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在欧洲
秦丰川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将军把蒋介石送回南京，马上被扣起来。不久，杨虎城将军也被迫离开军队，由国民党政府给了一个“军事考察专员”的名义，到欧洲各国去考察军事。大约在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杨虎城将军到了巴黎。和他同行的，有他过去的宪兵队长金闽生和照料生活的秘书亢心栽，还有他的夫人谢葆真及幼子杨拯中。
那时，“七七”事变发生不久，旅欧华侨正在巴黎开第二次抗日救亡大会，旅德华侨也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前去参加。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因此有机会在巴黎认识了杨虎城将军。
杨将军在巴黎的时候，名义上虽然是国家的“军事考察专员”，但是在蒋介石的策划下，他根本得不到法国政府的正式招待，那有什么军事可以考察！他也曾给蒋介石打过电报，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始终没有答复。因此他只能在所到处参观游览。当时，巴黎正在举行世界展览会，他差不多每天都去参观，对于苏联展览馆特别有兴趣，看了又看。参观以外，抽时间就看苏联电影和法国的进步戏剧。他很虚心好学，有看不懂的地方，就请人解释。记得有一次，他请几个留法学生去看话剧《母亲》，因为语言和情节不懂，回到旅馆后，让我们把高尔基小说的内容，再给他说一遍。这样不懂就问，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杨虎城将军身上是很突出的。
为了避免蓝衣社特务的捣乱，杨虎城将军没有在旅欧华侨抗日救亡大会上讲话，只是和各国代表团举行过几次座谈会。那时，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听他谈一谈“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但他始终没有详细谈过。他总是矜持地说，西安事变的原因是要求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要坚持持久抗战，中国一定能够胜利等等。并且，每次谈话都比较简短，我们感到“不过瘾”，便向他的随员金闽生去打听。从金闽生的谈话中得知，杨虎城将军当时所以不谈“西安事变”的经过，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蒋介石已经发表了“西安半月记”，对“西安事变”做了歪曲的宣传。如果自己再谈真实情况，必然会揭露蒋介石的欺骗，这对团结抗日是不利的；第二，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西安事变”的要求已经实现，自己正在要求回国抗战，再谈“西安事变”经过，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第三，身在欧洲各国，到处都有蒋介石的特务，他们怀恨在心，想方设法捣乱，不谈“西安事变”经过，可以免去不少麻烦。金闽生还告诉我们，杨虎城将军为了争取回国抗战，真是委曲求全，不敢再有得罪蒋介石的地方。
杨虎城将军对西班牙战争非常关心，他几经交涉，得到去西班牙的机会。在访问西班牙期间，使他受到很大教育，认识了世界人民团结的力量，增强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他举了许多亲身遇到的事例，说明中、西两国人民互相支援的情谊。他说，在西班牙的国际义勇军里，有几个华侨，代表中国人民，参加反抗佛郎哥的战争，人数虽然不多，影响却是很大。旅欧各国华侨，不断地捐款寄给人民政府，支援反法西斯的斗争。钱数虽然有限，发挥的作用却是不小。他又说，西班牙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战，是十分同情支援的，他走到哪里，人们欢迎到哪里。有一次，他和两个随员进了一家饭馆，堂倌起初以为他们是日本人，不肯理会，后来知道是中国人，便热情地招待起来，最后知道他是杨虎城将军，更是欢天喜地，一再表示敬意。在算饭钱的时候，无论如何不收，硬要自己请客。象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对于德国之行，杨虎城将军是很慎重的，因为他知道希特勒政府是不会欢迎他的。加之蒋介石的特务在柏林最多，估计可能和他为难。果然不出所料，他在柏林不但遇到大使馆的阻挠，没能参观德国的军事，而且遇到蓝衣社特务捣乱，没能和更多的华侨见面。在杨虎城将军到柏林的时候，车站上就有两种不同的人欢迎他。一部分是我们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抗联会)的代表，另一部分，是几个蓝衣社的特务分子。火车进站后，两方面的欢迎人们，都拥到车门口，抗联会的代表给杨虎城将军献了鲜花，欢迎他住在预备好的旅馆里；自称大使馆的代表说：“你是国家的军事察专员，应该住到大使馆。”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刻，杨虎城将军胸有成竹地说：“我就住在旅馆吧，免得给大使增添麻烦。回头有时间，我去看望大使。”那个大使馆的“代表”还想威胁什么，可是杨虎城将军已经随着抗联会的代表走了。事后杨将军对我们说：“我很清楚，自称大使馆的代表，是想把我骗到大使馆软禁起来，限制我的行动，我当然不能上当。”
杨虎城将军在柏林住了不到两个星期，除了作些个人参观、游览以外，便是和抗联会的朋友们往来。由于蓝衣社特务对于他的活动十分注意，因此抗联会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欢迎会，只是举行了几次小型的座谈会。对于这样的活动，特务们也不放松破坏。有一次，抗联会要举行一个规模较大的座谈会，请杨虎城将军讲话。为了防止特务捣乱，地点选择在一个僻静地方的旅馆里，通知到会者是采用个别串连的办法。可是在将要宣布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了二十个陌生人，他们进了会场，有计划地挤坐在一起。这时，抗联会员到会的有七、八十人，杨虎城将军已坐在U字形座位正中，既不能宣布座谈会不开，又不能告诉杨虎城将军情况有变，在这紧急时刻，我们只有通过暗示，采取临时措施。布置一部分人坐在特务周围，对他们实行监视；一部分人坐在杨将军身边，对杨进行保护；坐在门口的人，对以后再进来的人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大家都做好了一切精神准备。机警的杨将军早已看出情况有变化，他在讲话中一再强调团结抗日，根本不谈“西安事变”。特务们不等杨将军讲完就进行挑衅。一个特务问：你为什么不讲“西安事变”，我们要听听“西安事变”的经过。杨将军知道这是故意捣乱，他既不生气，也不吃惊，心平气和地说：“西安事变”的经过，大家已经知道了，用不着我再讲。”又一个特务气势汹汹地问：“《西安半月记》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杨将军微笑着回答：“‘西安事变'是个要求抗日的请愿，如今抗战已经开始了，当然是真的。”又一个特务跳起来问：“不安内能不能攘外?”杨将军从容地回答：“‘西安事变'的要求就是安内抗日，现在已经团结抗日了。”特务们一时再找不出什么挑衅的问题，坐在那里面面相觑。抗联会会员就抓紧机会，接二连三发言，有人介绍国内抗战消息；有的人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的呼吁旅德华侨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会场里顿时充满了爱国热情。这次聚会，显然是以团结抗日胜利，捣乱分子失败而结束。事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来的二十多个人里，有半数以上是特务们临时从华侨小商中雇来的，他们只是来壮声势，并不热心捣乱会场。等到开会以后，才知道是欢迎杨虎城将军，他们也想听一听国内抗战形势，内心反而讨厌特务进行捣乱。
杨虎城将军原来想从德国到苏联去访问，但由于多种原因，加之他急于回国抗战，因此没有去成。对回国以后如何参加抗战，杨虎城将军谈过两种准备：首先是请求蒋介石委派抗日工作，让担任什么工作，就担任什么工作，只要能为抗日出一把力，便心满意足了。其次，他也考虑到蒋介石可能记恨“西安事变”，不给工作，那就争取回到陕西，在关中地区组织民兵，至少可以动员十万之众，和日本帝国主义周旋。在这样的计划下他返回巴黎，积极准备回国。
那时，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几次“请缨抗战”一直没有答复，但杨将军再也等不下去了。他说，我是一个军人，过去主张抗战，如今抗战已起，自己怎么还能躲在国外！况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回国以后不愁没有事做。他要求回国抗战，真是心急如火。他还约了我们十几位留欧学生，和他一起回国参加抗战。
在十月底左右，杨虎城将军离开巴黎，从马赛乘法国轮船回国。在一个半月的旅程中，他的抗日宣传活动，比在欧洲时还要积极。他虽然坐的是头等舱，但经常和大家在一起，每日三餐，都和大家共同在餐厅就餐。当许多人知道他就是杨虎城将军以后，就要求他讲话。他除在餐厅对中国旅客作过一次集体讲话外，还和一些旅客在饭前饭后进行交谈。他谈话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及其在东北的种种暴行；二、中国抗战的形势和胜利的条件；三、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他谈得很生动，大家听了也很兴奋。杨将军每天上、下午总要抽出些时间，和一同回国的留欧学生谈话，有时是个别谈，有时二、三个人在一起谈，谈话内容广泛，或是了解个人历史，或是交换政治见解。他特别好提出国际问题，让人分析。
轮船将要靠近新加坡码头的时候，我们在甲板上看到岸上黑压压地站着许多人，手持小旗向船上招呼。还有一个乐队，站在人们的前头，不知道要做什么。渐渐地我们看见一幅写着“欢迎杨虎城将军”的横标，才知道这是华侨的欢迎行列。这时，杨虎城将军以感奋的目光注视着人群。轮船刚一靠岸，岸上锣鼓齐鸣，群众高喊欢迎口号，接着又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激荡着码头，也激荡着人们的心灵。杨虎城将军眼里含着兴奋的泪水，走下轮船，和前来欢迎的人们热烈握手。欢迎的代表说，知道杨将军乘这次船来，特来欢迎，现在就请出席欢迎大会。于是，大家分乘大小汽车，向市内进发。杨将军看到这一切，心情更加激动，他连连点头说：“中国绝对不会亡！”
轮船经过西贡时，因为上货、下货的关系，整整停了三天。有些客人在西贡下船后，就向华侨宣传，说船上有个杨虎城将军。华侨商会知道后，马上派代表来欢迎，并要求上岸去讲话。杨将军在西贡讲了两次话，一次是在七、八百人的欢迎大会上讲的；一次是在五、六十个华侨代表的宴会上讲的。他讲话的内容，除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抗日战争问题外，还讲了国际政治形势和华侨抗日救国的问题。
当轮船到了香港，遇到的情况与在西贡、新加坡恰恰相反，岸上没有人欢迎，只有一个穿黄军服的人上船，说是代表军事委员会来欢迎的。这个人三十来岁，歪戴礼帽，流里流气，一看便知不是个正经东西。在这个“欢迎者”的引导下，大家一同来到九龙，杨将军和他的眷属、随员被安置在半岛酒店，我们随他回来的学生，被安置在另一个旅馆，距离虽然不远，但是很少有机会往来，这和在船上的情况完全不同。有时我们去找他，他很少说话，看得出在眉宇之间总是有一种苦思焦虑的表情。一个星期后，有一天他来找我，对我说：“我到了香港，就给蒋打去电报，一直等到昨天，才接到回电，说叫我到南昌和他见面。”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说：“我这一去，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让我抗战，那你就来，大家一同干；另一种可能是把我扣起来，那你们就另找抗日的机会吧。”我绝对没有想到杨将军会被扣起来，顺口就说：“扣是不会的，全国都在抗战，他扣起一个要求抗日的将领，怎么向人民交代！”他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地说：“张汉卿不是没有释放吗?”我说：“既然如此，不如不去，另找抗日道路好了。”他说：“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并不妥当，那会给他们找到更多的诬蔑借口，现在只许他扣我，不许我不去。为了团结抗日，个人纵然有所牺牲，也是值得。”我看他主意已定，就再没有说什么。最后，他对我说：“我明天就走，我走之后如果三天以内没有消息，你们就不要再等了。”杨将军走了三日之后，果然没有一点消息，我们猜想他真的被扣起来了，只好分别乘坐飞机、火车，前往武汉，再作打算。
就从那时开始，杨虎城将军一直被蒋介石的特务囚禁着，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七日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和他一起被囚的，有他的爱妻谢葆真和幼子杨拯中。拯中生得很聪明漂亮，平时很安静规矩，对人很有礼貌。到欧洲时，虽然只有七岁，但有大人的风度。他识字不少，好看书画，在人们谈话的时候，他从不打扰，总是坐在旁边看书看画。杨虎城将军对他很是宠爱，经常不离左右，看到他的人们，也都十分喜欢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谢葆真是一个女师毕业的学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思想比较进步，性情爽朗，心地公正。在杨虎城将军被囚以后，她自动带着拯中陪丈夫坐牢。不想这样善良的妇女和天真的儿童，也难以幸免，惨死狱中。
(政协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供稿 一九八二年)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