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铜像揭幕典礼上的讲演①
毕万闻主编
(1935年7月1日，汉口)
诸位同胞，同志：
一、举行这个典礼的意义
本市新建立的蒋委员长铜像在今天举行揭幕典礼，我们前来参加这个典礼，都感觉到非常的欣幸和愉快。我们现在为建国复兴而努力，目的在建立三民主义的新国家，使我们列祖列宗遗留下来的文化历史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最神圣的使命，也是我们任何个人不容推卸的责任。在这个使命和责任上，委员长秉承总理遗教来领率我们，指导我们，以便早日达到我们的任务。委员长承继了总理一生的事业，来求三民主整个的实现，迄今委员长以一人之身关系我国运之盛衰，民族之隆替，我们有这样一位民族领袖，便是我们的民族生命有所寄托。这是使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愉快的一点，而且，全国也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有些城市要为委员长建立铜像，这一来象征委员长的崇高伟大，二来，也为着纪念委员长自今以前为国宣劳的功绩。在全世界民族主义高涨的时期，一位民族领袖是应当受到本民族如此热烈的爱护与推崇的，很显然的。本市建立这座铜像和今日举行这个典礼，其意义是要使武汉市民今后更能深切认识民族领袖人格、事业之伟大，并坚定每个人服从领袖复兴民族的信心。民族领袖的伟大和大众对于领袖的信心，这乃是民族生存於今日之必不可少的两个相辅而行的基本条件。领袖有着为民族谋福利的热情和能力，如民众对於领袖能绝对服从，竭诚爱护，则领袖的成就必能更大。今天到这里参加这个典礼的人想都曾领会这一点，也都希望对於委员长人格、事业之伟大得到更深的了解，个人不妨就自己所想到见到的，在此简单叙述一番。
二、委员长的人格与修养
事业的成就，有的靠着技术，有的靠着聪明知慧，但是，能成就旋转乾坤大事业的人，则有赖於人格之感召，气宇之宏大。事业成就是与人格阶层成比例的，人格阶层愈高，事业成就即愈大。委员长生来富有高尚热烈的情感，这便是委员长崇高不可及之处，所以(他)对国家，对亲长，对人民，对同志，无不具有一片真诚挚爱。委员长的父亲肃庵公②原配徐太夫人，生一子一女，继配王太夫人，生子女四人，长子即委员长。王太夫人非但抚徐太夫人之子如己出，而且特别优遇，析产的时候也特别多给一些产业。委员长则本一己孝友之心，非但任凭太夫人的主裁，而且很愿自己哥哥的产业比较多於自己。委员长永远不忘贤母的教养，认为自己一生的成就皆拜母教之赐。委员长生平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为着出外就学而不得常依贤母膝下。同时委员长求学时代的际遇也可以深慰贤母之期望，二十岁时，即以识见过人由保定军官学校派往日本士官学校肄业，留日凡四年③，革命事业就由此发轫了。民国十一年六月总理在广州蒙难④，彼时委员长正在上海，听到这次变乱，马上回到广东，冒险登上总理所乘的永丰军舰，随侍总理五十余日，昼夜不倦，所以总理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此书系委员长手著)序文中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我们再来看广州蒙难记的全文，为革命事业的前途担忧，为总理个人的安危关怀，听到战胜的消息是那样高兴，听不到什么消息，是那样悒郁不伸，这些便是委员长服从总理效忠国家真情至性，自然流露的所在。也正因为这样，总理才认定委员长是可以承继自己的革命事业的人，晚年用尽平生之力，来对委员长扶植提携，奖掖鼓励，最后是把党国重任，一齐放在委员长的肩上。当然，总理不但重视委员长的才学技能，在此以外，总理更看重委员长具有坚贞的志操，能够尽忠行孝，任重致远，托得住亿万人的性命，负担起千万年的历史，因而相信自己一生未竟的事业，可由委员长来完成。
转来再看委员长是怎样实践总理遗教呢?民国十四年三月委员长的《祭总理文》是很能代表委员长遵行总理遗教的热情的。在那篇文字中，先说到总理在先烈陈英士⑤去世后，便期望委员长作第二个陈英士，而在先烈朱执信去世后，更期望委员长作第二个朱执信⑥。再说到自随侍总理以来，患难多而安乐少，信道笃而志弥坚，每於出生入死之间，悲歌慷慨，相对无言。十三年总理北上，以“军校既成，继起有人，主义能行，虽死无憾”之语教委员长，这便是总理与委员长最后的诀别了。继又说到总理逝世是我民族最大损失，亦因“党徒之不力，人事之不灭”，遂使总理感受精神刺激，忧愤成疾，以至不起。结语以“实行主义保存正气”自勉，也就是总理逝世后十年以来委员长继承遗教领导革命的出发点。委员长十年以来个人生活的坚苦卓绝，和领导革命的伟大成就，昭昭在人耳目，这正是委员长笃行总理遗教与其伟大人格感召之所致，此不独为我民族生命之寄托，亦使总理在天之灵得到莫大的安慰。
三、委员长治事之勤奋热烈
委员长现在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对建国复兴事业负担最高责任，当然所负责任愈重，每日应治之事即愈繁。依个人见闻所及，委员长从未以事务繁剧而感觉厌倦，委员长曾提出“找事作不要等事作”的口号，委员长自己才真是“找事作”的人，委员长不肯让一分一刻的时间白白过去，他不肯以娱乐为消遣，因为他总想料理一些事情，再没有什么剩余时间可供消遣了。个人深恐他长期这样劳苦，有累于他的健康，所以常劝他把比较次要的事情交给别人代为料理。可是委员长“找事作”已成习惯了，我们看到委员长那样振奋，不由得自己也不肯偷闲，因为在这样一位领袖领导之下，我们必须将所有时间全副精神通统拿出来为国家民族而服务。
委员长不但治事勤奋，而且任事热烈，他是勇於牺牲的人。本来革命是冒险的事业，没有牺牲精神的人，就不配谈革命，特别是委员长十年以来领导武装同志出入死生，所遇艰险实数不胜数，且就本地风光来说，在民国十五年秋季国民革命军围攻武昌的时候，总司令部是设在李家桥火车上，指挥部设在南湖，他在总攻之前夜，要亲自到城墙边，向部下训话，当时有许多人劝阻说，总司令不须自此冒险，请留车上指挥，不好亲到火线上去。委员长不听，终亲到前线，对围城的部队说，“明天你们一定要攻进武昌，假使明天攻不下来，你们不要见我，我也不愿再见你们，我今晚不走，就在此地等着”。彼时本不需此一举，但委员长竟冒险跑到城根，去督促部下，这就是他勇於牺牲的表现。
现在残匪西窜，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中，委员长亲往川省督剿，这是何等劳苦。据我听到一个消息，朱、毛西窜时，有外籍顾问向他们保证，在川省可安稳建立新赤区，因为他想委员长是不会亲到川省督剿的。可是委员长不忍川民惨遭焚杀，毅然西上，残匪另建赤区的计划完全失败，传闻朱、毛已将那位外国顾问赶走了。这是委员长任事热烈，造福民众的又一例证。
四、委员长的哲学思想
委员长对於哲学的研究是很深刻的，无论在他自己的著述或对于部下的训话中都可以看得出来，委员长有几篇讲演，如“为学办事与作人的基本要道”、“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大学之道”、“中国的立国精神”等，都充满了哲学的推理，其余的讲演也往往有十之五六是关於哲学的话，如最近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都是卓有哲学的观点为其基础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就委员长的哲学思想为详尽之陈述，亦恐以个人尚未十分了解，说来不免有误谬的地方，姑就自己所见到的简单讲一讲：
甲，学以致用
委员长说过；“学问是为人生的，无论哲学、科学、艺术以及一切知识技能，其最后目的都是要改进人类社会实际生活的，凡是离开了这个中心原则的学问，便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更不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学问，所以古人说：‘学以致用’”。委员长解释学以致用的意义说；“所要紧的，就各要增进我们自己的精神能力，来运用天下一切事物，以解决各项实际问题，改进我国家民族的实际生活”。从这几句话可以看出，委员长承认物质的存在，也承承精神的存在，委员长认为“精神离了物质，既无由表现，物质离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委员长主张人生应凭自己的精神利用物质以增进生，这便是“学以致用”了。委员长认为国人以前所学的或者无用，或虽有用而人[未]能用，这便是我国诸般建设永落人后的根本原因，为矫正这种弊病，委员长曾提出“应从作上学，学上作”的口号。
乙，革命的人生观
由上述关于物质与精神之认识委员长，得到一种革命的人生观，这人生观的内容委员长用了两句联语把它简括叙述出来，这联语是委员长时常提起的，便是：“生命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之生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原来委员长认为人类有心意就有活动，这活动起于心意而著于事物，而且应当是向上的，为他的，然后可以成就事业；如其不向上，不为他，则人类必入于争夺败灭之途。由于这个见解，便撰出上引两句联语，也就代表委员长的革命人生观。
这革命的人生观，是从总理学说中派生出来的。关于这一点，委员长自己亦有一段话说得很详细，大意说委员长先很相信“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道理。有一次就将这两句话请总理写一副对联，殊不知总理搁了两星期总不愿写,到两星期以后，突将委员长叫到面前，却写了八个大字送给委员长，这八个字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写完之后，也不说什么。但是几个月之中，在有意无意之间，总给委员长许多暗示，要委员长自己觉悟几个月之后才把“天下为公”的道理透澈讲明了。委员长由此得到关于革命的中心信念我们来看在“天下为公”的道理中，王道是与霸道不同的，民族主义是与帝国主义不同的，在这里，表现出来总理三民主义的伟大，也表现出来委员长革命人生观的伟大。
丙，“研几於心意初动之时”
又有一副对联，也是委员长所撰，总理亲书的，上联是“穷理於事物始生之处”，下联是“研几於心意初动之时”。这副联语把《大学》首章的意义包罗无遗，上联是格物致知的工夫，下联是是正心诚意的工夫，也就是说我们先要认清事物之所以然，而后意有所动的时候，才能研究他的发端，分别善恶，决定去取，然后才能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救国救民的事业。“几”就是动之微的意思，愈是心意初动其所关愈大，故古语有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委员长比较具体的说：“我们要办成功一件事情，要整理一种物件，决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如果离开了意志是一件事都作不成的。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心里起一个叛变念头，就立刻可为反革命。”又说“分乎?合手?败乎?成乎?惟在吾侪后死者之一转念。”可见委员长所说“研几於心意初动之时”，这句话是革命哲学的精髓，也是人生修养的指针。
现在的新生活运动从每个人严肃自己作起，这正代表由正心修身到齐家治国的阶段，新运的四维⑦都是介乎知与行之间的，这正是于心意初动时检束自己的关键，国人对於新运的规则如能彻底实行，自然会发展我们的才能，培养我们的德性，作国家社会有用之才。
五、结论
以上关于委员长人格、事业、学问，分别就个人所见到想到的，对各位简单述说过了。我们正是凭藉这位领袖的指导来实践总理遗教，完成建国复兴大业。总理与委员长都是不世出的民族领袖，而且，总理生平致力革命，惟委员长能绝对遵循总理的领导，若在总理逝世前，大家都能照委员长这样服从总理，则建国事业当已早告完成。无论如何，我国家民族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委员长在祭总理文中说到“党徒之不力，人事之不灭”，这是万分沉痛的话，也正是国人辜负总理的地方，总理设生於德、意等国，其一生成就当远在俾斯麦⑧、加富尔⑨等人之上。我前已说明，民众对于领袖如能绝对服从，竭诚爱护，则领袖的成就必能更大，便是这个意思。很明显的，领袖所负的任务在领导，在计划，工作进行还靠一般受领导的人奋勉努力，计日责功。方今国步日艰，在此情势下，领袖与大众都要遇到更多更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受领导的人更要坚定对于领袖的信仰，更要服从他的指导，愈在艰危时期，我们愈应本此作去。我们都应当相信，委员长作我们伟大的领袖，秉承总理遗教，复兴民族的使命必能取得最后的完成。现境尽管艰难，信念不应动摇，亦即阵线不应紊乱，不要虚浮，更不要自馁，埋头苦干下去，总会有成就之一日。直接在委员长领导下的文武同志固须均具如此信念，即各界民众亦应完全领悟此一信念为今后我国家民族安危荣辱之所系。完了。
(《汉报》，1935年7月2日—6日，第3张第9版)
① 汉口市政府在中山公园门口建立的蒋介石骑马铜像完成后，于1935年7月1日上午10时举行揭幕典礼，张氏到场作了讲演，翌日在报上发表时题为《蒋委员长“人格”“治事”“思想”》。
② 蒋介石父亲是蒋肇聪，字肃庵，另号明火。
③ 蒋介石于1908年春抵达东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11年秋回到上海，在日本停留3年多。
④ 广州蒙难，1922年6月，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从北伐大本营韶关回到广州，陆军部长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脱险避于永丰舰，与叛军相持50余日始转赴上海。
⑤ 陈英士，即陈其美(1878—1916)，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从事革命活动，1916年被张宗昌派人刺杀于上海。
⑥ 朱执信(1885—1920)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活动家和理论家，1920年在虎门被桂系军阀杀害。
⑦ 新生活运动主要口号之一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维，结物的大绳，也象征安定的力量。
⑧ 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推行铁血政策，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对内镇压工人运动，对外与奥、意结成军事侵略集团，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⑨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自由贵族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领袖，曾任撒丁王国首相、意大利王国首相，在意大利统一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