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杨虎城将军与蒙浚生
阴息众
自杨将军遇难后，多少年来，总想写一点什么，却一直未能如愿。今天决心提起笔来，一则祷念杨将军在天之灵；一则以慰个人平生对杨将军之怀念。不过我所要写的，只是我所接触过的关于杨将军的一些琐事，特别是数十年来杨将军与我的舅父之间的一些片断。
提起杨将军，自然想起我的舅父——蒙浚生。舅父在他的一生事业中，都是与杨将军分不开的。舅父是一九一六年当杨部改编为陕西陆军第三路第一支队时，最早辅佐杨将军的一位知识分子。至于他们之间的相识，还远在这以前。杨是蒲城甘北村人；舅父是蒲城孙镇人，两地相隔咫尺。辛亥革命前，由于清政日紊，国势濒危，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杨即在北乡一带组织零星武装，从事革命活动。舅父自省高等学堂毕业后，亦慨然加入同盟会，从事政治运动。少时，舅父对杨颇器重，杨对舅父亦有所敬仰。辛亥革命后，舅父入陕西革命军政府掌理文书，于一九一三年出知麟游县事。杨于一九一四年打死恶霸李桢后，曾一度流亡于舅父处，舅父勉励杨仍然回乡继续努力组织地方工作之开展。一九一六年陈树藩督陕，舅父从曹世英部往陕北，继而转战于关中同、朝一带。当时曹任陕西陆军第三路司令，舅父为参谋。杨为了使他的部队正规化，接受了曹的改编。但杨当时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请蒙先生帮助他，担任他整训部队的工作。经过磋商，舅父终于慷慨答应了杨的请求。从此，他们便结成了亲密的战友。
据舅父云，杨不仅认真训练部队，更抓紧自己的学习。舅父除给部队教学文化外，并组织杨部家属都学习文化。因而部队官兵及家属对舅父均以“蒙老师”或“蒙先生”称之。杨则一直称舅父为“蒙哥”。舅父回忆说，杨天资聪敏，记忆力过人，知识越来越广泛，每日总是习大字数张，并按计划学习文化及军事常识等。杨与舅父在长期共处间，情同手足，亲如骨肉，并肩携手转战于陕境南北各地。杨对舅父待之如严师畏友。舅父对杨的事业，则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他们的友情，数十年如一日。
我认识杨先生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初春。时杨部历经曲折的道路和艰苦的战斗已成长为一支有力的正规化部队，杨已升任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舅父为参谋长。师司令部驻三原北城。舅父回蒲城家乡将我带至三原上学。舅父回到三原北城后街寓所后，第一位来看舅父的便是杨先生。舅父把我叫到跟前给我介绍说：“这是你杨叔，就是我给你讲的杨虎臣师长。”他穿一身普通军装，腰间皮带上插一支小手枪，目光炯炯，精神充沛。他一见我，便问多大岁数，念什么书等，和蔼而亲切。此后，我便以杨叔称之。继而，不少人都来了，房里房外站满了人。有穿长袍的，有穿军装的。杨叔这一天一直与舅父谈话。至晚，来人陆续离去，只剩杨叔一人，还在与舅父谈论。当晚就与舅父同床而眠。
第二天，来人仍不断，接连每日如此。舅父则很少出门，杨叔是每天必来。有时一会儿便走，有时则待大半天，而晚上大多是与舅父同住一起。在此期间，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大都是舅父的老朋友和老同学：如张瑞卿、韦协度、苏仲彝、赵子愚等；另外，军人中如李子高、孙蔚如、赵寿山等。杨对这些文人学士非常尊敬，看不出他们之间有所谓上下之分。这些老先生中，有的任参谋，有的任参议，而杨均以“某某先生”称之。他们对杨亦称“杨先生”，唯独舅父对杨直称“虎臣”。
舅父处来人多、地方小，我一直和表弟与舅父同住一个房子。舅父住炕上，我与表弟占下边一张小床。杨叔这一时期与舅父同住炕上的时候多，他们的谈话总是谈不完，而且常常谈到深夜。杨叔的警卫员也得知师长晚上来后不再去哪里，便都早早进入了梦乡。杨叔问我：“早上你能起得早吗?”我说：“能!”他多次叮咛说：“你醒来早叫我，我起来早时叫你。”事实上，杨叔叫我的时候多，我叫他的时候少。他是每天早晨天麻麻亮就起来，要去红坊场检阅部队的操练。一天两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舅父则是下午去的时候多，早上很少去。每天早起，杨叔都是紧紧张张，我一起来，就去打洗脸水。那时家里还没有热水瓶，只有一个大暖壶，是用棉花包起来的。因为来人多，有时暖壶里的开水早就喝完了，多少次我去倒暖壶里的水，只剩下了一点根子，我就对杨叔说：“暖壶里没水了。”他就叫我打凉水来，总是说：“来，一块洗!”杨叔洗完脸就匆匆向出走，这才连喊他的警卫员。两个警卫员经常是一咕噜爬起来，当然顾不上洗脸，一边扣钮子，一手提着匣子枪在后面追。
杨叔这一时期在舅父处吃饭的时候多，看样子他是爱吃舅父家的家常饭,当然也是为了与舅父商量事情。舅父家的饭经常是四碟小菜,有肉的时候很少。说起吃饭来，在舅父的厦房中间摆着一张方桌，方桌上一边摆两把椅子，下边围三条长凳。每次吃饭的人，通常不超过七、八个，因为妗母老是带着表弟妹等在厨房门中的小桌子上吃。起先，我也是同妗母在一处吃，由于有时帮忙为前边桌子端饭，也就固定在前面吃饭。说起来也有意思，舅父老是占他的主位。上边两个登子，七外爷不坐左边，一直坐右边。客人多次要让杨叔坐左边第一椅子，怎么说杨叔也是不肯，没奈何，杨叔就说叫我坐了，我也再三不肯。我想在这么多长辈面前我怎能坐第一位椅子呢?可大家都这么说，结果舅父也笑了说：“没人坐，你就坐了!”就这样，这把椅子便成了我固定的座位。七外爷不在时，便由我和小表妹占据着。
杨先生没有嗜好，不吸烟，不喝酒，一心扑在练兵上。下午我也常带去红坊场看部队操练，杨则在那里跑来跑去，指挥这，指挥那。部队有时也作各种竞赛活动，观看的人也不少。活动结束时，照例由杨讲话。他的话简短有力，激昂慷慨，对振奋军心、鼓舞士气起着有力的作用。军纪非常严明，有几次是给团体和个人发奖，可有一次则是惩罚一批人。那天会场里布置得很严肃，台前跪有成十个人，宣布犯有严重罪过的人要杀头，下跪的人，个个面如土色。可杨训话的结果，只惩处了一个人，其余宣布无罪，做到惩一儆百，以警效尤的效果。
我还记得一件事。一次，杨走在街上，后边较远点跟着两个警卫员，突然对面碰见一个连长，后边却跟着六个护兵。连长立正向杨敬礼，杨一看见，便给了连长几个耳光，连长立即跪下，跟随的护兵电都一齐跪下，可杨并没讲什么便走开了。过了好长时间，这个连长还跪在那里。随后，两个军官到舅父处求救，讲了经过，舅父问犯了什么错，却都说不上来。舅父笑了笑说，叫回去吧。第二天，杨在集合时讲了这件事，且很震怒。原来，当连长敬礼时，杨看见连长中指上戴着个金戒指，并带了那么多的护兵。因为杨一再禁止不准任何人戴奢侈一类的装饰品，也不准随意带着兵在街上耀武扬威，正好这位连长犯了纪律。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杨的治军之严。
这时，正是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进入陕西横行霸道的时候。这股匪军，到处搜刮民财，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其苦。杨部为了策应广东革命政府北伐大计，有着强烈反抗北洋军阀的要求。故此，杨不仅加强部队的训练，还到处宣传讲演。他所到之处，慷慨陈词，激励广大群众的爱国热忱。三原本来是辛亥革命以来渭北革命的策源地，也是这一带的文化中心，人民具有较高的革命觉悟，而杨部在此作广泛的革命宣传，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就在这年四月间，杨部为了抗击刘镇华部，厉兵秣马，大部军队开赴西安前线。舅父以参谋长职务随军前往，由李子高留守三原北城。这一去就是八个月，即经历了“二虎守长安”这一艰苦岁月。所谓“二虎”乃指杨虎城与李虎臣。实则杨部是主力，在“围城”中付出了最大的力量和艰苦的战斗。八个月守卫西安城的结果，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从此，杨的声望更为人民所敬仰。舅父在“围城”中，以深谋远虑，特别在团结各方面力量上起了应有的作用，故当时大家均以“蒙丞相”称誉。杨先生在“围城”前，原名“虎臣”。舅父建议将“臣”改为“城”，杨欣然同意。这样，真的竟使西安城成为坚不可摧的“虎城”，以至使刘镇华匪军败于“虎城”之下。此后，杨便以“虎城”名之。同时，舅父也给他的名字改了一字。舅父原名“浚僧”，“围城”中，他将“僧”改为“生”，很显然，有着新生的意义。
西安解围后，由于种种原因，杨部便移驻三原一带。舅父回来后，亦即寓居于三原北城。杨一度住东里堡，仍不时来舅父处。一九二七年杨就任国民联军第十路总司令职，率师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舅父为留守。在这大动乱的年代里，经过“四一二”蒋介石的反共，以至蒋、冯、阎南北战争序幕的开展，中原地区形成一片混乱。杨部东出后，亦遭惨重损失。杨以积劳成疾，于一九二八年赴日本休养，并藉以考察日本军政情况，以便伺机东山再起。舅父在留守期间，为了保存杨部这一战斗力量，呕心沥血，沉着冷静，与其他同仁一起，应付当时那个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支革命力量终于保存下来。一九二八年冬后方部队开往胶东军所，与那里新整顿的部队汇合。旋即致电旅居日本的杨将军，促其归国。杨回国后，战友重逢，喜不自胜。舅父以多年积劳，决然离开部队去杭州休养。
杨回部队后，似鱼附水、虎归山，转战于胶东一带，捷报频传。此后杨部先后扩编为第十七路军，杨任总指挥，继而出任陕西省主席。杨主陕后，即敦促舅父回陕。这时，舅父已由沪杭转赴汉口，旋去平津。杨虽一再电催，舅父一直迟迟不归。据悉杨急于敦促舅父回来的目的，一则商讨主陕大计，一则让舅父主民政厅。但舅父认为多年与杨患难与共，今日总算大功告一段落。且杨而今周围人才济济，无需个人再煞费苦心，故决然隐退。直至听说杨的人事已安排好了，这才归来。多少老前辈论及舅父这一高风亮节之品德，都无不为之感慨!
舅父回来后，在西安稍事逗留，即返三原。这时舅父健康尚未恢复，每日习字看书，偶有所感，发之于诗。杨则不时返三原。一则杨老太太居东里堡，一则来看我的舅父。杨由于政事纷纭，每来即仓促离去。但返西安后，仍不断地给舅父来信。杨每次来信，都是用一大信筒装得厚厚的，字是用正楷大字书写，他是为了写信，也是为了练习写大字。信上除论政事外，总是让舅父评论他的字和文。舅父每读杨的来信，都显出啧啧称赞的笑容。有几次舅父也让我看杨叔的来信，并且说：“你看!你杨叔这个人，心劲很大，干什么都有毅力，写字也是这样。”他拿这些话来启发我们。
一次，杨先生来三原，又先到舅父处，寒暄数语后，即对舅父说：“蒙哥!省上组织了一个代表团，要到南京去开会，大家推选由你率领。”说着，随从秘书将一份名单呈给舅父。舅父接过名单，戴起老光镜顺便一看，即从桌子上拿起笔蘸了点墨，很自然而又决然地把写在代表名单上第一名的“蒙浚生”三个字用粗笔抹去。紧接着对杨说：“谁叫你写我的名字?”杨一本正经地说：“这是大家决定的。”舅父带着生气的口吻说：“我能给他老蒋去稍息立正吗?”杨则赫然一笑，再没有说下去。转过脸对我说：“你看你舅的脾气!”我没有敢插嘴。杨叔又跟着转了话题说：“蒙哥!上次我给你买的书，大概最近就可寄来。”舅父改容笑问：“什么书?”杨说：“是商务印书馆的大部丛书，主要是《万有文库》，还有《学生国学丛书》、《图书集成》等。”舅父连说：“好得很!好得很!”此后，杨每来总要说：“蒙哥!有好书你就把书名给我开的来，我给你买。”舅父说：“好。”舅父一生不置产业，唯一的嗜好就是书，偶而收集一些名人字帖字画等。
一九三一年暑假，杨为老太太在西安祝寿，着两部汽车接舅父全家到西安，住张家巷。这是一个宽大的四合头院，里边房屋整齐，摆设俱全；花木也点缀得适宜。我们到后一会儿，杨先生和夫人孩子等都来看舅父和妗母来了。这天，杨穿一身灰绸大褂，戴巴拿马草帽，俨然乃一文士，不象是个军人了。他与舅父见面后，谈笑自若，精神饱满，顺便问起舅父这个房子怎么样。舅父说：“太好了。”临走时又对舅父说：“把我的汽车给你留下。”舅父一再拒绝，杨却似未听见。第二天，舅父看到派在他这里的人这么多，总共十来个，舅父顿足说：“哪儿要得这么多的人!”最后他只让留了一名厨师和一名副官，其余的都叫各回各岗位去。
在庆祝老太太寿辰的那一天，一大清早，舅父便带了我们全家过杨府去。杨这天很忙，但很高兴。到处招呼来宾。早饭后，杨来问舅父说：“蒙哥!看不看所送的礼物?里边有不少的好字和诗文哩!”舅父欣然说好。这时妗母带着表弟妹等已由杨夫人陪着看戏去了。舅父便带着我还有几位老先生，由杨叔作向导，各处去鉴赏所送来的礼品。遇到匾额、对联、中堂等有文字的地方，杨叔和舅父总先叫我念给他们听。他们不时评论某个诗文的好坏，或称赞那个匾额的字写得不错等。看来杨叔所知道的东西也真不少。几天来，我们每天都去杨家。但舅父一次汽车也没有坐过，总是带着我们步行。
舅父在“家”的时候多，杨当然常来。一天，杨一进门就笑着给舅父说：“蒙哥!这个院子已经给你买好了，是送给你的。”说着随从副官给舅父呈上办好的“房契”。舅父接过来，连看也没有看，绷着脸一下子就将“契单”摔在地下，紧接着说：“谁叫你给我买房?”杨说：“你这里又没有固定的住处，这不是现成的吗?”舅父说：“三原那一点房就够我住了，我不要!”杨沉思了一会又说：“要么，把咱县槐院我的那院房给你。”舅父连说：“不要!不要!”杨只好无奈何地默默无言了。停了会，舅父意味深长地说:“我不给孩子置产业，更不在大城市置家当。”回过脸来，特别对我说，同时也是说给大家听，他说：“你们不懂得，人常说，长安非久居之地。你不信，在西安城很难找到有第三辈人的家。为什么?第一辈人置家当，到第二辈差不多就给弄完了，哪能轮得上第三辈人呢?”舅父说着，大家都深有体会的苦笑了。舅父的这番话，使我终生莫忘。
舅父常给我们谈及关于杨先生的一些琐事。他说，杨一生都是精神抖擞、充满活力，在任何困难面前从不露出退缩的情绪，而是非常乐观，具有战胜任何艰险的气魄。试想，原来由一支微小的乌合之众，竟而发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革命战斗军队，这真是一个奇迹。
舅父谈到杨的学习时说，杨聪明绝顶，但主要的是有毅力、有决心。他博闻强记，从原来几乎没有认识几个字的文盲程度，经过刻苦学习，礼贤下士，竟然成了一位知识丰富、学问渊博的人，真不寻常!并说，他什么都学，而且学得很快。他的知识有几次竟然难倒他所送的国外留学生，岂不难能可贵!
舅父又特别提到杨是一个孝子。说杨主陕后，每日公务再忙，总要抽出一点时间去母亲处请安。经常在老太太跟前说说笑笑，藉以赢得母亲的欢心。舅父又说，有几次,杨不知为什么得罪了老太太，老太太生了气，杨立即跪在母亲的面前，直至母亲破涕为笑。这又是常人所作不到的事。
至于对部下来说，杨既严肃又和蔼。他赏罚分明，且又平易近人。因此，不论是文士和武官都忠于杨的事业。特别是手下的一些健将，只要杨一声令下，则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用兵用人如此，亦所以成功之原因也。
此后，我在外求学，与杨先生接触的机会较少。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后，我正在东京，听见外面卖“号外”，跟着房东把“号外”我送来，又惊又笑地说：“快看，快看!你家乡的大事!”我一看，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杨二将军要求抗战，捉蒋介石于临潼等消息。不禁欢喜若狂，立即出访同学，谈论这件大事。随后，我回国一次，以时仓促，亦未与杨先生晤面。舅父为我谈了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事。舅父很兴奋，特别提到红军，说他们真称得起所谓“王者之师”。因这时红军正驻军三原一带，为舅父所耳闻目睹。并说，杨若与红军合作，则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又返回东京。
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清晨，东京又出了“号外”。在头版头条上大书：“抗日巨头杨虎城抵横滨”等字样。我看了又惊又喜。心想，能不能在这里见杨叔一面呢?随后，决定去横滨试一试。杨是搭美国胡佛号轮船往日本前往欧美去考察的。我到横滨后，环视轮船码头附近，都布有日本便衣警察。我在那里徘徊了一个时辰，终于趁机问明了杨的船仓号数，找到了杨先生。杨叔一见是我，高兴得抓住我的两手激动地说：“哎呀!想不到在这里能见到你!”这时，他穿一身白西服，打着整齐的领带，戴金丝眼镜。我心里说：“哟!杨叔简直成了一位博士先生了，哪里是抗日巨头杨将军呢?”杨叔说，船要在这里停留八个钟头，别人刚才都上街玩去了，只他一人在船上。他说，船靠岸后，一群记者即包围了他，问他对西安事变的感想，他只是简单地应付了他们。我问起他这次出国的目的，都去哪些国家?参观些什么?他侃侃而谈，好象背书似的，谈他要去的地方是那样的熟悉。特别是对那些外国地方名字、工厂名字，一连串的外文，他都记得烂熟，使我真钦佩他的记忆力。他说着，又补充说：“这只是个计划，是人家给我安排的，不一定符合我的想法，在可能时很想改变一下这个死计划，到我要去的地方去。”我说，暑假后，我准备去法国继续求学，他听了很高兴，叫我事前给他去电，他一定在法国接我。接着，他为我谈了舅父的一些情况。说今年春上在三原为舅父祝寿，他专程去住了几天。说舅父这一时期身体还好，并说，舅父为他箍的窑已经告竣，夏天就不会热得受不了了。还说，他临走专门去看了舅父，并给舅父留了笔钱，说这钱主要是给我们几个学生上学用的学费。他对舅父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
接着杨叔又触动情感谈起西安事变一些事。他又兴奋又感慨，末了说：“我要抗日，却要我去游山玩景，这不是矛盾吗?”看起来，他是不愿离开他的部队，不得已而去出国考察的。随后，又谈到一些别的问题，问起我的学习、生活；问起陕西留日同学的情况等等。我在船上待的时间不短了，本还想等一等见见杨夫人和孩子，还有他的几位随行人员；但他们尚未回来，我恐影响杨叔的安全，便告辞。杨叔依依不舍，临别时，又特别叮咛我，要我一定去法国，说他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我走出大船后，好久，好久，心情未能平静。谁会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与杨叔的永别啊!
紧接着，七七事变爆发。我回了国，在上海参加了“八一三”抗战工作，最后才回到三原。我为舅父讲了我在横滨见杨先生的经过，舅父叹息地说：“也好，看一看人家先进的国家，会增长见识，但不知你杨叔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说：“抗战了，理应让他早些回来!”舅父说：“这是天真的想法，蒋介石能相信他，让他回来抗战吗?”
就在这年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樊雨农突然由西安来舅父处，说杨先生叫他先回来，他是坐意大利船提前一周抵香港，杨先生叫他先到三原舅父处打个招呼，再去东里看看老太太。舅父问明了经过，满不以为然地对樊说：“你快去东里堡见见老太太，不要停留，马上回西安去香港接杨先生。你对杨先生说，叫他无论如何先回西安为上策。一定要吸取汉卿的前车之鉴，谨防坠入罗网，切记!切记!”樊匆匆地走了。舅父一直在等待着。谁知杨的消息越来越坏，继而，得悉杨夫人等也失掉了自由。杨先生在哪里?犹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至于各方面的营救与呼吁亦均付诸东流。舅父每一念及，也只有长叹而已。
舅父自杨主陕后，任陕西省政府高等顾问之职，家庭生活主要靠每月薪俸维持。一九三八年春，舅父忧国忧民，郁郁不乐，病情越来越严重。这时，孙蔚如任陕西省主席，孔从洲任三原警备司令。他们对舅父的健康非常关心，不时前来探望。孙特别叮嘱孔说：“蒙先生的病，你要负责尽心关照!”孙从西安为舅父请来医生，孔亦亲自四处延医，多方照应。他们来后，也常常与舅父谈及杨先生，怀念杨先生。
舅父教诲我们说，他一生戎马奔波，一无建树。他说，多少年来，他总想为家乡办个学校，而始终力不从心。幸而，杨与辅丞都接受了他的建议，创办了尧山中学与崇实中学。也算是了却了他的夙愿。至于他遗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书。舅父在病情危急时，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叫我看他在日记后面所写的几个较大的毛笔字。我念道：“要看仇人下场，要看敌人灭亡，老夫不死!”舅父问我：“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说：“懂，仇人指蒋介石，敌人指日本帝国主义。”舅父微笑说：“好!好!”我知道舅父是在关心抗战，怀念杨先生。这时，抗日的烽火已点燃中华民族的每个角落，可是抗日英雄却仍被囚在杳无人烟的黑暗牢笼中，能不令人痛心疾首吗?!
舅父的病，终于医治无效，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六日与世长辞。后事悉由孙蔚如主席主持办理。舅父一生胸怀若谷，疾恶如仇，治军严；其在事也，能理繁剧，任劳怨。所遗诗文不多，惜均佚失。至其他遗物，如井勿幕、于右任、杨将军以及多少人的信札、照片等，讵料数十年沧海桑田，亦散失不存。
杨老太太于一九四三年亦忧郁病逝。在这里，我还得回忆一件事，大约是抗战胜利不久的一天，茂三先生来北城妗母处，拿来杨先生写给老太太及舅父的一叠信，信是用钢笔写的，由于时间久了，其中有些字已模糊，辨认不清。据说这是杨先生在重庆通过一位好心的同乡医生之手秘密地传递出来的。但这时老太太和舅父都已不在人世。可以想象杨先生在狱中是多么想念他的老母和亲人啊!亦不知此信尚在人间否?
以上回忆，谨献给尊敬的杨虎城将军与敬爱的舅父在天之灵，以表寸心。其中有些事迹是我含着泪水写出来的，虽然属于生活细节，但也是诚挚的记述。
(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蒲城)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