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教育和训练须注意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社会情况①
毕万闻主编
(1935年6月16日，武昌)
关于公民训练，不是我们现在才有，许多年前，就有了公民训练，不过因为时代和地位之不同，而训练方法才就因之各异。虽然方式不同，总不外乎主张公理，扶持正义，所以各国举行公民训练的方式，也是因时代和地域之不同，将此种方式加以改变，来医治各个国家的病痛。我们的公民教育和实施公民训练，必须要注意到两点，第一，要注意我们国际的地位；第二，要注意我们社会的情况。我们必须按照我们国际的地位和社会的情况来进行，因我们国家地位和社会的情况之不同，所以总理就创造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来适合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社会情况。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不能独立，民权不平等，民生不充裕，实施公民教育，就是叫我们来做到民族独立，民权平等，民生充裕。委员长告诉我们要合乎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因为一个公民要想在社会上存在，非做到此点不可，并须得先从自己做起，全体民众一致起来做起，要人人具备有现代化公民应有的求知、守法、互助、合作的种种美德和条件。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要大家接受公民训练，拥护公民训练。
(《汉报》，1935年6月17日，第2张第7版)
① 湖北省会公民教育委员会于1935年6月16日上午9时在武昌阅马厂举行万人市民大会，推行公民教育和公民训练，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派行营第五处副处长周从政到会宣读了张氏的这番讲话。这里的“公民教育和训练”，主要是推行识字运动，提倡体育，实施“新生活运动”。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