说是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与其说是过去的需要，毋宁说是目前的需要。合乎新生活运动之准则的生活是在复兴民族过程中人人所共同需要的。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所以陷于今日的困难境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太深了，诸如堕落、放纵、虚伪、贪污、腐败、昏庸、烦琐、浮华、卑鄙、混乱，久已形成了国民不治之症，由此而致国家的纲纪废弛，社会的秩序崩坏，造成多少年来的循环内乱，召来了亘古未有的外侮。我们应当虚心的承认自己依然在过着粗野的鄙陋的非人生活，所以不能把握住新时代的精神，不能适应环境的要求，而趋于被凌辱被淘汰之列!时至今日，欲求我中华民族之繁衍，欲求我整个社会之安全，那只有一变其旧有生活之趋向，廓清前此之一切病态，而易以合理的新的生活，努力向上。这就是说必须从一般国民的心理方面根本改造，务使人人能彻底自觉其最大需要，而胥能正心修身，则社会风气当必随之转移，那才能培养社会上的生机与正气，保障这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民族之永久的生存与繁衍。
二、新生活运动之本质的阐明
1. 六项准则之本质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新生活运动的六项准则是：整齐清洁，简单朴素，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这都是适应时代生活之一般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要件。也可以说,一个人要想在现时代现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在他的生活上实施了这几个准则。关于这六项准则的铨释，以前业经蒋委员长和许多人详细解释过，本人今日不过略就所见加以阐明。现把这六项准则来图解一下：(图从略)整洁和简朴是在最小的圈子里，也就是在修养自己的范围内所必须满足的条件。明礼义和知廉耻两项则成了他的外圈，就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要用礼义廉耻来维系的，这个范围自然要超于前者。至于负责任和守纪律两项，更成为明礼义知廉耻的外圈，因为这不仅是自己对人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成，而是要人人能对社会对民族国家甚而对全人类去负责任，为了维护整个社会与人类的安宁秩序，自然要人人能守纪律。用图解来把六项准则分成了三个圈子：内圈是整洁和简朴，中圈是礼义廉耻，外圈是守纪律负责任。就其间所形成的关系言，尤以介乎其中的礼义廉耻，为新生活运动之中心，亦即礼义廉耻要算今后复兴民族之最有力的保证。倘若人人能明礼义知廉耻，则对其自身必能整洁简朴，对国家社会亦必能负责任，守纪律，这是我们所敢断言的。
2．礼义廉耻是作人的基本要件，我们要深明其意义及其不可分性。礼义廉耻原是我们中国社会固有的最高道德，从古迄今的解说，原已很多，我们概括的来说明一下，礼和义完全是对人的。义是发于心，礼是形诸貌，如古人所说的：“礼者理也”，“义者宜也”，就是说凡事必须能本诸义而发于内心，则必能形成礼而现于外貌。所谓“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已把礼和义之本质的意义阐明无遗。所谓廉是对己的，就是应当取的则取之的意思，不应取而取固不得谓之廉，应取而不取也不能算作廉。其不应取而取之。则为贪污。同时，礼义廉三者都是要出于自然的，如不自然则成假道学，不是“乡愿、德之贼也”④，就是“巧言令色足恭”⑤。这样的知礼知义知廉，不惟不是美德，反而要变成罪恶了。由此可知新生活运动需要一般国民的自觉，而绝非强迫或被动所能收效。如果不能由其自觉而勉强作去，则必不免流于虚伪，形成罪恶，对于社会人心反而发生坏的影响。即如《左传》上记载斗伯比批评莫敖说：‘举趾高，心不固矣。’可见莫敖在当时满信自己一定会打胜仗，十分自得，虽然表面上力持镇静，然而他那骄傲的悄绪竟在走路的姿态上表现出来。斗伯比说他必败，是从他内心情绪上立言，而莫敖表面上力作镇静之状，并瞒不过斗伯比，反而显露自己的浅薄，这是虚伪勉强算不得有礼的例证。最后对于耻字，更应重视，我们可以说知礼知义知廉都是由于知耻心发生出来的，也可以说耻是礼义廉三者的反应，没有不实行礼义廉三项而能算作知耻的人。人类应具的自重心，自尊心，就完全是耻的表现，人如果能作到知礼知义知廉的地步，自能把知耻的心理表现出来。在《论语》上看到子贡问士，孔子只以“行已，有耻”⑥来回答，这可以知道耻是作人的准衡。由上所述我们更可明了，礼义廉耻的相互间有其不可分性，同是作人的最基本的要件。
3．在民族国家的非常处境中，尤须人人能守纪律，负责任，完成时代赋予的非常使命。我们相信：假设一个人能作到明礼义，知廉耻的地步，则必能守纪律，负责任。我们一再说这：蒋委员长抓住时代的要求，倡导新生活运动，于今日社会人心如此颓废中，而谋恢复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是很明显的能针砭时病。且如今日之国人应当切实养成守纪律负责任的心理与习惯，又何尝不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先务?中国以前在闭关自守的时代，还容得人民苟且偷安，惟有今日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与前大不相同了，必须祛除个人观念，提高民族意识。虽如前此之充其量仅能独善其身者，究不足为现代之一国民。因为个人问题，永远在国家整个问题笼罩之下，国家的强弱是个人的荣辱所系，国家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则所有的个人问题永久无从解决。生在今天的人民对于社会都有其应负的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永远要负着的。我们既生在这一个非常时代，就有了我们非常的使命，当然要我们拿出非常的精神和毅力去担负。同时，要想完成责任，则必须严守国家的社会的纪律，这就是说要我们的言论和行动，完全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要能具有公共道德与公共精神，一言一动，都须规矩谨慎，不要违法，不要有坏习惯，能够合乎作人的道理。假设不能严守纪律，那便是没有礼，不守法，不知耻，不只不能作一个健全的新国民，也不能算作社会中的一个好人。惟有能严守纪律的人，才能尽责任，才能完成非常任务。不过国人又共犯一个共同毛病，就是凡事不肯求已，不去身体力行，往往希望他人多负责任，自己反来偷闲苟安，要求他人去守纪律，自己反来违法，破坏纪律。譬如税吏替国家征税，而他本身应缴的税反而不缴，这能算得守纪律吗?假设在一个国家里，人人都希望他人多负责任多吃苦，人人都只要求他人守纪律，这还能成其为国家吗?其国家社会的一切事务必陷于停顿废弛，社会组织及秩序必陷于异常凌乱，也是我们所敢断言的。因此新生活运动的主旨，是要每一个人都能就自己在良心上所认为对的去切实实践。
三、新生活运动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1．实行新生活运动不惟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且正能促成社会经济的繁荣。我常听到人说新生活非有钱的人不能实行，也就是说实行新生活要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譬如说要求个人日常生活的整洁，就不是一般贫苦民众所能作到的，关于整洁的讲求，多属于卫生方面的，要讲求卫生就得耗费钱。这个说法乍听起来，也仿佛不无理由，实际却不如此。假设在国家方面能对一般的卫生设备力求完善，而人民方面能深明卫生的重要，那末，在可能范围内去求生活的整齐清洁，便绝不会受经济条件的限制，或阻碍经济的发展；其结果适足因为保障了一般国民的健康，增加了生产工作的效能，而于消极方面减少经济的损失，积极方面促成经济的繁荣。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陷于今日困难之境，一般人都只看到严重的内忧外患，或农村经济的破产，竟忽视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这不能不说是由于患近视眼的毛病。我们如果能极冷静的默察中国之最大病根，可知因卫生方面的不讲求而召致国人生产能力之普遍的减退，这无疑的形成了社会之贫乏与动荡，适足使内忧外患交迭的乘虚而入。从中外历史上看，一个民族长期受内忧外患的侵蚀，都是在这个民族的素质上先已有了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内忧外患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如其倒果为因，便是这个民族还没有透澈的觉悟，在他还不知力矫积弊之前，内忧外患是永远一天比一天严重的，现在的中国正是这样。中国人民不讲求卫生，一任体力衰弱下去，多数人不但不能养人，甚而不能自养，这种经济方面的缺陷能说不是中国民族的致命打击么?
2．我们每年要比卫生先进的国家冤死七百二十万人，诚已潜伏着国亡种灭的危机。我为了要说明新生活运动与经济的关系，特地找到了许多比较可靠的统计材料，这都是卫生署公布过的。我首先就看到由于国人不知讲求卫生，不能整齐清洁，而致我们的死亡率特别高，现在来把我们这超格的死亡率向诸位报告一下：中国每年在每一千人中，竟要死去三十人!在欧美公共卫生先进的国家，每年在每千人中，只死掉十二人，比较起来，我们每年在每个人中，就有十八人的超格死亡，这种超格的死亡就是冤枉的死亡。我们看一看在一年中要冤死多少中国人?每个人中每年冤死十八人，每万人冤死一百八十人，我们四万万人口中，每年就有七百二十万的冤死鬼!这是何等惊人的一个数目字?
又就产妇因为卫生不讲求而致超格死亡的统计，每年在每千产妇中要死掉十五人，欧美各国每年在每千产妇中只死两个人，比较起来我们每年在每千产妇中就要冤死十三人之多，只要就全国每年死掉的产妇统计起来，真又不知冤死几万千?
再说不满一岁的婴儿的超格死亡，我们每年在每千婴儿中要死掉二百人，欧美各国每年在每千婴儿中只死七十人，比较起来我们每年在每千个婴儿中要冤死一百三十人，只要就全国每年冤死的婴儿计算一下，又该有多少!婴儿们生来是无辜的，让他们丢掉生存权利的是谁，都是由于我们太不能保障他们的生存了啊!
我们从国民的超格死亡率看起来，益可深信国家的衰弱不是偶然的。然而死亡率不是绝对不变的，是可以由人力而逐渐减低。为了我们缺少公共卫生的设备，为了我们国民不知整齐清洁，而使得我们每年要冤死上千万的人，这个国家焉能不步步走入国亡种灭的途径?
3．中国超格的死亡率是一个最大的消费，不惟一切建设事业不能进展，而整个社会经济亦日趋于贫困与崩溃的途径。在我们清楚了我国超格死亡率之后，更进一步来把我们国家社会因为超格死亡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研究一下。我们每年冤死的人既有七百二十万之多，这其中有老年死的，有壮年死的，也有幼年死的，我们姑且平均死亡年龄是十岁，在他们这十年之中，假使社会每年为维持他们的生活，每人消耗五十元，这总算得贫富平均的一个最低的数目。那么，十岁就要消耗了五百元。所以冤死了一个人，社会方面就得不到他服务或生产的报酬，这五百元便完全白白消耗了；每年冤死了七百二十万人，每人按着这经济方面最低限度的损失——五百元总计起来，整个中国社会因为超格死亡就要损失三十六万万元之多，这样贫困的一个国冢，每年在社会经济上要有如此巨大的损失，如何能不破产不崩溃呢?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探讨：一个人的死亡对于社会经济的损失既如上述，即于其死前死后，因为病和死的负担，也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消费。我们假定每一个死去的病人只要用医药费两元，那末，总计每年死亡七百二十万人所花去的医药费不是一千四百万元吗?同时，因为本人在病中与亲友眷属因看护自己生病所损失的工资，假定每一个人要在这一方面损失五元，那末，总计每年死去七百二十万人的此种损失，岂不是三千六百万元吗?至如死后的葬费也是一笔大损失，富豪之家的出大殡，固不待言，平均起来每死一个人，总要用掉十元的葬费，以每年七百二十万人计算，又得损失一个七千二百万元。把这几笔损失总计起来，益足让我们深信国家之穷是有原因的。我们姑不问国家社会每年蒙受如许经济损失，对于整个民族是有如何恶劣的影响；如果我们拿来几十万万的巨大数目，来作各种建设事业，一定也同样会有惊人的成就，很可以开办三十个大工厂，或建筑一百万里铁路，或开一万个医院，或办三千个大学校，或办十万个小学校，或建设一千个城市的自来水工程。说到航空救国的话，也很可以购置三万架飞机。所惜的是我们不能讲求卫生，不能防止一切疾病，而致白白冤死了多少同胞，白白牺牲了无量数的大工厂，铁路，医院，大学校，自来水工程，飞机。我们社会经济的贫困，一切生产事业的落后，于此已可找到一个最大的原因。我们总要记住：人民死亡率低的国家，不但可以表示社会卫生事业的发展，而且适能显出那个民族进化与向上的程度。反之，人民死亡率高的国家，不但足以证明社会卫生事业的落后，而尤足为民族退化、衰弱、贫困的一种征象。
4．超格死亡和病人的增多，统是由于传染病的不能防止，已往的损失和未来的危机，完全是基于不重卫生。不仅我们超格死亡的损失有如上述，就是我们一般疾病人数的统计，也明示我们社会上的一项大损失。在欧美国家平均起来，平时只有百分之一二的人民生病，中国平时总是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的人数生病。其实，这百分之十确是一个标准数，为了民族的体面不能不以一个较低的数目来衬托，实际上正有过之而无不及，平均起来，全国在每天要有三千万到四千万人生病，至于所消耗的医药费，每人以每天一元计算起来，全国每天要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元的损失。其如因为生病而至不能工作，不能从事生产，这种间接的损失也是很大。还有许多慢性病和不容易看见的体格缺点，其影响于工作效能的降低，生产量的减少，都是无形的极大损失，只是我们无法来统计。由此可知，不仅超格死亡使民族蒙受重大恶劣影响；即病人的增多亦足使民族日趋衰颓了。
在这里我们更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国人所患的病大都属于传染病，这益足证明我们是一个不知讲求卫生的国家。我们死亡率的增高，平均人寿的短促，多半都是因为传染病盛行所致。在欧美人民死于传染病者不过百分之九，日本人民死于传染病者不过百分之十，惟有我国人民死于传染病的要超过百分之七十二，这是我们应当引为惭愧的地方。各先进国家因为能对预防医学和一般卫生格外注重，乃能对于防止传染病收有最大功效，于是他们的人民可以较少冤死于人力可以遏止的传染病，死，也总是老死的较多。惟中国不知发展卫生事业，不能防止冤死人传染病，于是不知屈死了多少人，蒙受多少牺牲，甚而潜伏了天然淘汰种族澌灭的最大危机!
5．如果从各国平均人寿的比较上来观察，更可知短寿的中国人多是消费而不能生产，这是一个民族不进步甚而退化的最大原因。我们再试从平均人寿的比较上，来探讨不知讲求卫生对于民族国家社会经济的损失：在一个注重卫生的国家，不只是能减少死亡，减少病人，而且能增加人寿，诸如欧美各国的人寿平均总在五十岁以上；而卫生事业不发达的中国的平均人寿，仅及三十岁。从这里可以知道，每一个欧美国家的人，自诞生之日起，社会对于他所希望的享寿年龄，就是五十岁，我国人，自诞生之日起，每人所能希望的年龄，只能有三十岁。也无异是说我们自从诞生之后，就已定了我们的短寿命运，只能活三十岁，早死是应该的，因此我们已经活过了三十岁的人，就不能不说是分外占了便宜了。
任何一个人，自他诞生之日起，在家庭或社会方面，对他加以教养与培植，至少须在十五岁之后，才能为社会服务，为社会生产。我们从平均人寿中减去这十五年的教养年限，所得的才是他在社会上服务的年限。欧美人民的平均人寿是五十岁，他们的服务年限就有三十五岁，也就是说欧美人民平均起来每个人可以为社会服务三十五年；中国人的平均人寿是三十岁，减去了十五年的教养年限，为社会服务的年限也只有十五年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平均起来每个人可以给社会作十五年的事。我们从这一个比较中，可以知道平均人寿的短促，对于国家社会的损失是如何重大!刚刚由家庭与社会教养成了人，由消费者变为生产者，不幸而夭亡了，这不仅是个人的生死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兴衰问题。欧美国家之所以真正进步到二十世纪，我们之所以依然保守着十七八世纪以前的状况，就完全由于我们这一个民族不健康，衰老，颓废的缘故。一个民族平均人寿的短促，自足降低各种事业的工作效能，以致不但进步迟缓，而且要必然退化。我们只就当前的一个事实来讲，德国已故大总统兴登堡⑦以将近九十岁的高年抛开德国民众而长逝，德国民众犹感觉他对德国的贡献为不足而引为最大遗憾。同样的，假如我们的总理中山先生能享寿到现在，其对于国家社会的供献或影响不是更大了吗?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延长人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
6. 我们要保障中华民族的生存，我们要复兴国家社会的经挤，必须实行新生活运动，减少死亡和疾病，变消费为生产。我们应当想一想，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是圆颅方趾的人，同样生在二十世纪，同样应当享受人类的一切福利，而为什么我们竟有如此超格的死亡率?为什么我们要每年冤死几百万人?为什么我们的平均人寿这样短促?其最大原因就是我们是一个传染病盛行的国家!传染病之所以如此猖獗，就是因为我们太不讲卫生，太不重整洁了，大多数的传染病，原都是可以由人力来预防的，而我们则不惟不能预防，反让传染病益发广播起来。
根据世界各国的生命统计，我们知道欧美各国在五十年前的死亡率是和我们现在差不多的，原因也是由于各种传染病流行。但到后来他们能发展卫生事业，促进民众健康，于是他们的国民便得到生命上的保障了。其实，预防传染病的一切设施固然很不容易，但是如能从个人的整洁上作起，至少也可以有相当的防止。譬如我前此去匪区视察所看到一般民众，多有患“溃疡”的，就是腿上生疮，探求这种病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在蚊虫咬腿的时候，用指甲去搔，殊不知指甲中藏有毒菌，而把腿伤越搔越大，结果变成了疮。所以蒋委员长在新生活的倡导中，告诉大家要剪指甲，或有人以为这种小事何必来管?殊不知小事的影响可太大了，多数人的健康，生命往往因为这种小事而白白牺牲了。从这里又想起了一件卫生上的掌故：巴拿马运河的开辟，最初是在十九世纪末叶，由法国人来承办的，但因巴拿马这个地方位于热带，蚊虫非常的多，疟疾极为盛行，在九年之中死掉开辟运河的工人达一万数千人之多，以至在法国人手里未能成功。到一九○四年美国人来继续开辟，因为有法国人的失败教训，第一步便注意一般卫生的设施，蚊虫乃逐渐减少了，疟疾自亦锐减，巴拿马运河遂得完成。这可以说只是因消灭了蚊虫，就能够成就了这样伟大建设。即以我们目前正在修筑中的粤汉路而言，很多工人是患疟疾的，这都是要我们今后在公共与个人卫生上特别注意的地方。我们今后注重到卫生方面，最低限度要从个人的整洁作起。其如或谓有钱的人可以卫生，没有钱的人便无法卫生，那诚然是错误，正惟其是穷人，才更应在可能范围内讲求卫生，要永远保持自身的健康，以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则个人经济亦可渐趋充裕，对于国家社会的好影响，更不待言了。
综上所述，我们果能实行新生活运动，则一切传染病可以防止，我们的健康可以保持，死亡率可以渐渐低减，那末，不只我们整个民族得在人类中生存下去，而且可以节省了由于死亡或疾病直接间接引起的损失，增加了社会上大量生产的效能。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前途，不是必然的会渐次走向复兴之途吗?所以今日对于新生活运动与中国经济上之关系，特为找到如许材料且不惮烦琐的加以说明。实在的，我们的生活能力求整洁，不仅可以保持国民健康而增加生产，且如一般人的生活均能力求简朴，而能一扫前此之颓废、浪漫、荒淫、奢侈的恶习，则无论是在个人的或社会的经济方面当然都能节省许多，节制一切虚靡的无谓的浪费，也就是无形的增加生产了，于此更可见到新生活运动与复兴国家经济的密切关系。
四、怎样去推行新生活运动
1．要从个人方面养成了好的习惯，在社会方面才能形成善良风气。新生活运动是要力求实践的，而且必从个人作起，推己及人，进而整个社会国家才可以得到新生活运动的实益。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养成个人的良好习惯，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善良风气。譬如我们谈到守纪律的问题，以我国一般国民平日对此缺乏素养；尤其是一般公务员，更每引不守纪律为荣耀，这种不守法的事实到处不一而足。也诚然是因为多少年来在这一个社会中已经形成不让人守法的环境，于是或引守法为莫大耻辱，这不能不说是由于社会奖励不守法的缘故。就是我们在今日来探求民族颓废的原因，亦不应忽视过去不良习惯的锢蔽，不过我们平时多不自觉罢了。
当我去年到欧洲的时候。看到各国的风俗习尚，真使我异常感动。前此常有人说到底是我们物质文明不及外人，言外以为我们的礼教精神是很可以超越外人的，其实不然。什么是礼教?就是要合乎时代需要使着人人真能过有标准有规律的生活，这种标准和规律便是礼教。所以礼教必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适合时代需要，过时的礼教未免陈腐，便必须被新的礼教所替代了。礼教不是一成不变的，如过分拘泥往制，反而有食古不化的毛病。第二，礼教即能适合时代需要，也必须信守礼教的大众知道礼教的真意义，大家本诸一片至诚去实践。我们已说过虚伪勉强是算不得有礼的，人要知礼尚义，必须作到真诚自然，言行一致。如其只在表面上求合乎礼教，那不过是一位伪君子，扛着礼教的招牌找便宜，想吃人。近来有所谓“吃人的礼教”，并不是礼教吃人，是以礼教为护符的人天天想吃人。我在欧洲各国看到他们的人民多数以一片至诚立身处世，以一诚字行己，以一诚字待人，诚于中形于外，他们在大处小处都能把礼教活用起来，作到光明磊落坦荡自然的地步。所以我深深感觉到：外人不但在物质文明上胜过我们，即在精神文明上也胜过我们。所有仍在崇信本国精神文明以为在今日推行新生活运动无其必要的国人，我以为应当赶快觉醒了。
2. 必须每一个人能从自己切实作起，为了自救，为了救国，都不容不实践新生活。推行新生活运动必须以身作则，每个人都能从自己作起。总理⑧曾说过；“知难行易”。我们既已深知新生活运动合乎今日中国社会的最大需要，那么，欲求其实践并非难事，但是要你能切切实实的去作。正如一个病人既然承认医生的治疗是很合宜的，那么就应该按方服药，不然便是自误!所以新生活运动的收功，端赖大家认真实干。
我们总该明白，新生活运动不是只在规劝或勉励他人的，不是拿来限制他人的，必须无时无地不在想这是为了你自己。人人都能如此，才能使整个国家社会蒙其福利。正如你讲礼义，原是为了你作人，而结果适足保障了社会的安宁。你能够讲卫生，原是为了你自己的健康，而结果适足增进了公共卫生。所以我能讲求卫生也可说是为了他人，而他人之能讲求卫生也可说是为了我。这个道理很容易懂，最要紧的是不要太近视眼，不要以为自己是无关重轻的。国人多有把自己太不重视了，也可说看得过于渺小。常常有这种思想，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人能讲求卫生，我一个人倒也不必了。这是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假如那九十九个人都像你这样想法，那岂不是没有一个人能以身作则了吗?我们国家所以到这个地步，多半是基于一般国民心理中了这种遗传的毒，自己不肯负责任，一切事总是希望别人去作，你推我，我推你，结果是一切无所建树，国家越来越坏了，在今天为了我们自己作人，为了自己能在人类中生存，是不容互相推卸的了，必须人人能自觉的力求实践!
3. 如果能以身作则的去实干，才能影响人，影响到多数人。如果你能以身作则的实践新生活，那真不知要影响了多少人。这就要你以极忠实极恳挚的态度，持躬接物，立己立人。我深信，人与人之间是很容易发生影响的；无论是好的影响或坏的影响，总是很有同化的可能性。我在从前很有些坏的习气，后来所以能渐次的纠正过来，有时还不无我的一个小孩子的影响。这个孩子一向有一个外国保姆跟随着，所以他的生活上养成了卫生的习惯。譬如在饭前必须要洗手，吃东西绝不肯过量，诸如这些事有时是我所不能的，终于受了他的影响而力求纠正。小孩子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养成了良好习惯。习惯的养成固然艰难，习惯的改变确也不易。我还记得：每当我问我的小孩子：“你为什么不出去在泥土里和那些小孩子们滚着玩?”他竟忿然说：“我不去，那是极下等的动作!”这种认识也是由习惯中造成的，虽然与教育也很有关系。不过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去影响人，影响社会，仍须以礼义廉耻为其最基本的条件。
4. 新生活注重全体国民的自觉，负推行责任的人要去劝导去感化，那才能完成任务。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是靠着劝导的力量，要一般国民能认识整洁简朴，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的重要，而使其一切行动，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所以要有知识的份子去劝导一般没有知识的份子，受教育的去劝导一般沿有受过教育的，至于警察来负责推行新生活运动，也必须力求完成劝导一般民众的责任，不应用强制或压迫的方式，不应当让民众过于被动的从命，而要能渐渐自动的改善其生活。我们的警察对贫苦的同胞们只知用命令式的申斥，只会喊“靠左走!”或“钮扣结上!”这都是不对的地方，原因就是没有认清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在执行劝导的时候，必须要以极和譪的态度，作和平的劝导，善意的纠正，向对方解释明白所以要让他如此的理由，最后必须使他心悦诚服的自觉其非而行其是，假设只知以粗暴的举动发无理由的命令，反而容易引起误解，那必会收到与原来目的相违反的不良影响。所以无论从那一方面去观察：要想真正完成新生活运动，那必须从潜移默化循循善诱上痛下工夫!
5．务使全国民众军事化，培植民族的生力，正因为我们的处境是异常艰困，才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我们更知道蒋委员长倡导新生活运动之最大意义，是在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能力，所以我们推行新生活运动必须要认清这个方向。
一个国家要想对外奋斗，要想取得民族的复兴，必须先培养实力，否则只有被欺凌，被压迫，甚而在最后要被吞灭!我们看一看中国国家处在今日的境地，以四万万同胞所能表现出来的力量是什么?今日之武力不足以言对外，是我们不能掩饰的事实，然而我们能长此忍受下去吗?如果我们要想在人类中生存下去，要保卫民族国家，那必须使一般国民在平日都能整饬生活，受到军事训练。将来到了抵御外侮的时候，不只军人是国家的武力，人人都可以去荷枪杀敌。所以我们今日来推行新生活，是要作到让全国国民不懈怠，不疏忽，不颓废，不骄傲，不苟且偷安，能忍受一切艰难困苦，有随时为国家民族而牺牲的最大决心。果如此，则人人可以在集中领导下一致去对外奋斗；不如此，真说不定还有帮助外敌以对内的份子呢!
6．在万分艰苦中开辟一线生机，要我们的一切能时代化，我敢担保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复兴起来。“一切要时代化”，是新生活运动的最大要求，质言之，是要我们的一切都能适合于现代的生存方式。然而在当前的国家处境中，任何改革或任何建树，自然都不无困难的地方。不过国人畏难的心理是万万要不得的，正因为国家是在这样艰困中，才要我们来努力拯救。如果决心为了国家来奋斗，那只有牺牲一切，排除万难，认清楚中国是我们的，我们应于万分艰苦中开辟一线生路!在今天，殊不必贪恋一切物质的享受，我们决心要救国自救，物质的享受是与我们无缘的。我们如果不能刻苦，救国自救的话就根本无从说起。新生活运动就是要任何人都能教育他自己，严格的批评他自己，管住了他自己。我们先要自问，究竟愿意追随这个时代不?如其不甘落伍灭亡，便须抖擞精神实践合乎时代精神的新生活运动之各项基本准则。
总结起来我以上所说的话，如果国人都彻底觉悟而知所努力，实实在在的去推行新生活运动，我敢断言我们的国家一定会复兴起来，这可以由我来签字，甚而以头颅来作保证。切望全国同胞都能本此坚确不移的信心努力下去，而且要认清楚新生活运动就是民族复兴运动!
(《武汉日报》，1935年10月4—8日、10日、12—13日，皆第2张第3版)
①此为应湖北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之约，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大礼堂做的报告。
②《大学》是《礼记》(西汉戴圣编)中的一篇。编者认为学成它，可以治国。此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正于至善。’明德，即完美的德性。义即治国，执政者首先要章明其德于天下，从诚意开始。
③毛诗，即《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出自《诗经》《大雅·文王》篇。周始祖后稷，居武功。至古公亶父迁岐山，即周原，周的国号由此而来。到亶父的孙子姬昌(文王)实行革新，国家强盛。这两句意为“古老的周国，到文王实行了改革，面貌一新。
④语出《论语·阳货》，乡愿，指伪善欺世、表里不一的人。
⑤语出《论语·公治长》，巧言令色，是说好听而不切实际的话，并装成和颜悦色。用巧言令色取媚于人，实是虚伪的谦恭。
⑥语出《论语·子路》，意为可耻之事不做。已，停止。
⑦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军长、陆军总司令等职。1925—1934年任总统。1933年授命希特勒组织政府，政权遂转入纳粹党手中。
⑧指孙中山先生。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