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谈东北军两三事(节要)①
毕万闻主编
(1991年5月4日发表)
杨宇霆、常荫槐两人可以说是死在郭茂宸②的手里。
茂宸可以说是我的先生，他在讲武堂③教过我，我们两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我父亲常骂我说：“你对郭茂宸，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以外，你什么都可以给他。”
其实，茂宸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我跟他那么亲，我怎么会不知道。事前，我曾好好地劝过他，不要做糊涂事。但是，有一天，我接到前方(来的)电话，说是“茂宸把部队给拉回来了”，我一惊，心想：“没有命令，他怎么(可以)把部队带回来呢!”我立刻传令要郭军长④部队原地停止，并立即动身去找他。找了一夜，在一家小店找到了正在休息的郭茂宸，他睁眼醒来见到我，大吃一惊。我看屋里还有其他军官，不方便说话，就和他到后院，两人坐着板凳深谈。
我对茂宸说；“我虽然是你的学生，但是在军队里，我是你的长官，你要服从命令。我看你目前只有两条路好走，一个是服从命令，给我到直隶去作战⑤；一个是你要决心这么做，你只有把我打死!”院子里就我们两个人，我把衣服撩开，说：“我身上没有带枪，你要有枪，就开枪好了。”茂宸当时激动得泪如雨下，说，“我给你丢脸，只求速死。”我说：“不要担心，老帅那儿有我去说，你若要求速死，死到前线去，给我争脸。”他猛然起身说：“好，我听你的命令。”一赌气，他又把部队拉进关去。由于郭部来回频繁，对方还以为奉军在增援兵力，加强备战。
但进关后的郭部仍于11月22日在滦州起事……。
这件事情使我很难过，并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当初，我早就知道郭有叛意，但我不愿意采取行动，原因是我担心人家会批评自己太狠：“连郭茂宸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郭起事时间虽不长，但所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惨重损失，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的，若早先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
对意图叛变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如果迟疑不采取行动，等到事发后再兵戎相见，不知又会造成多少东北军民的伤亡，我宁可让人责备我辣手处置老帅旧部，再也不愿东北军民又起战端，所以断然采取行动。……
先前，杨宇霆极力推荐，坚持要常荫槐兼任职位重要的奉天铁路督办，而常那时已经是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了。他权力已经够大了，干嘛还一定要坐这个位置?这是什么居心?更让我断然采取行动的直接证据是杨、常已经从捷克弄来了几万枝枪，我问常，弄这些枪要干什么?常回答说是要在黑龙江省办民团，剩下来的再交给部队。我觉得已经事不宜迟了。
欧游回来后，民国23年，中央发表我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代理蒋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军事，撤进关内的东北军也就跟着我由华北调出。但我不太愿意担任这个新职。我不愿意受累。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它要是国家的兵，我就没有这个包袱……简单说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情都有关系。
我们东北的同乡就攻击我，他们说：“你对蒋某人恭敬，这我们没话说，但我们是跟你来的，你把我们带进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家，我们不愿意剿共。怎么样回家?只有打倒日本才能回去。”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我受他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我手下这个营长，是在剿共时候受了伤，那个时候中央的规矩是“你负伤了，你有抚恤，你有钱拿，你要回原籍啦”，但中央却没有批准。
我有两个最好最精锐的师⑥，统统打光了。我很痛心，除了个人拿出钱抚恤外，再报请中央依剿共阵亡抚恤，重编两师部队。但中央未拨抚恤，两师番号也予撤消。
中央不拨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我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与自悔自责之深，心情很沉重，令我昼夜难安。这是民国24年底的事，不到12个月，我就做了一个自己认为外为国家民族(停止剿共集中抗日)、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重大决定，发动了西安事变。……
(据1991年5月11—13日《参考消息》第2版《张学良在纽约忆谈东北军两三事》整理)
① 张将军在纽约接受纽约《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的采访，1991年5月4日该报刊载了该记者题为《张学良忆谈东北军两三事》的“特稿”。1991年5月11—13日《参考消息》第2版转载了此文，编者据此整理成此篇。
② 茂宸是郭松龄的字。
③ 指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张作霖于1919年初在奉天省城(沈阳)小东门外设立，是年2月，张学良遵乃父之命，入该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郭松龄时任该堂战术教官，此后，两人“情同手足”，张当时常说：“我就是郭茂宸，郭茂宸就是我。”
④ 此时，即1925年末，张任奉军第三军团军团长，下辖第八、九、十3个军，郭是第十军军长，并兼任第三军团副军团长。
⑤ 即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⑥ 即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与一一○师(师长何立中)。
张学良文集（1.2）/毕万闻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