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满蒙生命线论”的影响
（日）西村成雄
“九·一八事变”(1931)那一年的1月松冈洋右发表了“满蒙生命线论”，这让人觉得是的历史某种巧合。但是，这个政治口号出于一位政治家之口，对当时受世界经济危机笼罩的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就是靠对外侵略来“解决”国内尖锐的矛盾。日本军部的一部分人，为实现这种政策而开始了具体行动。
在这之前，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中，石原莞尔 (1889—1949)中佐这样说道：
一、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的惟一出路所在
1. 要消除国内不安，只能依靠对外扩张势……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关键是帝国军队掌握之
1．解决满蒙问题，由日本领有这个地方，始能完全实现
2. 对中外交即对美外交，即为达到上述目的，须有对美战争的觉悟”《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86页)。
这其中将“解决满蒙问题＝领有”明确地作为“扭转国运的根本策略”，同时，预见到与美国矛盾的激化。
对日本来说，“满蒙问题”不仅是与欧美的国际关系问题，而且也是日本对亚洲的认识、对中国认识的问题。
与石原莞尔中佐一样，积极主张“解决满蒙问题”的板垣征四郎(1885—1948)大佐，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的5月9日这样说道：
“辛亥革命以来，20余年内乱接着内乱，国内统—问题前途渺茫。从外表看，近期国民政府建立以来正向统一建设迈进，……但在内政方面，依然是军阀争夺权力时代，不可能产生任何民主革命之果，即人民的幸福”(《太平洋战争への道》别卷资料编，第103页)。
石原还表示出同样的对中国认识，“根据我等观察，中国人能否建设近代国家颇值得怀疑，我确信不如在我国维持治安的情况下，使汉民族自然发展，实现他们的幸福”(同上书，第100页)。
日本军部认识中国最“直观”的是认为中国“与近代国家有相当的差距”，提出其理论根据之一的是矢野仁一(1872— 1970)。
他早在1921年到1922年，在谈到10年前成立的中华民国时，就认为：
“清朝灭亡成立中华民国，中国人认为已创造出中国的国家来，但是，中国还远未形成国家”(《近代支那论》，京都弘文堂书房，1923年，第149页)。
“中国最终能从世界帝国组织变为现代国家组织吗?”(同上书，第118页)
“中国不是近代国家”(同上书，第185页)。
矢野学说正是日本方面对20年代军阀混战状况下中国，近代国民国家的认识。其主要特征是否定中国内在形成近代国民国家的可能性。
于是，矢野还有进一步的论述：
“中国若希望完成新的国家组织，就要抛弃中国力所不及的满、蒙、藏等这些本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近代支那论》，京都弘文堂书店，1923年，第27页)，从清朝的历史发展来看，“满洲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同上书，第102页)，得出了“满蒙藏非中国固有领土论”。
这就提供了支持石原莞尔等“直观”的“理论”。矢野仁一自己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933年说“我认为满洲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满洲独立理论的根据”(矢野仁一：《满洲国历史》，目黑书店，1933年，序，第3页)。
由此，“满蒙生命线论”，就具备了分离属于中国政治主权一部分——东北的思想体系的机能。它使20世纪东北亚的政治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促进了作为国民国家的国民政府的内在凝聚力，历史发展正好与日本的意图相反。
张学良自20世纪初期，就被置身于国际矛盾集中的东北地区，从而形成了他的精神命运。的确，历史是由个人行动的聚集而产生的，但是，某些特定的历史磁场，能够造就某些特定的个人的历史也是事实。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