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设国家的美好理想——救国思想体系的凝聚
（日）西村成雄
1932年4月张学良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以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到北平(过去叫北京，1928年秋起称为北平)。当时他以《我对日本积极政策的经验》为题，发表了讲话，其中提道(“A Brief Statement Of My Experiences with Japan's Positive Policy”，April 1932，Peiping，pp．4-6)：
“连父亲的政敌都认为，父亲张作霖因不把中国的主权让给日本而致身亡。我认为东北地区各省处于极危险的状态，日本不择手段对付我们，因此只有中国统一才是救东北的惟一方法。”
“我坚信救东北的重要一步是政治统一，同时在东北导入各项建设政策实为重要。”
这是“九·一八事变”发生7个月以后讲的，张学良认为首先只有“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才能救东北。另外，他已经清楚父亲张作霖是为日方杀害，中国人几乎无人相信日方发表的是“南方便衣队所为”的说法。因此，直到1928年12月29日易帜，日方一直采取“阻碍中国统一的政策”，施加压力不让换“新旗”(青天白日旗)。但是，张学良确信“必须顺从中国舆论的意向”，其舆论意向就是与国民政府合作。
这里，可以看出张学良对创造“近代统一国家”的憧憬，表明了张学良只有建立近代国民国家，才能恢复被日本占领的东北的“救国”理论，以及对中国国民国家的认同。
这里我们要探讨一下，对张学良来说，国家是什么?其想象和现实的反差到底有多大。这不仅是对张学良个人，而且涉及到 20世纪中国的政治空间中，近代国民国家的地位问题。
张学良/ （日）西村成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