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杨虎城将军-深情怀念杨虎城将军
刘宗宽
我师范毕业时，正值国民革命兴起，杨虎城将军受任为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南下，直趋关中，驻节耀县，好象一把尖刀刺向敌人腰背。
我毕业后，因不甘受地方军阀缑保杰部的欺凌压迫，毅然背过家庭，约同学王梭，径投杨将军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作抄写工作。旋黄埔军校招生，将军选送青年军官，介绍前往投考。我闻讯，即与王俊向将军请求。将军说：“去到那里要当兵吃苦啊!”我说：“当兵吃苦都不怕。”将军又说：“到那里去是革命啊，到那里就成了民党了，被人家(指北洋军阀)捉到要杀头的!”我说：“我们就是要革命，不怕杀头。”将军说：“那好，加上你两个的名字，送你们去。”当时正在酝酿大战，道路梗塞，行动诸多困难。将军为了大家利于行动，便绸书介绍信让我们藏于衣服中，分途前往。我和王俊一行，在将军的关怀鼓励下，化装成升学青年，冲破重重阻难，终于到达了广东。从此我走上了人生新的征途。“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之所以有日后，与将军的指引、培养是分不开的。
我在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后，仍回部队。当时正逢吴佩孚东山再起，奉直两系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屡战失利，败退豫西。而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率部赴豫西援岳，又被刘镇华所败，全军覆没，只身化装逃回陕西。刘镇华率领号称十万之众的军队，直趋关中。李虎臣在豫西失败之日，我正被阻与陕州。经当地友人设法，渡过黄河，绕道山西回陕。途经大荔，麻振武部正响应刘镇华，将有异动。我目睹形势紧迫，原拟回家探望老祖母的想法已不可能，遂与二期同学王景明，径趋三原东里，向杨将军面报所见情况。
我回到部队的时候，正是在陕各军将领在三原开会讨论联合御刘一事之后。这时刘镇华已兵逼西安东郊。而李虎臣逃回陕西后，尚举棋未定，其部分部队已向甘肃方向撤退中。在这陕局危急存亡紧要关头，杨将军环顾全国形势，当机立断，进军西安，坚决协同李虎臣部共守西安，抗击刘镇华，打破吴佩孚进窥西北半壁河山的企图，以等待行将举行的北伐战争。我回到三原东里之次日下午，将军即集合所部队伍讲话，说明中国大势及进军西安抵抗刘镇华的重大意义，激励士气。当日部队即向西安进发。我随总部副官长董瑞生前往西安打前站。次日下午先头部队甫进城，东关外战事紧急，国民二军部队纷纷向城内溃退。在此千钩一发之际，刚刚到达的部队，未及休息，即紧急出城应战，击退敌军，稳定了战局。这时我深深领会到将军远见卓识，英明果断的卓越领导才能。“二虎守长安”的战役从此开始了。
将军到西安之后，即任我为他的随从副官。从此，我与周诚二人在八个月守城中，始终追随将军左右。当时同仁们戏称我二人为“哼哈二将”。因之对将军的为人处事更有了亲身感受，进一步加深了对将军的敬佩。
在西安守城期间，有以下数事，至今我犹有深刻的印象。
一，在统一指挥、团结友军、坚守西安、共同抗敌问题上，杨将军表现出谦虚、团结、顾大局的崇高精神。当时城内军队有原在西安的李虎臣的国民二军第十师残部、陕西陆军第六师卫定一的一部，和新开来的杨虎城的国民第三军第三师的部队。三个不同系统的军队，在作战指挥上不免有很大困难。因此，统一指挥和加强团结便成为急不容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将军表现了极大的谦虚和团结的祟高精神。当时论实力，李虎臣主力损失殆尽，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论地位，李系陕西督办，但新败之余，战志不坚。而将军所部则为常胜的精锐部队，人数超过李、卫两部，将军又有善战和指挥才能，素负盛名，为当时人心所向，又是主张坚决守城的中心人物。卫定一论资望、论实力，均不能与李、杨相比。从守城担任的任务看，李部担任南面，卫部担任西面，杨部担任东、北两面，东、北两面正是敌人攻击的重点，所以杨部担任防务作战的重点方面。但为了团结李、卫两部，将军提出：取消国民二、三两军番号，统改称陕西陆军，以李虎臣为总司令。李则提出杨为总司令，将军坚决退让，并坚决拥李，于是以李虎臣为第一师师长，田玉洁为第二师师长(驻泾阳)，杨虎城为第三师师长，卫定一为第四师师长，李虎臣为总司令，杨、卫二人为副总司令。从此统一了指挥，加强了团结，这对坚守西安起了决定性作用，而将军则是其关键人物。
二，坚决镇压投降派，稳定人心，把保卫西安守城之战坚持到底。刘镇华入陕，除依赖其所谓十万之众的兵力，还企图利用他所收买和豢养的一些陕西地方政客、文人为他效劳，从事分化瓦解工作，以达到他和平取得西安的目的。而当时西安城内也有一部分地方人士搞所谓“和平期成会”的投降活动，特别是作战已到艰苦的后期，粮食告尽，军民争食，人心最易浮动的时期，这种和平投降活动为害极大，若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不足以稳定人心，振奋斗志。于是将军果断地枪毙了主张和平最力的西安大绅褚小宓，从此再无人敢公开提出所谓和平问题。这是坚守西安中的一件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它反映了将军誓与贼不两立，坚决与西安共存亡的战斗决心。
三，发动群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相配合。在坚守西安之前，陕西因驱逐吴新田而发展起来的学生运动，在“五卅”惨案发生后，已把反军阀与反帝运动结合起来，声势浩大。三原是共产党领导群众运动的中心，而杨将军是这一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坚守西安，抗击刘镇华，不仅是陕西人民的要求，而且也得到进步群众组织的积极支持。当时西安既有以共产党员王授金等人为领导的国民党组织，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及其领导下的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在杨将军的支持下，守城期间，学校从未停课，并且在暑假期间，还在第一中学举办了大规模的暑期学校，各校教职员学生参加者千余人，声势浩大，讲授革命进步课程。在整个守城期间，群众运动始终是蓬蓬勃勃进行的。虽然坚守西安八月中，粮食困难，死亡枕藉，然人心始终安定，必胜的信念是坚定的，这与西安进步群众组织活动，对西安城内群众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对坚守西安战斗起了积极支持和配合作用。这种群众运动与军事行动的相结合，是将军戎马倥偬中重视群众运动的必然结果，也是坚守西安战斗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战斗危急关头，显出指挥才能。刘镇华久围攻西安不下，乃采取坑道爆破轰城办法，将西安东关城墙轰垮一个大缺口，集中火力掩护突击部队，蜂拥突入。守城的第一游击支队黑子斌部立即集中兵力与火力向敌反击，双方发生肉搏战，反复冲杀，使敌不得进展，但伤亡很大，守军兵力有限，情况十分危急，将军急调骑兵营郝鹏程部紧急增援，击退了敌人，稳定了战局。西安城周围数十里，敌人的坑道爆破攻城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有防不胜防之虞。将军立即采取了以坑道对坑道的对策。首先，在城墙内四周遍布了大瓷瓮，派人守听，如发现有掘地声音，即向其方向掘坑道以破之。因此敌之坑道作业均被破坏，卒未得逞。敌坑道爆破失败后，狗急跳墙，乃另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办法，事先准备好许多棉花包，于一夜之间，在东北城角外，用大棉花包垒起了一个高于城墙的临时炮台，架起迫击炮和重机关枪，乘拂晓集中火力，对东北城上守军猛烈射击，企图从这里搭云梯爬城。战斗一开始，炮火即极为激烈，守城士兵，伤亡仅留有二人，仍坚守岗位对敌战斗。师部王参谋前往城上察看情况，一上城就被敌炮弹炸伤阵亡，情况万分危急。将军立即命令卫队营孙友仁部跑步出城，由北关向东对散右侧背突然出击，以泰山压顶之势，狠狠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打得敌人昏头转向，死亡枕藉，残部狼狈逃命，连阵地的武器都顾不及拣走。这次缴获武器不少，横尸遍地，护城河的水也被血染红了。这是西安守城战中，两次千钧一发、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紧张激烈的战斗，均因将军指挥的快、狠而击退强敌，以少胜多，转危为安。
五，在困难中，不忘部属，有与士兵共甘苦的精神。在西安守城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问题。由于西安平日粮食全靠附近各县供给，平常储存量极少，最大只能维持平日正常人口二三个月之用。而当时一时军人骤加，用量激增，不久交通全部断绝，没有粮食进城，仅靠往日储存，就难统筹兼顾，均匀供应，到后来把所有可以用作充饥的骡马、狗、野菜、树叶、树皮、草根，皮革及制品、药材，甚至油渣，也都搜罗殆尽，最后竟至军民争食。我们在将军左右，尽量设法能使将军勉强可以维持面食，而将军却常问我们有面食吃吗?我们则答“有”。实际我们已吃油渣了。部队中有时找到一点粮食，专门给将军做些大饼送来，将军总要分给我们一些吃，从未遗忘。这种关心部下的精神，使我深深感动。有一次，将军与李虎臣上城巡视，走到南城上，正逢守城士兵开饭，吃的是油渣馍和杂菜汤，将军拿了一个油渣馍大口大口吃，并说还好吃。而李虎臣则尝了一下皱起眉头放下了。相形之下，无任感慨。当将军驻守城西北隅喇嘛寺，等待援军进展消息时，有人在寺内神龛后发现了一小宗粮食，将军严令不许乱动，让把这些粮食送给医院伤病员食用。将军这些行动使我深深感动和敬佩。
坚守西安的战争实际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不仅拖住了吴佩孚手下的镇嵩军号称十万之众的兵力，也切断了他们与西北方面的联系，使其侧背受到严重威胁，为北伐军正面减少了十万敌军力量的抵抗，在战略上起了策应北伐战争的巨大作用，并且直接为冯玉样从苏联回国后在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率军援陕，策应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光荣的地位。这是与将军的光辉名字分不开的。
在我追随将军的岁月里，我深感将军确有许多过人之处，使人由衷的钦佩，绝不是反对者和一般庸夫俗子所恶意中伤，或鹦鹉学舌，道听途说的诬蔑所谓“土匪”、“军阀”、“卤莽武夫”者之流。
将军所部虽系地方封建武装集团性质，但将军用人，绝不封建，而是五湖四海，东西南北各省人都有，也不是一派一系，而是国民党、共产党、第三党、无党无派的人都有，只要是人才，有事业心，与他志同道合，就引用和信任，最突出的有共产党人魏野畴、南汉宸、申伯纯、许权中、王炳南、王泰吉、张汉民、阎揆要、刘威诚等人，都担任着高级军政要职。共产党人唐则民(哲明)和十七路并无历史渊源，只凭我一封介绍信，将军立即委以参议，入陕后担任了总部军械处长，双十二事变后，抗战军兴，他去解放区，解放后，任南京工兵学校校长。
将军早年失学，入社会后，又担任军事领导工作，东征西战，忙于军事，无暇安静下来学习文化，但他却极重视国内外政治时事学习，也学习一些专门政治理论知识、历史知识，以及中国的著名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这些都是请人专门给他读、讲，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他对国内外政治、经济、中国历史都具有一定的知识。他常谈到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除军事侵略外，还有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向中国廉价倾销洋货，挤垮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等等。认为军事与政治两者互为作用，相辅相成，从来就没有单纯的孤立的军事，这正说明将军是具有政治头脑的军人，而不是一般武夫。所以将军有高瞻远瞩的见识，能以顺应时势，这是将军独具卓识过人之处。不知者讽刺将军好高骛远，高谈阔论，不务实际，说什么一个军人还是少谈些政治，多谈些军事，多抓一下自己的军队为好。实际这才是庸夫俗子之见。
将军除好谈国内外政治时事外，也喜谈诗作诗。在西安守城期间，经常在左右谈国家大事和诗词的有：王岐山、韩望尘、张瑞卿、王一山、王宝珊、王宗山(此人后被胡宗南收买，投靠蒋介石，逃往台湾)、匡厚生等人，由于这些人中不少人以“山”或山字同音如“珊”为名，便有“虎不离山”之称誉，其意为“虎得山而益威”。将军作的诗词，当时我记得不少新旧佳作，现因年久大都忘记。还能回忆起的有以下几首：
守西安以前旧作二首
五言绝句二首
(一)征途夜宿有感
夜半雁声过(应读歌韵)
征人感慨多，
誓摧铜马尽，
还我旧山河。
(二)感 时
西北大风起，
东南战血多,
风吹铁马动，
还我旧山河。
西安守城中新作二首
七言绝句一首
赠 友
去年虢国赠锦裘，
今日罗衫此地游，
荏苒光阴快似箭，
狐鸣篝火何日休。
四言诗一首
伤心痛苦，民国十五；
名虽共和，政愈秕腐；
内忧外患，交相侵侮；
戡定祸乱，万姓鼓舞。
守城中这两首新作，都是一九二六年夏在盐店街中州会馆内养病时所作。而这一首四言诗，当时叫作“俚词”，作成后，由秘书席实生和我二人分别书写了许多把白纸摺扇，分送友好。今天在西安还可能得到这种纪念物。
将军对于重大军事决策，总是事前先听取部属意见，然后自己冷静思考决定，一般是当机立断。有时，因情况复杂，一睡几天，才作决定。如对唐生智作战，就是如此。决心下定后即坚决执行，毫无犹豫。他的决策总是从全局着眼，所以能得到很好的成功。将军在部队中有极高的威信，不仅是由于他作战决策正确，而且他的作战指挥有独到之处，机警果断，动作迅速敏捷，他选择攻击重点，总是选在关系敌人全局最要害的地方，并且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狠狠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唐生智作战，攻击重点选定在唐生智大本营所在地驻马店，指挥第一旅三个团的兵力，乘冰天雪地，踏着没膝的积雪，一举攻入，并进行巷战，击退其反攻，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使唐生智归于彻底失败。二次对阎、冯作战，将军亲率所部，从敌人空隙，孤军深入，挺进到龙门，突破敌龙门防线，直逼洛阳城，出敌意外，打乱了宋哲元的军事部署，使战局顺利发展，很快进入陕西，结束了战争。
将军善于讲演，富有逻辑性和鼓动力，有如气贯长虹，语言铿锵有力，极富于感染力和说服力，在我所接触到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没有可与将军相比的。每次作战，他大都先要给部队讲话。他讲话后，部队官兵就信心增强，斗志昂扬，士气为之大振。将军曾说：只要我到部队驻地走一圈，官兵精神都要振作几分。这说明部队上下相通，团结无间，对将军有极大的信任和崇敬。
将军对部属，除正式公文按职务称谓，通常电报、信函，都以兄弟相称，极少官场腔调，所以十七路部队上下之间，习惯于兄弟相称，无话不谈，颇有民主空气，而又能主动服从，所以关系亲密，团结无间。这是与将军以手足之情对部属的民主作风分不开的。这是部队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
将军是封疆大吏地位，但并无官架子，部属谁都可以谒见，亲切畅谈。他生活上没有什么特殊嗜好，烟茶从不讲究，吃饭有什么吃什么，从未计较过饮食好坏，甚至还保持有农民的生活习惯，粗米淡饭足可充饥。在旧社会官场中打麻将成为社交应酬、拉拢关系的主要媒介，而将军却不通此道，我从未见过将军打麻将。将军为人正直，作风正派。
将军主持陕政期间，为地方办了许多好事，其最主要者，为任用举国闻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建设厅长，兴办水利，先后开凿了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陕西水利之有今日规模，是将军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发展教育事业，拨出专款，使教育经费独立有了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了保障。兴办了著名的尧山中学。交出省政后，还不忘提倡教育，一九三四年夏，他准备在蒲城刘家庄创办一所完全小学，曾专门和我到刘家庄勘查校址，计划先拨一万元现洋，购买校址，建筑校舍，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当校长人选，未即实现，以致终成泡影。被迫离职出国时，犹对此事未办，感到不安。第三，一贯主张言论自由，支持学生运动。陕西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驱逐教育厅长李范一，打戴季陶并烧毁其汽车等运动，都是得到将军支持的。所以陕西抗日、民主空气一直很活跃。
将军是一贯爱国的，是追求进步和革命的。当年不倒靖国军旗帜，是为保存革命种子和保持革命气节。在两次蒋、冯、阎战争和蒋、唐(生智)战争期间，将军采取了附蒋路线，帮助了蒋介石。他对蒋介石并不是有什么特殊信仰和幻想，而是权衡当时全国形势，为了缩短战争时间，减少人民痛苦，同时有利于部队的发展壮大。他对蒋介石的为人是清楚的，长期以来同蒋介石之间进行着微妙而紧张的斗争。这种斗争，入陕后，公开激化。先是蒋介石夺取甘肃省的政权，并迫令将孙蔚如部队撤出甘肃，继又夺取将军陕西省主席，借追击红军又把胡宗南部开入甘肃，对十七路进行监视。特务大肆造谣中伤，事事掣肘为难，同蒋介石的关系很紧张。一九三四年夏，保送我去南京上陆大时，特嘱我绕道南昌，去谒见蒋介石，向他报告部队情况，表示对他“效忠”，请他不要相信谣言。我见到蒋后，举出两次对阎、冯作战和对唐生智作战，将军当时所处地位，完全可以同别人合作，但将军并未如此，而是站在他的一边，支持他，并出了大力，起了决定性作用的。说明对他并无二心，请他相信将军，不要听信那些诬蔑不实的报告。蒋介石听了很高兴，临行还特意送了我五百元现洋的旅费。这说明当时将军处境之难，为了对付蒋介石，用心之苦可谓至矣。对好用权术的蒋介石不得不用权术以制之。
九一八事变后，将军一直主张抗日收复失地，除当面向蒋介石请缨抗日外，当时部队中广为印送《田中奏折》。我当时就印送了大量的，并在贺年片上印有不忘抗日、收复失地的诗词，用以广为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以唤起国人抗日的同仇敌忾之心。当时部队中主张抗日的空气很浓厚，这同将军主张抗日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我上陆大期间，暑假回西安时，将军问我：“中央对抗日态度如何?”我因受了何应钦的“准备论”影响，便以“准备论”回答，将军听后，沉默片刻后说道：“何时才能准备好呢?”这都说明将军对抗日是多么关心啊!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终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之次日，即十二月十三日晚，我在南京便被特务以将军亲信而捕逮，作为人质，直至事变和平解决，才获释放。我虽未亲身参加西安事变，但与事变发生有着血肉关系。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动的，而直接发动者为张、杨两将军。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民族大业。张、杨两将军是有功于国家民族的。而蒋介石却恨之入骨，在蒋介石看，爱国抗日有罪。将军被迫出国后，抗战即行爆发，将军闻讯，急欲回国，投入抗日洪流，以偿夙愿，屡电请求，不得要领。终于在蒋宋合谋下，把将军骗回国。当谢葆真去汉口迎接将军时，我曾托代口信，欢迎将军回部队领导我们抗日。不料将军甫抵国门，即被扣留，关押起来，不能不令人愤恨。
一九四六年六月，我通过郭则沉同志，接受中共意见，借机参加到重庆行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前身)，为党做地下情报工作，曾听到将军被关在重庆某地的非正式消息，立即告知则沉转告中共，并商量设法营救，终因我们想不出办法，而徒叹奈何!一九四九年二月，李宗仁电令重庆市长杨森释放杨将军；同时于右任特电我告知此事，并要我就近迎送将军到南京。我接电后，即电话问杨森，他推说不在他权力范围内，他无办法，要我问徐远举。我问徐，徐答：这事他管不了，看守所长是保密局直接派的，不听他的，关于杨将军的事，要奉化(指蒋)点头才行。他又说：“只要有释放的消息，我事先一定告诉你，你可到他处住一宿和他谈话，次日你亲送他上飞机去南京。”但此后，如石沉大海，毫无动静。不料重庆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同志把我从沙坪坝重庆大学接回城内后，便听到将军已于是年九月十七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戴公祠内。当时我听到这个不幸消息不禁痛哭失声。尸体埋于被害房屋之侧的花坛内，将尸体寻获后，已经腐烂，不能辨认是否其人，当时领导关心我们安全，不要我出头露面，以免意外，但要我辨认将军尸体，因请秦一民同志代我前去觅尸验尸，将尸体拍照，照片拿来由我辨认。我根据将军的体态耳低于服的生理特征，证明是将军无误，加以有谢葆真的骨灰盒同埋一处，更证明决不会错，遂予大殓、追悼、运陕安葬，党和政府及人民给予了极大的哀荣。将军抗日志愿未遂，竟惨遭杀害，不能不令人悲愤！而将军未竟的事业，已由中国人民承担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扬光大了。将军有知，亦将含笑于九泉。
(一九八三年五月)
回忆杨虎城将军/文史资料研究会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