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和西北抗日救国总会
童陆生
（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与李济深将军，共同发动“福建事变”后，杨虎城将军打算在西北和他们配合一同反蒋抗日。他听说我和蔡廷锴的师长邓志才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蔡廷锴的副官长谢东山也是我的朋友，便让我作为他的代表去福建进行联系。当时，杨虎城是国民党第十七路军的总指挥，掌握陕西、甘肃两省的军政大权。
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事变”不幸失败后，我经香港取道上海回西安。在上海停留是为的找先我到上海的谢华同志，通过他向党中央汇报，并请示今后西北革命工作怎样继续开展。党指示我们，抗日救国活动，已成为目前西北地下工作的主要任务，要团结抗日力量，兵运活动相应停止。谢华交给我《全国抗日救国总会宣言》一份，作为和杨虎城将军谈话内容之一。
我到西安后，先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见面，请他向杨转报我已返陕，并约一汇报赴闽工作的时间。三天后，王菊人通知我于第二天上午去西安新城见杨面谈。我按时前往，首先报告了十九路军内部被蒋介石以金钱、地位分化瓦解，是“福建事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接着，我淡了东南抗日救国的浪潮仍是高涨的，并未因“福建事变”失败而受到影响。现在上海成立了抗日救国总会，并向全国发出宣言。他问到《宣言》的内容，问我是否看到过，表示大为关注。我把带回的那份《宣言》请他看，并说，各地已经响应，纷纷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我还说，西安也在筹备西北抗日救国总会。他问，组织的情况如何。我回答说，正在进行中。我从他的问话表情看，是表示赞许的，是表示默认的。半月之后，杨虎城调委我为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议，还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上报道了这一官方消息。从此，我便按照党的指示，以此公开身分，专心一意地从事西北抗日救国总会的活动。我也意识到，这是杨虎城将军对西安抗日救亡工作的支持。
我这次回西安后，杨虎城将军的少将参谋处长王根僧，接我到他家里去住，他家里有电话，环境、条件都有利于我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我曾电话约请西安《西北文化日报》社社长宋绮云到我处面谈。宋绮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意愿。王根僧是我和金闽生介绍到杨虎城部工作的。我们三人的政治见解相同。我便向他们谈了抗日救国在西北的方针、任务，是党中央通过谢华在上海交给我的，谢华和徐彬如两位同志不久也将来西安参加这一活动。我并说，已将这一问题向杨虎城谈过，得到他的默许。我们三人商量，先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了解各界人士对抗日救国总会的态度和意见，然后再分别作进一步地联系。根据当时的情况，有些抗日救国的公开宣传还不宜公开进行，只能进行地下活动。我提出上海全国抗日救国总会的宣言，应该广为印发扩大影响。他们两人同意这个意见，先请宋绮云负责在报社油印三百份，由我和李永林同志利用邮局寄出。第一批先寄给陕甘两省的社会团体、各阶层知名人士和文教机关、学校。虽然当时陕甘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邮局内还无国民党特务检查邮件，但为防范未然，我们还是用了多种式样的信封，用了不同笔迹、字体寄发的。这是西北第一次散发全国抗日救国总会的宣言。这一《宣言》，使西北各阶层人民看到了真实的抗日救国的信息，认识到一个中国人应尽的抗日救亡的责任。
当时，盛传西安将建为陪都，上海迁来一些商店和餐馆、理发、浴池等服务行业。我们为了开展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地下活动，也借此机会，把热心爱国救亡、拥护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蒋自明从徐州请到西安，请他把他在徐州开设的西餐馆迁来西安，名为莲湖食堂。此事经宋绮云奔走和集资，还得到杨虎城的支持，很快就在西安莲湖公园里开张了。蒋自明不但善于中西名菜的烹调，而且善于经营，善于设计，他把莲湖公园内的几间平房加以修缮，布置得雅致大方。开张那天，请来西安名流、各界人士，一时佳宾云集，高朋满座，形成盛会。从此都称蒋自明为“蒋老板”，西安市上赞赏不已，成为古都当时的唯一西餐食堂，不但西安上层军政人员前往定席宴会，外国人也去品尝美味佳肴，这个食堂办的雅俗共赏，就连一些青年学生和一般市民，假日游园后，也在那里休息吃饭。后来，我们党在西安成立办事处，林伯渠同志也常到这里招待客人。
从一九三四年夏到一九三五年春，随着陇海铁路由潼关通到西安，西安市面日渐繁荣，社会上更加复杂，国民党也加紧渗透。西北抗日救国总会为了揭发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所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由宋绮云印发了传单，使陕甘各界明白了事态的真相，也更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不久，徐彬如、李木庵、谢华等同志先后陆续到西安。徐彬如夫妇和李木庵一起住西大街，我为了工作方便，也从东大街的王根僧家搬到西大街。因为房子宽大富余，杨虎城的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也搬到这里住，作为对我们的掩护。一九三六年春，党中央派张文彬同志来西安，和我们同住一处，就是由谢晋生负责他的安全的。
（二）
一九三五年后，随着全国的抗日救国活动的日益发展，党中央指定西安组织地下特支，由谢华同志担任特支书记，特支决定徐彬如负责宣传工作，李木庵、宋绮云、童陆生为特支成员。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内部的分工大体是：谢华负责与党中央、上海全国抗日救国总会联系；李木庵负责与东北学生抗日救国会宋黎联系，还与西安学生联合会李连璧联系；徐彬如负责与杨明轩、杜斌丞联系；我和韩琢如负责对外接洽、联系事宜；宋绮云以《西北文化日报》社长身分，和西北各界交往。我们的分工和组织活动，严守秘密，外界不得而知，所以未遭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务的破坏。
蒋介石一意孤行，顽固地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错误政策。一九三五年，他调张学良率东北军进入陕甘两省，妄图以东北军控制他认为不驯顺的杨虎城的西北军，主要目的还是“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总部驻扎西安，行辕设在南院门。从此，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政大员，便不断到西安“视察”，还派了宪兵团的一个营驻西安市东大街，作为守卫、督察。为了迎送要人，在西安火车站附近的中山门内新建西京招待所一座，以供国民党显贵应用。古老的西安城的平静已不复存在，但城市的繁荣却显得非常虚假，市内情况更为复杂。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就在这复杂的环境中，凭借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进行着紧张的活动。
“西安事变”前一个星期，西安学生游行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爱国行动震动全市。我们唯恐学生发生意外，事先暗中告知杨虎城部特务营派出分队，以维持秩序为名，行保护游行队伍之实，防止国民党特务混入游行队伍里捕人。那天，蒋介石驻西安市内的宪兵营知道学生游行请愿的消息迟了，来到游行队伍时晚了，阻止游行已不可能，只好在游行队伍外边走动，更不好进去抓人。游行队伍到灞桥时，张学良将军赶来劝说，他看到数以万计的学生痛哭流涕，表示不愿做亡国奴，特别是东北的流亡学生声泪俱下要求打回老家去，使张学良大受感动，他拍着胸脯说：一礼拜后，我用实际行动答复同学们的爱国要求！我张学良也决不做亡国奴！学生们见张学良将军如此真诚，才答应回城未去临潼。这是西北学生和东北流亡学生的一次伟大爱国行动，当时李木庵等同志，就在游行的行列里。
（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西安市上空枪声清脆，居民不知出了什么事情，都在闭门静等消息。直到十二日早晨起来，大街上散发了油墨还未干的兵谏宣言，大家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抗日救国，曾派兵去临潼华清池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解送到新城。大街小巷人声鼎沸，人们笑逐颜开，争相谈论这一特大喜讯。
当夜，李木庵和我听到枪声后就起来了，坐到天明，王根僧处长送来捉蒋兵谏的消息。我们知道蒋介石已被捉到新城大楼，就准备去东大街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将它作为我们的办公地址。李木庵立即执笔写了“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八个大字，我们携带浆糊把它贴在省党部大门前的招牌上，不大不小很合适，便马上挂了起来，心情非常舒畅。在门前看的人来往不绝，我们请宋绮云同志从报社里派一诚实可靠的工人来负责传达室的工作。接着，修好电话在正厅办公，其它房屋都封了不动。
我们迁入新址办公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西安学联、东北学联和其它分会来总会开会，商量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各分会派人参加了组织、宣传工作。这样布置就绪以后，开始接待前来西安联系工作的各地代表。特支决定由李木庵和我主持这类工作；谢华、徐彬如、宋绮云担任上层不公开关系的联系工作。
为了及时处理工作，接待外地来西安联系工作的代表，我很快迁入总会居住。就在那天晚上，杜斌丞秉承杨虎城的意旨，让韩琢如给我送来一千多元现款，作为我们的办公经费，后来人们所说的“杨特支特支”，就是指杨虎城对我们救国会的特别支持。
当时，我们本着精简节约的原则，工作人员中宣传十二人，会计一人，传达一人，工友一人，都是由西安分会、西安学联、东北学联选送来的。我们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生活费，一律每人每月二十元，概无例外。为了节省人员，不设伙房，我亲自去附近饭馆交涉，外地代表和我们的人员凭证去吃合同份饭。大家认为，省人省事就餐方便，节省时间有利工作，表示满意。
我们的宣传工作，分城市农村两组，由各分、支会配合进行。所发标语、传单，主要内容是：全国上下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救亡图存。西安城内到处是红布横幅标语，农村是红纸写的标语，并用红纸印的传单。我们的宣传受到城乡人民的热烈欢迎，男女老少还自愿义务宣传以扩大效果。可是，这些活动却引起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反感，他们所扬言的西安红了，就是以我们的红标语作为口实的。
“西安事变”后十多天，北平、上海等地的抗日救亡团体，派人来西北抗日救国总会，让我们介绍情况，介绍工作经验。这些活动，西安《西北文化日报》曾作过报道。
当时，我们在陕西省党部院内的正厅办公，还有很多闲房未用。王炳南同志为东北抗日救国总会找办公会址时，跟我商量房子问题。我说，对面花厅空着可以使用。他看后表示满意，便启封使用。从此，这一个大门里，有了东北、西北两个抗日救国总会。
我们除了扩大抗日救国宣传工作外，还忙于输送爱国青年去延安抗大、陕公学习，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
（四）
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同志，应邀到西安帮助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平解决“两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在张学良陪同下飞回南京。我们对大局好转感到高兴，也逐渐感到西安有些具体情况日益复杂。张学良到南京后被扣不能回西安，东北军失去领导；杨虎城的西北军被改编，杨本人被蒋介石调离陕西，以考察名义出国。蒋介石的嫡系军队源源开入陕、甘，国民党特务活动开始猖狂，在此情况下，我们感到西北抗日救国总会的工作，应该告一段落。在蒋介石回南京后的第五天，我们搬出国民党省党部，房子里的家俱什物一概未动，保持原来的样子，大门上贴了一张西北抗日救国总会迁西大街原教育厅长某公馆继续办公。内部工作人员有的回原分会，有的介绍去延安学习；仅留李木庵、我和一个工友共三人，处理未了事宜。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上旬，正式结束工作。
此后，我们改变了活动方式。谢华离西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徐彬如去三原，宋绮云去作杨虎城的秘书，我应邀去西北军改编后的许权中旅部任参谋主任，李木庵暂回湖南。在他回湖南前，国民党党部派人去看他，见时以同乡长辈相称，备极尊敬，后来提出借阅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和各分会宣言、传单的汇集本一事，总会仅有此一份，本来不应外借的，李碍于情面不便推辞，言明看后即还，但“借”走后杳无音讯，方知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已经追悔莫及。失去这一珍贵的历史资料，至今仍有痛惜之感。
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宣告结束后，党中央于一九三七年年中，派欧阳钦同志代表中央组织部到西安调整组织关系，宣布由贾拓夫等同志组成陕西省委，谢华同志负责移交了西安特支的工作，原特支所属组织由陕西省委统一领导。从此，西北抗日救国总会及西安特支，即完成了历史任务。
（舒展整理，原载《革命回忆录》第十四辑，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第一版）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