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记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几件事
马文彦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震撼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西安事变”发生了。事变期间，杨虎城将军派我做了四件事情，现记述如下。
一 去大荔说服冯钦哉
记得事变的当天深夜，我在三原县，忽有人急促敲打我家的门，敲门人说他们是耿旅长（耿景惠）派来请我的，我只好随他们一道去见耿旅长。途中，我见部队都是全副武装，作急行军前进，估计可能有什么情况。到了旅部，我问耿旅长出了什么事？他说：“杨主任刚才来电话，要部队急速到西安，并要你随军同来。”我问他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估计可能与张学良部发生了冲突，我心中十分不安。
十三日上午到了西安，我马上去见杨将军。他见我来了，高兴地说：“昨天夜里我们把蒋介石扣留了，我们要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听说把蒋介石扣留了，我心里非常高兴。忙问让我来有什么事情做？杨将军让我先住在教育厅长李寿亭家中，到时他来向我当面吩咐。
十四日晚上十二点左右，杨将军来李寿亭家找我，他说：“现在有一件紧急任务要你去办一下，到大荔去一趟，说服冯钦哉。”原来，事变发生后冯不理解，拒绝执行杨将军让他占领潼关的命令。杨将军认为我是西安解围人之一，帮助过冯钦哉，冯对我一向有好感，因此让我去说服他比较合适，我答应立即去大荔。杨将军又说：“还有一件事，更需你去办理。你到冯钦哉那里把话说清楚之后，就去潼关，把南京派来的‘西北宣慰使’于右任挡在潼关，给他吃个闭门羹。”杨将军告诉我，于这次来是招降我们的，我们不受降，所以拒绝他来。杨接着嘱咐我：“如果于先生执意要来，也可以，但必须宣布取消他的‘宣慰使’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杨将军让我不要在这两地久留，把话说到后就回来。说罢，便叫我立即动身，门口早已预备好一辆大卡车，车上站满了李振西警卫团的武装士兵。我不解为什么还派这么多士兵干啥？杨将军说，晚上行路，万一路上车子发生什么故障，可以帮助司机及时排除，为的是保证时间。我向站在门口的杨将军、杜斌丞、李寿亭告辞后，即刻登车出发。
十五日凌晨两点多，汽车到了渭河南岸，渡口上空荡荡的不见一个人，士兵们从村子里叫来了一些群众，警卫队长机警地掏出船钱，要他们把我们摆渡过河。我们一路都很顺利，天快亮的时候，到了大荔。
冯钦哉的司令部就设在大荔师范学校，当我来到时，他已在学校门口等候了。冯见到我就说：“杨主任来电话说你要来，我已等你多时了。”落坐后，我向他转达关于杨将军扣蒋的前后经过，并说明杨派我来的意思，希望他不要产生误会。冯听后非常生气，而且态度生硬，加之失眠后的眼睛里布满血丝，显得更加凶怒。他说：“扣留蒋介石这么大的事，杨主任为什么不事先通知我，杨主任不相信我冯钦哉。”我向他解释，这件事是在突然情况下决定的，所以来不及通知，就连在西安的孙蔚如，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冯说：“我不相信，杨一味就不把我当人看。”我劝他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不要再纠缠这些问题，杨将军之所以派我来就是特向你做解释，希望你能体谅他的苦衷。不管我怎样说，冯的思想始终未通。我不敢耽搁，向冯说明要去潼关的使命，冯说：“现在去潼关的路上都已戒严，恐怕有困难。”我说：“正因为有困难，所以要请你帮忙。”他搔首踌躇了一会儿，无奈何地说：“叫郭仰汾副师长坐我的车，陪你去。”我拜谢后便同郭副师长登车南下，直驶潼关。
二 潼关挡驾于右任
“西北宣慰团”的专列已抵达潼关，由于天冷，于先生食宿均在车上。他一到潼关就给杨将军打电话，让派车来接他，杨说：“我们不要任何人来宣慰，还是请你早些回南京去吧！”就在这时，我上了火车前来行见。于先生见到我吃了一惊，忙问：“是从哪里来的？”我说：“特从西安而来，有要事要见你面谈。”他似乎已觉察到我此行必有某种特殊使命，脸上神色显得有点紧张。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杨先生派我来向你说明，他对这个‘西北宣慰团’的到来，坚决表示反对。”于听后更感不快，我说：“杨先生的意思是，你如果要来西安，就请在潼关宣布取消你的‘西北宣慰大使’的名义，以个人身分前来。”于忿然地甩袖出了卧室车厢，顺手把门锁上了。这时，我心里忐忑不安，正在思索时，他又开车厢门进来了，但仍然一言不发。我发现车站上来了一些持枪的士兵，恐情况有变化，就问于先生：“我要走了，您还有什么话讲吗？”他看了看窗外，摇摇头，似乎觉得去西安已属无望，宣慰失败。我立即同他告别，登上汽车返回大荔。
汽车在公路上疾飞起来，到了三河口渡过渭河，进入了冯钦哉的防地，我悬吊着的心才渐渐平息下来。在大荔，冯钦哉告诉我，“你刚出潼关车站，徐庭瑶就派两卡车士兵抓你，可惜没有抓到。”我奇怪他怎么知道的，他说：“追兵一直赶到三河口交界处，这是守河口的团长用电话告诉我的。”在大荔我同冯又交谈一次，他的态度较上次好一些，但不可能一下子就把他说服。
我回到西安后，向杨将军详细汇报了去大荔劝说和潼关挡驾的经过，并向杨将军说明冯钦哉那里没有说通，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看法。杨将军说，于右任已挡在潼关，冯钦哉那里的事以后再说吧！让我赶快休息，我依然住在李寿亭家。
三 去南京见于右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杨将军急于要知道蒋介石回南京后的动态。一九三七年一月初，杜斌丞先生来到李寿亭家中对我说：“不要外出，杨先生一会来此，有要事向你说。”果然时间不长，杨将军来了，他让我到南京去，见于右任，通过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动态。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其实于先生上次被挡潼关后，并未立即返回南京，而是在西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蒋介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离开陕西飞往南京的消息后，他才于二十六日清晨七时许，偕同原班人马颓然离开潼关，二十七日上午回到南京的。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后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来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地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才把它交给我，并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儿，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气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个东西，请你看看。”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交绐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它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面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文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笫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后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理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了一个办法，亲自用浆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这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的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映？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也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
四 回三原说服赵寿山
赵寿山对释放蒋介石一直想不通，仍在憋气。我向杨将军告假，准备回三原，杨同意我回去，并让我好言劝说赵寿山。要从国内外形势的对比，从蒋、我实力对比去谈，讲清杀蒋与放蒋的利害得失，以及引起内战后果等方面去谈。杨将军还告诉我“周先生（周恩来）也动员云阳红军总部的人去劝说赵寿山。”
到了三原家中，见到赵寿山和杨明轩、宋绮云、张语还、庞志杰、杨可均等人，正在我家围桌打牌。我把赵寿山、杨明轩请到里间屋，向他们谈了我在西安的所见所闻，并按照杨将军的意见说服赵寿山。赵听了我的话以后，没有再反驳什么。杨明轩说：“你讲的这些，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有些情况我们不了解。”当晚赵寿山回他的司令部去了，杨明轩留下来。他告诉我，明天红军总部的领导人也来三原，也是为劝说赵寿山的。我们决定趁热打铁，共同做好赵的思想转化工作。
为了策应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主力南下，总部设在泾阳县云阳镇。三原城外全都驻扎着红军，城里的红军人员往来不断。第二天，任弼时、博古、彭德怀、杨尚昆等人都来到赵寿山的司令部，我和杨发震、冯一航、常汉三也来了。
谈话间，大家谈到放蒋介石的问题。任弼时对杀蒋和放蒋的利害得失作了精辟的分析，并讲了很多宝贵意见，大家听了无不叹服。赵寿山这时高兴地说：“现在我的思想通了！”大家都为他拍手道贺，皆大喜欢。赵寿山提议，大家到外面一起照个像。任弼时赞同地说：“好哇！大家照个像。”这张照片现在还保存在陕西省博物馆。
以上是我对“西安事变”期间，杨将军让我办的四件事情的回忆。事隔四十多年，遗漏之处，希望予以补充和斧正。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日）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